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戏曲的萌芽在华夏八方先后冒出新绿之时，在而今尚无准确定论的时代，它的脉搏终于在岭南西道的大片土地上微弱地跳动，人们说，那个时代很有可能是盛唐，但也许更早，傀儡、腰鼓、铜鼓、铳鼓、卢沙、戏面，这些东西一点一点地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中，像描眉画鬓一般为我们展示古老的百越先民，是如何的热烈奔放、如何的能歌善舞，音乐及仪式之舞盛行于大大小小的城郭及村落，丧葬、婚嫁抑或是祭祀活动中都能见到它的影子。
明朝时期，史书中才有广西“鼓乐”之事的记载，崇祯十年，那一位走遍山山水水的千古奇人徐霞客来到桂林，恰逢百姓在比肩接踵地观看《木兰传奇》（可能是《目连传奇》），于是便记了下来，到了此时，便可算是广西戏剧在历史中最正式也最确凿的一笔。
后来，明末湘西桂王朱由榔被清军追杀，在桂林靖江王府驻跸，这便将不少宫廷及家乐艺人带来广西，昆曲也随着他们的到来像蒲公英的种子纷纷落地。
再到了清朝时候，戈阳、徽调、弹腔等各种声腔传来，广西的戏曲发展便也逐渐有了根基，其中桂北受湖南和江西的影响较大，桂南则受广东影响较深，尤其是康熙时期到民国之前，戏曲之花恍如积寒了一个冬天的花枝，在一段春暖融融的日子里竞相绽放，无论是长在园中的，还是长在野地上的，无论花朵是大是小，是香是芬，总之，花团锦簇，处处春色的戏曲新天终于姗姗来迟。
这片大地既是百越文化的土壤，自然是开出这一方水土滋养的花，因此，外来剧种和有“歌海”之称、人人善乐的八桂之乡一拍即合，于是，各种各样的民间小戏百花齐放，拥簇着几大剧种，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戏曲的魅力迅速渗入一座座村寨和一条条沿街小巷。
粤剧、桂剧、调子戏、丝弦戏、采茶戏……粉墨之下，意蕴留香。
民国时期，八桂大地上，文场、侗戏等新的剧种也正在形成，采茶戏、师公戏等小戏进一步趋于成熟。成长与破坏同时而来，政治的波及使关于民间小戏“淫秽小调”的查禁一再展开，采茶、牛戏等都成为被禁的对象，初蕊临霜，生机几何。然而阴阳相生，福祸相依，彩调等小戏艺人的避祸远走也相对促成了诞生于桂北的彩调在广西的广泛传播，以及桂剧兴盛期的到来。
抗战时期，作为抗战后方的广西迎来了大量京剧、粤剧、湘剧艺人，马君武、欧阳予倩、焦菊隐、田汉等人主持参与了桂剧的改革，也新编了不少爱国题材的抗战剧目。粤剧随着红线女等名角的到来兴盛一时，话剧亦是此时期令人瞩目的焦点。民国33年，一次规模空前的西南剧展召开，达到了抗战时期广西戏剧发展的高潮。
抗战胜利后，不少名人纷纷从广西撤出，剧目已经缺乏时代感，新的娱乐方式出现在人们生活中，多种因素导致戏曲艺术的发展陷入低潮。
1950年全省共有职业桂剧团11个，粤剧团17个，彩调团2个，京剧团4个，演员约1200余人，此后还进行了戏曲改革活动。在1952年的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汇演大会上，《拾玉镯》《拦马》《王三打鸟》等很多剧目纷纷获奖。1957年“反右”开始后，广西戏曲艺术在整体上呈现两个趋势，一是浮夸风，二是剧目创作的继续，《刘三姐》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广西戏曲剧团被解散、戏曲资料被毁，人们分派，革命样板戏成为当时的“时尚”，曲艺发展基本进入停滞状态，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不少剧种的发展得到恢复，剧目创新，注重人才培养，资料的重新收集和整理工作陆续展开，这一阶段也是牛娘戏、鹿儿戏、师公戏等小戏的活跃期。
1982年后，广西戏剧的发展随着观众人数的减少等因素再次进入相对衰落期，关于戏剧改革的讨论也多了起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广西戏剧的发展亦不断恢复元气，于是我们看到，以红遍大江南北、饮誉海内外的《刘三姐》，以及《哪嗬咿嗬嗨》《歌王》《大儒还乡》《瓦氏夫人》等为代表的广西民族民间经典剧目曾多次荣获国家文华奖、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数十项。
广西自古便盛行山歌，人们以歌来表达一切，腰脚韵更是山歌之美的独特体现之一，及至与戏曲艺术融合，便成为一种别致的诗剧，却同有写意、象征的诗化特征。声腔之上亦是如此，不少民歌的曲牌融于剧种的声腔之中，听者闻之，便知其来处，便去品它的味道，然而那都是外人所道，真正的还要数当地人最知个中滋味。
本书对广西戏剧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从剧种、剧目、艺术特色等方面简要介绍了广西戏剧的发展及现状，以期帮助读者简单快速地了解广西戏剧艺术的基本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