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语语言概说
一、日本人起源学说
关于日本人的起源问题，有关学者专家从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诸说不一有“阿伊努说”、“原日本人说”、“石器时代人说”等。
根据现代DNA检测，日本人一方面有其独特性，另一方面又和中国、朝鲜、东南亚等有相似性或共同性。从1996年开始，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人骨和在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出土的差不多同期的绳纹时代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检测分析，两者排列次序的某部分竟然一致，由此说明两者可能源自相同的祖先。
关于日本人的起源问题的诸多观点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观点是，日本的化石人是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根据地质学的分析，当时曾是亚洲大陆一部分的萨哈林（库页岛）可能与日本的北海道、本州相连，九州可能与朝鲜半岛有陆桥相连，东南亚及中国的华南地区可能由经琉球群岛至日本的九州的浅海相连，猛玛、大角鹿等可以自由往来。因此，北京猿人的后裔在漫长的岁月里，可能经由朝鲜通过陆桥追逐动物来到日本列岛。1948年，在日本长野县的野民湖底发现了猛玛、大角鹿等的骨头和牙齿化石，另外，还发现了刀状的打制石器等，这些考古都支持了这种观点。中日学者通过对比研究，都认为在日本的早水台遗址、星野遗址发现的旧石器的特征属于周口店文化的类型。
另一个比较有价值的观点是，华南化石人从南方来到了日本。持这一观点的日本学者曾进行生物体测试，甚至用血型决定人种的方法测试，其测试结果都表明日本化石人和华南化石人、现代日本人和现代华南人的数据都很接近。由此推测，日本化石人的故乡由南北两方来到日本列岛的推想也有一定道理。
利用遗物或人骨、血型等进行的研究一直被认为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所以利用基因组研究确认日本人的起源，是现代最有力的研究手段。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学教授德永胜士领导的基因研究课题组，把基因组研究作为基础，以东亚的日本人、汉族人、满族人、朝鲜族人、蒙古族人等12个民族（集团）的人体6号染色体内的DNA遗传基因为准，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日本本土人比起冲绳人或北海道阿伊努民族，更接近于生活在朝鲜半岛的居民和中国的朝鲜族居民。此项研究结果是对“在日本弥生时代日本人口的形成中，从朝鲜半岛移居的祖先所占比重最大”这一流行说法的有力证明。另外，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日语和汉语虽然被称作“同文同种”，但是在语言体系上并没有亲族关系。根据语言年代学来推测，日语的祖语的原型应该存在于绳纹时代。虽然日语的祖语属于哪种语系目前尚无定论，但是在日本周围的各民族语言中，在语法结构、音韵等方面和日语有一些共同特点的只有朝鲜语和蒙古语。而且，在语言上有亲族关系的只有朝鲜语。根据语言年代学的理论，如果两种语言从共通的祖语分离开，大致需要四五千年时间，那么，正好是日本绳纹时代的中期前后。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恰恰是在绳纹时代，日本列岛完全与大陆脱离，日本人在脱离大陆的日本列岛上形成了现在的日本人固定的生活地区，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人就一直在同大陆或东南亚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条件下生活，进而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语言和人种，也就是今天的日本人和日语的原型。
日本人和日语的起源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各种观点都值得参考。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日本人是“万世一系”，但是从现在的DNA分析来看，约有30%的日本人是从中国去的，30%是从朝鲜半岛去的，另外还有一些南太平洋岛国一带的血统，所以可以看出日本人是个复杂的人种，一方面有其独特性，另一方面又和中国、朝鲜、东南亚有相似性或共同性。
二、日语文字的形成学说
（一）汉字的传入及其传播
上古时代的日本列岛居民，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平安时代初期斋部广成编著的《古语拾遗》中记载：“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
公元一世纪前后，日本人开始接触汉字。据出土文物证明，当时中国的手工业品已传入日本，在许多金石器物上，如铜镜、印章以及货币等，都有汉字铭文。这些铭文虽然只是不成文的单个汉字，但这是日本人最初接触到的文字。公元三世纪前叶汉文已经传到日本。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保存有公元238年12月曹魏致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国书，文中采用汉字音译的方法标记了日本人名“卑弥呼”、“升难米”和“都市牛利”等。
从4世纪后期开始，亚洲大陆上有很多居民为逃避阶级压迫和战乱移居日本，也有部分人是通过官方邀请派遣去的，这些到日本定居的外国人在历史上被称为“渡来人”。渡来人大多来自朝鲜半岛，其间也掺杂着很多中国人。当时日本的奴隶制度正处于发展时期，日本朝廷对渡来人十分重视，如财物的出纳、租税的征收以及内外文件的处理等文笔工作均由渡来人来担任。这些人不仅对传播大陆的先进文化、技术，促进古代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把汉字直接带入日本，并传授给日本人。
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应神纪》中记载：“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歧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谴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微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王仁，莫不通达。”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应神天皇卷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说应神天皇时期，一个名叫和迩吉师（即王仁）的人从百济到日本，带来了汉文《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是关于日本人系统地学习汉字的最早记载。史学家以应神天皇命太子师事阿直岐、王仁为日本人学习汉字之始。
日本人从四世纪开始学习汉字到掌握、运用汉字大约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曾有人提出，日本人掌握运用汉字大约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其根据是在熊本县船山古墓中出土的大刀和收藏于和歌县桥本市隅田八隅神社的一面青铜人物画像镜上的铭文。经考古学家考证，大刀确为公元五世纪中叶所铸，但提文者张安是汉系渡来人。铸镜铭文中的癸未年为公元443年，铸镜人开中费直，为朝鲜渡来人河内直。因而以上二例不能证明公元五世纪日本人已掌握、运用汉字。另据《日本书纪》所载，570年夏，高句丽国（中国的一古国名）使船到达越国（现石川县一带），次年，敏达天皇接见其使者，并令苏我马子召集诸史，三日内读解其国书，但诸史无一能读，只有王辰尔能读懂。王辰尔是当时新到日本的渡来人。由此可知，在公元六世纪下半叶能读解汉文的日本人还有没出现。公元602年百济僧人观勒到日本，带去历书和天文、地理、医学、阴阳道、遁甲、方术等很多汉文书籍，天皇挑选出跟他们学习的砚人均是渡来人。公元608年随同小野妹子到中国的八个留学生中有七人是渡来人。这种情况与当时土著日本人中已掌握汉字的人数量不多是不无关系的。
不过，在公元7世纪初，日本皇族中已出现能使用汉字的人，其代表人物圣德太子于604年亲自草拟了《十七条宪法》，全文为古体汉文，保存在《日本书纪》中。他还在609年至616年间用汉文做了经典注释《三经义疏》。这是经日本人之手出现的最早的汉文体文章，也是日本人使用汉字之始。
从各种史料上看，公元7世纪是日本人大力推进学习和使用汉字汉文的阶段，其成为动力的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原因：（1）推古朝时期，圣德太子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他们回国后积极倡导仿唐制，并为此召集各氏族子弟学习汉文，讲授中国情况；（2）在大化改新（645年）后，天智天皇时，仿唐制建立学制，在中央建立大学寮，内置音博士二人，书博士二人，专司教授汉字发音、书写和汉文阅读，在地方设立国学，招收学生学习儒教及经典，使汉文的学习扩致整个贵族阶层；（3）在公元663年百济灭亡时，多达五千的百济人迁至日本，活跃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对于日本人学习、掌握汉字汉文，以及奈良文化的形成均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这一时期汉字汉文学习的普及，民间的识字人数剧增，并出现了能够熟练使用汉字行文的土著日本人。此种情况从公元681年设立在群马县的“山上碑”碑文即可略见一斑。全文为“辛巳年集月三日记。佐野三家定赐健守命孙黑卖刀自。此新川臣儿斯多多弥足尼孙大儿臣娶生儿长利僧。母为记定文也。放光寺僧。”此文貌似汉文，实际上是用汉字拼写的日本式汉语文章。另在法隆寺五重塔木制结构上发现的文字“奈尔奈尔波都尔佐久夜己”也是一例。五重塔始建于607年，但于670年被烧毁，708年重建，据推测上例文字是工匠在重建木塔时留下的手笔。这证明在当时的劳动者中也有人学会使用汉字了。
从公元8世纪初叶开始，陆续出现了由日本人编纂的汉文著作，如712年太安万侣编写了日本最古的历史书《古事记》，720年由舍人亲王等人编写了日本第一部敕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51年出现了日本第一部汉文诗集《怀风藻》，并于760年前后出现了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到这时为止，汉字终于为日本人掌握，并广泛地用来记述日语了。
（二）汉字向假名的转变过程
汉字是在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的过程中，逐渐成为记录日本语言的文字的。我们知道，在汉字成为记录日语的文字之前，作为日本民族语言的日语是存在的。
汉语和日语之间有很大差别，如日语的语音结构简单，音节数量少，而汉语的语音结构复杂，音节数量多；日语属于黏着语，语法关系由助词、助动词或用言的词尾变化来表示，而汉语属于孤立语，语法关系则主要由词序和虚词来表示；汉字又是表意文字，文字数量多，字体复杂，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多不便。日本人在学习、理解以及使用汉字记录日语的过程中，进行了种种不懈的努力。当初他们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
首先是利用汉字的字音学习汉文，对所有的汉文都要跟随老师模仿汉语的发音进行朗读。这种模仿发出的音与汉语音并不完全一致，久而久之，每一个汉字上都产生了日语式的读音，后来被称为汉字的“音读”。
由于汉字“音读”的产生，对日语中有，而汉语中无的词，便采用借其音而去其意的方法用汉字书写，也就是借音。如在日本琦玉县、熊本县的古坟以及和歌山县出土的铁剑、大刀、人物画像镜上就铸有人名：多加利足、加差披余、乎获居臣、意柴沙加宫、今州利、斯麻。这些汉字失去了本身的意义，一个汉字只代表日语的一个音节。这种利用汉字表音来书写固有词汇的现象在五六世纪的日本文物中已为常见。
模仿汉语语音可以朗读汉文，但不能代替理解，对于汉文的意思必须用日语进行说明、解释。由于当时日本还没有文字，翻译只能采取口授的方法进行，这样在与日语同义的汉字上便固定了日语的读音。日本人把这种读音称为汉字的“训读”。“训读”同模仿汉字音的“音读”是相对的。前者由朗读汉文产生，后者由解释或理解汉文的需要产生。汉字“训读”的学习和掌握要比“音读”更具有汉字和日语方面的知识。
汉字“音读”的出现使人们能够借用汉字表音书写日语的固有词汇。而汉字“训读”的出现则使人们能够运用汉字按照日语的表达习惯书写文章。虽然原文是用汉字写的，但文中却使用了音读和训读的汉字，并按日语表达习惯颠倒了汉语的语序。这种和化的汉文在后来称为“训书”。
汉字的“训读”，以及利用汉字的“训书”是将汉字作为日本文字使用的第一步。它使汉字摆脱了汉语语法结构的束缚，使之能够按照日语语序的需要进行排列。当然，“训读”、“训书”也有它的局限性，如对日语中没有的汉语词汇只能“音读”而不能“训读”，对汉语中没有的日语词汇则不能“训书”。日语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汉字在记录日语时难以完全适应。如果只借用汉字的字音来书写日语，有的词就将由六七个不同的汉字书写，加之汉字字体复杂，写起来相当费力，不利于人们学习和运用。
那么在不丢开汉字的前提下，日语究竟应该如何写记，这在当时是个难题。早在712年太安万侣撰写《古事记》时，就深感语言受文字的限制而不能自由地表达。他在其序言中写道：“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4]说明了当时用汉字记录日语的苦衷。太安万侣采取的方法是，以能够作为汉文读的“训书”为主，对特别需要明确音读或是训读的汉字，以注的形式注明发音。
为了区别用于表意的和用于表音的汉字，日本人把前者称为“真名”，即真正的文字，而把后者称为“假名”，即“借名”，意为假借来的文字，也就是字母。由于这种假借汉字字音的出现，用以标记日语语音的用法大量地出现于《万叶集》，故而这种用法的汉字被称为“万叶假名”。
“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人创造本民族表音文字的第一步，因此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例如汉字的外表都是一样的，在文章中很难识别表意汉字和表音汉字。为了减少使用汉字的困难，后来产生了一种称为“宣命体”的书写法。所谓“宣命体”，是当时用于书写“宣命”、“祝词”的一种文章书写方法，其主要特点是表意的汉字大写，表音的部分，如助词、助动词、活用词的词尾等用“万叶假名”小写。
“宣命体”的出现，对日语的记述有重要意义，它用大写和小写的方法从文字形式上区分了表意汉字和表音汉字。为了小写方便，选择了一些形体简单的汉字作为“万叶假名”表音。这样，一些汉字便相对固定地用来表示一定的音节。同时，“宣命体”体现了日语的语法形态，更确切地表示了日语的词形特点，是对“万叶假名”的发展。（三）日本文字的形成
表音文字的“万叶假名”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日语表达的需要，但其形体毕竟还是汉字。这样，无论选择多么简单的汉字作为“万叶假名”，写起文章来都费时费力。因此，在“万叶假名”的使用过程中，作为“万叶假名”的汉字被逐渐简化或省略，最后演变成了具有特色的日本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
第二节 日语语言文化的特征
一、暧昧性
日语语言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依赖他人，即把“他人”的想法或观念作为决定自己行为的基准。这种特点反映在人们的交际方式上就是，讲话者在十分注意听话者的前提下，尽量讲得很少或什么都不讲，周围的人们通过推测和经验体察到讲话者想什么或讲话的真正含义，在无言和暧昧的语言表达中达到交流。这种交际方式被日本人称为“以心传心”（心领神会）。为了正确理解这一交际方式，语言学家石井敏提出了一种模式，即“谦逊·体察交际模型”。根据这一模式，讲话者在没有发出交际信号阶段一定要考虑听话者的各种条件，首先要注意变换自己的脸部表情、手势及上下文的逻辑性等非语言信号，其次进入谦逊的过滤装置，最后才向对方发出语言。作为听话者一定要凭自己的体察能力补充讲话者减量化的语言内容，理解对方的完整含义。这一点是日语语言文化及人际交往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日本的传统文化是“体察”文化，是尽量减少语言交流的文化，是根据对方的心理来确定自己行为标准的文化。即使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如何能够从对方的想法出发，在理解对方的基础上委婉地说服对方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您的话很有道理，但是……”“您的想法很实际，然而……”日本人喜欢上述讲话方式，多数人喜欢以上述方式开始讲话。他们十分注意尊重对方，不伤害对方，不要让对方讨厌或憎恨自己，对对方的请求或要求等轻易不要拒绝，这是日本人坚守的信条。教师批评学生或公布考试、作业成绩时，都特别讲究方式绝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和感情。因此，在日语里一般避免使用过于直率、过于肯定的讲话方式。尽管近年来，直率讲话的人在逐渐增多，但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委婉的语言表达是成功的语言交际所不可缺少的。
日语语言文化的暧昧性特点不仅表现在口语体上，在文章体上也有所体现。日本著名的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的名文《阴影礼赞》就是阐述这一理论的成功之作。此外，他还在名著《文章读本》中具体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书中指出：“我这本书从头至尾几乎都在阐述含蓄一词，‘含蓄’的意思就是避免冗长和啰唆。”按照他的解释，所谓名文就是避免采用过于明了的解释和说明，在字里行间应该给人留有一定回味的余地，让读者欣赏暧昧表达中蕴藏的美的韵味。近年来，日语中的外来语明显增多，甚至可以说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追究其泛滥的原因，除去日本人喜欢舶来品追求新奇之外，新语言的暧昧性可以唤起一种无法说明的美的感觉也是其理由之一。
二、吸收性
纵观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古代从中国那里学到了汉字、汉文、佛教、建筑、艺术等中国文化，明治维新以后，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西洋文明，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多层性。日语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多层性表现得也很突出。在吸收外来语的同时，也把各国的先进文化吸收到日本，并将其“本土化”，日语在各种先进文化的滋养下不断丰富发展壮大。这些多层性主要表现在日语的表记、汉字的读音和词汇的分类等方面。
三、创造性
日本一直喜欢将国外事物和本国事物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带有日本特点的事物。日语在吸收外来语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大约在公元2世纪，中国的汉字开始传入日本，这对只有“声音”而没有“文字”的日语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好事。当日本人意识到汉字的巨大作用时，视汉字为“至宝”，将汉字大量引入到日语中，当条件成熟时将汉语加以“改造”，大胆地将汉语意思加以引申。如：用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造出“片假名”；用汉字的草书笔画创造出“平假名”；借用汉字的字形创造出“国字”；用汉字的繁简特点创造出“略字”。除此以外，日本人还从汉语中借用了数以万计的汉字和词汇，被借用过去的汉字绝大多数保留了原有的意义或者与原意稍有差别，但是也有许多汉字已经完全“旧化”，失去了现代汉语原有的含义。在丰田公司汽车的工厂内挂有这样一则标语“油断一秒，怪我一生”，不懂日语的中国人，可能根据字面意思理解为：“若给机器输油间断，会被终生谴责。”但是，这里只有“一秒”和“一生”与汉语的意思相同，“油断”在日语中意思是“疏忽”，而“怪我”意为“受伤”。这则标语的实际意思应该是“疏忽一时，残疾终生”。再如，汉语中用“虎头蛇尾”来形容做事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尾，但是日语却使用“奄颐蛇尾”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可见，日本人能够以借其形而望其意的方式，十分巧妙地将外来文字进行地道的日化。汉字已经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语言生活中，对于汉字，日本人丝毫没有“外来”之感，年深日久，已把汉字视为本民族的正式文字。
同样，日本在从欧美语言中吸收大量词汇的同时，也不断整合出新的词汇。“和制英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和制英语是日本人以英语词汇为素材创造出的日本式的英语词汇，这些词汇表面上看来源于英语，但在英语中却找不到。可以看出日本人具有极强的创造能力，吸收外来语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创造出自己的新语言。
四、年龄差别性
崇外心理和外来语的不断涌入使日本年轻人在会话中经常使用外来语。铃木孝夫指出：“汉字就好像是苦口良药，而用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语就好像是被甘甜可口的糖衣包裹的毒药。用假名书写的语言简单易读，而实际上能够正确理解其意思的人却很少，这成为人们交流的巨大障碍。”老年人比较喜欢汉字，而年轻人从来不拒绝外来语，甚至更喜欢外来语。年轻人大胆地使用外来语，用日语假名拼出英语单词，几乎将所知道的日语全用英语说出，没学过英文的老年人根本听不懂。日语假名中有些英语中不存在的音节，一些词语形成了极不标准的英语发音，变成连英国人听不懂无法理解的日式语音。
日本大部分的老年人对新鲜的外来语了解较少，年轻人则经常使用新出现的外来语，造成了两代人用语的差别。这种差别因为两代人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不同而产生，是日语语言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五、“内”“外”的距离性
无论在任何社会生存，与周围人们的人际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日本社会尤为重要，这种人际关系不仅表现在处事为人的表达方式上，而且在其外在化表现的语言使用上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由于讲话人和听话人的关系、年龄、性别、职务、场合、话题的不同，所使用的语言表达也不尽相同。几乎所有的日本公司、机关和企业对新员工上岗前的严格语言培训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喜欢“自己”深入到“对方”的心理去理解对方，在对方尚未发话之前尽量感知对方的意图，同时按照周围的情况来采取临时应变的办法，使自己具有调整交际的“柔软结构”。
要认识和理解日本人这种复杂而微妙的讲话方式，必须对日本人所具有的“内”“外”距离感的语言意识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世界无论任何国家或民族都具有把自己与周围区分开来、划分远近的本能。然而却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样根据内外之别来变换语言表达并使之成为待人接物的重要内容的。
日本人的“内”的意识是与“我”的存在作为核心的意识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观察问题的基点是自身的存在。按照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山下秀雄的解释，“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中，有几层重叠的同心圆。如果把中心的‘自我’用深红色表示，那么，越往外颜色越淡，在最外侧淡红色的边上用一条很清晰的粗线划分开来。在区分‘内’‘外’的线的里侧没有规定的间隔，只是浓淡的差异”。
在日语里关于“内”“外”表达方式的典型体现就是敬语。在一般的语言学著作和教材中，敬语主要指年龄小的或职位低的人对长辈或地位高的人讲话时使用的尊敬讲法，但是在现代日本社会特别是年轻人阶层这种意识十分淡薄。现在的敬语首先是“亲近感”的“晴雨表”。关系越亲近越很少使用敬语。也就是在把他人接纳为自己伙伴的过程中，其语言的使用方式也随之改变。
第三节 日语外来语与日语语言文化特点
一、外来词介入日语的发展历程
在语言学中，外来词亦称为借词，是一种语言中出于某种需要借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汇。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正如一个人不能孤立地生存于社会一样，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亦不能孤立地存在下去。一国和另一国的交往是必然的，其结果，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相互接触亦是历史之必然现象。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孤立发展，它必须不断地与外国的文化相交往，并摄取其有益的养分以补充自己的肌体。在此，语言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它在被利用来学习、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自己也被作为文化现象之一被借用。因此，外来词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与接受方的文化体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现代日语中，外来词是极其丰富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日本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态度。日语的外来词，溯其源流，可分为东方文化系和西方文化系。前者包括中国语、朝鲜语、梵语和东南亚诸民族语，重点体现了古代日本吸收外国文化的特点；后者包括南蛮文化时代、红毛文化时代、文明开化时代和战后从西方诸国借入的语言词汇，主要反映了近现代日本吸收外国文化的态势。总体上看，以明治维新为界，此前是中国语，此后是欧美语占据日语外来语“市场”，中国语和欧美语对日语及其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外来词是社会语言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体系。在日语中，东方文化系和西方文化系的外来词合二为一为广义的外来词，仅西方文化系的外来词为狭义的外来词。然而，现在通常所说的外来词不是广义的，而是指狭义的。进一步严格说来，西方文化系中的外来词加上近现代以来从东方文化国家语言中借用的以及日本人根据自己的语言特点仿西方语言制造的“和制外来词”之和为现代意义上的外来词。这样说来，只有古代利用汉字从东方文化国家借用的外来词被排挤在外了。日本人一般不把它称为外来词，而叫做“汉语”词汇，同为日语几种不同性质的“和语”、“外来语”、“混合语”词汇之一。
“汉语”词汇不被视为外来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5]。其一，与欧美语言相比较，“汉语”词汇进入日语的时间非常早，最晚在公元四世纪前后即已开始，一直到西方文化开始传入的室町时代为止，几乎独占日语外来词市场。较之语言价值，其代表的文化价值更为突出。其二，“汉语”词汇是伴同汉字传入日本的，因此它在日本亦代表文字。原本没有文字的日本人是从使用汉字开始书写日语的，虽然后来创造出了他们自己的文字——假名，但汉字毕竟是“真名”，用汉字书写的“汉语”词汇一直广泛而大量地使用至今。其三，汉字是表意文字，日本人利用汉字的构词法再生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即“和制汉语”，使真正的汉语词汇与日本人创造的词汇难解难分。基于上述原因，日本人不认为“汉语”词汇是外来词，它在日本文化中具有“同文同种”的特殊地位。
外来词介入日语的第一个浪潮始于16世纪前期，即大主教传入日本的时期。1530年，一艘葡萄牙船只在去中国宁波的途中因遇台风漂至日本丰后府内（今大分县），船员随身携带的枝支引起了日本人的兴趣，这是日本人第一次与西方人接触。而后，葡萄牙船只不断在日本南部登陆，开始用拉丁语、葡萄牙语传播天主教，并从事商贸活动。日本藩主为了贸易利益，允许其在自己的领地传教、开设教会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社会福利设施。随着其传教和贸易活动的深入展开，西方文化进入日本，葡萄牙语词汇也作为外来词进入日语之中。1603年日本编辑出版了日葡语对照的《日葡辞典》，收词32，000语，可谓规模巨大。据调查，在当时的日语中，来自葡萄牙语的外来词已达1000语以上。
第二个浪潮是伴随着“红毛文化”产生的。1609年荷兰商船驶入平户，要求与日本通商，获许后在平户开设商馆。此后，在1639年日本发布锁国令之后，荷兰仍具有与日本的贸易权，几乎独占了西方与日本的贸易市场。随着贸易的发展，西方的医学、药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等先进的科学文化以荷兰语为媒介进入日本，激起日本人对此的极大兴趣，迅速形成了一股风靡全国的“兰学热”。由此，荷兰语的外来词亦大量进入日语。
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美文化进入日本，形成日语外来词的第三次浪潮。1853年6月，美国彼利率军舰叩关，使日本人意识到学习英语、吸收英美文化的必要。从此时开始，日本的对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同年7月俄国特使到长崎递呈国书，翌年1月彼利再次来日缔结《神奈川条约》，1856年美国总领事哈利斯抵下田，1858年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纷纷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接着西班牙、比利时亦与之缔约，日本由此迈出了欧化主义的脚步。由此，英、美、法、德、俄等诸两方语言词汇肩负着欧美文化，宛如怒涛一样涌入日语。此间日语中的外来词是多国籍的，但以英美籍的为中心，并且在此基础上，日本人创造出了“和制英语”以及西方各种词相杂交的“混血外来词”，体现了外来词对日语的直接影响。
第四个浪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其他西方语言作为外来词亦丰富了日语词汇，但美式英语的影响之大是其他语言的总和也不能比拟的。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上最为开放、接受西方人存在于自己社会最多的时期，在日本人与西方人直接接触这一点上，亦是范围最广的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对美国的“一边倒”，战后日语外来词具有明显的美国文化特征。
二、外来词与外国文化的传入
（一）外来词与外国文化的关系
在语言学中，外来词也称为借词，即是一种语言由于某种原因借用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外来语是一种语言现象，是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它也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社会发展的工具。语言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社会的需要，而社会的需要则往往将语言引向定的方向。在这方面，外来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当一种语言缺少某一方面词汇需要借用于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恰恰是作为这种语言的母体的社会需要向外界学习吸收语言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内容的时候。换而言之，词汇的借入是为满足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技术等发展的需要。外来同作为吸收外来文化的媒介，它的借入与文化的吸收是并行的。通过对语言借用现象的研究，划分不同时代的外来词，区别外来词的不同语源及其种类，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史，探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及其渊源关系。
自古以来，日本是一个吸收外来文化极其热心的民族，它在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汇。日语中的外来词主要来自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惊人的。这些语言材料为我们研究日本的对外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以及社会发展史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和有力的证据。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概貌，而且可以看到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特点。（二）汉语词汇与中国文化的传入
日语外来语的历史始于古代日本与中国文化的接触。据史料记载，中国文化最初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地传入日本的。如日本最原始的两部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分别成书于公元712年和720年）均有记载说，应神天皇15年（304年）和16年，有百济学者阿直岐和王仁到日本，带来汉文《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因王仁精于经典，应神天皇派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另外还记载说，中国人弓月君于应神天皇14年率其部民120县人由百济归化日本，传播农业、养蚕和机织技术。史学家认为，这是中国大陆文化系统地传入日本之始，也是日本人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之始。
上古时代，日本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在学习大陆文化的时候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这样，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便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而开始被日本人所吸收。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日语中已出现了较多的汉语词汇，其中主要是“五经”、“礼记”、“论语”等儒学方面的词语和钱、笔、纸、绘、绢、匙、筑、马、梅、竹、蝉、君等日常生产生活用语。这些汉字词采用的均是中国长江下游的发音，日语中称之为“吴音”，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朝鲜、日本与中国南朝的往来是密切的。由于传到日本的时间很早，有些词在读音上已经难以辨别出是借用于汉语的了。
钦明天皇13年（552年），即中国南北朝后期，百济圣明王献给日本天皇佛像和汉文经论。由此时开始佛教传入日本，并迅速地博得了圣德太子、圣武天皇以及光明皇后等统治者的信仰。从这时开始，佛教方面的梵语词汇通过汉语进入日语，可见中国的佛教及佛教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
公元607年，遣隋使小野妹子受圣德太子之命第一次访隋，成为日本与中国直接正式交往的里程碑。继小野妹子第二次访隋之后，从630年开始的历时200余年的13次遣唐使，把中日交往推向高潮。在这期间，有大量的日本学生、僧侣留学于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当然，也有中国高僧（如鉴真）前往日本，传播大陆佛教和文化艺术。文化交往的高潮给日本带来了吸收汉语词汇的高潮。在中国的唐朝时期，日语中的汉语词汇骤然增多，而且在范围也日益扩大。其中明显增多的是儒教思想和佛教艺术方面的词汇，新出现的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思想、教育、历史、地理、医学、美术、文艺、风俗礼仪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词汇。这些词汇的吸收，充分地证明了盛唐时期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深度和广度。
由于种种原因，894年日本中止了遣唐使，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日本化改造阶段。然而，民间的交往并没有中断。由于中国古老文化的魅力，日本一直没有停止从汉语中吸收外来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前夜。但是与中国的唐朝时期相比，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范围上，都相差悬殊。特别是在中国的元、明、清时期，日语从汉语中新吸收的只限于和尚、提灯、看经、椅子、蒲团、瓶、铃、烧麦、麻将、馒头等禅宗和日常器物、食物名称方面的词汇。从这一时期吸收的词汇不难看出近世以来中国国力的衰竭，和日本对中国文化需要的下降趋势。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日语从汉语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据调查，在明治29年出版的《言海》中，汉语词汇已有2.2万余个。在现代日语中，汉语词汇占日语词汇总数的44.3%（其中包括明治时期用汉字翻译吸收的部分西方语言词汇）。这些词汇广泛地分布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科学技术、历史、思想、教育、地理、医学、美术、文艺、风俗礼仪及日常生活等各个语言领域。从现代日语中关于人体部位的名称、动物名、植物名、矿物名等词的绝大部分均由汉语词汇表示来看，汉语词汇极大地丰富了日语词汇。
（三）西方语言词汇与文化的传入
日本同西方文化的接触始于16世纪中叶。1549年葡萄牙的天主教徒来到日本鹿儿岛后，到1582年，有传教士59人进入日本，建教堂200余所，发展教徒人数达15万之多。
这一时期，葡萄牙语词汇也随之涌入日语，其中以天主教用语和与贸易有关的衣物、食物、器皿等日用品名称占绝对优势，据统计，仅天主教用语就多达500个。
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1592年）、荷兰（1609年）、英国（1613年）等两方国家接踵而来，并与日本建立了贸易往来。由于贸易和传教的结果，特别是1591年活字印刷机和印刷技术传入日本，为日本吸收外来语提供了方便条件，日语中的西方语言词汇不断增加。
与西方的接触给日本带来了贸易利益，但是当发现传教的目的在于将日本置于殖民地时，日本于1639年断绝了除荷兰以外的与西方任何国家的交往，并禁止西方书籍的进入和传播，实行了锁国政策。在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期间，荷兰是西方在日本唯一的贸易伙伴，也是日本接触西方文化的唯一窗口。所以当1720年日本解除了对西方书籍的禁令后，荷兰语成了研究和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重要工具，在日本出现了“兰学热”。
当时通过荷兰语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多方面的。在现在来自荷兰语的外来语中，以近代科学用语为主，包括医学、药学、天文历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哲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多方面。其次还有海运、衣物、食品及日用品等与贸易有关的用语。从中可以窥视到“兰学”留下的痕迹和对日本近代科学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美国首先用武力强迫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日本打开自己紧闭的门户。随后，英、法、俄、德等国相继涉足日本，并分别与日本缔结了通商条约。1868年明治维新，推翻了统治日本200余年的江户幕府，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个国统一政权。明治维新一举改变了日本的局面，在“求知于世界”、“破除旧之陋习”的主导思想下，日本积极开展与西方先进国家的交往。1871年日本派出“岩仓使节团”，用近两年的时间历访了欧美12国，进行实地考查和学习，之后便大批地聘请外国教师前来讲授和派遣人员出国学习西方的近代思想学说、先进科技成果，组织专人广译群书，介绍、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西方文化开始如潮水般涌入日本，同时西方各国的语言词汇也不可避免地被植入日语。
三、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因与特点
（一）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因
一个国家或民族使用外来语非常普遍。日本每天都有大量的外来语传入，是世界上出版外来语词典最多的国家，几乎每年都出版一本外来语词典。日语在吸收外来语的同时，也充分吸收了各国的先进文化和科技，丰富了日语词汇，使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
1.语言发展的趋势
现代，国家与国家频繁接触，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完全封闭。日语与其他国家的语言接触时，经常会出现找不到合适的词汇翻译，或者即使翻译过来也不能完全领会其意思的情况，不得不借用另一国家的语言来表达。随着社会对知识的需求，人们对新事物的渴望非常强烈。在这种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外来语所代表的新事物、新概念就被人们吸收接受下来。人们主动接纳自己不了解的信息，追求知识的多元化成为外来语大量涌入日语的催化剂 [6]。“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对他们自己满足。由于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们直接或间接和那些临近的或文化优越的语言说者发生接触。”[7]日语正是在与他国语言的不断接触中吸收外来语从而丰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国际化的今天，日本人为了能够与国际社会更好地交流，必然会将大量的外来语引入自己本国的语言之中，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日语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从国外吸收外来语，外来语不断增多。
2.日本人的新鲜心理
日本人有一种心理，认为事物越新鲜越好。由于外来语是新事物，给人一种高雅、新鲜、时尚的感觉。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有使用外来语的癖好，他们对日本传统文化了解较少，对外面的世界及新鲜事物的兴趣极为浓厚，面对新鲜事物的刺激，容易很快接受。有些年轻人甚至认为越使用外来语就越能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另外，日本人很喜欢委婉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直接用日语表达，显得有些唐突、很不自然；而用外来语表达，听起来比较高雅，没有赤裸裸的感觉，所以对使用外来语情有独钟。
3.不同方式的外来语传播
现代社会，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种方式为外来语的传播。报纸是反映社会、文化、科学和国内外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媒体。新闻记者在写新闻报道的时候，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就必须引用外来语。电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为人们提供各种信息，同时还供人们娱乐。日本电视广告中的外来语明显多于其他电视节目中的外来语，原因是使用外来语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许多国外的品牌商品随着电视节目的宣传而广为人知。
总而言之，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语是日语语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外来语还会不断增多，一些外来语也会消失，或被新的外来语所替代。无论在哪个国家，语言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日语外来语的来源看，日语将全世界众多语言融合到本国语言中，又将本国文化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本国特色的语言文化。日语语言文化和世界语言文化密不可分，在日语语言文化的世界里，总能找到某个国家语言文化的影子。
（二）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特点
1.吸取性
有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日本人对于外国的文化，并不视为异端，不抱抵触情绪和偏见，坦率地承认它的优越性，竭力引进和移植。”日本对中国文化、朝鲜文化、印度文化、南蛮（以葡萄牙为主）文化、红毛（以荷兰为主）文化、西欧文化、美国文化的吸收就是如此。其中，大化改新前后对隋唐文化、明治维新时期对西欧文化、二战后对美国文化的吸收，可以说是外来文化吸收的三大高潮，其特点是以整个国家规模进行全方位吸收。像这样“长鲸吸百川”般酣畅的文化吸取，在世界史上并不多见。
2.混杂性
可以标示其混杂性的最好例证，莫过于日语。在今日的日语中，除汉语外（由于它在日语的创始期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故不以外来语论），包含着数种语言的大量外来语。有人预言，“再过一、二百年，就会有一半、或者七成是欧美语”。还有的人甚至把“遭受外来语蹂躏的日语”称作“无国籍语”。在信仰上，日本人既敬日本的神，又敬中国的、印度的和南方的神。在节日上，日本人既过日本的节，又过中国的、西方的节。在食物、服饰、住宅等生活文化方面。亦莫不如此。战后到日本访问的苏联作家爱伦堡曾说：“任何一个日本人，每天要过几小时欧美式生活，也要过几小时传统日本式生活。在日本人中，不同的世界同时共存。”唯其如此，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们，使用过各种不同称呼去规定日本文化的性质，诸如二重文化、混合文化、混血文化、杂种文化、合金文化、飞地文化等。尽管各寓褒贬，但有其一致之处，那就是都想“状”出日本文化的非单一性。
3.对传统的保守性
虽说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海绵样吸收能力，但对于自己的传统却也同时具有保而守之的特性。如相扑，直到如今都保持着浓郁的古色古香，吸引着千百万的日本人。又如唐代的雅乐，进入日本宫廷后，代代袭传，以至于今，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如《太平乐》、《兰陵王》等乐舞，在我国早已不存，然在日本虽经历一千余年，仍完璧如初。此外，像徘句、茶道、花道、柔道等传统文化因素，不仅都生机勃勃地存在着，有的还登上了国际舞台，大行其是。昭和初年，一位目睹过昭和天皇登极仪式和大尝祭的德国记者不无感慨地说，日本这个民族不仅爱好新奇，而且还是一个意外严守古风的民族。在外来文化浪潮的不断冲刷面前，日本的传统文化表现出很强的抗“水土流失”能力。
正因为具有这三种特性，日本文化在吸取外来文化时，才表现出类似于明智玉子的既矛盾又完美的举动。既对传统文化作有保留，又能很好地吸收外来文化，最后融合成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适合本国发展的新文化。
第四节 日语语言的社会文化特征
一、文化要素的语言行为
人有个性，人的群体（社会）也有个性，群体的个性称为“文化”。笼统而论，文化是人类在群体中后天创造、保持，并作为传统由群体成员因袭的意识形体和生活方式。具体地说，文化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获得的能力、习性等的复合体。
然而，作为保持文化的单位，群体有大小、上下之分，在谈论文化时，最基本的群体单位多指民族。事实上，人类在地球上占据不同的领域，创造各自领域历史的过程中，便生成了民族这样的单位群体，并产生了各自的文化。因此，民族与其文化是同时存在的。民族是最巩固、最根本的群体个性的承担者，即是代表性的文化共同体。以民族以下的诸群体，如家族、职能集团、地域社会等为单位的文化，称为“下位文化”以示区别。
在文化这个巨大的复合体中，包含着制度、技术及其所产生的文化财产和种种要素，但位于复合体中枢的是民族思想倾向和表现其思想倾向的行为模式。在群体成员的行为中，自然包括语言行为，而语言行为正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以其他成员为对象进行交际（社会行为）的最普遍的行为，堪称为社会中枢或本体的部分。人类的行为都与特定的环境相联系，语言行为也是如此。环境有自己的系统和规范，这是由民族和社会文化构成的，它约束着人类的一切行为，否则人类行为就会相互不可理解。
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语言是民族的语言，“一个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当他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等方面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已被深深地刻上了民族的烙印，成为这个民族和这个民族文化具有的代表性的象征”[8]。如果说文化要素是行为的形态，而行为的主要项目是语言行为的话，那么，语言行为的模式也正是重要的文化要素。语言行为有其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潜在于一个民族的人际交往中并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本民族人习焉不察，但在与外民族人交际中一旦违反了这些习惯，就会使本民族人无法接受，从而使交际产生障碍。“因为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都把自己文化对世界的看法看作是人类的常识，因此难以接受他文化。”[9]
只有语言体系的知识，不一定能采取适当的语言行为，而不适当的语言行为将对社会生活产生某种不利的影响。社会语言学观点认为，交际中犯“文化的”错误比犯语法的错误更使人难以宽容。
因此“你要说一种语言，就必须理解创造那种语言的人民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单凭语言能力并不足以弥补文化隔阂”[10]。语言与文化是互映互动的统一体，文化是语言的基本内容，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在学习日语时，研究日本社会和文化就不是附加的额外任务，而是必须做的事情，非此无法“达到彼岸”。
二、日本人与语言交际
语言是民族的语言、社会的语言。使用语言的人也具有民族的属性和社会的属性，这就使语言和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在研究民族性时，常常作出西方社会是个体文化、日本社会是群体文化的判定。处于个体文化社会中的人独立意识强，善于交际：处于群体文化社会中的人相互依存，独立意识差，不善于交际。人的社会性如何必然也表现在语言行为上。行为上的特色差异一般产生于不同民族人格结构上的差异，而人格结构的差异又与各自的文化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这就呈现出了一幅人格结构、社会结构和语言行为的网络关系。
一般而论，人的性格由生来具有的先天性性格部分和在家庭、学校、社会中形成的习惯性性格部分构成，后者是由文化支配的部分。从一个民族的角度、从语言行为的角度来说，习惯性性格即相当于社交性特点。西方社会的社交层厚，而日本社会的社交层薄。社交层也可称为“对人粘着层”，即与外部接触时容许对方涉入的范围。社交层厚即善于社交，社交层薄即容易受伤害。由于防备受伤害的心理，日本人的语言行为也表现出很多特点，例如力避激烈的言辞、不与人争论、语言间接、表达委婉、含蓄等。日语中秽言、骂人的词语特别贫乏亦与此有直接关系。社交层的薄厚也是独立性强弱的表现，日本人缺乏自信，对别人的评价十分关心，进而形成的所谓“耻辱文化”亦与此关系颇大。
作为一个民族，社交层薄则促成了自我保护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特征。这就是日本文化的“群体心理”或“群体主义”特征。这种特征不可避免地在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中投射出各方面的特点，规范着这个民族的行为模式，其中对日本的语言和日本人的语言行为及交际方式亦产生规定性作用。
日本人的群体意识强烈，因此其行为方式的基准是个人所属的群体。正如川岛武宜在《日本社会的家族结构》中所说，家族意识、家族结构使得日本语言中充满了诸如“国铁一家”的独特表达方式。[11]有内必有外，日本人把同一群体以外的人称为“外者”，态度截然不同，视之为应保持距离和排斥在外的存在。在与“外者”交往时，日本人的习惯是鞠躬勤而深，使用敬语。这种行为的文化根源在于与对方保持距离，以保护自己。
在群体主义社会，日本人遵循的另一个行为准则是“序列”。序列有年龄的长幼、地位的高低、身份的贵贱、资历的长短、经历的先后之分，人们严格按序列行事。在语言行为上，后加入者要对先加入者使用敬语，不能直呼姓名，否则则被认为是“不知分寸”、“不知自量”、“狂妄”，而遭到排斥。
以群体为中心、以和为贵以及序列意识等道德规范严重地束缚着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行，使日本人形成了很多独特的性格。例如，日本人很注意社会评价，常常为人言所左右，对外界有恐惧感。因此他们善于体察对方的心境和意向，不善于积极的交际，与“外者”交往时总有一种不好意思、害羞的感觉。其次，日本人认为群体是由利益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十分注重“义理人情”，视“报恩”为美德。人到父母的养育之恩，小到吃一顿饭、喝一杯茶都是恩，因此日本人挂在嘴上的“谢谢”绝非虚伪之谈。再次，日本文化的他律性养成了日本人不善交际的内向性格，这也是由于“克己”的自我压抑造成的。在人际交往中，日本人视“沉默”为美德，崇尚“以心传心”，“饶舌家”和善辩被人看不起。因此，日本人很少与人争辩或论理，与人谈话时亦总是听多言少、随声附和，很少夸夸其谈发表自己的见解。最后，日本人即使有明确的主张，也不用“我认为是这样的”、“我的意见是这样的”等直接的表达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是表示自己不能强加于人，给对方留下思考、判断的余地。这种语言行为往往不能为外国人所理解，认为是暧昧的，也容易被误解。
三、日语的交际规则
我们了解日本人及其语言交际的社会文化特征，目的在于解决如何跨过文化障碍与日本人进行有效的日语交际这一问题。
跨过文化障碍进行交际，总是困难的。文化包括交际，交际包括语言，当我们把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考虑的时候，交际便需要具有语言能力，没有语言能力的语言交际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要交际，光懂语言还不行，还必须充分了解与之进行交际的人。如果对对象一无所知，就不能成功地进行交际，这类知识可称为文化能力。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纠葛在一起，构成语言的交际能力。语言的交际能力是介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领域，它包含着“语言”（发音、文字、词汇、语法）研究中通常不加以说明的规则，也包含着一般交际规则的规则，违反这些规则都将使交际受阻。
（一）启动规则
与具有不同文化和操不同语言的人交际，最为困难的是如何开始交谈、怎样交谈。这里面既有文化规则，也有语言规则，在这里权且称为启动规则。
用日语与日本人交际，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问候。中国人之间常说“吃饭了吗？”“上班去啊？”。这些语言的功能都是表示友好的问候、打招呼。日本人则不同，他们问候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对对方私事的关心上，而是对对方行为的赞誉和群体的融合上。在这种时候，不管你的实际感受如何，都要随声附和，不能否定回答，不然就阻碍了交际的进行。
人际初交，大致从自我介绍开始。在这方面，日本人的规则是先自报家门，而绝不能先问对方的姓名。自我介绍时日本人关心的不是你个人的姓名，而是你所属的单位和职务，因此必须在自己的姓名前冠以“某某公司的”、“某某人学的”，不然日本人便无法把握与你交际的尺度。
在一般情况下，日本人在商谈正事之前，都要花费一些时间谈论对方感兴趣的话题或天气情况、热门话题等共同关心的事情，以便相互沟通，奠定感情基础。因为日本人不善于与群体外的人或陌生人交际，所以这个环节是十分必要的。既然是出于这种原因和目的，交谈时禁忌只谈论自己关心的事而不顾忌对方，也要力避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否则日本人将持不信任态度，没有好感。尤其是长者在场的时候，开始说话的权力掌握在长者手中，除非长者开始说话，否则保持沉默是上策。连珠炮般向长者提出问题或把他硬拉进来谈话，是十分不礼貌的。
（二）参与者规则
一个人构不成交际，交际需要有参与者。参与者在交际体系中构成网络，形成参与者规则。
在与日本人交际时，主要应该注意的是上下关系和内外关系，当然有时亦交织着利益关系。关系不同，则举止不同，采用的语言变体也不同。一般来说，对长者、外者或利益下的施予者说话要表示敬意：使用敬语变体、称呼要客气、态度要谦恭、选择话题要谨慎，还要尽可能地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和期望。做到这些的前提是善于观察和分析，尤其是两个以上的日本人参与交谈时，要弄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判断应该将最大的交际注意力放在谁身上，禁忌只照顾下者而置上者于不顾，这实质上是破坏了日本人严格的序列制度，是不能容忍的。
上下、内外的利益关系相互交错，在实际交际中处理起来并不容易。至于在有求于人时，则不论自然关系是上下还是内外，有求于人者都要向对方表示敬意。参与者关系的流动性产生于文化根源。
（三）内容规则
任何语言交际都伴随着一定的目的，而目的常常是通过内容来体现的。从与日本人交际的角度来说，谈论相互熟悉的地方和事物或者共同的经历和兴趣爱好都是很好的话题。日本人对谈论本国的社会、政治、宗教等一般都不忌讳，都乐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且也乐于倾听别人的看法。但是关于天皇问题，一般都避而不论，因为天皇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个微妙的存在，是个敏感的问题。一般而言，日本人不太喜欢别人问及自己的收入情况、财产和年龄等，视此为私事。
日本人不喜欢谈自己，也不习惯直截了当地阐述自己的主张、提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涉及这些问题时，语言表达则委婉、含蓄，如果对方能意识到这一点，交际则会顺利进行。日本人喜欢当面称赞对方，但期待的是对方对此的感谢和自我否定，而不是欣然认可。实际下，日本人的称赞常常是表示友好的话题之一，而并不一定是基于事实。对日本人一长者的肯定评价，不适合用夸奖和赞许。例如在听完日本教授的讲演之后，不能说“您讲得太好啦！”之类的话，这实际上等于把自己置于优越者的地位上了。应该说“谢谢您！”或“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等。
日本人在交谈中时常不停地进行随声附和或点头，这是一种礼貌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我在认真听您说呢”，而不一定是表示同意你的意见和看法。日本人不直接用“不”来对对方的意见表示否定，而常常是先予以肯定，然后转移话题或以沉默作答，这种语言行为的目的是避免使对方难堪，而影响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