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和总结长期以来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所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它用高度凝练的民族语言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观点。我们党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在实践上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了成功。
一、恢复和重新概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我们党所以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开始就是针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存在着的主观主义错误倾向提出来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以“左”倾机会主义为其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十月革命经验，没能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和以右倾机会主义为其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错误，曾一度使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陷于绝境。毛泽东为了克服党内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等主观主义错误倾向，使人们的思想从这种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进而在革命斗争中开创新局面，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新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后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同时也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并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一系列著作中，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主要内容包括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等，毛泽东用“实事求是”四个字加以概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率先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提出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的。这就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仍然存在着的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的思想倾向，而这种“左”的错误倾向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因而也就不能完整和准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相反却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所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比如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所以，不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不能完整和准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也就不能真正克服党内仍然严重存在着的“左”的错误倾向。
邓小平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又是对我党延安整风经验的继承和发扬。20世纪30～40年代，毛泽东为了彻底纠正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经出现的各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在延安组织高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了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的活动。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以往的历史也证明，我党“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12页。因此，只有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形成共识，即只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党才能创立开拓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局面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使之得到贯彻执行。实践证明，我党经过延安整风，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进而为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是对自己历史经验的总结。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进而开始了对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党和国家政府各项工作的全面整顿。这次整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为党和国家指明新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其时间不长便由于各种原因而夭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次整顿没有提出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即没有从世界观方法论上解决问题。而“三项指示”是把毛泽东的若干具体指示综合在一起作为一切工作的纲领，其中又是错误与正确的观点混淆在一起。这就无法避免不同的人们对其采取不同的做法，有的甚至是只取所需、为我所用。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不仅率先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且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邓小平还对其中一些内容做了创造性阐述。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要求在考虑问题或作决策时，必须有事实根据。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一、面对国家的现实。……二、面对群众的需要。”这就是说，所谓实际或事实根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条件；二是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又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主观条件则是指人们的需求、愿望、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情况。因此，实际并非就是直观的东西，除了物的因素外，它还包括人的因素。比如“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就是一方面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状：自古以来香港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是亚洲以至国际自由贸易港和金融中心，要巩固和发展香港的这一有利地位；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这一政治构想能为大陆人民和香港居民所接受。
在对实际进行分析的时候，邓小平还提出应当坚持辩证的观点，即做到着眼其特点、着眼其联系、着眼其发展。所谓着眼其特点，就是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例如，在分析我国的客观条件时，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总体上相对落后；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和其他资源相对缺少。这些也是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结论的基本根据。所以，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在邓小平看来，对我国所处客观条件特点的上述分析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可以使我们的党和国家立足于对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避免重犯过去在发展目标和政策制定上超越阶段的错误。其次，只有认识并且承认落后，才能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否则就不能去学习和赶超先进，这样下去在国际竞争中就要吃大亏。
邓小平在制定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时候，不仅分析了我国客观条件方面的特点，而且分析了目前我国主观条件方面的特点，这主要是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人民群众在目前阶段的迫切需求和强烈愿望，就是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曾经指出，要搞好四个现代化，“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我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在制定决策的时候，既要分析本地区、本单位面临的客观条件及其特点，也要分析其所面临的主观条件及其特点，即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等。制定决策就是要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改变现状，那么怎样去解决问题，就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等能否实现。因此，只有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当前即服务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大目标，才可能做出正确的、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决策。
在对实际进行分析的时候，又要着眼其联系。所谓联系，包括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等，因为前面讲着眼其特点时，已经侧重于内部联系分析，所以这里侧重讲外部联系，包括单位之间，单位与地区、国家甚至国际之间，地区之间，地区与国家以至国际之间，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这就是说，在分析实际的时候，不能局限于对本单位、地区、国家自身情况的分析，而应当同时考虑上述各种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对实际即自身所面对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自身所处的地位和所应发挥的作用，及要发挥其作用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等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也就是说，应当学会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即把局部放在全局中或者说把要素（局部）放在系统（全局）中去思考，如分析其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可能发挥的作用、怎样学习和利用其他要素和环境中的积极方面以加快实现自己的发展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提出“面向世界”的新视角。邓小平在论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这一战略思想时，也是依据这一客观现实：“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他在制定对外开放政策时，还说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需要从外国引进资金、技术、智力、先进的管理经验等。
在对实际进行分析的时候，还要着眼其发展。所谓着眼其发展，就是不要僵化地看待其所面临的实际。现在，世界上天天都在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所以，不仅要客观地、全面地把握实际，而且要动态地、发展地把握它。这一方面是说，既然实际是考虑问题或决策的事实根据，那么当其所面临的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时，对问题的考虑或决策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就是必然的。另一方面，是说在分析实际的时候，要“面向未来”。为此，就要在现存的事物当中，区分具有现实性的事物和非现实性的事物。所谓现实性的事物，是指的具有发展必然性的、富有生命力的事物；而非现实性的事物则是指不具有发展必然性、正在走向衰亡的事物。要善于发现具有现实性的事物，并尽可能为其创造有利的条件和发展空间，以促进其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又要积极改造不具有现实性的事物，加速其消亡。这就是说，从实际出发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现状，而是要促成事物向有利于人们的方向转化。这里还应指出的，就是现实性并不是某种事物的永远不变的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具有现实性的事物也会丧失其现实性，变成非现实性的事物。对具有现实性的事物，还要考虑到其实际的发展具有多种现实的可能。为此，就要不断提高预见的能力和水平，使决策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二）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要求在考虑问题或决策时还要有理论根据，并且理论根据不能脱离事实根据，相反应建立在事实根据之上。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是指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和研究实际情况，包括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而得出合乎实际需要的有创造性的结论。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过去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在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是需要不断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即它是一个过程。在新时期邓小平强调，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为此，就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教条主义。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理论是从对具体实践及其经验的总结过程中提升出来的，相对于具体实践来说，它是一般的东西。当把理论应用于具体实践时，理论所面临的是个别的东西。要理论发挥其对实践的指导功能，就必须找到使理论向实践转化即一般向个别转化的具体形式或环节，如具体路线、方针、政策、规划、措施等。因此，照搬照抄理论于实践活动，实际上是把一般等同于个别，用普遍性矛盾及其解决思路去代替矛盾的特殊性及其解决办法，当然不可能获得成功。相反，如果找到了使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具体形式或环节，并付诸实践且获得成功，然后再把这一具体实践及其经验加以总结，进而上升到理论，也就又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时也就使理论得到了发展。二是克服忽视理论的事务主义。如邓小平所说，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没有理论根底，这些人很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尤其是哲学修养。
（三）实事求是
这里的实事求是是从狭义上讲的，就是要求人们在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中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探索并遵循客观规律。所谓实事求是，就是通过研究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前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内容，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在次序上的安排，是与人们一般的认识过程相一致的。如果说要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或作出一个正确的决策，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前提，理论联系实际是关键，实事求是则是核心。虽然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这些环节，对于实事求是这一环节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又都是服务于实事求是这一目标的。我们所以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其意义就在于要探索客观事物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并用这种客观规律来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首先强调一定要按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办事。过去我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犯的几次要求过急、目标过高的错误的实质，就是“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我们应当永远汲取这一教训。其次，邓小平特别指出，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按这一规律办事，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充分发挥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聪明才智充分地展现出来。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其直接目标也是在此。再次，邓小平还论述说，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一个过程。正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的曲折发展，使我们党才掌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一样，党的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0多年的曲折发展，也使得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比较以前深刻得多了，与此同时我们党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制定和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根本保证。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因此还需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探索。
（四）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要求人们不要主观地评价他们经过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或作出的决策，而要让实践作出权威的评价，并使之在实践中得到修正和完善。所谓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就是人们的认识（包括理论、政策、规划等）是否正确，只有靠实践检验，并且即使这些认识曾被实践证明具有真理性，它仍然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接受检验并得到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党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通过实践发展真理，是直接针对党内出现的打着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实际上是在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倾向的。它对于帮助全党和全国人民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乃至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总结长期以来同党内教条主义倾向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概括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去，这就为彻底肃清教条主义思想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新时期，邓小平除了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的唯一标准外，还十分重视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应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首先是准确地、完整地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其中也有重要的发展，这就是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今后还要继续使之发展。
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
邓小平对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还充分地表现为他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增添了解放思想这一新内容，在他看来，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
（一）解放思想的内涵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反复地讲，“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里所说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主要是指的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个凡是”的思维模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所搞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禁锢；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式理解，以及被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某些错误观点的束缚；同时，也包括长期以来由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诸弊端，党和国家某些政策存在着没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即“吃大锅饭”问题，以及小生产习惯势力影响等，在某些人们中形成的不敢动脑筋、不愿动脑筋、因循守旧等思想偏向。
根据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一系列论述，也可以说解放思想实际是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解放：一是思想观念上的解放。比如克服“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冲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非此即彼、在绝对对立的两极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等。关于实现思想观念上解放的问题，后面还要具体分析和论述。
二是精神状态上的解放。所谓精神状态上的解放，主要是说要克服三种不良精神状态。首先，是要克服僵化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不敢独立思考问题，惟恐出现失误，说话做事总是看来头、看风向的精神状态。形成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主要是党内曾经一度盛行个人崇拜；林彪和“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设置诸多禁区禁令，并搞党同伐异、残酷斗争；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而“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
其次，是要克服懒惰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不愿开动脑筋、不想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满足于成天说空话、套话的精神状态。例如一些领导干部整天忙于开会传达上级精神或者用本级文件转发上级文件，就像邓小平批评过的只当传达室的收发员。形成这种精神状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上述的我们党和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旧体制弊端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源于这些人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求进取的落后价值观念。
再次，是要克服自满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否认落后、盲目乐观、不愿接受新事物，工作上不思进取或满足于瞎指挥的精神状态。形成这种精神状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多次强调必须改变这种自满的精神状态。他说，“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但是这“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而“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承认我们哪些方面有缺点，哪些方面还不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克服弱点、克服缺点的起点”。后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从正面指出，要贯彻好“三个代表”要求，就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胡锦涛近年来也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坚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始终保持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上述两个方面的思想解放，要完成的是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使人们的思想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其区别是在于，一个是要摆脱错误理性的束缚，一个是要摆脱不良非理性因素的束缚。一般说来，人的思想的产物都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的思想活动中的理性因素，是指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逻辑分析的过程，理性因素在人的思想活动中往往起着主导作用。人的思想活动中的非理性因素，是指情感、意志和信仰等因素，虽然它们不直接参与理性因素的逻辑分析过程，但是对理性因素的启动与制止，以及加强或者减弱理性因素的作用等方面，起着控制也即调节作用。由此看来，人们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就必须考虑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两个方面，克服其消极的影响，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因此，解放思想就有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含义。
如果说以上讲的解放思想还只是讲“破”，是狭义的解放思想，那么根据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应该说邓小平所讲的广义上的解放思想，既要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也包括“立”的内容。因此，全面地说，解放思想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坚决克服各种错误思想认识和不良精神状态，积极开动脑筋，勇于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念或思路，即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新办法、新结论。
从辩证法的角度说，解放思想的实质，是通过对原有认识的否定，实现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认识主体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的发展过程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样，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否定方式实现的。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一方面是根源于认识与实践的矛盾，即实践的发展要求人们的认识随之发展，因此就要否定以往认识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否定，还产生于人们认识本身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矛盾。认识“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的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这就是说，虽然人类本身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但是这种认识能力不仅要在外部受到限制，而且同时受到内部限制。所谓外部限制，是指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状况和表现程度，以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等的制约。所谓内部限制，则是指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特别是知识结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等的制约。这就决定了要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而客观世界是无限丰富和不断发展的，所以认识过程也就没有终结。但是，实践和认识的每一次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认识的内容上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它通过修正原有认识内容即对原有认识的否定，使其逐渐接近和不断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否定就是认识发展的方式。换言之，认识的每一次发展，都是人们从自己的原有认识中解放思想，即摆脱原有认识束缚，进而根据在新的实践中获得的新结论对原有认识加以修正实现的。
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否定，既然是根源于人们的实践与认识的矛盾，以及认识本身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矛盾，并且是上述矛盾的解决方式，所以，这种否定就是自我否定，即通过人们认识上的自己否定自己，实现认识的自我发展，这也就是说，解放思想是人们自身思想上的解放，它不能依靠外部力量而必须依靠自己才能完成。
（二）解放思想的尺度
判断思想是否解放，思想解放得是否正确，以及怎样去解放思想，这里有两个尺度：一个是客体尺度，另一个是主体尺度，马克思谈到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特点时曾经说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上述所谓物种的尺度就是客体尺度，而人的内在尺度就是主体尺度，解放思想的活动，一般说来也离不开这两个尺度，其客体尺度就是要合规律性，其主体尺度就是要合目的性，这两个尺度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解放思想从根本上说是要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解放思想要合目的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恩格斯早就说过，“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合目的性，首先是合人民群众整体的目的性，也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是只讲个人的合目的性，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各方面利益，特别是不能为个人的合目的性而不顾人民群众整体的合目的性。因此，现在讲解放思想要合目的性，就是解放思想一定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即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这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目的性。
解放思想不仅要合目的性，还必须合规律性。邓小平曾经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并非是主观臆断，解放什么观念，冲破什么观念的束缚，其本身就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这就是说，只有做到实事求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否则，所谓解放思想就可能变成主观主义的空想、乱想，甚至导致唯意志论。与此同时，只凭想当然还是按规律办事，不仅是判定是否是真正的解放思想的标志，而且决定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成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为什么一些领导作决策时一般说来也想做到“三个有利于”，但是实践起来常常是事与愿违，比如搞重复建设等。究其认识论根源就是只讲合目的性而忽视了合规律性。
综上所述，讲解放思想必须用两把尺子衡量，既不仅讲合目的性，也要讲合规律性。因为合规律性是合目的性的前提，只有合规律性才能合目的性。当前特别应当注意克服只讲合目的性、忽视合规律性的错误思想倾向。
（三）解放思想过程的特征
1.主体性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人都有一个解放思想的任务。目前改革从所谓体制外进展到体制内，即进入攻坚阶段。而企业减员增效、政府精简机构等改革，无疑是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并要求人们转变就业和择业观念等。中国加入WTO以后，全国各地、各个行业都面临着如何“应对‘入世’挑战，抢抓机遇发展”的问题，否则就可能在今后的竞争中陷入困境，甚至被淘汰。这就是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然而，相比之下各级领导者解放思想更为重要。因为各级领导者作为地区或部门的决策人，其是否解放思想因而其决策正确与否，不仅关系着个人的利益和发展，而且关系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地方或单位整体的发展。但是，人们的思想要获得解放，不能靠上帝，全靠人们自己。比较人们的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后者可能受到外部条件限制，前者却主要是受到内部条件限制。因为如果人们自己不限制大脑去想什么，一般说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强迫其大脑去想什么。这就是说，解放思想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们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前面曾经指出，解放思想实质上是人们通过对自己原有错误观念或认识的否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是，人们承认自己原有认识的有限性并加以否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其中既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例如没有自知之明；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明知自己的某些想法是错的，然而为了某种利益而坚持这些错误。
2.实践性
首先，解放思想的任务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提出来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从宏观角度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冲破长期以来“左”的观念、单纯计划经济观念以及其他附加到马克思主义之上的错误观念束缚的任务。然而，从微观角度说，解放思想的任务又会随着主体和主体所面临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省、市、县的领导者，其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加上领导者个人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工作作风、个人经历等的不同，其解放思想的具体任务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同时，人们也只有从自己或别人过去和当前实践的经验或教训中，才能知道应当在哪些问题上解放思想，应当怎样解放思想，进而正确地解决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开拓工作的新局面。因此，人们不能离开他们的实际工作，就解放思想谈解放思想，这会使解放思想变成空谈。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一个生产队怎样提高生产力，怎样利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水面，每一块耕地，每一处边角；一个工厂如何发展生产，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如何改革经营管理方法，打开市场，如何解决职工的困难，如何避免走后门，这样来讨论问题，解放思想，效果会好得多。现在要提倡一种方法，就是要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具体地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总之，解放思想的任务不是外在的和由谁给人们设定的，相反，它是人们实践活动本身提出的要求。人们要使自己的实践活动得以继续下去并使自身得到发展，就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其次，解放思想的任务又只有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完成。换言之，解放思想必须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上。解放思想虽然看起来只是摆脱某种错误观念和习惯势力束缚的思想活动，但它又不是单纯的思想活动，即不是个人关在屋里的冥思苦想。思想上的解放只有变成实践上的行动，即只有在实践上摒弃了以往错误做法，并相应采取了正确的决策和行动，才算落到实处。有一些人不愿把它落实在行动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会吃亏。这就是说，这些人们是由于其价值取向上的问题，即当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不能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牺牲某些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所以不能在行动上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这些人来说，摆脱错误价值取向束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就是第一位的任务。
3.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
有些人在表示真正做到解放思想难的问题时，往往更多地强调某些客观方面的原因，认为只有这些客观原因解决了，他们才能解放思想。按照这一观点，如果不是首先使这些客观原因得到解决，他们是不可能解放思想的。那么，这些客观原因又要由谁来解决呢？这个问题从哲学上来讲，就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曾经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毫无疑问，承认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坚持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只靠正面教育往往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进行克服金钱拜物教的思想教育，效果就不是很明显。这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的种种金钱交换以至权钱交换关系，作为一种环境其影响作用比单纯的正面教育还要大。所以必须改变这种不良环境，才能帮助人们彻底克服金钱拜物教。当然，这并非是否认正面教育的作用，而是说改变环境比单纯教育更为重要。但是，环境不能自行改变，需要靠人来改变。况且，从本质上说，环境（这里主要是指的社会环境）也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比如，现存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就是过去人们活动的结果；社会风气则是现在人与人之间在交往活动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人与环境的关系，本质上是现在的人与过去的人的活动结果之间的关系、现在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的相互作用关系。这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实际上是互为环境的。比如，上级和下级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服务者和顾客之间，家长和孩子之间等等，都是互为环境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环境不利于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说别人思想不解放，自己只有在别人思想解放之后，才能解放思想。显然，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其一，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不全面的，即只看到别人的问题，想到别人的问题作为他的环境对他的不利影响，没有分析自己的问题，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作为别人的环境也会给别人带来不利影响；其二，这种对待不利环境因素的态度是消极的，缺乏通过实践积极地改造环境的主体意识。在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下，人就不会主动地去改造环境，那些不利因素也就会继续存在下去，解放思想的任务当然也就无法完成。
江泽民在一次关于全党深入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活动的讲话中曾经说过，为使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活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必须在学习中把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江泽民强调为了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必须同时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和实践能力，也即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这里说的解放思想就是一个改造主观世界的问题；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它又涉及到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所谓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仍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指导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说的主要是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所谓从那些不合时宜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如通过改革解决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企不分、政府权力过分集中、职责不清等问题，说的则是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显然，如果人们不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中解放出来，就不能对那些不合时宜的体制进行深入和彻底的改革；如果人们不对那些不合时宜的体制进行改革，换言之，如果原有的不合时宜的体制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负面作用，人们也就很难使自己彻底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中解放出来。因此，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所有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一并进行更新和改革，否则就会阻碍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由此，也可以说明人们解放思想的过程是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相统一的过程。
（四）解放思想必须克服若干思想障碍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们必须破除一系列陈旧观念，相应树立一系列新的观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完成这一系列观念转变并非易事。目前影响这一系列观念转变的有四个认识上的思想障碍，必须首先加以克服，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
1.本本崇拜
所谓本本崇拜，就是判断是非或制定决策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本本出发；认为本本上讲过的才是真理，就应当照办。本本上没讲过的就不是真理，就不能去做；在现实生活中片面地、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某些结论。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提到有人认为办特区是搞资本主义，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有些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其症结所在正是本本崇拜。
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但是本本崇拜必须克服。其理由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真理指的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而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总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这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不能例外，因而他们的著作也就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毛泽东在世时曾多次说过，“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第二，马克思主义本本所揭示的真理，在其内容和应用方面都是有条件的，因而不能片面地、机械地照搬照抄。如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联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在小生产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到了1921年春天，经济领域遭受的严重挫折使列宁深刻意识到，他们过去做了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当时苏联还不具备实现这一过渡所需的必要条件。他们实行工业国有化，消灭商品经济等，不仅没有发展生产力，相反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这对社会主义来说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随后，列宁便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并提出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等。第三，马克思主义本本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它需要通过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使之不断地获得丰富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见到并具体地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殊规律；列宁也没有在苏维埃国家建立初始，就具体地说明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跨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的论述，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包括我国）和吸收当今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文明成果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创造性发展，它将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被检验、证明并获得完善。因此，决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说这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干资本主义。总之，不能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搞本本崇拜。
2.上级崇拜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加上历史上久远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上级崇拜的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所谓上级崇拜，就是凡事只从上级领导者的话和上级文件那里找根据，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领导者的话和上级文件。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有些人“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更有甚者是“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无疑上述种种上级崇拜行为，是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要求背道而驰的。
一般地说，上级领导机关的决定是要执行的。但是，上级崇拜必须克服。原因在于：第一，对于上级领导机关的决定所以要执行，决不单是因为它出自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决定。因此，如果发现上级领导机关的决定不符合实际，就应及时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情况，而不能一味盲目地执行其中错误的东西。第二，上级领导机关的决定即使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它又总是根据全局的基本情况制定的，难以把各个局部的所有实际情况都包揽无遗。因此，对上级领导的决定应该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给予创造性的贯彻执行，而不能无视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机械地执行上级领导机关的决定。邓小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说过，“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1978年9月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又强调，“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国家现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在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试验进程中，能否做到这一点，关系着这场改革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我国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在决策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全部决策权都集中在中央，全国所有地区、企业的经济活动都被纳入单一的计划之中，政府实行直接领导，采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企分开，承认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企业可以并且应当自主地作出决策，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政府实行宏观调控，强调以法制等方法管理经济。这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经济没有了必须完全依赖和听命于上级领导机关等的外在环境约束，如果企业不能及时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做出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等决策，势必要在竞争中被淘汰，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3.经验崇拜
所谓经验崇拜，就是想问题、办事情完全依靠经验，以不变应万变，机械地照搬照抄。经验崇拜有多种表现：崇拜自己已有的经验，如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某些国有企业为解决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上新项目所需资金，搬用过去向国家主管部门申报、立项等争取投资的做法，结果因未能得到所需资金而失去了发展时机；崇拜别人成功的经验，如城市改革初期有的照搬农村实行联产计酬的做法，结果给企业生产和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崇拜少数典型的经验，如某些领导在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上，把少数典型经验当做包治百病的药方，不去引导和帮助企业分析自己存在问题的特殊性以便制定相应对策，以为单靠宣传推广少数典型经验就可以解决问题等等。
经验是应当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经验崇拜必须克服。这是因为：第一，任何经验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获得的，并且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它又总是与一定的具体条件相联系着。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曾经指出，“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因为不同的人们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对经验照搬照抄就会因其脱离实际而导致失败。这就是说，学习经验应考虑其具体情况。第二，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要对其加以具体分析，特别是要区分其基本精神（原则）和具体做法，不能把两者混淆或等同看待。学习经验主要和关键是学习其基本精神，具体做法只具有参考意义。邓小平在分析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时就曾指出，“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第三，自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不过才十几年，如果说我们党和国家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组织生产经营积累了不少经验的话，那么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组织生产经营的经验是非常有限的。况且整个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目前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某些国有企业即使获得一些成功经验，也还难说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各自具体情况很不相同。
4.习惯束缚
所谓习惯束缚，就是想事做事的时候，囿于已成定式的认知方法和价值取向。受认知习惯束缚的具体表现，如邓小平说过的，最大的危险还是“左”，现在看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易于出现留恋过去的情况，这就是习惯的东西在起作用。受价值取向习惯束缚的具体表现，如受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影响，有些企业领导者满足于“小打小闹”、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
习惯束缚也在克服之列。其理由是：第一，这种僵化的认知方法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阻碍着人们对改革开放时期新生事物的接受。例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国有企业作为经济主体，从其进入市场到其进行竞争和交易，其所有行为都需要通过法律来确认、规范和保障。但是过去的计划经济是行政经济，因而长期以来企业便认为政府主管部门是对其起着确认、规范和保障作用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曾有国有企业领导者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企业既然已由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就无需去工商行政部门注册，足以见其所受习惯束缚之深。第二，因循守旧等价值取向，阻碍人们去积极探索和解决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例如，目前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搞活国有企业既是重点也是难点。不少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面临体制转换迟滞、经营管理落后、流动资金不足、技术设备陈旧、社会职能繁杂等不利因素。怎样从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克服上述各种不利因素，以便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这是国有企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这些新课题显然需要人们积极进取、主动创造、大胆试验、反复探索才能解决。但是，有些国有企业领导者怕出风头、怕犯错误，仍旧在靠政府、要政策、等资金，片面强调企业的外部因素作用，不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去面对市场寻思路，不想创造条件摆脱困境，结果使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有些国有企业有了盈利，企业领导者便满足于看家守业，不思企业上规模、设备上档次、增加产品高科技含量、开拓国内外大市场。毫无疑问，这些企业领导者如果不摆脱这种精神状态，不从上述习惯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企业是无法在深化企业改革进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
（五）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这里讲的是狭义上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它既是“破”与“立”的统一，又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1.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目前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方针、政策、措施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不冲破“两个凡是”以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想束缚，确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能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也就无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转移；不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指导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束缚，确定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就不能否定“一大二公”和穷的社会主义，也就无法实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进而作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这样的理论创造；不冲破长期以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就不能否定“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其他不加分析地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也就无法实现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进而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胆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及一切对发展我国生产力有用的先进文明成果的决策。从上面可以看出，解放思想是“破”，而实事求是则是“立”，不破不立。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人们要获得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不仅要排除来自客体或客观方面的干扰因素，而且要排除来自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干扰，这是认识的一般规律。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曾经假定心灵是一张白板，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洛克用这一观点否定了笛卡儿和英国新柏拉图主义宣扬的“天赋观念说”，支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但是洛克的这一观点，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反映论。实际上任何人在观察和把握客观事物的时候，其头脑并非是一张白板，已经存储在其中的各种感性经验、理性认识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都可能对作为对象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发生影响。而当认识主体的某些主观因素阻碍着人们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观察和把握时，就必须把这种障碍排除，这是哲学史上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哲学家的共识。
近代另一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为了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必须扫除各种影响科学知识发展的障碍，他把这些障碍称为四种“假相”，也就是一些幻想和偏见。第一种是“种族假相”，指的是人类把自己天生的本性加到自然事物中去，比如认为万物有灵；第二种是“洞穴假相”，指的是个人因所受的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习惯等而形成的偏见；第三种是“市场假相”，指的是人们因语言使用不当或者对词语意义理解的分歧而产生的错误；第四种是“剧场假相”，是指人们盲目信仰权威、教条、传统的哲学体系而形成的偏见。培根的上述“四假相说”在西方哲学史是相当著名的，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人类错误认识形成的根源。“四假相说”的矛头直接指向为封建势力服务的传统哲学，打击了传统信仰的权威，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
当代现象学也认为，由于人生来就有一种难以矫正的倾向，即在他们所注视的东西中看见与对象无关的、完全不属于对象本身中的因素。这些外来因素或者由于主观情感态度而引入实际所见的东西之中，如在一个懦夫眼里敌人的力量可能被夸大一万倍；或者是由他在别处获得的知识而加之于对象之上。所以，必须对对象作理智的观察，这就是要遵循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方法的指导原则是返回事物本身，为此就要做到“三重排除”：一是排除所有主观性；二是排除所有理论知识（假说）以及从其他资料来源导出的证明；三是排除所有的传统观点，亦即他人关于对象所说过的一切。上述现象学的方法能否完全做到令人怀疑，但是其基本主张是对前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观点的支持。
2.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反复地讲这样一种观点，即解放思想最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这就要做到实事求是。因此，解放思想本身是破和立的统一。如果说，狭义上说的解放思想是破，那么实事求是就是立，前者是手段，后者则是目的。
解放思想既然是以实事求是为目的，那么能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成为检验思想解放的尺度，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用是否做到实事求是来确定是否已经走完了解放思想的全过程。如果虽然思想解放了，但只是坐而论道，不去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那么就不能说完成了解放思想的任务。二是用是否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确定解放思想自身的性质。这就是说，解放思想即使是在“破”的时候，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并非是要主观臆断，破什么？怎样破？都需要对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这种分析和研究的过程就应当是实事求是的过程。否则，解放思想就会变成主观臆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有过多次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如革命时期的延安整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等；但也有过喊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最终犯了唯意志论错误的教训。如1958年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明显错误的口号，并导致浮夸盛行，结果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严重损害。这一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三、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六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把与时俱进直接纳入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概括之中。
把与时俱进纳入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概括之中，不只是给党的思想路线中增加了新的内容，而且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首先，与时俱进是党保持先进性的决定性因素。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我们党拥有和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党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执政的重要前提。如果我们党丧失这种先进性，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且在最终丧失其执政的地位。然而，党的先进性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仅是在与其他政党的比较中显现的，同时也是在与自己的历史比较中显现的。在新世纪之初，江泽民号召全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党在新时期坚持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产物。因此，只有在思想方法以及精神状态上坚持与时俱进，才能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党的先进性不能停留在理论上，必须放在社会实践中去考察。这就要求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即使全党的工作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并且还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全党必须在各项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人民群众面前树立起“三个代表”的具体形象。
其次，与时俱进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非是说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曲折。与时俱进作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作为积极的进取态度，又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力量。这就是说，坚持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有利于加快社会发展和减少为之付出的代价。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党的十六大提出未来20年要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新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为最终实现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同时又是对上述发展战略在实践上的一个重要创新。为了实现这一新的社会发展理想，全国人民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方法，保持与时俱进的积极进取态度，坚持继续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随着上述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理论、科技和制度等方面的创新，解决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一）与时俱进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征
1.与时俱进的理论内涵
（1）与时俱进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对与时俱进中的“时”，有人从时间、空间、历史、现实、中国、世界等各个方面加以说明。然而，这种列举式的说明，虽然使人易于理解，却难以使人对其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并且还会感到这种说明好像寓意未尽。但是，如果人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即从社会实践的内涵上去理解时，上述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这也就是说，所谓“时”是指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其变化，它既包括人们实践环境的变化，也包括实践主体即人们自身认识、实践能力以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而无论实践环境还是实践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都会表现在时间、空间、历史、现实、中国、世界等各个方面。
这里把日常话语“与时俱进”给予哲学的解释，即使它变成一个哲学话语是有充足理由的。首先，当党的章程把与时俱进纳入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新概括之中时，就使它具有了哲学的意义。因为党的思想路线一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表述。其次，江泽民在说明与时俱进这一观点时，就是从社会实践意义上阐述的。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再次，只有从社会实践意义上去把握与时俱进的内涵，它才对人们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功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虽然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但它又是一个能动的自组织系统，其不是靠外力而是靠实践推动其发展的。这一观点在方法论上的要求，必然是把人们的社会实践看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为此就要处理好人们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内在因素及其与实践环境之间等的关系，遵守实践自身的规律，积极应对实践环境的变化，进而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
（2）与时俱进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前述与时俱进的“时”是指人们的社会实践及其变化，与时俱进的“进”则是指人们能够反映和驾驭这种变化，而且还应使这种变化始终朝着前进的方向。所谓“进”是一个过程，即它是没有止境的。这是因为“时”是一个过程，它的变化和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恩格斯曾经说过，“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他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其变化的总趋势是发展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就是直线前进，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在其中某段时间或某一局部出现倒退的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具有区别于自然界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既为人类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从而加速自己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也给人类实践带来较大的风险，即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则会给人类造成伤害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与时俱进纳入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号召全党在其全部理论和工作中牢牢把握前进的方向，即要努力做到“三个代表”。为此，又必须经常和善于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和错误；根据实践发展形成新的理论，应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是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而是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3）与时俱进与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观
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全党在其全部理论和工作中应当牢牢把握住前进的方向，而牢牢把握住前进的方向的基本途径就是通过对以往形成的意识、观念、规则、习惯等的批判和扬弃，即坚持其正确的内容，抛弃其错误的成分，实现理论（包括科学技术）和实践（包括改革制度）等的创新。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对全党来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里涉及的一个更深层次问题，就是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既不能曲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马克思曾经指出，他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仅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一切人类文化遗产，而且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自身，即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修正或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观看来，任何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与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一样，都是通过一系列的辩证否定方式实现的。真理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一方面是源于认识与实践的矛盾，即实践的发展要求人们的认识随之发展，因此就要否定认识以往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它还产生于人们认识本身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矛盾。即虽然人类本身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但是这种认识能力不仅要受到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状况和表现程度，以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等的制约，而且要受到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等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人们要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真理），必须经过实践和认识多次的反复。当然，实践和认识的每一次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不断接近真理性的认识和在相对的意义上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换言之，每一个真理性认识，都是人们摆脱原有的认识束缚，并根据在实践中获得的新结论对原有认识加以修正实现的。
综上所述，从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说，与时俱进就是人们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在对原有的观念和行为进行扬弃的过程中实现创新，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2.与时俱进的实践特征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里所说的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富于创造性突出了与时俱进的实践特征。换言之，是否具有上述“三性”是衡量人们是否做到与时俱进的重要标志。
（1）体现时代性
体现时代性是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即要站在时代前列。要站在时代前列，首先，要对时代的变化有敏锐的反映。江泽民曾经强调，当前特别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还要充分估计到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例如，从国际方面看，科技新革命正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这使我国不仅面临着必须加快工业化步伐的压力，同时还面临着必须提升信息化水平的压力。由此，我国必须解决如何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如何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其次，要站在时代前列，就要以积极的姿态去对待时代的变化，迎接上述严峻挑战和解决各种崭新课题。如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冲破凡事问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并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容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作了创新的解释，从实质上回答了关于所有制改革姓“公”姓“私”的问题；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吸收那些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新阶层的成员入党，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首先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上充分说明，党是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不断解决着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事业的蓬勃发展。
（2）把握规律性
把握规律性是与时俱进的本质特征。这里所说的规律，不仅是指的自然界存在和发展的规律，而且包括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如人类作为社会主体活动的规律包括主体需要、目的、决策形成及其变化的规律，以及上述两种规律之间的联系等。这两种规律之间显然有重要区别，如前一规律没有人的参与，而后一规律则以人为载体；但是，二者在本质上又是相同的，即作为规律的内容都是脱离人的意识而存在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所以，不能说自然界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是客观规律，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如社会主体需要、目的、决策形成及其变化的规律是主观规律。另外，人们把握规律是为了实现实践目的，不是单纯为把握规律而把握规律，这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条最根本的规律。因此，概括地说，把握规律性的总体要求应当是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规律性是合目的性的前提，合目的性是合规律性的归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往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割裂开。如在解释把握规律性或者实事求是时经常是只讲合规律性，不讲合目的性；而在具体实践时则往往相反，即只讲合目的性，不讲合规律性。可是如果把二者分开就不能真正把握规律性，当然也就无法做到与时俱进。
江泽民在谈到把握规律性时，曾经强调当前需要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这三大规律各自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并处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关系之中。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是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视角揭示的社会先进群体活动和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从世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历史、主要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揭示的特定社会形态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则是从古今中外更宏观的视角揭示的任何社会形态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与此同时，上述“三大规律”又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构成了共产党执政规律运行的背景和基础，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不能脱离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了解；而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也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运行的一种特殊状态，概括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也不能不考虑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运行的影响。
（3）富于创造性
富于创造性是与时俱进的显著特征。创造性一定要通过理论创新（包括科学创新、文化创新）和实践创新（例如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载体表现出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可以把增强工作创造性的途径归纳为三个要点：首先，要敢闯敢冒，即敢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往往与风险性并存。这种风险性不仅来自客观规律方面的刚性约束，也来自社会方面的软性制约。因此，要增强工作的创造性，必须有胆略和魄力，不要惧怕失败。其次，要走一步，看一步。所谓走，就是进行实践或者试点；所谓看，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并且及时总结经验。通过总结经验，对过去正确的认识和做法就要坚持，发现错误的认识和做法则应尽快纠正。最后，是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这是衡量工作是否具有创造性的重要标志。例如，在经济改革问题上，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在社会结构问题上，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曾指出，目前我国社会出现了民营企业主、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要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可以说是在国情认识方面，继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这一新的社会阶层论还是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理论基础。
（二）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的关系
关于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之间的关系，简要说来，就是解放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前提，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因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为实现与时俱进创造有利的主观客观条件；而要实现与时俱进，首先必须做到解放思想。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当前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必须实现“三个解放”：即“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三个解放”之间是既相互区别的，同时又有着内在的联系。首先，是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所谓不合时宜的观念，主要是指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文明和政治民主等不相适应的观念，例如本本崇拜、上级崇拜、利益崇拜等。所谓不合时宜的做法，主要是指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相适应的做法，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仍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指导、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等；所谓不合时宜的体制，主要是指某些政府机构设置等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如权力过分集中和职责不清、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等。其次，是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如过去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等；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如至今仍然有人认为只有发展国有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私人经济则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等。再次，是把思想认识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共同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相割裂、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因而不能正确把握客观的规律，也就无法达到实践的最终目的。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国长期以来不断出现决策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左”的错误，这给国家带来了严重危害。
上述“三个解放”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所谓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概括了当前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主要障碍。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是对当前解放思想的直接的和基本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往往是产生上述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所以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是对当前解放思想的较深层次的要求。如果人们能够真正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那么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就会比较容易和顺利地解决。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仅是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的错误根源，而且是产生上述一切错误的最终思想根源。所以，把思想认识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提出了解放思想的任务，即要把思想认识从那些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束缚下解放出来。综上所述，“三个解放”之间是存在着一个递进关系的，在解放思想的程度上“三个解放”是不断深入的，并且只有实现了后一个解放，才能真正完成前一个解放的任务。
如果没有完成上述解放思想的任务，即当人们的思想还受到上述错误的观念、做法和体制束缚的时候，无疑是不可能做到与时俱进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前提。而江泽民所以强调“三个解放”，也决不是为了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目的是在于实现与时俱进，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就是说，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的目的。然而，如果从动态的角度说，与时俱进也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显然，人们与时俱进即敏锐地反映时代变化，并以积极态度对待这种变化，也是推动解放思想的强大力量。
2.与时俱进与实事求是的关系
关于与时俱进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可以说实事求是是与时俱进的内在本质要求，与时俱进则是实事求是的外在显著特征。只有做到实事求是，才能实现与时俱进；如果做到实事求是，必然就会与时俱进。
实事求是是与时俱进的本质要求，也就是要以科学态度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曾指出，要“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只要我们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住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我们就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因此，概括地说，与时俱进的本质要求就是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是要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如果把二者分开，就不能真正把握规律性，当然也就无法做到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的外在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使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既有加快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例如，国际上由当代科技新革命推动的新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使目前农业经济还占有较大比重的我国不仅面临着必须加快工业化步伐的压力，同时还面临着必须提升信息化水平的压力。我国必须解决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及其产业，以及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使我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如国有企业怎样深化改革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如何解决城市里大量下岗职工以及农民进城带来的就业问题，还有所谓“三农”问题正在日益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上述问题都是新遇到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探索和把握存在于上述一系列问题背后的各种事物运动的规律，进而依据这些客观规律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一再证明，能够解决新问题的对策，必然具有创新的特点。它既可以表现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也可以表现为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等，这也就是与时俱进。反之，因循守旧是不可能解决任何新问题的。与时俱进不仅反映人们实事求是的实践结果，而且反映人们实事求是的精神状态。理论、科技、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反映的是人们实事求是的实践结果；而要实现理论、科技、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具有创新意识以及在创新精神支配下的工作态度和风貌，后者反映的正是人们实事求是的精神状态。
四、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客观条件
在新时期，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历史上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方面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曾经着重分析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很好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教训，其中不仅指出了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个人在经验、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原因，而且深刻指出了我们党和国家受着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遗毒影响，以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诸弊端等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在总结上述历史教训和分析我们党和国家目前状态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必须创造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系列主客观条件。
（一）主观条件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和一切工作的基本准则。在历史上，毛泽东为使全党同志都能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仅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党风在全党提倡，而且把能否做到实事求是作为检验党员是否有党性的重要标志。在新时期，邓小平又反复告诫人们，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实质是在于是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此，邓小平要求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仅要求具备一定的素质，而且是要下大决心和花大力气才能做到的。对个人来讲，其应具备的主观条件是：
第一，崇高的使命意识。既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和国家开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的根本思想路线，那么为了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就应在实际工作中，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当做是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为此既要克服来自主观方面的干扰，如个人主义和小集团主义等私心杂念；同时，也要克服客观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如社会和党内的不正之风等。这种使命意识，用哲学术语说就是一种主体意识，它是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具体表现。不具有这种主体意识的人，往往过分强调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过程中，主体活动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然而，具有这种主体意识的人，则更深刻地认识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就是主体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观环境的过程。
第二，基本的哲学修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概括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与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因而没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路线，当然也就不可能使之在实践中得到认真贯彻了。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特别是要求领导干部学好哲学。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再次“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与此同时，当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因此，无论做什么工作，只靠经验思维已经无法适应了，必须掌握理论思维。这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理论思维能力，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进而在工作中做出正确的决策。然而，理论思维“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
第三，丰富的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仅有哲学修养还不够，还必须掌握与具体工作相关的各种专业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果说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一种加工工艺，那么各种专业知识以及实际情况则是原材料。不难设想，没有原材料是不可能加工出产品的。这就是说，只知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没有专业知识以及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还是无法在工作中正确地分析和解决问题，也即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般地说，作为新时期的领导者，至少应当具备一定的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专业知识，才能达到邓小平提出的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才能驾驭和领导全局。
第四，一定的实践能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仅要求具有认识能力，而且要求具有实践能力，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如果一个人实践能力较差，其认识能力也就受到局限，因为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实践。与此同时，要把正确的认识变成现实，也必须借助实践能力的发挥。这里所说的实践能力，对领导者来说，包括调查研究的能力，运用群众路线及其他工作方法的能力以及实践经验等。毛泽东说过，“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战争时期的侦察和思索，也就相当于建设时期的调查研究，因此，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一个基本功。关于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万里在20世纪80年代初总结安徽农村改革经验时曾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解决好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问题，越贴近实践，越贴近群众的人，思想越解放，越能做到实事求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还要求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从历史上看，缺少经验常常是发生主观主义错误的原因之一。邓小平也曾经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大错误没有犯，小错误没有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相反，实践经验愈多，其参照系愈多，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也会愈全面和正确。
第五，不怕牺牲的勇气。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有勇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除了要具备上述四个条件外，还必须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所谓不怕牺牲，是指的不怕自身的各种利益受到损失，直至付出生命。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勇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非易事。1962年1月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对这一问题做过具体分析。他认为某些领导干部缺乏实事求是的勇气，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对某些犯有错误的人来说，“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这种人为了维护个人所谓名誉，置人民群众、党和国家利益于不顾，无疑应当对其进行严厉地批评和教育。第二，还有些人是“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无论是在以往的工作中，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由于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不正之风甚至腐败行为，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不正常现象：在有的地方或单位，明显是违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做法，却被当做正确的做法执行着；而有的干部群众就因为对一些错误思想和做法提出批评或在行动上抵制，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打击报复。这就是说，要真正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真理，就要有敢于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的勇气。毛泽东还曾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应该有“五不怕”的精神，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刘少奇也说，不是讲实事求是要有勇气吗？就是要有这“五不怕”。有了这“五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呢？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440页。而要做到“五不怕”，就必须具有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因而才能下定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乃至一切的决心。而没有这种决心，当然也就只能是畏首畏尾、明哲保身了。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老一辈革命家在同一切违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方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如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同“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的斗争，彭德怀在建国后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的斗争，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同“四人帮”以及“两个凡是”错误倾向的斗争等。他们所以敢于冒着被批判、撤职乃至迫害的危险，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是因为在他们心中首要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一己私利。同时，他们深知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通过个体乃至局部利益的牺牲来换取整个群体（如阶级、国家）以至社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即使在抵制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斗争中个人蒙受再大的损失，这种为阶级、国家乃至社会发展而作出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二）客观条件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客观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目前迫切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快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邓小平曾经指出，原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为此，必须加快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解决原有体制中政企不分、条块分割、机构重叠、职责不清等问题，让各级领导者责权利统一，让企业领导者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者。这就是说，通过领导体制改革，给这些领导者一个自己演出的舞台，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这样，他们才有一个在工作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贯彻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第二，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由于改革开放前一段时间没有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因而“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去动脑筋了。”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另外一种不正常情况，由于激励约束制度不科学，如片面地用产量、产值指标考核领导干部政绩，加上领导官僚主义，导致报喜不报忧，甚至说假、造假。于是就有了所谓“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现象。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要使这一机制有效，首先就必须做到科学，如用效益指标取代数量指标。而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则应严厉查处。
第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邓小平曾经指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因此，当我们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时，少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敢于起来抵制这一错误的同志却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平时一般人则“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所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只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一切领域，都造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局面，才是为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邓小平对民主制度建设总的要求，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公民的民主权利、党员的民主权利应当受到宪法、法律和党章等的保护，任何人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无权侵犯公民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在此基础上，加强民主制度建设，至少包括以下几项工作：①扩大民主选举。毛泽东曾经说过，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而人民正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把权力交给领导者的。列宁也曾指出，“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实行民主决策。所谓民主决策，是说领导在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普通群众、下级机关、同级各个相关部门、专家学者等。在决策过程中实行集体领导，即让参与决策者充分发表意见，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一把手”不能搞一言堂和家长制。在决策后和实施时，还应建立反馈机制，以使各方面对决策的意见及决策执行中的情况得到及时上达，发现问题立即纠正。
第四，实行全面的严格监督。邓小平在建国初期就指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而“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
为了实现上述监督，邓小平指出，首先，必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其次，党和国家应当实行党务、政务公开。“无论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党都要公开。公开的好处很多，老区都有经验。有的同志怕把表现不好的党员公开出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次，加强舆论监督。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批评有些报纸报喜不报忧。他指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鉴于历史经验，目前特别应当加强各种形式的民主监督。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访问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