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有两种不同性质和方向的改革——利加乔夫评价苏联改革的成败[9]
原《独立报》编者按：利加乔夫是改革时期复杂而评价不一的人物之一。最初他是戈尔巴乔夫的亲密战友之一，而后成为政治局内戈尔巴乔夫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经利加乔夫的批准，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妮娜·安德烈耶娃的公开信《我不能放弃原则》之后，利加乔夫几乎被视为“改革”的主要敌人。利加乔夫向《独立报》政治版的责任主编罗莎·茨韦特科娃讲述了当年与戈尔巴乔夫如何分道扬镳和反酗酒运动。
利加乔夫[10]曾经说过一句名言：“鲍里斯[11]，你错了！”
茨韦特科娃：叶戈尔·库兹米奇，今天经过半个世纪以后，您如何评价“改革”这一概念。
利加乔夫：首先，改革指的是什么？有两种观点和两种立场。关于第一种，我绝对赞成并因此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辛勤工作。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在不消除苏维埃制度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复兴。要知道在1980年以前，国家仍具有强大的经济和社会文化能量，对世界发展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茨韦特科娃：难道改革以前不是所谓的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
利加乔夫：我们的敌人和反对者是这样认为的。但这是一派胡言。勃列日涅夫当政长达18年，在这期间国家的工业潜能增长了2倍，农业经济增长了50%，人均工资几乎增长了50%。在这18年间建立了5座大型核电站和2个汽车制造工厂——卡马斯汽车厂和瓦兹汽车厂[12]。
这一时期不仅创立了几千个企业，而且建立了一些区域性生产综合体。例如，我曾经积极参与建造了西西伯利亚煤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
在勃列日涅夫上台的第一年，我们开采出100万吨石油，而在其去世的那年，1982年，国家共开采了3.25亿吨石油。此外，在西西伯利亚煤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内建立了多个世界上领先的大型石化联合工厂，兴建了几十座新兴城市，铺设了几千公里的道路和输电网。这怎么能是停滞？而现在的建设能力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千分之一。
茨韦特科娃：但苏联经济仍有不少问题？
利加乔夫：是的，在那之前就已经积累了很多困难，应该解决。例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和民用产品生产效率之间的差距一直在扩大，我们越来越落后。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方面也明显落后，这同样很重要。不能满足居民消费支付能力和对优质消费产品的需求，商品短缺现象极其严重。联盟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累积了大量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改变。类似的改革在苏联也曾出现过——从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从新经济政策向工业化的过渡等。因此改革过程本身没什么令人惊奇的。
茨韦特科娃：我明白您是怎么认识和理解改革的了，那么对改革的第二种立场呢？
利加乔夫：另一种立场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及其追随者的立场。为了为其背叛社会主义、出卖党和人民的行为辩护，他们想出以下解释：苏维埃体制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她曾经创造了光辉的历史业绩），但是它无法改革和完善，只能打碎并且应用资本主义体制取而代之。这就是他们的观点。
人们常说，改革确实曾有过，但是没有目标，没有纲领，没有资源，此种结局早已注定。这完全不正确。改革曾有过明确的目标：建立新的现代高效经济，继续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和切实扩大劳动人民参与苏联国家管理。改革的经济纲领是：加快发展机器制造综合体及其现代化，在机器制造综合体现代化的基础上扩大国民经济总量，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的需求。那么在物质上如何得以保证呢？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86～1990年），即改革年代，国家为机器制造综合体的现代化、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和车床制造业划拨了2000亿卢布。此外还为建设现代食品工业和优质日常消费品划拨了700亿卢布，明显多于战后40年。我负责食品工业、轻工业及机器制造业的现代化。那时，美国整个食品工业有48%采用计算机，而我们只有1%。
茨韦特科娃：我们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
利加乔夫：非常严重。但是改革是有目标、纲领和一切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源的。
我认为，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 ～1988年——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改革的积极阶段，只是改善，而不是拆毁党和苏维埃体制。这一阶段我们成功制止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总体上的消极发展趋势，保证了经济和人民生活实现新的飞跃。在“十二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从“十一五”计划期间（1981～1985年）的3%增加到5%，农业经济由1%增加到3%。在这期间，我们获得了整个俄罗斯历史上最好的收成。但重要的是社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这期间所建设的住宅面积最多——6.25亿平方米。与“十一五”计划时期相比，住宅建设增加了20%。学校、幼儿园、医院、俱乐部和体育场馆的建设从15%增加到51%。
第二阶段——1989～1990年，改革开始衰落。这是一个经济瓦解、物价飞涨、商品短缺尖锐化、罢工和民族冲突频发的时期，最终以摧毁苏共而告终。
茨韦特科娃：如果如您所说，改革整体上是积极的，改革的思想及目标为何遭到失败？
利加乔夫：第一个原因——国家领导集体和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政治蜕化。他们本来就是领导，也拥有一切，为什么还会变质？为了掠夺广大人民的财产让自己肥起来。可是在苏联，无论是苏维埃政权还是苏共，都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当时的共和国领导人在国外银行没有任何存款，没有任何不动产，不像今天的掌权者和寡头。因此，拥有大量的财产和不受约束地独掌大权的欲望动摇了这些人。
第二个原因——非常遗憾，我们忽视了人民、党和国家的历史教训，停止了与资产阶级和民族分裂主义作斗争。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职位时最后也承认了这一点。在各共和国内，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民族分裂情绪发展迅速。
第三个原因——国家计划管理的严重削弱。普京不久前说，苏维埃体制是由于计划管理而毁灭的。这完全不正确，苏维埃政权是因为国家拒绝计划管理才被断送的。这里存在两个因素。第一，1988年开始施行自由协议定价，这意味着不是计划机构，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定价。协议定价是必须实行的，但应逐渐实行……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坚持，应立刻有30%的产品实行协议价格。
这导致了什么？我们的企业几乎垄断式地生产某种产品——一个或两个工厂为全国生产一种产品。当有计划的时候，这并不危险，因为价格由国家制定。而当生产者自己定价时，他们可以从消费者身上剥下三层皮。生产者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可以进行技术更新，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收入全被有限的个人所瓜分。
所谓的工业合作社也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根据苏维埃部长会议的建议，苏共通过了建立工业合作社的决定。它们大部分不是在小型的商品生产者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租赁或者购买国有资产的基础上建立的。然后这些产品并没有卖给人民，而是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企业。合作社开始运行后，很多企业成为影子经济和影子资本的避难所，成了古辛斯基[13]、别列佐夫斯基[14]之流的避难所，这就催生出寡头。实际上这是将国有财产瓜分后又装入个人的口袋，因为合作社只是一个外壳，其内隐藏着三四个摄取财富大头儿的主人，其他人都是雇佣工人。
商品短缺的蔓延严重撼动了经济。五年间人们的工资增加了65%，而商品生产只增加了19%。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戈尔巴乔夫前不久也说，当时应该从国外购买商品。我们有资金有机会。但是尼古拉·雷日科夫领导的政府没有那样做，这导致了商店空虚和排队现象。
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功利主义。党内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和结构基础被撬动，最终导致国家瓦解。书记处停止了工作，这是党纲规定的机构，这里集中了一些力量，准备阻止国家的解体。而此时整个政治局被更换了。例如我，一年半之前实际上已经被逐出政治局、最高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戈尔巴乔夫当时坚持，不要干涉选举，不要干涉经济，党就被挤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这一切在1991年12月导致了国家的反革命政变，导致了苏联解体。这就是改革的最后结局。
茨韦特科娃：为什么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酗酒运动？
利加乔夫：反酗酒斗争有两个原因。第一，在1985年以前的20年间，酒精的生产和消费增长明显。在这期间纯酒精人均消费为8～10升，而其他国家只是我们的1/3或1/4。第二，在人民、劳动团体和协会中越来越强烈地要求阻止酗酒现象蔓延。当安德罗波夫1982年被选为总书记时，他收到了几万封信和电报。几乎每封信都提到了一个要求——抑制酗酒现象。我不止读过一封信，妻子和儿童发自肺腑地想要从酒精中拯救自己的丈夫、父亲。这两个情况促使我们开始了反酗酒运动。
人们说，我们没有任何目标，只是一味地反对。不是这回事。我们有着清楚的目标——珍爱人民。许多人认为，“珍爱人民”是索尔仁尼琴的话，实际上这句话是罗蒙诺索夫[15]说的。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就是为了强化道德原则，为了巩固家庭和健康。
茨韦特科娃：您当时准备用什么方法推进这项运动？
利加乔夫：第一种方法，我们努力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住宅、社会文化设施和工资。第二，我们让伏特加的生产急剧缩减了40%，香槟的产量提升了60%，保留白兰地——亚美尼亚人劝我们保留，停止了廉价葡萄酒的生产。第三，宣传和组织健康的人民生活方式。还有，非常重要的是，为在生产和生活中克服酗酒，我们大幅度提高了州、区、共和国和大小劳动集体的领导人的责任。我想直接说，那些不能克服这一点的人，被从工作中开除，被开除党籍，甚至居高位者。
茨韦特科娃：反酗酒运动的结果如何呢？
利加乔夫：现在人们认为，没有结果，然而并不是这样。无论我们的反酗酒运动存在多少错误，还是拯救了50万～100万人。酒水产品的人均生产和人均消费从10升降到6升。统计说明，在这期间每年新生人数都增长50万，即出生率超过了死亡率，这是主要成就之一。此外，在许多家庭第一次出现了头脑清醒的丈夫。在给我们的来信中人们写道，喝醉的人害怕出现在街上。在这段时间，工伤、犯罪现象和旷工下降了25% ～30%，银行存款增加了450亿卢布，非酒精类饮品的销售增加了60%。
很重要的是，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消除了所有领导用公款喝酒的现象。很多人喜欢白吃白喝，聚在一起喝酒，讨论重要的干部问题，然后记到国家账上。这一现象被坚决消除，尽管因此我们也引来了不少反对者。
茨韦特科娃：但是在这一运动中仍存在很多严重缺陷？
利加乔夫：负面影响之一是刺激了私下手工酿酒。我们在以下两个方面被指责：我们砍光了葡萄园，并让大家排起长队。排队现象是因为我们急剧缩减了酒精饮品的生产。我想问问那些指责我们制造了排队现象的同志们：酒精这种产品，没有它你们就不能活了？一个人的生命难道比排队还廉价？众所周知，酒精就是毒药。
说到砍光葡萄园，直到反酗酒运动前，全苏联葡萄园的面积有126万公顷，运动之后为123万公顷，数字说明一切。我记得，在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索布恰克[16]先生——一个典型的反苏人士，总是发表一些攻击苏维埃的言论，没为人民做任何好事。他站起来指责克拉斯诺达尔代表说：“你们砍葡萄园。”在他讲完后，克拉斯诺达尔代表要求发言，说道：“索布恰克，我们买票请您到我们那儿去，你指出来，我们哪里把葡萄园都砍光了。”之后，索布恰克哑口无言。
今天没有对酗酒进行严肃的斗争，一切都归零。为什么？原因一目了然：酗酒肆无忌惮地发展，酒鬼很多，如果说在苏联时期有几百个酒鬼，那么现在有几百万。如果想让人民远离抗议行动，那么酒鬼更好管理。此外生产酒品可以获得巨额收入，是贪污和贿赂的窝点，是喂养政治家的巢穴。
我为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进行了最积极的反酗酒政治运动而感到骄傲。5月15日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分别一致通过反酗酒重要文件的25周年。
茨韦特科娃：尼古拉·雷日科夫说过，包括在接受我报的采访时，他反对反酗酒运动……
利加乔夫：他投了“赞成票”，这有证明。这是选自1986年雷日科夫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苏共27大的报告：“党正实行毫不妥协的反酗酒运动，坚持和推进降低酒精饮品的生产和消费的路线。”你相信哪一个雷日科夫，前一个还是后一个？我们当时的立场是一致的，发现了不足便开始认真纠正它们：更多地关注职工的闲暇时间，更多做解释工作和劝说工作。
茨韦特科娃：为什么这一运动停止了？
利加乔夫：主要原因是国家开始了解体的进程。需要拯救祖国，使其远离悲剧。如果这一进程不发生，那么我们当然会继续反酗酒运动，戒酒应成为生活准则。关于利加乔夫喝不喝酒，什么荒诞的传言没有啊——如果我们现在有两瓶葡萄酒的话，我会和您喝，但不是一杯，而是半杯。前天为庆祝卢基扬诺夫80岁寿辰，我们去了12～15个人，我喝酒了。但是我从来不会沉醉于伏特加、白兰地和香槟。
茨韦特科娃：您是否试图阻止苏联解体？
利加乔夫：我们试图阻止过，但是缺乏组织性，也缺乏协调行动。成立了俄罗斯共产党和农民 （农业） 联盟。我，作为唯一的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些组织的创建并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但这些措施都为时已晚。我在苏联解体前两年给政治局写了两封信，要求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和全会，还邀请党的积极分子参与以扩大影响。遗憾的是，无人响应，而政治局也阻挠。但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别洛韦日森林阴谋！对于普通人，这些领导的话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们口头上宣告：我们将实行改组，进行改革……但是将有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统一的武装力量和外汇，人们来往自由。普通民众认为，一切将恢复正常，只不过上面站着的不是戈尔巴乔夫等人。而这些言论是对人民的欺骗。
茨韦特科娃：您的一句著名的话“鲍里斯，你错了”留在了史书中，您现在确信，叶利钦是错误的吗？
利加乔夫：所有人只记得我这句话的开头。整句是：“鲍里斯，你错了，你精力充沛，但是你的精力不是建设性的，而是毁灭性的。”如果我说错了，国家就会繁荣，苏联仍将强大和牢固。可惜，生活证明，我是对的。我对叶利钦的看法，仍像他成为莫斯科市党委书记时一样。我看到，他如何压制干部和人民，迫害他们，他整天醉醺醺的。我们之间有过冲突，我是唯一在第19次党代会上反对叶利钦的人，因为当时我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会后我们完全分道扬镳。最终，我认为，我的立场是正义、正确和光明正大的。
茨韦特科娃：您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怎样？
利加乔夫：我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一开始非常好。他是提议我进入苏共中央来工作的人。后来我们进行过友好而积极的工作。首次分歧始于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问题。我不能同意这是停滞时期。开垦荒地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就像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和西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综合体的建立一样。我怎能同意这是停滞？而戈尔巴乔夫是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借贬低过去来突出自己。个人品质问题也很重要。改革是必要、可能和可实行的——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如果改革换成由安德罗波夫领导，他坚定、英明、目标明确和谦逊，那么国家会继续存在。另外，让我们比较一下戈尔巴乔夫和现在的梅德韦杰夫。两个人都是在建设资本主义。当梅德韦杰夫提出“俄罗斯，前进！”口号时，这是向资本主义前进。但这不是前进之路，而是倒退的路。我们想起列宁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如果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一步。而戈尔巴乔夫和梅德韦杰夫就是要把俄罗斯带向西方的旧社会。
（康晏如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