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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亳州参观曹操运兵道。我以前来过，算是曹操的老兵了。但依然为它的繁复与巨大所震撼。繁复与巨大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微小与精细，同样震撼人。花戏楼的砖雕艺术是其中一绝，镂空雕出的扁担，仅火柴梗的三分之一粗，却支撑了几百年。每个人物，都各有身份，各有动作和表情。其中一幅图，一只虎侧对两条狗，虎爪后缩，尾巴弯曲，狗却格外凶猛，“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道理，生活中随时可以得到印证。戏台檐壁有砖雕的三国故事，赵云救阿斗，别处表现的是赵云，这里表现的是曹操，曹操见赵云之勇，下令不许发箭，导游因此说：这表现了我们曹公惜才爱将。亳州是曹操故里，很多旅游景点，打的是曹操牌。如果山东的西门庆故里，导游也一定会说“我们西门庆”。这很难说是乡情的力量。这多半是资本的力量。从亳州老街返回时，与韩少功同行，他说当下的资本运作，使文化虚肿，其实是没有文化；又谈起他的《山南水北》，他说里面的文章，百分之六十有依托，百分之三十是“添油加醋”“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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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人铁梅谈。但铁梅现在有了特殊的身份：她在九华山大慈藏寺出家，法号宝月。
她出家已将近两年了。自她上了九华山，许多文朋诗友去看她。我去之前，多多、树才等人刚去过。她精神状态非常好，一说一笑。她对师父非常尊敬，一口一个“我师父”。她说“我师父”法名释门智，是“正道师父”，出家前有800斤神力，儒道释学问的高深，非常人能及，还懂数学，用数轴为弟子讲佛法。生活中无处无佛理，因此师父随时讲解和引申。说他们寺庙的那口井，是师父于病中躺在床上指挥弟子找到的水源。师父此前见滛池之水自天而落，隐于后山，说喝了这水可治癌症，且有实例作证。又说到大慈藏寺地理位置极好，而怎么个好法，“要我师父才讲得清”。总之这里会出高僧，不是出一个，而是出一批。对这些事，她特别的“信”。我在长篇小说《太阳底下》里，写到“不信”的力量，但我深知，“信”比“不信”来得更雄辩，更崇高，也更动人。
她上午的主要工作是烧开水。这时候她穿一身迷彩服。锅炉房小得很，烧柴火。旁边是水管，我帮她提了桶水。她戴着红色塑料手套，洗帕子，看上去也觉得冻手，而现在还没到最冷的季节。临近中午和她告别，半小时后她发来短信：“前路吉祥！宝月合十。”
回到成都，便进入冬至。成都人的风俗，是冬至这天吃羊肉。满城的热气腾腾。许多单位搞支部活动，内容就是去餐馆吃羊肉。可怜的羊！而每到这一天，各大寺庙的僧人一大早就为羊们念经超度。这些僧人真好。对宗教，可以不信，却绝对不可以轻慢。对宝月说的那些事，也不能简单地以“神奇”断之。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里告诫：宋儒“每于理所无者，即断其必无。不知无所不有，即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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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12点过，刚关了灯，脑子里便出现一条狗的形象，黑狗，从云空里跃出。接着出现几条狗，它们互相撕咬，落败的一方伤痕累累，哀鸣而去。这种景象，我小时候在故乡是经常看见的。这让我痛了一下，为那些狗。接着门厉害地响了一声，是猫进来了吗？它怎么弄出那么大的动静？而且门已经锁上，它怎么可能进来？接着窗响、床摇。我知道，又地震了。
早上起来上网，知道是彭州地震，4.8级，震源深度18公里。但从我觉察的震感，至少有6级。近几年，四川的寻常百姓，都成了测量震级的行家。有网友说，一周前，香港凤凰卫视就报道，说江油等地的井水沸腾，请专家考察，专家说是地热。网友们互相骂仗，有人把四川叫死川，说老天爷要把四川人全都震死。
难怪我的脑子里会出现恶狗撕咬的场景。
人与人的撕咬，没有一方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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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朋友从南极归来，说他的南极之行。他坐的船，是苏联制造的。苏联解体前，这艘船用于科考，苏联解体后，美国把船买过去，专跑南极。但船上的徽标，依然是苏联的。他从南极回来后，俄罗斯将船收回了，因而他是最后一批乘那艘船的人。船高十一层，乘客八十多，加上七十多名水手、厨师等等，共一百五十多人。
然后从笔记本电脑上看他的摄影作品。
拍摄奇特的风物，并不需要多么了不起的眼光，大自然本身会成就你。可他毕竟是敏感的：海面是蓝冰，海岸是火烧云，两只北极熊交卧而眠，看上去绝像太极图。还拍了南极的岩石，我以前并不清楚南极有那么多岩石。拍了罗斯冰盖，这一整块冰盖比法国还大。拍了纪念英国探险家斯科特的屋子，以及放在屋中桌上的中国青花陶瓷。斯科特是英国海军上校，1912年跟五个伙伴奔赴南极，决心成为第一个去南极极点的人，结果被挪威人阿蒙森抢了先。斯科特与伙伴在归程中先后死去，留有日记《最后的跋涉》。茨威格曾为此撰文，题目叫《伟大的悲剧》，中译本已收入七年级课文。
在斯科特的时代，或许那真是“伟大的悲剧”，走到今天，伟大已经很难说了，“悲剧”的性质也变了，“悲剧”的主体同样变了——由斯科特和他的伙伴，变成了全人类。
科学也需懂得节制，科学也要有伦理，那种为争夺一个冠军的体育比赛似的科研，只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此时此刻，电视新闻正播某科考船深入南极，洋面冰封，船破冰而行，一个小时才前进50米。新闻盛赞科考队员的不畏艰苦，但在我眼里，他们不过是入侵者；在他们前方，十余只企鹅惊慌逃遁，逃出一段距离，集体转过头，看上一眼，再次逃遁。这情景给我不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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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岁月无痕，其实岁月是有痕的，它塑造了我们的面貌，从身体到精神。在各自的家庭和领域，我们不是建立了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如鱼得水的时候，总是那样稀少，忙和累，成为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主题。有人将忙字拆开，说无心为忙抑或心死为忙，这话给我们打击，但的确，它自有道理。关系复杂，心却可以简单。唯简单才能锐利。
经验教我们成熟，若干年后的我们，不再为想象中的喜悦忘乎所以，也不再为想象中的烦忧张皇失措，而是担着责任的、主动的生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不必感叹光阴的流逝。就我本人而言，要我倒回十年二十年，我是不愿意的。岁月流逝，年岁渐长，握在我掌心里的东西，有些是我渴望得到的，有些则是我的失意甚至伤痛，但既然降临于我的头顶，它就是我命运秩序中的一部分，它铸就了我是我自己，因此我有理由和义务接纳它，善待它，珍惜它。人的一生，最漫长的道路，不是谁走向了成功，谁跌入了失败，而是回归自己内心的旅程；在这条道上，我们都无比纯洁，如同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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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来，完全没法写作。列了几个题目，也开了若干次头，都无法接下去。故事摆在那里，就是不能写。对整个的小说形式，我感到了深刻的厌倦。小说应该变革，变成另外的样子。我希图从别人那里获得启示，读了很多书，除张承志的《心灵史》、简·奥斯丁的《爱玛》，大部分书都没从头读到尾，也没必要从头读到尾，它们都未能在小说文体上给予我任何帮助。不管耍什么花招，都需要文字表达，这才是根本。
难道，我厌倦的并非小说这一形式，而是文字本身？
如果是这样，我确实就没法写作了。
文学只能依靠文字，就如同音乐只能依靠旋律和音符，绘画只能依靠色彩和线条。
而文字只是实现文学的手段，文字背后的情感和思想才是核心。
那么，我是厌倦了某种情感和思想？
很可能是这样的。
对我而言，真正需要变革的，可能不是小说的形式，而是：我要对这个世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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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文学吸引我们，一是想象奇特诡异，二是在日常中发现人们熟视无睹的生命细节。两种文学要做好，都需要敏锐纤细的神经，需要侦察世间万物和人生困境的热忱，还要有深刻的洞见。
有四种打量世界的目光，并因此有了四种文学的努力：一是发掘人的高贵面，以托尔斯泰为代表；二是发掘人的平庸面，以奥斯汀为代表；三是发掘人的阴暗和丑恶面，此类作家数量巨大，鲁迅、芥川龙之介、巴尔扎克等，都是这样；四是发掘人的美好面，比如沈从文。首尾两种最难做，因而也可能成就最伟大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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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叔本华《生存空虚说》。正文之前，有个篇幅很长的序言，序言作者的武断和“文革”腔，让我惊讶。我读的版本，是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的中译本，“文革”结束11年了。
心里再一默念，才发现时至今日，“文革”腔照样盛行。
“文革”腔的主要特征是：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我有权对你宣判。
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既定标准。《生存空虚说》的序言，是以恩格斯的话为标准。恩格斯的书我是喜欢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前不久我还读。他的一些随笔我也喜欢，非常的沉厚，有思想，也有文采。可谁也不能说他的论断就是最终的论断。如果这样认为，是把他贬低了。一切不能发展的思想，都是尸体。可我们就是这样洗脑的，给别人洗脑，也给自己洗脑，日久天长，已把脑子洗得发白，除了白，还有鹅卵石般的硬。
弗洛伊德说，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文明，只是随时都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念所冲破的薄薄一层；弗洛伊德又说，人类都有一种“对文化厌恶”的病态心理。斯蒂芬·茨威格对这句话的阐释是：“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叔本华的哲学不一定好，更不一定正确，但这要交给每一个个体的读者去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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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懦弱，罪犯却很强大。”
这句话是一个茶叶商说的。他的女儿被人纠缠，不从，罪犯就在他家泼上汽油，把他妻女烧死了。
罪犯是如何强大起来的？
为什么好人总是显得懦弱？
前些天我就在想，真正伤害我们写作的，是温情主义和乐观主义，而且是“现在时”的温情主义和乐观主义。这是一种回避。这样的回避让文学虚假。只有建立在悲观主义之上的乐观主义，才会呈现真正的价值。耶利内克等人的阴暗叙事，何以拒绝美好和谐的秩序，展现冷酷无情的世界——充斥着扭曲、变态、压迫和暴力的世界？这是因为，他们抵抗假象，根本不去模仿和升华现实，而是直截了当地否定现实，让读者从中发现日常生活中无法认识到的内在本质。这本质就是：我很懦弱，罪犯却很强大。
事实上，阴暗叙事的作家心底里都有大悲凉。他们是真正具有“热爱”品质的作家，是对人类还抱着美好幻想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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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朝一个地方走去，途中，某人看到岔道上有蜻蜓在飞，他就朝蜻蜓靠近，蜻蜓越飞越远，他在岔道上也越走越远。到后来，他完全脱离了大部队。他付出的代价是：可能错过了午饭，也没有水喝，更重要的，他离开了群体，没有伴侣。
然而，他开辟了另一个方向。这就是创新。
创新的前提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好奇心。你开辟的方向，是被好奇心驱使，在无意识中完成。好奇心也就是你的天真。保持天真相当难，所以毕加索说，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像个老年人那样画画，但到了老年，也没学会儿童的天真。其实天真不是学来的，更装不出来。世上的很多东西可以装出来，天真装不出来；有人装得很天真，但瞎子也知道那是装的。装假有一千种，装天真最让人厌恶。我们从儿童到成年，天真在一步步丧失，也就是我们的艺术气质在一步步丧失。能够被一只蜻蜓吸引得忘乎所以，是儿童的天真，儿童的天真让他在成人世界里成为奇迹，帮助他走出另一条道路。
所以，如果你提前对我说：我正写一部小说，或者准备写一部小说，完全是创新。不需要看，我就知道，你不可能创新。因为你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点也不天真。
跟着大部队走，是不是就没有出息呢？当然不是。大部队去的方向，处在公共视野里，通常而言，那会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你有没有本事，就看你能否在这个巨大的存在里下功夫。比如一群人去爬山，有人爬到三百米，就说，差不多了，用不着再往上爬了。有人爬到七百米，一千米，更会产生这样的满足感。然而，有人爬到了五千米，甚至八千米。爬到八千米的人，跟那开辟另一个方向的人一样，将错过午餐，将无限孤独。他们要承受同样的东西了。
但又不一样。开辟另一方向的，很可能看到更加旖旎的风光，而这位本来跟着大部队却独自爬向高处的人，还会缺氧，会有性命之忧。他将承受更多。
一个人承担越多，成就越大，承担越少，成就越小。
所以卡夫卡说，虚构比发现容易。我们姑且把开辟另一个方向当成虚构，与群体方向不一致的虚构，把跟着大部队走当成发现，确切地说是有发现的可能——你怎么从公共视野里，去侦察到别人忽略的事物，是相当困难的。当卡夫卡有一天在他的稿纸上写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是拐到岔道上去了。他对人类遭遇的困境，人类的异化，有了刻骨铭心的感触，用通常的方法已无法表达，便用了这种方法——走向岔道去的方法。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是别人意识到的，说那是创新。而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当他清醒过来时，却说，虚构比发现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