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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小笔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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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朋友来电话,说今年天冷,他们将利用假期去南方风光秀美之地旅游。我一点也不心动。说到风光秀美之地,还让我怜惜和警惕。世上多少风光秀美之地都被人占据了,它却并不给予你什么。这些年来,我随各大刊物、各文学团体,也去了不少地方,且都是好地方,但说真的,它们并没给予我什么。我如果要描写它们,等同于看着一张照片进行描写。我在想这其中的道理。凡是大自然,就没有不好的,大自然自成体系,深沉博大,可一旦开发成旅游区,它的灵魂就跑掉了,躲起来了;它之所以不能给予你,就是由于它这时候没有灵魂。你千里迢迢地跑到那里去,结果是跑到一具尸体的身边,就这么回事。大自然是洁净的,同时也是苛刻的,你要想跟它交流,就要跟它有一颗同样宁静的心。对人数也有要求,你要走向大自然,就最好独自前往,特别是不要有熟人,一个熟人也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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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读了些古书,从《儒林外史》《镜花缘》到《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儒林外史》《镜花缘》都相对平庸,后三者是好的。《聊斋志异》既跨越了物种的界线,也打通了阴阳两界,而且过渡得那样自然,自然到简直就没有过渡,《金瓶梅》视野好,语言好,《红楼梦》能飞。针对中国古典作品,苇岸有篇文章,说那些作品都太追求趣味。这话有些道理。趣味破坏骨子里的庄严感,与大气背道而驰。小说是塑造形象的,这种形象,除了要有人性的深刻度(《金瓶梅》和《红楼梦》,都不缺乏这种深刻度,《儒林外史》太夸张,《镜花缘》太离奇),还应该有思想的深刻度。人性究竟有多少改变呢?古人计较的,今人也在计较,中国人计较的,外国人同样计较,如果小说只满足于此,现今的作家,实在无事可干。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方面,除《金瓶梅》和《红楼梦》外,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上都是在证明人,而文学的任务,是证明人不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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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重庆抗战文化史》,对胡风的一句话非常感兴趣,他说,创作要写出人物“精神奴役的创伤”。这是相当高明的见解,而这份高明,却给他自己带来毁灭性灾难。胡风本人,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最近两天晚上,读蒋泥著《追问老舍的世界》,深感胡风的那句话,是怎样在老舍身上得以步步实施。

读某刊,扉页上“主编的话”,有这样的句子:“我们短促的一生,所渴求的难道还有不是吉祥的其他吗?多年前就有学者指出,现当代中国文学,其实只有两个概念:苦难与暴力。作为伟大汉语的传承者,我们应该更深地反思,当前汉语文学中频频出现的那些对‘厚黑’的追逐,对‘残忍’的痴迷,对‘俗恶’的推崇,其主要动力是否由创作主体的人格偏执和文化矫情所构成?或者根本就是创作主体的迷失?”

对此我是这样看的,如果只是追逐“厚黑”、痴迷“残忍”、推崇“俗恶”,那自然是坏的文学、恶的文学,然而,如果仅仅因为描写了苦难与暴力,就绝不能指斥为“创作主体的人格偏执和文化矫情”,也不是“创作主体的迷失”,恰恰相反,那是创作主体“在场”的表现。苦难与暴力可以控制一切,吓倒一切,但不能控制艺术,也不会吓倒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有责任揭示苦难和暴力,为世间留下一种声音,一种呼喊和抗争的声音。

“我们现在不应该写苦难,我们应该书写吉祥如意的生活……”

多么美好的意愿!可是我想说,当美好和吉祥还在远处,我们却当成现实图景去书写,那就不只是偏执和矫情。何况,无论哪个时代的优秀作家,都当然地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最坏的时代,这不是作家不知好歹,而是作家的悲悯之心,让他们总是看到弱小者,看到那些在社会大车的辘辘滚动声中,被颠簸和被抛弃的人群。现在,不是把创伤和苦难写得太多,而是太少,太缺乏力量。北岛说,中国不缺少苦难,缺少的是对苦难的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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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幕式,45支表演队参加了演出(包括13支国外表演队),其中毛里求斯和几内亚的舞蹈、土家族的毛古斯舞、彝族的跳菜舞、巴中的翻山饺子舞、羌族的俄足舞等,给我印象最深。这些舞蹈被“文明”损害的程度较低,它不是来自“文化”或“文明”,而是来自生命,其舞步和歌声韵律简单,却直刺人心;与此相比,那些来自“文明”国家或地域的表演却显得那么疲软,那么没有意思。

由此我想到文学,如果文学中的生命元素淡薄,不管你有多么高明的技巧,都无济于事,甚至,一旦你远离了生命,技巧越高,越让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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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曾讨论过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粮食问题。他厚厚的长篇小说《比目鱼》,主题就是人类饮食。他认为,如果我们环顾一下当今世界,就会发现现代科技几乎已经无所不能,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相反,全球受饥饿威胁的人口每年都在增长。其二是“正确的阐释”。这是有关教育的。他觉得,全世界的课堂上都弥漫着一种“德意志狂热”,教师强迫学生在几乎还没有读过或者没通读过某部作品的时候,就必须去阐释这部作品,而且一定要做“正确的阐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确的阐释”,因为每件艺术作品都包含、承载着无数的理解和阐释。课堂上的填鸭式教育,却规定只有一种阐释——通常就是教师的阐释。这会造成学生将注意力转向“修饰”,并因此引导学生成为投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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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这是杨元元自杀前一天说过的话。杨元元本科毕业,历经七年奋斗,考上研究生,学的知识的确不能算少,然而,如果知识没有作用于她的内心,化成某种品质,从而修正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那些知识就是死的,是随时可以被拿走的。

可这怎么能怪她呢。毕业即失业的局面,已维持了好些年。一度时期,整个社会都在批评大学生们的择业观,认为他们自视太高:你大学毕业,照样可以去操刀卖肉,照样可以去当农民工。初听起来,这话有理,可问题在于谁都要计算成本。在我老家,普通家庭要把孩子供出来,说倾家荡产还不够。花了这么大血本,到头来还是当农民工,想得通吗?有读大学的机会,看起来是好事,可多一种机会也就多一种想象,结果一切想象都是妄想。

当学生成为产品,就跟别的产品一样,越多越好;可学生又不同于一般产品,一般产品要销掉才能获利,而大学生这种产品,收进门就能获利,至于能不能销,想管也管不了。因此对某些人而言,读大学很难说不是陷阱。他们掉进这个陷阱后,才手忙脚乱起来。去年十一月,我去某大学开讲座,文新学院副院长非常沉痛地告诉我:现在的学生,刚进大四就不上课了,一个年级二百多人,有二三十人进教室,辅导员就会受到院长的表扬。那些学生都到哪里去了?找工作去了。其实岂止大四学生,大一新生就在为将来发愁,我进校园,很难在他们脸上看到笑容,也很难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青春”。

焦虑心如此之重,不可能学到什么知识。纽曼在论述关于大学的概念时说:当一大群年轻人来到一起,自由密切地交往,即使没有人教育他们,他们也必定能互相学习;所有人的谈话,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系列的讲课。他说这是牛津大学的模式。而我们的学生,却只能各自为将来的饭碗挂怀。教师们也顾不过来,且不说好些教师正忙于去做房产顾问、股市顾问,单是那么多学生,怎么教?从里、外两方面,学生都很难学到知识。杨元元说自己“学了那么多知识”,很可能只是她的错觉;她把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当成学到知识了。

这就是说,将知识内化为品质,只不过是奢谈,因为他们连知识也没学到。

教育家胡庶华认为,大学招生应少而精,因为它是培养尖端人才的。可我们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年年扩招,泛滥的后果,是让本可以成为尖端人才的苗子,也被焦虑的洪流席卷。前两天看新闻,说今年的研究生报考人数又比去年猛增,仔细调查,发现这些人中有一大批是本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读研究生可以暂时缓解失业的压力,还有一大批是为将来就业增加砝码,只有十分之二是对研究本身感兴趣。老实说,我对这十分之二是怀疑的,我觉得没有这么大的比例。大学已经失去了最主要的办学价值。我认为现在是必须回归的时候。至于提高建设者素质,完全可多办职业技术学校,进行社会真正需要的对口教育。如此,既有利于国家,又可挖掉发教育财的利益集团,还可少几个像杨元元这样的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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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说,二战时期,起码有二十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有。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断。的确如此,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魔鬼和天使,修炼成天使的路十分漫长,而魔鬼却是与生俱来的,魔鬼比天使更有力量。政权的意义,在于堵住魔鬼,为迎接天使开辟广阔的空间。但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政权。最近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部惊心动魄的小说阐述了一个真理:政治的重要手段就是保持权力的神秘性,还必须有意识、有计划地让国民贫弱,唯此,才能使等级生效,才能使普通百姓对手握权柄者产生敬畏和盲目崇拜。

看过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再次想到上面的问题。关于人心,其实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心就是一股水,往善的方面挖渠,它就流向善,往恶的方面挖渠,它就流向恶。“人之初,性本善”,或“人之初,性本恶”,都是不成立的。人心本没有善恶,它好比一个容器,放在那里,当路人渴了,可用它饮下甘泉;当歹人行凶,也可用它酿制毒浆。同时,只有专注修行的智者才能判断自己心灵的善恶,普通人无法判断。他们跟随潮流而动,跟随河流的走向而动,每一个念头和行动,在当时的情景下,都被他们当成善念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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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楼是为了拆楼,这违反常理的举动,却成为拯救的手段。听上去滑稽,但它是中国乡村的现实图景。因其现实,所以坚硬,所以任何嘲讽都显得轻浮。胳膊和大腿的关系,使胳膊们胆战心惊,大腿却镇定自若、沉默如石,只在需要出腿的时候,轻轻一撇,胳膊就断了。所有人都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但都想试试。试的结果,鲜有例外。胳膊们心有不甘,当听见自己嘎嘣嘎嘣的断裂声,禁不住要苦着脸追问:我为什么是胳膊?你为什么是大腿?

答案其实早就有了,听的人清楚,问的人也清楚。因此操心这个问题,是一种无奈。

所谓人的完整性的破碎,首先就生发于无奈。城市化进程,就是蚕食村庄的过程,就是把农民赶出土地的过程,而农民失去村庄和土地,就失去了根,失去了祖传的经验,因而无所适从。住进城区,并不证明他们天然地就变成了市民。他们在城区的楼房里,眼睁睁地坐吃山空,担惊受怕,谁也不去指导他们如何创业,不去过问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别人不过问,自己没法不过问,火线盖楼,专等拆迁,无非是想多得一笔赔偿金,让自己多些踏实。

往更深处追究,农民住进高楼,把农具甚至猪牛,都一并带上去,这难道仅仅是习惯和恋旧?难道我们从中看不到一点被割裂的精神痛楚?连农民自己也看不到。因为照通常的看法,唯具备一定身份的人,才有“精神”。农民是什么?农民就是种庄稼的,这可以算作一种身份,卑微的身份,因其卑微,所以不让你当农民,就是对你的提拔。

农民的日子没法过,终于由无奈变成耍赖,连猪圈也盖三五层,就为了要赔偿。

但无奈的耍赖还是耍赖。平日的良民,呼啦一声就成了阴谋家。他们把脸都撕破了,不要脸了。无论怎样辩解,这都是人性之恶。这种恶是被引发出来的。政府和政策的好与坏,就看是引发善还是引发恶。恶一旦被引发,就必然构成伤害。

不仅仅是伤害人。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眼里始终抹不去一个形象。一个老人的形象。这个老人满脸沧桑,破衣烂衫,龟缩墙角。在他不远处,一群人正在争吵和打斗,吵得天翻地覆,打得头破血流。所有的争斗都与那个老人有关,但谁也不去注意他。这同样是一个破碎的形象,而且还在继续破碎,看不到缝补和拯救之期。——这个形象,就是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