1552年12月2日的晚上，弗朗西斯科·沙勿略，这位打开日本信仰之门，并梦想着在中国也做出同样业绩的耶稣会士，在一个叫作“上川岛”的小岛上死去了。与此同时，在广东的监狱里，葡萄牙的囚犯在痛苦地呻吟，神秘的中国紧闭着大门。这之后不久，曾经因为错过了一些商业机会而遗憾的那些有影响的广东商人，成功地通过广东巡抚林富[49]，促使中国将防卫大门稍稍地打开了一点。广东有限贸易之谨慎的开放始于1554年。葡萄牙人在中国南海岸的一个小半岛上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叫作“Macao”的社区。这就是“澳门”。澳门注定要在西方与东方的历史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且赢得巨大的声望。
与大墙上的这个小裂缝不同的是，中国仍然处于以往的孤立之中。传教士们一切旨在打破壁垒的努力都被宣告无效。1555年，巴雷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试图进入广东，但失败了。1563年，有8位耶稣会士在澳门工作。这时的澳门有5000名居民，其中900名是葡萄牙人。1565年，他们的会长弗朗西斯科·派瑞斯（Francico Peres）携带一份要求允许他们在中国开教的正式申请书，来到广东巡抚衙门[50]。他受到非常有礼貌的接待，并被通情达理地劝告要学习中文，然后被送回澳门。
三年之后，一位后来成为耶稣会第三任会长的弗朗西斯·博尔吉亚[51]（Francis Borgia）秘书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瑞贝拉（Juan Bautista Ribeira），以其特有的壮举在中国沿海住下了。他在孤立无援、未经批准和不精通语言的情况下，提出在中国传教的申请。但是他招致的不仅是中国人的不高兴，同样也有他的上司的极不愉快。为了平抚他的痛苦，他被派回了欧洲。他在那里所做的关于中国的报告，成为天主教进入中国毫无希望的箴言。“在我居住澳门的三年中”，他向总会长报告说：“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一切，力图进入这个大陆，但是我认为，我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52]在他所说的“所有能做的一切”中，显然不包括通过尊重中国的文化而接近中国这一项。在同一封信中，他拥护和鼓吹使用武力，这一点对他来讲是不奇怪的。他说：“让中国人改变信仰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依靠武力，在军人的面前给他们指出这条道路。”
巴雷托也同意瑞贝拉这一危险的观点。当他与瑞贝拉一起待在澳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569年11月2日的信中，他就表达过这一愿望，即欧洲的君主们应该停止彼此之间的争论，“用武力迫使中国的皇帝给予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权利，同时给予当地人接受真理（即福音）的权利”[53]。
在试图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他们着手在另一处地方寻求发展。1565年5月8日，西班牙的莱加斯皮[54]远征军航行到了墨西哥，在古巴岛上登陆，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西班牙人在整个菲律宾建立起它的统治。对与西班牙远征军同行，并出色地扮演了征服者角色的奥古斯丁修会[55]（Augustinian）的传教士来说，菲律宾只不过是他们征服亚洲大陆的一个歇脚地而已。1571年6月24日，莱加斯皮（Legazpi）总督创建了马尼拉城。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能确定他的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pines）“是否希望我们立即向中国进军”[56]。四年以后，奥古斯丁会士拉达（de Rada）和玛瑞恩（Marin）作为执政官拉维札瑞斯（Lavezaris）的使者来到中国。他们受到福建官员周到礼貌的接待，好酒好菜吃过之后，又送他们返回马尼拉。
少得可怜的快乐预示了四年后的悲剧。四名奥古斯丁会士刚从西班牙到达菲律宾。之后不久，他们在广东附近登陆时被捕入狱，遭到粗暴的对待。其中一人死在了监狱里，其余的得到释放，但被驱逐出境。一人回到马尼拉，另两人在澳门居住。在澳门城里，他们建造了第一处方济会教堂。他们的声音也加入了那些曾经试图攀登中国之墙，但无功而返的人们的悲观大合唱之中。托第斯勒（Tordesillas）写道：“没有修女的修道院，是能够比较好地遵守规则的修道院。”[57]他的同伴阿法罗（Alfaro）补充说：“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58]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即使是月球也是可以到达的，重要的是方法。
在沙勿略死后的24年里所使用过的各种传教方法，就其性质而言，并不比那个时代狭隘的“欧洲人主义”有什么进步。那些尝试着潜入中国的传教士们，在克服对中国语言和风俗习惯的无知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只有一个例外，即1575年回到马尼拉的奥古斯丁会士拉达，他带回了100部涉及了方方面面的中文书籍。此外，他还报告了他在中国的经历。这给欧洲人描绘了一幅中国及其制度的真实图画。但他对其他方面，如宗教、历史、哲学、文学，甚至语言都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
是一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范礼安[59]（Alessandro Valignano）给予天主教的进取事业以全新的指导。范礼安是一位民事法的博士，曾在教宗保禄四世（Pope Paul IV）的教廷里工作过一些年。1566年，28岁的范礼安加入了耶稣会，他给耶稣会带来了非凡的智慧与精神财富。1573年，耶稣会总会会长任命他为修道会长，并委以东印度全体耶稣会士巡察使一职。当时的东印度在欧洲人的地理概念里包括了日本和中国。
范礼安于1574年3月24日从里斯本出发，与他同行的还有41名将要从事各种各样事业的耶稣会士。从1577年10月到1578年7月，他第一次驻留澳门[60]。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通过观察和询问，他对中国人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他称其为伟大的和杰出的人民），同时也洞察到以往失败的原因。“渗入中国唯一可行的方法”，他在给总会长的信中写道：“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与我们在其他国家所用的完全不同的方法。”[61]
这可以称为是“划时代的观察”。它明确地预告了“欧洲人主义”的时代被打破了，代之以尝试一种新方法，将天主教作为一个外国的胚芽移植到具有反抗力的、不友好的中国文化的躯干上。天主教回归到最初的、发生潜在作用的角色，悄悄地进入中国文化的躯体，并尽力使之发生内在变化，这就是范礼安的见识。但不能说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规划，制定出这种规划在当时还是不可能的，它只能逐步地形成。在他那个时代，他的打破旧有传教方法的观点的革命性的特征，不会存在于一个与之相应的、完整的计划中，只能存在于基本态度的改变中。
“欧洲人主义”是一个精神的王国。它存在于以欧洲文化形式为终结的狭隘的、高傲自大的假设当中。这些文化形式被附加了绝对的价值，因此它不可能认识到其他文化的固有价值。欧洲以外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曾经被他们热情地招待过的，或是在武力的强迫下被不得不招待的欧洲人终生地侮辱和蹂躏，他们的感情被永久地伤害了。
“文化适应”，是以尊重当地文化为基础的，它植根于谦虚的精神和对无论何方的人民都有同等价值的理解之中。范礼安的这种新的，也可以说是相当古老的用以解决传教难题的方法，是具有革命性的。
在将他的完全有意识地表述的新政策付诸实施时，范礼安没有浪费时间。当时在澳门的耶稣会士对范礼安的观点并不认同，他们也传染上了太深的“欧洲人主义”，他们坚持，在澳门的中国教徒必须起一个葡萄牙人的名字，必须穿葡萄牙人的衣服，遵守葡萄牙人的风俗习惯。于是，范礼安要求耶稣会果阿省区教长派遣意大利人伯纳迪诺·德·费拉里斯（Bernardino de Ferrariis）到澳门来，但是德·费拉里斯当时不能脱身，果阿省就派罗明坚[62]（Michele Ruggieri）来代替他，罗明坚也是一位意大利人。
罗明坚于1579年7月到达澳门，这时范礼安已经在两周前到日本去了。范礼安给他留下了指示，让他去学习“读、写和说”中国的文字和语言。这是迈向对中国文化渗透的第一个步骤。
1580年11月，罗明坚跟随一些葡萄牙商人来到广东。这些商人曾得到允许，每年到广东做两次商贸旅行，一次在春季，另一次在秋季。在路上，罗明坚劝说他的同伴们，要遵守中国的礼仪，而以前的耶稣会士们一般是不注意这些的。这样做使中国的官员很高兴，他们改变了对葡萄牙人以往的看法，因而自始至终都邀请罗明坚出席所有公开的会见。
第二年春天，当罗明坚结束他的此次行程时，他已经表现得很懂中国礼节了。在接受官方的会见时，其他人一律要行下跪礼，而他却被允许免除了这一礼节，可以站在那里。他被安排住在为暹罗和交趾[63]每三年一次的进贡使者进京路过此地而准备的驿馆里。秋天，当他又回到广东时，广东的总督及副手和军事长官都出席了他主持的弥撒。后来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罗马教廷的弗朗西斯坎·蒙蒂利亚斯（Franciscan Montillasd）的批准[64]。这似乎非常简单，那么多年面对正面的进攻仍然是紧密关闭的大门，开始在同情、理解和文雅的压力下打开了。
中国的官僚们欣赏罗明坚所做出的努力，但是他的澳门耶稣会的同僚们却不欣赏。从一开始，罗明坚就遭受到他们缺少同情和理解的态度的折磨。他们对罗明坚说，他在浪费时间。他们冷嘲热讽地说，那些能够在听了他的布道之后就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还没有出生呢！在澳门的耶稣会会长以让他再做一些行政工作为由，顽固地阻挠他的中文学习。甚至在日本的范礼安一再干预，也没能终止这些琐碎的干扰。
“如果范礼安神父不在这里主持工作”，罗明坚在1580年11月8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福音事业将会发生什么逆转。我这样写，是因为我听到有人说，‘这个神父，本来能够担任修会的其他神职，但是却将自己陷于这种事情。学习中文，致力于这种无希望的事业，对他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65]
三年后，当利玛窦到达澳门6个月后，他描绘当时罗明坚在澳门的日子就像是在那里的耶稣会士手中的殉教者，他说：“他们虽然是可尊敬的人，但是根本不理解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所遇到的难题。”[66]
当范礼安于1582年又回到澳门时，他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他调走了那里的耶稣会会长，把他派到日本去了。他颁布命令，凡是受命于中国传教事业的耶稣会士，相对于澳门的领导，应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权。他还强烈要求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 Aquaviva）神父不要干扰他的决定[67]。此外，他下令放弃对当地教徒的“葡萄牙化”的政策，中国的教徒可以保留中国的语言、服饰和风俗习惯。相反，代替强迫教徒“葡萄牙化”的，是传教士要使自己“中国化”。
然而，新的困难在另一方面出现了。1582年4月2日，一伙西班牙人在耶稣会士桑切斯[68]（Alonso Sanchez）的率领下在福建登陆，于5月2日来到广东。中国人虽然表面上倾向于接受澳门作为一个例外而存在，但他们还是对从另一个地方来的外国人的出现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两广总督陈瑞[69]传唤新近到达的澳门主教萨（Leonardo de Saa），要他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市长门多萨（Airez Gonzalez de Mendoza）一起到肇庆的总督官衙，让他们解释葡萄牙人在澳门行使统治权的法律基础[70]。范礼安派罗明坚代替澳门主教去履行使命。罗明坚此行给陈瑞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正是因为这样，当他返回澳门时，受到了总督请他到肇庆定居的盛情邀请。带着另一名耶稣会士巴范济[71]（Francesco Pasio）一起，罗明坚很快又回到了肇庆。在那里，他得到一座塔供他使用。在众多下属官员的簇拥下，总督正式地拜访了罗明坚，还送给他一首以中文写成的赞颂他的诗词。
来自菲律宾的下一次意外事件导致了不愉快的结果。5名方济会的托钵僧[72]在福建沿海登陆。他们在广州遭到扣押，并被投入监狱。其中一人在监狱中死去，其余的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斡旋下得到释放。他们的这次行动是颇值得注意的。事实上，这类反复的、过分的冒险行动危及了传教士们的整体处境。
1582年3月，总督突然被免职了，他同时接到了立即赴京师的命令，让他对一项指控做出解释。尽管作为文人阶层的一员，对此类的指控是可以免除死罪的。这样一来，总督就害怕由于神父们在肇庆的出现，为别人控告他偏袒外国人造成口实，所以他命令罗明坚和巴范济离开肇庆。期望能软化这一灾难的冲击，他写信给广州港口的军事指挥官，指示他允许罗明坚和巴范济在那里定居。然而已经离任的官员的命令是没有分量的，罗明坚和巴范济还是被强行送回了澳门。
所有萌芽的新希望似乎都被残酷地毁灭了。但是在6个月的时间里，命运之轮转了整整一周。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罗明坚被再次召回肇庆，也许是他交往的好朋友之一，广州巡抚和肇庆长官王泮[73]起了作用。罗明坚写了一份要求一小块建造住房和教堂的土地的申请。不出一周，从王泮官衙来的一名官员来到耶稣会士在澳门的定居点，他带来一份官方文书。文书上说，罗明坚的要求已经由新任的总督郭应聘[74]批准了。
这时巴范济已经到日本去了。替代他位置的是由罗明坚带回到肇庆的年轻的耶稣会神父利玛窦。不到三个星期前，利玛窦刚刚过了他的31岁生日。他命里注定要在他结束27年的全部生涯之前，去着手书写文化关系史和传教史中那最为辉煌的章节之一。
罗明坚与利玛窦于1583年9月10日到达肇庆。在那里，他们在总督给予的土地上，建造了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天主教建筑。天主教在以前也曾到过中国，但是与之有关的遗迹，包括七世纪到八世纪非同寻常的景教，和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方济会辉煌的成就，都被埋葬湮灭很久了。而现在，一个新的局面开始了，而且不管遭遇怎样的灾祸，它都能挺过去；无论受到怎样的挫折，局势有多么令人沮丧，它都坚持下来了。天主教教会从这一天起，就再没有停止在中国的存在。范礼安的传教政策得到了验证，那些对罗明坚苛刻的批评和挑剔，也不值得一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