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出现，是与日本的武士阶层的特性分不开的。日本学者井上清著《日本历史》一书中说：“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而在日本，自13世纪起的2次变乱（南北朝对立、战国时代）之中失去知行领地的武士成为浪人后，率先向海外寻求出路而形成海盗。此后，日本沿海大名（如大内、细川）见有利可图，便加以支持，于是形成有组织的侵略行径。及至王直等汉奸败类加入，以及明代海防废弛、国内土地兼并严重等情况，遂导致了嘉靖时代的倭寇大规模入侵。
由此看出，倭寇之祸是家贼引外鬼的结果，而非什么民族内部矛盾。明倭寇为患尤烈，不仅仅是来自日本海盗的凶残本性，更是因为有像王直这样熟知东南兵力部署、地理环境、物产风物的所谓“杰出”人士为伥、为向导、为助力，才会真正形成明际三大祸患之一，最终动摇了明朝的基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王直之流不仅仅是作伥，更主要的是他主动投入到这一“事业”中，还把中国尚处于萌芽的海洋之花变成了毒芽，最终成为守旧士大夫们葬送一个大陆海洋梦的口实。
倭寇的成因及王直等人叛国的目的
——王直带着“鬼子”进村了！
关于倭寇的成因，我们先看看日本学者是如何解释的。
田中健夫在《倭寇与勘合贸易》一文里写道：“因经济拮据，无法依靠国内（这个国内当然是指日本）的产物生活，所以铤而走险到海外去。”
这个海外是指哪里呢？毋庸置疑，是当时的中国和高丽。
其实，田中的这个说法，还是照顾本国面子的。台湾学者郑梁先生指出：“倭寇成群结队地从事劫掠时，非有许多船只不可。”
这一句说得不错。造船是要钱的，何况是制造可以跨越东海的大海船，没钱造得起吗？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对财富的贪婪、欲望使然。同理可见，王直等人也是在巨大利益驱动下附逆作恶，为了自己的贪欲而甘心成为汉奸。以下就是他们作为海盗的掠夺破坏行径：
嘉靖三十二年，萧显攻上海，“焚治所，掳掠子女财帛不可胜数”（《虔台倭纂》）。翌年三月，“贼深入内地，杀掠甚惨，数百里内，人皆窜亡，困苦极矣”。四月，“掠袁花镇，焚劫甚惨……随处劫掠人口”，男人做炮灰，女人白天做缫丝苦役，夜晚轮奸。五月，攻韩撖浦不下，杀男女千人泄愤。“此党贼留居我土，凡四旬有三日（123天），杀害数千人，荡民产数万家”。六月，贼退石条街，抢劫放火，烧毁数百里房屋。三十四年正月初三，贼袭击夹石口镇，放火3天，死者无数。后攻崇德，将当地丝绵工场抢劫一空。五月犯长安镇，平民死伤者堵塞路途，繁华乐土一夜之间化做荒野。又犯湖州街市，大肆毁坏掠夺，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倭变事略》）
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奸淫烧杀、抢劫掠夺的例子，不胜枚举。汉奸们勾引倭寇，将江南富庶之地当作他们发财致富、杀人泄欲、欲取欲求的乐土，化繁华为白地，变殷实为贫穷，使商贾云集之所一夜之间尽成瓦砾。倭寇所过之处，人民大量死亡、被掳、逃亡，农业与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
但是，王直等辈在掠夺到财富后，可曾将其转化为资本，进行过任何增值性的投资与建设吗？没有！他们只是完全彻底地进行破坏，然后将掠夺所得饱肥私囊，挥霍一空。对此，那些大喊着“把东南百姓生计放在第一位”的人，为何视而不见呢？还是昧着良心装作看不见？
资本的萌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吸引投资，招徕客商繁荣交易。站在北京皇帝的龙庭眺望：向西大漠阻隔，向北极地寒冰；那么，当我们向东、向南张开风帆的时候，王直带着鬼子进村了！他们进犯的沿海地区，正是中国资产阶级萌芽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经济最繁华的地区。他们的烧杀抢劫，正是摧毁、扼杀这些地方的微弱萌芽的凶残魔手！试问，世界上有哪个繁荣的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不断地被掠夺和被摧残的废墟之上的？
自我中华百年兵连祸结以来，自虐情节就不断困扰着我们寻找真理、破开坚冰的脚步。那些为倭寇翻案、把王直看作民族脊梁的人，不正是那些在我们不断上升的复兴道路上，再次把我们拖向愚昧与甘愿受虐的绳索么？警惕啊，“美丽罂粟的结晶叫鸦片！”
倭寇的构成
——其中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挟进去的。
有些人认为，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百姓。认为真倭不过占30%，假倭也就是中国人站70%。甚至认为，那30%的真倭也是雇佣兵性质。王直、徐海、陈东、叶麻，萧显等人，才是倭寇的真正首领。
但是，看一支武装队伍的主流要看什么？要看其在为谁服务，看其武装的性质。否则，封建时代的军队主体是农民，却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包括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北、东北组织的伪军，也会因其主体为农民而成为农民武装了吗？而无论哪个时代，都是以少数领导者来支配大多数百姓。
至于投入倭寇的中国人中，其中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挟进去的；还有是元末起兵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逃亡海外，再其余便是如王直这样的地痞无赖。且并非占绝大多数。倭寇“随处劫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采九德《倭变事略》）
再看战绩：嘉靖四十二年平海卫大捷“真倭首功2200余名颗”；四月二十六日夜，明水军“冲倭寇船4只，生擒真倭27名，斩首级20颗”（《谭襄敏公奏议》，谭襄敏公即抗倭名将谭纶）。这些战斗当中均无“从贼”者，即无中国人。四十三年的仙游之战，围攻之贼“几二万”（戚继光《戚少保奏议》），其中“真倭实有万余”（《谭襄敏公奏议》）。可见，真倭绝非所谓的“十之一二”，甚至是倭寇的主力。
大量史实证明，是先有倭寇，而后王直引以为援，却为祸国家民族，一逞个人私欲。没有王直，倭寇还会来；但是，有了王直引路，倭寇劫掠便更加得心应手。倭寇在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引起如此巨祸，不是王直给倭寇做了指路明灯又是什么？王直不是汉奸又是什么？
王直等人的真实嘴脸
——汉奸。
有人说，王直等人是封建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是开拓海外市场的先驱者。他们与明朝的对立，是民间自由贸易的诉求和闭关锁国政策之间的对立，并因此将倭寇之祸归类为国内矛盾。
对于真倭与王直等人之间的关系，明朝兵部尚书杨博如是说：“倭奴非内逆无以逞其贪狼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其鼠窃之谋。”这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论，充分指出了二者之间是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关系。正是有了这些熟悉内情的民族败类的指引，倭寇才会在300年间愈演愈烈，形成中国的大患。
也有人说，王直等人是倭寇真正的首领。这又是一种谬论。
王直在接受胡宗宪招抚的时候，说日本三十六岛都听他的指挥。这纯属是为了获得谈判筹码而自吹自擂。别说是真倭，便是称为其部下的陈东、徐海等人，也未必听从他的指挥。如果他真的拥有那样大的权威，在他表示归附明朝时，陈东攻打桐乡，他只需下一道命令便可制止，又何劳胡宗宪再使离间计来对付徐海呢？倒是王直在写给胡宗宪的书信里说出了实情：日本战国纷争，沿海诸大名各自派遣海盗，需要“便历晓谕”和“抚谕各国”，才能“杜绝诸夷”（《倭变事略》）。
可见，他不过是那些贪婪大名之中的某一家的走狗而已，而并非倭寇之首领。
其实，王直能居留平户，也是通过“倾赀勾引”的手段，即向当地日本领主进献大笔钱财来换取居留权的。所谓的“夷人大信服”，不过是花钱买来的。他在日本人的眼中，不过是获取财富的工具而已。什么日本人的恩人之说，不能成立。
还有，如果王直真的“征服了日本”，是日本三十六岛倭寇的真正领袖，那么在他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入狱后，倭寇之祸便应当减轻或者杜绝了。但此后的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正月到四十三年（1564年），倭寇又先后入侵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其规模之大，多至数万之众，丝毫不逊于王直等人的时代。
再看看与王直同时期的其他汉奸的面目：
徐海本来是佛门弟子，却被他的叔父徐惟学骗到日本，作为借款抵押大偶国夷。徐惟学利用这笔钱组织倭寇侵犯广东，被明守备墨孟阳杀死，于是徐海就要做倭寇，通过劫掠来还债（《天下郡国利病书》）。可见，他的主子还是日本人。
陈东是“萨摩州君（应该是大名岛津氏）之弟掌书记（秘书）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宪说服徐海归降时，让他捉陈东作为进见礼。于是，徐海出千金贿赂萨摩州君之弟，使他将陈东交到自己手中，然后献给胡宗宪。（《筹海图编》、《虔台倭纂》）可见，陈东这个所谓的“掌书记”，也不过是一个被日本主子抛弃的可怜奴才而已。
在《西园闻见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被掠的中国人在倭寇内部的见闻，见闻的主角是“多谋善战，王直亦惮而让”（《筹海图编》）的厉害角色萧显。这个被掠的中国人是华亭泾（今属上海）人杨元祥。他在遭到审问后，供述了南翔地方的富庶。倭寇大掠南翔后，杨元祥乞求得到释放，萧显却先要带他去见日本船主。“船主，日本人也，不知其名也。（萧）显见叩首，陈（杨元）祥之功”。此后，杨元祥才被放回。可见，这个连王直都忌惮的萧显，连释放一名俘虏的权利都没有，还要向其日本主子叩首禀报，求得同意。如此可怜模样，也算是倭寇首领吗？
在一篇题为《论王直的倒掉——中华的大陆坚定和海洋迷失》的文章中，错误地将封建主义的自身缺陷与外来侵略混为一谈。譬如，一人得病期间，却又被另一人拔刀砍伤，难道砍他的人是在为他治疗吗？这病人便是明朝，而凶手就是倭寇。如此道理，实在是闻所未闻，更加难以自圆其说。难道如戚继光、谭纶、俞大猷等保卫海疆、保卫民众、反击侵略的民族英雄，反而是阻挠中国进步的反动力吗？
故此，王直的倒掉，实是为国家去一毒瘤，为百姓斩一凶手，为天下除一奸佞的大快人心之事。纵将此人剖肉烹食，分飨江南万千受害百姓，亦不足抵偿其对天下苍生所犯下的无边罪孽。
结语
——究竟是谁阻止了中国的海洋路？
倭寇的目的是掠夺与破坏。无论真倭、假倭，都是以抢劫中国内地的财富为目的，其中还存在着日本各地方政府的指使与组织，他们才是倭寇的真正指挥者。而倭寇的行为，则是有计划的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略。至于王直等人，只不过是为倭寇引路的走狗，是出卖本国百姓利益以肥自身的海盗，是倭寇侵略中国的帮凶，是不折不扣的背叛祖国与民族的汉奸。正是因为有了以他为首的这样一伙出卖灵魂的奸佞之辈，才在中国本已举步维艰的海洋路上又设置了一道新的不可逾越的藩篱。
究竟是谁阻止了中国的海洋路，已经是不辩自清的事实了！他们的罪恶行径，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为其翻案、辩护的理论，都是荒谬的曲解和悖论。
但是，在一篇小文《东南倭寇乱因》中又有另一说法：
东南倭寇的乱因不在于王直一人，而在于腐朽的明朝禁海体制。将东南倭寇乱因归于王直一人，而忽视了腐朽的明朝禁海体制，背离了唯物史观，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王直派人传话给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协助剿除松江各处流民，并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胡宗宪故意制造出一种双方议和的气氛，将王直诱捕。由于当时沿海形势紧张，胡宗宪不敢贸然杀掉王直，许其活命，把他软禁在杭州2年多，本希望流寇因为失去首领自行解散，但效果不大。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被明廷处死。
东南倭寇的真正原因，是王直等东南沿海人民为了生计而对明朝腐朽禁海体制的反抗，同封建时代农民反抗腐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一样的反抗。王直是杀人如麻，但是，张献忠、黄巢等农民起义领导者不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杀人如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