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给自己的作品写过序和跋之类的文字，这是头一回。这样的文字一点也不好写，它需要我站到前台，直接跟读者交流，而我不习惯这样，我喜欢躲到后面，把自己埋在文字里，读者打开我的书，我便跟那读者认识，如果打开了还要阅读，我们便谈开了。我们谈的问题，大多趋于严肃。我相信，凡是读我书——无论小说或散文——的人，都跟我一样，在生活中有了疑难，有了困惑，需要质询和追问，也渴望浸润和涤荡。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去倾听对方，也梳理自己。
我们发现，古圣先贤那句“认识你自己”，历时两千余年，还响在云空，直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羞愧。我们都太忙，不忙，也让自己显得忙，从而抽不出精力来打理自己。也可能是缺乏打理自己的愿望和能力。我在这本书里简要提到，人的境界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喧嚣和泡沫，第二层是黑暗，第三层才是自己。通常，我们浮在第一层，这里不寂寞，撩动一下泡沫，就能显示自己的存在，泡沫消失于泡沫中，也无所谓，因为尘世本就这样，如同时间，不是后浪推前浪，而是后浪淹没前浪，对此，我们认，因此可以心安理得，惬意而舒适地将一辈子打发掉。只有少数人能进入第二层，进入这个层面，需有潜水的功夫，还得丢弃和忍受：丢弃别人为你预设的道路，忍受前路迷茫的焦灼，当然，还包括孤独，所以敢于进入的不多，能穿透这层黑暗的更少。如果能够穿透，会发现一间屋子，那间屋子通透光明，屋子正中，端坐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自己。你通过艰难曲折，终于找到了自己，认出了自己，跟自己激情相拥。由此，不来人世白走一遭，有了坚强的注脚。
认识自己有很多途径，阅读大抵是最可靠的一种。我们挟裹于生活的洪流，纷至沓来的信息和经验，水草般将我们缠住，使我们艰于挣扎，更谈不上判断和洞察。其实，懂得挣扎，已是一半的清醒，如上所述，许多人不会挣扎，特别是不会有精神层面的挣扎。一本书，我是说好书，就如一面镜子，它讲着镜子本身的故事，你却从中照见了自己。你醒悟到：一直以为自己在生活，结果是在看别人怎样生活。你的一切，从颜色到气味，从首饰到鞋子，从工作选择到家庭装修，从孩子上学到老人入院，都是依照别人的方式在设计和塑造，但还不自知，还以为那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想法。事实上，自己早被磨损，已经面目不清，直至最终丧失。这还是浅表的丧失，更深处，我们感动，是因为别人在感动；我们愤怒，是因为别人在愤怒；我们作恶，是因为别人在作恶。走到这一步，身份证和户口簿上的名字，就与我们的血肉之躯分离，名字变成了囚徒的编码，只是为了方便听从别人的呼唤和命令；换句话说，我们成了生活的奴隶，也成了自己名字的奴隶。
这时候，那面镜子静静地立在那里，只需你走到它面前。它不会上前招引你，它骨子里的傲慢，只愿意面对主动的生命。凡是不心甘情愿随波逐流的，都是主动的，迷茫、怀疑、挣扎、渴望……都属主动的范畴。它不抱企图，从没打算强加于人地说服你。它只是陈述幻想的价值、抵抗的意义，以及生活的逼仄和可能。如果你有心，被你深埋的自己就会苏醒，并对你热心邀约，你穿透那层黑暗，就被自己照耀，从而看到自己的逼仄和可能。
陆游诗“柳暗花明又一村”，用于描述人生，确是好词好句。那是敞亮的人生，敞亮的人生需要修剪。当我们找到自己，认出自己，接下来就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芜杂是我们的生命常态，所谓逼仄，就是芜杂太过的缘故。芜杂最丰厚的营养，是欲望。欲望不是错，更不是罪过，但欲望的特质，是一旦出芽，就拼命滋生，若不加节制，其正当性就会发生改变。一切好书的伟大使命，就是教会识别，提醒节制，并以此见证生命的尊严。承认“他者”，心怀怜惜，是尊严的基本内涵。见世间一切苦厄，他的、她的、它的——他们的，即便做不了什么，知道问一声：为什么不是我的？这么一问，生命就有了宽度，就在生长。清除芜杂，就是让生命生长。你十岁的时候在生长，你到了一百岁，如果还活着，照样在生长。这是精神生命的奇迹。而如果没有精神生命，人就很难被定义。
这本集子，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随笔集。第一本叫《把时光揭开》。从体例上，两本相近，《把时光揭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风声雨声”，跟这本的“小笔记”一样，也有百来则短文，写自己对人世、命运、万物及读书的感悟，本质上则是对自己的清理和擦洗。这样的文字不会很多，到目前为止，总共也不过八九万字，它们是我最沉静时候的产物。沉静，是人生的奢侈品，尤其是现代人的奢侈品，我将自己的奢侈品奉献给读者。或许不合你胃口，这没关系，我们都在尽量认真地生活，都以独立的姿态，欣慰着同行者的加入，这才是最重要的。《把时光揭开》的第二部分，叫“我们的居所”，跟这本的“路边书”一样，都是散文，关注的东西各有侧重。居所里除了我们的家具，我们的肉身，还有我们的灵魂；行走在路上，前方所指，可能是远方，也可能是故地，而许多时候，故地和远方并不是两个地方，在我们的内在星空里，它们殊途同归。这本集子多了一个部分，“对谈录”，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是关于写作；与我对谈的，是《中华读书报》《文学报》《十月》《西湖》《西部》、腾讯文化等报刊和媒体的记者，还有批评家、大学教授和在读硕、博研究生，限于篇幅，我不能把所有对谈收录进来，但借这机会，对各位一并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为编辑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唐婧、张春晓、林文询等诸位师友，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