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经验不断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取得胜利的真理。因此，我们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行动的指南，并且还把这一原则写进党章。与此同时，上述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时候，首先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以科学的态度（如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会导致革命或建设实践的失败。正因如此，邓小平在新时期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就提出了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即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显然，邓小平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不仅是直接针对着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着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特别是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等错误倾向的，而且因为这一问题能否解决关系着今后能否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所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即要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其中的个别字句上；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要僵化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提供的是方法而不是解决现成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自身作为真理及其应用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所以应用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一、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即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也说过，“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引者注）当做教条看待，而应当看做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仅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邓小平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提出了如何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迅速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这是因为，我们党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时期出现了长期“左”的错误，以致错误地发动了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些都与我们党没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有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曾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后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遭到林彪等的肢解。林彪先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变成学习“老三篇”，后又变成学习“毛主席语录”。他们孤立地宣传毛泽东的一两段话、一两个观点，把它变成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教条。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完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进行割裂、歪曲和篡改。针对上述错误，邓小平严肃指出，“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还充分估计到其所造成问题的严重性，认为目前“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同志提出要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其实质是要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纠正这种新的“左”的错误影响，邓小平多次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思想体系，所以必须完整和准确地从体系上去把握它。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字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在党内仍然有一部分同志由于长期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毒害，思想上政治上一时不能转到正确路线上来，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在邓小平看来，全党在政治思想方向方面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了。然而，在此期间党内和社会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即极少数人在散布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所以，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专门谈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后来，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和修改工作的多次谈话中，他有针对性地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他要求决议把“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总之，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质和按照整体性原则来准确地完整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的科学论述，在理论上澄清了长期以来在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态度方面存在的思想混乱，为全党提出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观点和方法。
二、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开放的理论体系
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开放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发展的理论，用江泽民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分析
在当今世界剧烈而深刻变动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下，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进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把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或继承者对马克思主义原来的观点进行修改或更正。比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以后的几十年间为《共产党宣言》的各种新版本所写的序言中，就对《共产党宣言》阐述过的关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理论观点作过重要修改、补充或完善。其次，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或继承者对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进行完善和发展。比如，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就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等等。
从普遍性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以是发展的，首先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统一，因而任何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的正确认识成果必然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人的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的正确认识成果（真理）的相对性，告诉人们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着所谓包罗万象的、永恒的真理；只是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所谓真理的内容及其表述方式就会不断发生改变。其次，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着的，而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必然要不断地提出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的任务，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真理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客观要求。换言之，只有真理是不断发展的，才能满足人们社会实践的需要。
从特殊性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以是发展的，又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由其理论使命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极其明确，这就是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同时也即使整个人类获得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和整个人类的解放，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实践过程，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很多新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继承者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以及在不同条件和环境下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必然要进行新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适应已经变化的实际情况，继续保持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并使其服务于解放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这一崇高目标。
其次，马克思主义所以是发展的，又是由其理论本质决定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探索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完善这种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并用其指导我们的实践，以保证我们的实践获得成功。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思想方法，还是人们行为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贯彻的是一种随时随地都要勇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精神，也就是对待一切事物包括自己的理论，都要采取批判的和革命的态度。在实践中只有坚持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才能正确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从而不断推动人们在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上的提高。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才能取得成功。因此，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根本要求和动力，同时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是否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的根本尺度。
再次，马克思主义所以是发展的，还是由其理论特色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就是它与实践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欧洲如火如荼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经验的深刻总结，揭示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因而成为指导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从来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以及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修正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不仅重视实践对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且主张以实践来检验理论，并且把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还特别强调理论要服务于实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理论是重要的，……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二）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历史反复证明，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即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关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实践的一般指导原则或者方法，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能够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是关系着能否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于社会实践并取得成功的重大问题。因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堆现成答案、一个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那么当然就不仅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所坚持的也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了。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进而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坚持马克思主义正是实现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之中。
邓小平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和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当然“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而目前全党的任务，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坚决反对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为此深刻论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时，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就是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只能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也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或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我们党要顺应历史潮流，只有依据新的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邓小平还说，“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我们党就无法完成其所担负的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甚至会丧失其执政资格，被历史发展潮流所淘汰。因此，是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
针对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甚至是搞个人崇拜其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为了在这一问题上拨乱反正，邓小平除了正面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观点，还提出了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态度上也要解放思想的主张，以便让人们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思想束缚。他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也“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在这个问题上的解放思想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不能搞“一言堂”。因为如果我们“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贯穿我们党90年历史的主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带领全党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同样强调要以这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历史转折关头，以这种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全党重新拿起实事求是这个思想武器，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和人民在短短30多年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90年的历史充分表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发展的理论，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勃勃生机。今后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应用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应用马克思主义所以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说，其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任何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也是有条件的；而更为深刻的原因则是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提供的是方法而不是教义。这就是说，即使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也不能简单地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而必须从实际出发。
（一）任何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具体的即有条件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真理的条件性是真理的内在属性之一。从关于真理的绝对与相对辩证关系上说，真理的条件性又是真理具有相对性的主要表现之一。所谓真理的条件性，是指的任何真理性认识都离不开客体之间以及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列宁曾经指出，“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仅仅）是观念（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还需要现实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也只是表现为独立的和单个的（独立自在的）。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166页。这里列宁讲的“总和”和“关系”，就包含着上述所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
真理的条件性首先表现在真理内容的有条件性上。所谓真理内容的有条件性，是指它对任一客体存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规定要受到这一客体自身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关系和主体认识形式的制约。第一，真理对任一客体存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规定都是有条件的，要受到客体自身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关系的制约。在很多情况下，真理在表述其规定时就已直接说明其得以成立的条件。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真理在表述时没有直接说明其得以成立的条件，而实际上，这些条件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在自然科学中，如欧氏几何一条定理指出三角形内角之和是180度，这一表述本身虽然没有直述它的成立同时要以平直空间的存在为前提，但是这一条件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在曲面空间里三角形内角之和就不再是180度了。在社会科学中，如价值规律一般被表述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照价值量进行交换。这一表述没有直接说明其得以成立的条件，然而我们知道它是以商品供求平衡为前提的，并且只有在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里才能发生作用。
第二，真理的表述形式也是有条件的，即它要受到主体认识形式的制约。无论哪一种语言都只能运用其特定的概念等，这就会使已经被认识的真理内容因受到特定概念等的制约而可能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恩格斯曾经谈到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质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但是，恩格斯同时又指出，上述关于生命的定义显然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它远没有包括一切生命现象，而只限于最一般的和最简单的生命现象。
真理所以具有条件性，既有客体方面的原因，也有主体方面的原因。首先，任一客体都处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任一客体都是整个世界普遍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纽结，且是在这种普遍联系中产生发展以至最终消亡的。这就是说，任一客体的存在和变化都不能脱离由于上述相互联系而构成的制约，即任一客体的存在和变化都是有条件的。那么真理作为客体存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自然就要揭示客体存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形成时所受到的特定的制约，即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反映和把握客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其次，真理作为人类对客体存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它总是通过无数个人的具体认识活动实现的。而个人的具体认识活动及其结果又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个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所谓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因为它在根本上决定了能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认识手段以及人们能达到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二是个人的认识能力，具体包括个人的知识结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等。由于以上原因，就使得人们所能达到的真理性认识在反映来自客观方面的条件性的同时，又加进了来自主观方面的某种制约性因素，这实际上是主体在其认识过程中使真理带上了新的条件性，即任一真理都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地点以及其他条件下的认识。既然如此，人们已经获得的真理性认识就会包含着需要以后加以改进和完善的因素。在人类认识史上，以往的真理性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因素要比不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因素多得多。
关于真理的条件性，还应指出一点，就是作为真理内容的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是一个变量。不言而喻，当作为真理内容的条件发生变化时，真理应用的条件必然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列宁曾经指出“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真理界限的扩张或缩小，不仅指明作为真理内容的条件是变化的，而且指明这种条件的变化主要有两种正好相反的趋势。第一种变化趋势是真理界限的扩张，这种变化趋势实际上是制约条件的相对减少，这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不乏其例。如在伽利略奠定了地球上的力学基础之后，牛顿不仅建立了地球上的力学大厦，而且还进一步证明地球上的力学也能应用于地球以外的星球。又如，以往一直认为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都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第二种变化趋势是真理界限的缩小。这种变化趋势实际上是制约条件的相对增加。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不乏其例，如20世纪初相对论力学、量子和波动力学的诞生，使得牛顿力学基本定律的适用范围同时从两个方向上受到挤压。换言之，牛顿力学基本定律在微观和宇宙宏观、高速运动物体世界分别被新的力学定律所取代。
作为真理内容的条件所以会发生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认识客体的发展和变化。客体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任一客体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作为真理内容的条件，就应随之发生变化。二是主体认识的深化和精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由于生产力提高而带来的人们认知手段和总体认识水平的进步，使得人们对客体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和精细，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纠正原来认识中某些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东西，其结果之一就是导致原来作为真理内容的某些条件发生变化。
（二）任何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也是有条件的
真理应用的有条件性本质上也是真理的条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真理应用的有条件性，是指的真理的应用要受到真理性认识自身及其与实践主体、客体相互关系的制约。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既然真理的内容即它对客体本质及规律的规定都是有条件的，那么人们在实践中应用真理时，就必须满足它所要求的条件。换言之，既然任一真理都有自己应用的范围或界限，只是在这一范围或界限内才保持自己的普遍有效性，人们就不能把它应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或界限之外，否则就会使真理变为谬误。这是因为那些使真理得以成立的条件本身就是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了这些条件，真理就会因失去其存在根据而改变其性质。如在西方认识史上，曾有人用机械运动的本质和规律来说明生命运动，提出动物是机器和人是机器的命题，其错误之一显然是在应用真理时超越了其有效的范围或界限。列宁也曾说过，“使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说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第二，真理性认识带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特点，人们应用真理的实践及其对象则有特殊性和具体性特点，这就要求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把二者结合起来，即真理应用要求完成从普遍性、抽象性到特殊性、具体性的转化。必须做好这种转化工作，是真理应用有条件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例如，化学告诉我们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发生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氢。在自然界里，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种化合反应就会随时随地发生。然而，我们要应用这一化学反应原理于实验室或生产车间时，就必须考虑到现有的实验或生产条件，考虑到氯和氢的使用数量、纯度，以及怎样才能使可能发生的化合结果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等。关于真理的应用必须完成从普遍性、抽象性到特殊性、具体性的转化这一点，在社会生活领域尤为重要。列宁早在19世纪末曾就马克思主义应用的问题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其原因是在于各个国家或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诸方面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因而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等待解决，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或民族的实际相结合，进而找出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的特殊办法，即完成真理的应用所要求的从普遍性、抽象性到特殊性、具体性的转化。
第三，真理的应用还面临着实践主体的选择。一般说来，凡是真理性认识都会对人类具有某种价值，并且正因为其具有真理性才会对人类有价值。如同列宁所说，“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生物学上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有用的认识。”然而，并非所有真理性认识一旦被获得就能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或给人们带来利益；并且有些真理性认识在存在着阶级或阶级对抗的社会里，还会给不同阶级或集团的人们带来不同的结果，即满足某些阶级或集团的需要或给某些阶级或集团的人带来利益，对另外一些阶级或集团的人们来说则相反。当人们认为某些真理性认识能够满足其需要或为其带来直接或间接利益时，就会主动选择和积极利用它。
关于真理应用有条件性的原因，除了上述由真理内容的有条件性产生的外，还有以下两点：首先，是真理认识本身与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对象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真理性认识作为人类对客体本质及规律的正确反映，与人们正在或准备进行的实践活动有同一性，因而能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真理就其存在形式而言带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特点，而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对象则属于特殊性和具体性的事物，二者又具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就决定了应用真理必须在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使二者结合起来，即使真理完成从普遍性、抽象性到特殊性、具体性的转化，而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这就是说应用真理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根据真理提供的基本观点、方法，研究实践活动及其对象的具体情况，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
其次，真理应用的条件性还产生于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观念的参与。人们实践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是有目的的。服务于人们的目的，人们在其实践活动中便与周围的某些事物（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产生了某种价值关系，即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或说能给人们带来利益。于是，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就选择之，否则就摒弃之。在应用真理时也是同样。
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否认或忽视真理的条件性，曾是导致我们国家在较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出现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左”的错误的重要认识论根源之一。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否认或忽视真理条件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有条件的真理内容泛化，在应用真理时把其应用到有效范围或界限之外，这样用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势必要出现失误。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较长一段时间，我们国家曾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往我们这样一个原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上套，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结果形成了僵化的经济体制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在应用真理时忽视使其从普遍性、抽象性向特殊性、具体性的转化工作，即不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习惯于生吞活剥、照搬照抄。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进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国家没有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实事求是地制定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形式及其他经济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而是在所有制上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甚至认为只有国家所有才是公有，排斥其他形式。上述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邓小平在批评“两个凡是”时曾说过，“‘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此后不久，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一次会议上又从正面阐述了上述观点，“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国家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十分强调在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建设实践时要注意其应用的条件性，以克服以往出现过的上述错误倾向。如这一理论认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和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又如，这一理论强调其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说对其每一理论内容在实际工作中都不要拘泥字句、机械运用，而要使其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即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应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提供的是方法而不是现成答案
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都是着眼实际，着眼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自己创立的理论。他们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方法。俄国文学家和翻译家阿·沃登在《和恩格斯谈话》一文中转述恩格斯的意见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待自己理论的这种科学态度，深刻启示人们必须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开辟前进道路，同时又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经典论述，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如前所述，任何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它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关系，都涉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所反映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不可能囊括千差万别的矛盾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例外，它只能提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不可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邓小平还曾指出，“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教条主义的错误就是不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别，不能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作出的具体结论，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书本上写的一切。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来非常“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也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科学。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他们的理论确立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于时代课题的回答，是以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和建设的总体实践为依托的。而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类型的国家，或类型相同但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的差异，其实践的内容和方式、时代课题的表现程度和形式上各有不同。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针对各国各时期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而提供具体的满足自己国家和民族需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在具体针对各国各时期不同国情，正确地适应于国家和民族的差异加以运用时，才能转变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特别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使之和中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这个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毫不动摇。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其次，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经典作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考察特殊对象时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包括计划、方案、战略、路线、方针以至具体的行动纲领等）正确与否，主要是看它是否符合它所反映的特殊对象。这要通过具体实践的检验才能判定。其具体结论可能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比如，有些结论当时是正确的，后来因为对象本身发生了变化，所以不再符合变化了的对象，这就应当修改原有的结论，使它符合新的对象；有些论断由于对情况的掌握不全面、不准确，或者出现了前所未料的事变，在当时就有程度不同的错误。这就应该在发现之后及时予以改正。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个别结论的错误，就反推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正确，否则就是不懂得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它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就推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否则也会犯错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国情正确结合，决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相反需要人们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正确把握本国国情特殊性这两个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历史经验表明，人们真正获得对这一“结合”的正确把握，是以许多错误和失败为代价换来的。例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苏联领导人曾把自己的理论和模式当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性真理，强行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人民推广。而大多数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国家，也都程度不同地犯过照搬照抄前苏联经验的错误。所以，邓小平说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方面树立了光辉典范。在当今中国，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继承前人，开拓创新，继续承担和实现着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