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强权和用暴力抢夺他人财物成了道德规范，海盗行为被视为一种有利可图、值得夸耀的事业，西方人称之为海盗业。海盗被称为捕敌私船船主、劫敌船船主、海上走私者等。在中国历史上，沿海地区居民多倚靠海洋谋生，他们在经营海洋生产和从事抢劫活动的同时，也反抗官府和土豪，因此被称为海贼、海盗、海寇、洋匪、岛寇、绿客等等。
怎样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海盗
中国是个农业文明古国，历来封建王朝都重农抑商，曾长期对外垄断“贡市”，禁止商民出海活动。明清王朝厉行海禁，严禁商民出洋贸易，下海出洋者被视为奸徒、海盗。纵观中国历史，许多所谓海盗，其实并非残忍好杀的海盗匪类，应该肯定他们是海上英雄豪杰之士。近年来，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海盗活动问题，这反映中国学者和文学家对过去的海盗有了新的认识。
当海禁放宽时，海盗就变成海商；当海禁加重时，海商就变成海盗。因为明朝的海禁很严，中国海上商业资本没有出路，所以就只能去做海盗。他们的势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明朝的政治、军事局势。而所谓的“倭寇”，其实就是在中国海盗集团指挥下的日本海盗。
清代袁昶诗云：“篙工柁师卧江沙，海禁久弛吞声哭。”意思是说：若非海禁久弛，哪有郑芝龙以及郑成功父子的成功？
明朝中叶的中国海盗和现在的海盗不一样，他们代表着商业的新兴力量，或者说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萌芽。很可惜，这些商业力量并不成熟，郑氏集团到达台湾之后并没有继续发展商业，而是把金钱换成了土地，错过了建立海上商贸帝国的时机。
研究中国海盗史的意义
中国历史实际上是陆地的历史。二十四史所记录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内陆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偶尔涉及海洋，也只是视为海外诸国朝贡的贡道。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忽视海洋，致使海中岛屿经济、文化发展缓慢。
世界历史表明，一个海洋国家不重视海洋开发与经营，势必影响到本国的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被认为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成为“停滞的典型”，其原因就在于此。
21世纪是海洋世纪，研究海洋发展史，研究以海洋为舞台的海盗的活动历史，是必要和有意义的。
中国的海盗史，从一定程度讲，就是中国的海洋史，涉及海洋渔耕、海上交通和贸易、海洋军事、造船史、国际关系史、华侨史等等。研究中国海盗史，可以推动多门专史的学术研究，一举多得。
中国海盗活动的范围
山东胶州湾至渤海：东汉至宋元时期，属早期海盗活动的主要海域。由于商业经济与海上贸易没有持续发展，海盗活动只得南移到东南沿海。
东南沿海浙闽广地区：浙江富足。福建——“海者，闽人之用。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为盗，啸聚亡命，富者则以海商为业。”广东——海域广大，远离政治和军事中心。
日本和南洋各国。
3、一些关于倭寇的资料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小说《喻世明言》中所描写的倭寇
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只是这妇女虽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话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是在战阵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挨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昔人有诗单道着倭寇行兵之法，诗云：“倭阵不喧哗，纷纷正带斜。螺声飞蛱蝶，鱼贯走长蛇。扇散全无影，刀来一片花。更兼真伪混，驾祸扰中华。”
杨八老和一群百姓们，都被倭奴擒了，好似瓮中之鳖，釜中之鱼，没处躲闪，只得随顺，以图苟活。随童已不见了，正不知他生死如何。到此地位，自身管不得，何暇顾他人？
莫说八老心中愁闷，且说众倭奴在乡村劫掠得许多金宝，心满意足。闻得元朝大军将到，抢了许多船只，驱了所掳人口下船，一齐开洋，欢欢喜喜，径回日本国去了。
原来倭奴入寇，国王多有不知者，乃是各岛穷民，合伙泛海，如中国贼盗之类，彼处只如做买卖一般。其出掠亦各分部统，自称大王之号。到回去，仍复隐讳了。劫掠得金帛，均分受用，亦有将十分中一二分，献与本岛头目，互相容忍。如被中国人杀了，只作做买卖折本一般。所掳得壮健男子，留作奴仆使唤，剃了头，赤了两脚，与本国一般模样，给予刀仗，教他跳战之法。中国人惧怕，不敢不从。过了一年半载，水土习服，学起倭话来，竟与真倭无异了。
倭寇的影响
明朝与高丽、李氏朝鲜都曾经对室町幕府要求取缔海盗行为。明朝甚至于与日本发展了勘合贸易。而高丽王朝的灭亡，与李氏朝鲜以倭寇根据地名义进攻对马岛，也是受到倭寇的影响。
八幡船
日本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的海盗船通称为“八幡船”，这是由于倭寇以“八幡大菩萨”作为旗帜。
活动地区
倭寇的根据地，包括日本的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朝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岛、海南岛。荷兰人未到台湾之前，台岛也是倭寇的活动据点。学者研究亦证明，在台湾活动的倭寇，亦是漳泉一带与日本方面有贸易的著名海商或海盗，不是日本人。
在倭寇最强盛时，其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
知名人物
孙恩、卢循、方国珍、陈祖义、王直、许栋、徐海、陈东、萧显、李旦、颜思齐、郑芝龙、蔡牵、张保仔；以及道可（松浦隆信）、曾一本、毛烈、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
部分史料
在韩国正史《世宗实录》（（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中，叙述“前朝之际，倭寇兴行，民不聊生。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之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太宗实录》又写“或时，假倭为寇”。明史《日本传》也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盗大概只占三成。
纪录寇边的倭寇，其组成实以韩国人为主，以及一些中国人，他们冒名或混杂其间作乱。
近年学者观点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于倭寇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嘉隆间的倭寇是明朝严行海禁造成的。它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的，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进步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倭寇为患。问题还在讨论中，尚无定论。
4、嘉靖朝倭患
明朝中期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
（1）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流为寇盗；
（2）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
（3）日本室町幕府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
（4）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王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林仁川教授认为，16～17世纪明朝中叶时期，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就是一个海盗的世界。这里有中国海盗、日本海盗、朝韩海盗、葡萄牙海盗、西班牙海盗、荷兰海盗等。那时商、盗没有明确划分，有生意做的时候就是商（走私），没生意做的时候就是盗。他们有时候互相抢，有时候就上岸抢。
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的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的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使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
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许栋、王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
在福建巡抚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2000人。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5、王直其人及其后世评价
眼下，对倭寇罪行翻案者有之，扼腕者不乏，同情者大有人在，故有人撰文《倭寇罪行始末辩——兼驳为王直翻案风》以正。
倭寇的出现
——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疯狂侵略的非常情势下被迫提出来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的防范性政策。不是海禁引来倭患，而是倭患导致了海禁。
倭寇的发生，以明代为最盛。“倭寇”一词出现于中国，最早见于《明太祖实录》一书，记载了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劫掠山东、苏州、崇明的情况。但是，倭寇对于中国沿海的掠夺，绝非始于明朝。《元史·兵制二》记载：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这才是倭寇对中国最早的侵略。到明初，其规模已经很大了。
基于以上史实，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在其《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中指出：“……所谓海禁是有条件的、局部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反对所有的海外通商，不是完全禁海，不是闭关，官方市舶贸易非但没有禁止，有时还很活跃，并于正德年间出现了由市舶贸易向海外市场贸易转变的趋势。只是为了防范‘奸民’（也就是王直这样的人）与倭寇相结合，防范倭寇乘虚而入，才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就是说，海外贸易是由官方来控制，而不是绝对禁止。用‘闭关锁国’来概括明太祖以来的海外政策是不准确的，所谓‘闭关锁国’引来倭寇更没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