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学精神文化的哲学思考
胡显章
在实现向创新型国家转型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大学人需要蕴育科学的办学理念和激励积极的大学精神，这是大学人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的体现。
哲学对人的行为具有价值规范和思维导向的功能，欲使文化行为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并沿着理性方向前进，应使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哲学影响着教育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法。
关于现代高等教育哲学，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约翰·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无论是政治论，还是认识论都离不开人这个主体，最终都要为人服务，而且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的过程。原湖南师大校长张楚廷提出了教育的生命论哲学基础，这是中国教育家的开拓性论点。
王冀生研究员认为大学本质上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他在专著《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中，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论哲学的视角。
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推动了高等教育哲学理论的发展，为我们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精神文化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条件。本文试着就高等教育的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的哲学基础及其对大学精神文化的影响做一综述，希望对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的探讨有所助益。
一、大学精神文化的认识论哲学基础
布鲁贝克指出：强调认识论的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为了追求高深学问而忠实于真理，忠实于客观事实，为此要进行没有国界和时限的鉴别和批判。
教育是随着人类的认识活动而存在的，是人们传递知识、发展认知的实践。认识论哲学在哲学理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也是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主要体现在：
大学的诞生出于人们对高深知识的追求。在追求高深学问，使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过程中，大学人在认识论哲学的指引下，蕴育了崇尚真理，尊重真理的精神内涵。哈佛大学以“真理”为校训，倡导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充分体现了大学认识论哲学的精神追求。其源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的哲理：柏拉图说：“尊重一个人不应该胜过尊重真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孔子所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亦表明了中国古代哲人以求真理胜过生命的境界。
对于真理真知的追求，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客观事实，不受制于已有的结论，不屈从于权威和外部的压力。由此，大学崇尚办学自主和学术自由，大学人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检验言行的客观标准。
这在许多学校的校风校训中得以体现，如天大和人大均以“实事求是”为校训，浙大前身求是书院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在师生中形成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尽一己职责”的“求是”校风。正是大学为追求真理真知而自由探讨、自由表达、自由讨论，才使大学成为新知识、新思想的源泉。
当今，面临金钱和权力的诱惑，独立自主、追求真理，是使大学成为精神圣殿的重要前提。
达至真理的境界，必须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倡导严谨科学的作风。清华大学倡扬的学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是将严谨置于首位。
布鲁贝克认为，基于认识论的哲学，自治成为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而大学自治的首要条件是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同时，使学者能够独立地探讨高深学问，使教师能够“广泛控制学术活动”。
当今，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看，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大学提供了空前的动力和机遇，爱国奉献、社会责任理应成为大学精神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在“内部逻辑”与“外部压力”之间，需要强化对高等教育“内部逻辑”的遵循，为大学自治创造更加宽厚的环境。这正成为制定大学章程，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认识论哲学不仅关注认识的真理性，也关注认识的实践性。无论从认识过程或是目的看，实践都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和人们对于实践的态度。因为“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古代学者重“笃行”与“躬行”，提倡知行的统一。《论语》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之说，爱国诗人陆游示儿做学问要懂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一些名校在办学实践中形成了注重实践的品格。如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风，突出体现了清华人对“不尚空谈”，言行一致，勇于笃行的精神的追求；中山大学以《中庸》所倡扬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为校训，则是认识论的真理性要求和实践性要求的统一。
从认识论视角看，哲学是以反思的方式思考哲学自身和人类的现实生活，这种“反思”的方式就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人类进步的思维武器。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一流大学中，开始普遍倡扬批判性思维。1991年，美国《国家教育目标报告》明确“应培养大量具有较高批判性思维能力、能有效交流、会解决问题的学生”。将批判性思维能力当做重要的教育目标。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第一条明确指出：“教育与培训的使命是培养学生批判性和独立的态度。”由此，北美高校设置了许多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并努力将批判性思维体现在教育教学全过程。
随着中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和民族复兴步伐的加快，人们对批判性思维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批判性思维教育逐步成为中国高校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中国高校有关批判性思维的研讨与教学方兴未艾。复旦大学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设为校训，也是体现了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
我们在运用批判性思维来剖析中国教育的时候，应该持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善于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学习他人，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路径，而这正是理性的批判性思维的应有之义。
二、大学精神文化的政治论哲学基础
布鲁贝克指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当大学不仅仅是教育的中心，而且也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时，必须从政治论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特别是当高等教育可能影响重大决策时，社会也不会让它完全脱离政府的指导来运行。布鲁贝克进而指出：“对高深学问的价值判断作用更广泛的分析，又进一步推动了高等教育政治化。”
在中国文明进步史和教育发展史上具有久远的伦理政治型的文化特征，在近现代特别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政治论的哲学占有压倒性的地位。在清末民初，一批高等学府诞生于民族独立、教育独立的大潮之中，其学科设置、人才培养都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意向。在清末“师夷之长而制夷”“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理念推动下，开启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大门，“兴学强国”是清廷开办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的初衷，正是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基础的集中体现。
在新中国成立后，清华蒋南翔校长引导同学们以“两个拥护，一个服从”（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服从祖国需要）为基本要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历史时期，清华大学引导学生遵循“两个拥护，两个服务”（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要求，努力提高素质，为民族复兴多作贡献。作为社会主义大学，要求师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成为体现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基础的重要内涵。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把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作为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和负责任的大国，要求大学人既有家国情怀，又能胸怀天下，为人类进步作贡献。
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政治论与认识论两种哲学基础应该是相互关联和促进的，不应将其对立起来，“经验即历史表明，当这两方面相互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各自都得到繁荣与发展”。
在论及批判思维时，应该摒弃情绪性的批判思维，倡导建设性的批判思维，这是对教育认识论哲学基础与政治论哲学基础兼容的体现，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崇尚真理，尊重学术与尊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以及社会责任的兼容和统一。只有兼容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哲学基础，大学的精神文化才能适应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的需求。
许多高校的校训体现了政治论与认识论哲学基础的共同追求，如四川师大的“重德，博学，务实，尚美”、九江学院的“竞知向学、厚德笃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德业并进 自强不息”、国防科大的“厚德博学 强军 兴国”等。
三、大学精神文化的生命论哲学基础
人是教育的主体，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的实践，离开了人的生命，教育就失去本源。
张楚廷教授明确提出教育的生命论哲学基础。他认为，哲学“不应当只是问世界是什么、社会是什么，还应该问人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而更应该问人是什么，这才是哲学更根本的问题”。他认为人是可以获得新的生命的生命，教育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教育是人的生命的表现，高等教育是人生命最强旺的表现。当学生从大学走了一趟之后，绝不是仅仅多知道了几条定律或原理，而在于获得了新的生命。他认为在康德、杜威、马克思等人关于教育本质的阐述中，都已洞察了教育和高等教育哲学的生命论主旨。他特别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论点进行了剖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应当“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与所有生物不同，只有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张楚廷教授认为“只有当人更充分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活动，更充分地运用自己的意志于自己的生命活动时，才能达到更高程度的对象化。因而，教育应当是提高学生这种对象化程度，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意识和意志更加充分地作用于自己。高等教育则是在更高程度上引导学生‘创造对象世界’。这分明也是生命论哲学，或意识生命论，或精神生命论”。
在此前，许多教育家、哲学家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都涉及人和人的生命论领域。康德强调“教育之目的就在于使人成为人”，突出人的主体性和人本主义精神，他批判把受教育者当成知识容器的观念，批判把人当成工具的观点，倡扬理性和人的自我批判；夸美纽斯提出：“教育在发展健全的个人。”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改善人。”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就是一个将以献身科学真理的探索和传播为志业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机构”，其首要任务是培养“整全的人”，“第二位的工作是教学。”显然，他把人作为大学宗旨的主要关注点，把培养完整的人作为大学理念的核心。为此，他在涉及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基础时，主张大学要关注大学生“自己”，要“通过交流来深化其个性”，“让每个人都活出最有激情的自己。”
教育生命论哲学基础，不仅仅强调以人为本的立场，强调教育是使人成为人，成为健全的人的实践活动。而且强调主体性的教育，“把主体性教育理论作为一种本体论，就是从人的主体性来把握教育和分析教育的本质”。“把主体性教育理论作为本体论就是在批判传统的‘物本教育论’或‘工具教育论’的基础上构建‘人本教育理论’或‘主体发展理论’”，由而确认和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促进其积极、自主、创造性地发展。只有在生命之“力”能够自由生长的前提下，在肯定人的生命前提下，提倡和促进人向着更高目标发掘自身的潜力，追求全面发展。基于此，清华大学明确要落实以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为核心的教育质量观，尊重和激发学生的学术志趣，促进教育教学工作向以学为主转变。对于学生自身更应该自强不息，独立自主，努力向着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境界攀升。
四、大学精神文化的文化论哲学基础
新世纪伊始，文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关注点，相应地文化哲学正在勃兴。由于“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使个体社会化的活动”，“大学从本质上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所以从文化论哲学基础的视角来探讨大学精神文化的内涵与建设路径是十分必要的。
当代文化哲学是将人对真善美的综合追求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将理想社会的实现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统一在一起，并将其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教育政治论基础与生命论基础结合的重要缘源。
当代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十分关注人在自身发展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实践。这与高等教育认识论、政治论和生命论哲学基础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对当今大学教育实践中，适应国家向创新型转型的需求，弘扬科学精神和实施建构主义教育思想，倡扬学习的主动性、培育创造性思维，体现教育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文化所具有的整体性特点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整体性是文化的精神血脉”，“在今天人们之所以开始关注文化的整体性问题，是因为全球现代化实践极大地拓展了物质、工具与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性维度，甚至将其视为现代性的全部价值内涵。这种倾向导致文化被切割成碎片，其丰富的人文内涵被肢解了。”而文化哲学作为人类文化追求整体性时代的哲学表现形式，对于文化整体性消解现象具有抵制和导引作用，在教育领域有着重要的现实需求和突出针对性。大学文化哲学的整体性理念，对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中妥善处理大学存在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基础、精神与物质、科学与人文、育人为本与科学为根、科学理性与人文目标、大学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中国特色与综合创新等关系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基于文化整体性的发展趋势，要求大学人具有厚德载物的胸怀、和而不同的哲学观，为促进学科的交叉、文化的融合与社会的和谐作出自觉主动的贡献。
我们应该依据大学的哲学基础来界定并弘扬大学精神：
1.政治论哲学基础：大学肩负造福社会，服务国家利益以及促进人类进步的使命→大学人应该以天下为己任，遵循客观规律，具有国际视野、全局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崇尚公平、正义、民主、法治；
2.认识论哲学基础：大学肩负探索真理，发展真知的使命→大学人应该弘扬科学理性，实事求是，务实诚信，严谨求新，勇于突破，崇尚真理、学术自由与建设性批判思维；
3.生命论哲学基础：大学肩负促进人全面发展，开拓人的精神生命的使命——大学人应该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向往真善美，崇尚人文日新、独立思考、自主主动和个性发展；
4.文化论哲学基础：大学肩负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育人的历史使命——大学人应具文化自觉，博大襟怀，植根优秀传统文化，包容会通人类文化精华，崇尚厚德载物，兼和和谐。
当今我们应该倡扬大学哲学自觉，时代呼吁兼备哲学家性格与素养的教育家，进行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既符合高等教育普遍规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哲学的综合创新，并由而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创新。
作者：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张楚廷：《高等教育哲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3.王冀生：《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周光迅等：《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大学之道”：大学文化之精神和根本
王文东
中文“大学”一词与英文“university”语词尽管没有实质上的等同性，但中国人用前者翻译后者不仅表明了一种高度的领悟或智慧，而且体现了一种旁通中外古今、不期而遇的内在对应，即“大学”不仅是教育体制当中在学龄、知识和精神上发展的高级阶段，而且蕴含着教育在此高级阶段的最高追求，从中文“大学”及其蕴含的“道”（即大学之道）来看尤为如此。教育之“高级阶段”容易得到普遍性理解，然而其“高级阶段的最高追求”、“大学之道”恐有颇多歧义甚至令人难解之处，否则就不会出现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们在对大学及其文化认知和建设上的种种迷失，诸如办学急功近利、漠视学术价值、人才求器而不求道、德性示范精神不足等等。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观念多元化、文化一体化的时代，大学文化的根本是什么？何谓“大学之道”？提醒我们需要认真探查大学文化之本究竟何谓以及如何铸造此根本。
一、大学文化之结构形式
不言而喻，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在更高程度上需依靠大学，大学通过确立教育内容对文化进行选择和整理、对人性进行塑造，通过更新教育观念、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改变思维方式、创新并传承知识，以实现服务社会之目标。
大学要实现其服务社会之目标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大学文化，而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之组成部分。在广义上，文化是自然的人化，人类之所以进行使自然人化的创造活动，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的需要依不同的、具体的人性差异而有不同内容和构成。这应是人类文化的基本性质及其产生的根据。[1]任何类型的文化都是多要素的结构体系，依据怀特的文化系统理论，文化的具体构成有三个层次：文化的“底层是技术的层次，上层是哲学的层次，社会学的层次居中……技术的层次是基本的和首要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而哲学则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又反映社会系统。因此，技术因素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它决定社会的系统形式，而技术和社会则共同决定着哲学的内容和方向”。[2]依此，我们从约略相当于怀特命名的技术、哲学（意识形态）、社会层次，把大学文化之结构形式区分为器物、精神、制度三个层次并将之作为讨论大学之道的一个基本前提。
大学器物文化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以技术手段运用物质的、工具的、机械的、物理的方式构成的可见形态，例如大学里的图书馆和体育馆、教学大楼、各种书本、实验室（仪器及设备）、校园博物馆、雕像，教学用具、陈列物以及其他一切进行教学科研活动所需的物品、场所等等，属于器物系统，它是大学文化的具体物化实体，大学器物文化就是基于这些实体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大学制度文化蕴含的丰富内容涉及大学一切教育教学、科研、文体活动本身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际关系构成形式，也包括大学的组织结构、制度、礼仪模式，以及大学章程、行为规范、风气、校训、校歌等构建大学文化活动的一切形式和方法，它们从结构上体现了大学制度的意识形态，为大学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地动力。大学精神文化包含各种形式的简单或复杂的办学宗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历史观，还包括蕴藏于制度文化如章程、行为规范、风气、校训、校歌等形式和方法之中的精神气质、传统，并且涵摄大学伦理、哲学观念、信仰等等，包括一系列多样化的思想意识活动形式。
大学文化主要是通过上述三个层面来具体表达其内涵的，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的文化形式是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大学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承载者，而大学精神文化则为其器物、制度文化提供重要的思想定向、价值导向作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是大学文化之形式表现，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之核心或内核。大学文化就是这一文化之形式与内核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对大学中的人——主要是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一切活动、人际关系、制度与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实际影响和成效。
对于特定社会的大学文化而言，其内涵还要依该社会文化传统、特殊使命、核心价值、基本现实来定位。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学文化要依据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立足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要依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来之功能要求，来办服务学生、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大学；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精髓，来建立其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精神动力和道德基础；要依据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的基本现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把握各具特色的办学定位。大学文化之根本和精神的凝练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现实的深刻分析，包含着对社会属性、教育本质、大学办学规律和时代特征的深刻认识与理性概括。
二、大学之道的中国哲学解释
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大学文化，大学不同而有形形色色的大学文化，此为“多”。形形色色的大学文化也有着相似、甚至相近的意识、思想和价值追求，或者说大学文化有其精神和根本，此为“一”。大学文化应是此“一”与“多”的统一，此统一对于大学文化之本的探讨来说，就是不仅要关注大学文化之形式表现或样式，更要关注大学文化之精神和根本。从中国哲学来说，此精神和根本就是“大学之道”。
中国哲学对大学之道作为大学文化之本有深刻而恰切的解释。“大学”古谓“大人之学”。朱熹《大学章句序》认为人生“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王阳明谓：“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大学问》）“大人”与“小人”相对，孟子曾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所谓“大人”，是没有丧失自己的天然本真的仁爱之心且扩充培育这颗仁爱之心的人。这样的人确立起仁爱之心作为本体，遵从这颗仁爱之心。这其实也就是“立德”、“成圣”之人。
大学之道的完整表述在于《大学》之三纲八目，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前一句是“三纲领”，其中“止于至善”是统领性质的。王阳明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大学问》）因此，“明德”与“亲民”是“大学之道”的两个具体方面亦即孔子所说的“修己”和“安人”（《论语·宪问》），即修身以明德，爱人而亲民。《大学》文本产生于君主制时代，但修身明德、爱人亲民观念却具有超越时代的普世意义。
明德的核心在于立德，德是存在于人性并通过生活立起来的大体，如在某种生活情境中作为“仁爱”的恻隐之心显现出来，扩而充之，成为德性之本体。此本体之建立乃是立德。这种立德或是自然而然的“（由）诚（而）明”，或是人为设计的“（由）明（而）诚”。前者是自我的发明、后者是“教”的问题。安人的核心在爱人亲民。修身立德是针对自身而言，爱人亲民则是针对他人而言。“亲民”就是“爱人”（《论语·颜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王阳明说：“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大学问》）亲民即爱人，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
修身对应于格物致知，“格物”和“致知”指在实践中获得伦理意义上的真知，甚至是更为一般的形上的德性，如朱熹所说：由博知而尽心知性，“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由众理而归于一理（天理），“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格物致知”可以包含、涵盖科学、技术、知识、博物的意味。但是，《大学》的“格物致知”首先、根本上乃是修身以立德，而非寻求科学技术知识，现代大学的格物致知应包含科技文化知识。
明德对应诚意正心，“诚意正心”与“格物致知”是同一事的两个方面，如王阳明《大学古本序》所说：“正心，复其体也。……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简而言之，诚意正心就是确立自己的良心本体，就是立德。其结果是“内圣”，“圣”一方面指仁爱之心，另一方面则是感悟之智。
修身明德与爱人亲民是两个方面，从中国哲学之体、用关系来说，修身立德是“明体”，亲民就是“达用”或“致用”，即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指的核心是家庭协和、齐谐，“宜兄宜弟”、“宜其家人”（《大学》）。家庭的和谐在于爱人即爱其家人。这是大学教育所谓“学以致用”的首要目标。“治国”指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权力、义务参与或担负起治国的责任，从而使国家达到社会和谐。公民爱其国家人民应是大学教育所谓“学以致用”的基本目标。“平天下”是指对于世界事务应负自己的责任，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天下人、关心天下事，从而以己微薄之力以促进天下和谐、世界和平，这应是大学教育所谓“学以致用”的重要目标。
“大人之学”所学的乃是“大人之事”，而“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居仁由义”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仁爱之心为根据、为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则以正义原则为大路、为正道。孔子曾感慨道：“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故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大学之道之“立德爱人”与“居仁由义”一以贯之，而前者是后者的先行条件。“修身立德”是“居仁”的前提，即要以“仁”为“德”（心性本体），此“德”先须被“立”起来，然后可以“居”之；“致用亲民”是“由义”的前提，即要由“仁”而“义”（正义原则），此“义”方为“正路”，然后可以“由”之。所以，大学之道“立德爱人”落实到、归结到大学精神“居仁由义”。
大学之道产生和发展源自大学人在办学过程中的价值追求，又深深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传统、一定社会的先进理念和精神。大学之道是文化传统、时代精神和大学人价值追求相结合的产物。从中国哲学对大学之道的解释来说，大学实现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之功能与任务之根本和核心所在，在于努力达成修身明德、爱人亲民。此乃是天下所有学问、事业、人才之本源。这应是中国哲学对大学解释在思想观念上的一大贡献。修身明德、爱人亲民乃是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所以，一个懂得修身明德、爱人亲民之大学之道的青年人，应如曾子所说的是这样一个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三、大学之道的功能及其培育
古今大学之共同追求是育人启智、传承文化、研究学问、推进文明、教化社会，而大学之道则是大学存在和发展之精神支柱，此精神支柱是以现实的载体作为依托而存在的。大学之道与育人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在于两者都是大学或教师的灵魂和发展之动力源泉。大学之道只有转化为育人行为才得以存在和发展；教师只有将大学之道融入到自身的育人工作之中，才能成为大学之道的承载主体。
大学之道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大学之道首先具有导向、规范功能。大学之道一旦形成，就会对大学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等育人行为起导向和规范作用。基于育人之本，大学之道使得大学能够自觉建设大学文化，守望人文精神，保持自身独立地位，坚持学术自由的传统。大学之道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哲学观念，在发挥自身在社会上影响力的同时也为社会设立一个精神价值尺度，并从根本上引导着社会的进步。其次，大学之道具有凝聚和激励功能。大学之道确立的是共同的发展目标、价值追求，凝聚的是共同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大学之道可以使大学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合力。第三，大学之道具有熏陶和感染功能。大学之道的形成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弱到强地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凝聚着一代代学人的智慧和血汗，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大学的历史传统、核心价值和精神力量。这种传统、价值和力量是渗透性的，其实质是思想方法、道德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启迪、感化、陶冶。大学之道作用于大学师生员工，各个方面呈现与其明显的吻合之取向。
既然大学之道为大学文化之精神与根本，大学之道的核心在于修身明德、爱人亲民，大学之道作为大学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而具有导向和规范、凝聚和激励、熏陶和感染之功能，那么培育大学之道就应着力于体现大学文化之精神与根本，贯彻修身明德、爱人亲民之核心，以全面体现其功能。
首先，大学的管理者尤其是校长及其治校理念、大学教育必须确立并实践修身明德、爱人亲民这一核心。校长既是领导者、管理人，又是教育家、创新者、教导者。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人物和神经中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历史上能够获得长足发展，声望之所以与日俱隆，关键之一在于拥有一批像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这样的校长，他们有共同的追求，率先垂范，实践修身明德、爱人亲民之精神，有承前继后的使命感，能够维护并发扬大学之道。大学教育必须确立并实践修身明德、爱人亲民这一大学之道之核心。一是激发学生善于培养自己的道德性，培养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大学的中心工作在于培养有抱负、有政治远见、有广博知识、有责任心的人，所以要教育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继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报国情，学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品德。关心天下事，使自己服务于社会、服从于国家、服务于人民。二是不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促进解决精神世界深层次问题，建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以及正确的自然观、历史观、社会观和。三是培养爱心，有高尚的人格，坚持真理，胸怀坦荡，高风亮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四是培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引导、教育学生正确认知、正确做事、正确做人，敢于奋斗，善于成才。育人的目的就是实现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我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艰苦奋斗的统一，使学生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成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成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
再次，师生关系中必须确立并实践修身明德、爱人亲民这一大学之道之核心。师生关系是大学教育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师、生感情淡漠会，既制约大学之道的贯彻，又影响大学之道基本精神的萎缩。“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合乎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3]修身明德、爱人亲民的实践需要广大师生共同努力，作为大学主人的教师和学生应建立自由、平等、和谐、互助、充满人情味而又不违背原则的亲密关系，修身明德首在于教师垂范而学生学习，相互尊重、信任，以造成共同发展之动力，爱人亲民首先在于教师爱学生、学生爱教师，共同形成爱学习、爱生活、爱事业、爱祖国之心，以此造成追求真理、服务社会道路上的合作伙伴。
最后，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全面贯彻并实践修身明德、爱人亲民大学之道这一核心。大学文化是大学之道的载体，大学之道的塑造或发扬应与大学文化的建设同步进行。在大学文化之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次之中，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比器物文化建设更为重要。器物文化建设是看得见的，其建设能够在短期收到明显成效，而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建设却是长期的，短期投入不能很快见到成效，所以大学文化建设更应注重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大学制度、精神文化通过对大学生德、智、体诸方面的全面培养，形成健全的人格素质，把体现大学之道的科学态度、文明风范、价值观念等带到社会，影响和感染其他人。大学文化的精神和根本是大学之道，其中包含大学精神、价值、作风和理想追求等内容，这些方面比大学器物文化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实实在在的教育影响。
总之，大学之道是大学文化之精神和根本，从中国哲学解释来说，大学之道具体在于立德爱人、致用亲民。大学文化建设应注重大学之道的培养和发展。我们应取其积极意义，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在学习、生活情境的仁爱显现中确立自己的德性良心，且推己及人、乃至推人及物地亲爱人与物、革新人与物，以德行、知识、仁爱之力促进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之和谐、进步与发展。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网络信息时代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主体和主体建设
蒋广学 张勇 徐鹏
引言：网络信息时代大学教育的根本变革
伴随社会的网络化进程进一步提速，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内部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大学生已经完成了从中国网民生力军向主力军的转变，成为了网络社会，尤其是校园网络社区中信息接受、传播和文化创造的主要参与者。网络传播通过打破信息传递通道中的既有秩序重塑了话语权分布格局、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观念，造成传统教育模式中主、客体泾渭分明的格局被突破，一幅崭新的教育图景正在逐步成型。
从教育主体的角度看，“教授治学”向“师生共治”转变，学生在大学教育和高校管理中的作用不断被激发。近年来，伴随高校基本任务从“以教学为中心”向“教学科研并重”的转变，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不断被对物质和科研成果的追求所稀释，这引起了国内高校有识之士的高度警惕。为此，在新近陆续被核准实施的大学章程中，不少高校在传统的“教授治学”基础上提出了“师生治学”的理念，将高校学术研究和内部治理的教师“单主体”拓展为师生“双主体”，尝试重新发现和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从教育对象的角度看，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向后喻文化时代过渡，“文化反哺”的现象更加突出。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时代的发展概括为从前喻文化时代到并喻文化时代、再到后喻文化时代的渐进发展。在后喻文化时代中，以网络为主的媒体系统不仅拥有丰富的信息和知识储存，而且更新速度极快，年轻一代以其独特的直觉和敏锐迅速适应新时代的文化。于是，教师不再是唯一的知识占有者和垄断者，也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年轻人因为对新观念、新科技良好的接受能力甚至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他们的前辈，年长者反而要向他们的晚辈学习。
从教育方式的角度看，传统的“三全育人”向“四全育人”转变，“全环境育人”关注的教育场域的基本理念为大学育人提供了新的启示[4]。传统的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理念，基于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创造性地从教育主体、教育载体、教育过程三个方面回应了文化和教育有关问题。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教育发展变化形势，“三全育人”理念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尤其是在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评价层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环境育人”对传统的“三全育人”理念进行继承发展和必要补充，紧扣“信息—观念—价值—行为”这一育人本质链条，打破传统的教育主体、客体、内容、形式的划分方式，形成家庭、社区、学校及网络社会等一个个既相互独立、又有所关联的独立育人场域，强调每个育人场域个性化作用的充分发挥，以期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观念的有效影响、价值的有效塑造和行为的有效引导。
一、大学文化的定义与大学校园文化的时代变化
1.大学文化的范畴、流变及作用
所谓“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它以大学人为主体，以知识及其学科（专业）为基础，主要凝聚在大学拥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是大学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的总和，是大学作为人类社会知识权威的文化基础，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就其流变来看，一方面深受所处历史条件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烙印渗透于大学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文艺复兴给欧洲大学带来了人文主义的清新之气，又如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之初，“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同样也是大学文化的要义；另一方面个别关键人物的主张又为大学文化注入了个性元素，如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重要理念，杨叔子在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期间积极倡导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目前，有关大学文化的研究热潮，与其现实作用的不断发掘紧密相关，概括来看，一般认为大学文化有助于科层组织环境中凝聚师生员工促进校园和谐，有助于教育活动传递正确价值观念促进学生成长，有助于营造良好研究氛围鼓励创新创造促进学术探索，有助于作为文化高地树立积极导向促进社会进步。
2.大学校园文化在大学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校园文化”，从广义角度来理解，指的是由历届师生传承和创造的校园生活方式、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具体地说，校园文化包括组织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精神文化等等。[6]从时间关系来看，“大学校园文化”一词的出现早于“大学文化”，这其中有认识不断深化的原因，也反映出两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区别也有联系。具体来看，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亚文化，体现的是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身份性质，而校园文化作为大学文化的下位概念，则是大学文化在校园中的具体表现；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精神，侧重于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则是承载、落实、体现办学理念的手段与措施。这种特殊关系，也就决定了大学校园文化在大学文化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基础性地位：一方面，前者研究进展为后者的研究深入提供了丰富素材、切入视角、理论框架乃至方法论武器；另一方面，前者富于灵活性、创造性的工作探索为后者稳定的形态变化不断注入生机。大学校园文化的这种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还可以从其整体效应得到印证，发展成果直接体现于学生群体的成长，而这正是大学文化最为全社会所关注的价值。
3.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主体的嬗变与当代主体建设的时代意义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存在，是行为的发出者，决定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主要方面，而客体则是主体行为施予作用的对象。由于主体和客体之间本质上不是一种实体关系，而是一种功能关系[7]，如果借助这一组哲学概念观察大学文化建设的历史，呈现主体嬗变的基本轨迹。如前所述，师生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共同体，但是在前喻文化时代，教师既是教育者也是传授者，学生则是被动接受者，主客体关系泾渭分明；而在并喻文化时代，由于传统的师生关系发生转型，教师与学生同时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主体；面对后喻文化时代的来临，学生的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主客体关系日渐逆转。面对这样的变化，强调提出大学校园文化主体建设具有时代意义。一方面，“网络世代”因占有信息获取优势其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主体是大势所趋，开展主体建设有利于学生群体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群体在主体地位发生变化后，以开放心态转而以针对学生群体的因势利导作为教育工作重点，开展主体建设有利于新形势下教育效果的达成。
二、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主体
（一）“教育场域”概念的提出与“全环境育人”理念的启示
在“全环境育人”的逻辑体系中，“教育场域”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其构成元素的多样化决定了自身内涵的丰富性[8]。对教育者而言，不仅要求通过教育的外在环节对受教育者进行干预引导，更要求注重把握受教育者的内在特点及其发展变化，通过个性化的物理和心理环境、氛围的塑造，以传播效果考核为新的教育主导因素，通过教育环境的研究和改造，来实现教化启迪的最大效果。具体到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领域，“全环境育人”理念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则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认识到当前文化环境和信息环境的复杂性。从全球格局看，网络社会作为权力的角力场和资本的博弈台，使信息、观念、价值的复杂性不断加剧；从中国国情看，艰巨的经济社会建设任务，以及从传统管理体制向现代性全面转型的复杂过程，使矛盾关系异常复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中国网民群体而言，网络的技术转型作用与社会转型过程紧密互动，产生了特殊的聚集效应，受到群体理性缺失倾向的影响，这种分散型、低门槛的话语权分布格局与负面声音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因此网络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社会消极情绪的扩音器，加剧了网络表达的复杂程度和负面倾向。
二是认识到重塑青年大学生主体性的重要性。当代大学生以其对网络技术的熟稔掌握，逐步消解了传统教育主体既有的权威地位，实现了从网络社会生力军向主力军的转变，昭示了自己在育人过程中的主体性回归，逐步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乃至文化环境的传承创造者。除此之外，在师者规训下被动传承的既往经历，日渐被自我成长、自我教育的模式所取代；青春期充满叛逆的逆反心理，与被压抑良久后的突然爆发纠缠在一起，形成了反对传统主流文化、再造自身青年亚文化的强大惯性。
（二）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变化与实现师生共建的积极意义
在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主体是大学的领导者和大学教师——领导者作为大学发展全局的掌舵人，理应成为校园文化建设这个分支领域的策划者，领导者的思路、理念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了校园文化的方向和地位；大学教师有着更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注重经验、论资排辈的传统话语体系里，面对着“稚气未脱”、“见识浅薄”的年轻一代，大学教师理应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领路人，用他们的人生经验为年轻人营造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然而，我们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高校育人大局的，而育人工作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发展的。如果过分强调领导者和教师群体的主体地位，就会造成建设主体与客体之间缺乏共同目标和价值追求，结果就是主客体之间的供需错位和相互轻视，陷入主体自说自话、客体敷衍了事的尴尬境地。
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就要改变对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主体的认识，重新树立青年群体的主体地位，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把青年人真正当成服务对象而不只是机械的管理对象，既要掌握青年人的基本状况，明确他们的长处和不足；也要掌握青年人的基本需求，了解他们青睐的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还要把对青年人基本状况和基本需求的认识对接起来，跟上年轻一代的步伐，以此为指引不断完善领导者和教师群体的知识体系、能力体系。二是要把青年人真正当成参与建设的主力军，相信青年人有能力、有热情建设好校园文化，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要对青年亚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抱持理解的态度，要为青年自组织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和跟踪辅导。只有这样，校园文化建设才能因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焕发蓬勃生机；也只有这样，校园文化建设才能落地生根、服务于育人本质要求，而不只是作为高高在上的面子工程。
三、大学校园文化的主体建设
（一）理念调整
落实师生共建，尊重青年学生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这就要求我们着重打破对于建设主体的错误定位以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校园文化建设与一般的课堂知识传授不同，它并非完全由教师的意志所支配就能自然而然地进行。在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指引下，校园文化建设得以真实存在的首要前提是“吸引”受教育对象成为特定建设活动的自觉参与者和接受者，而网络时代信息获取门槛的降低又决定了这种“吸引”无法借助现实生活中的压服手段和强制力量。因此，在网络社会背景下，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推进比以往更加困难与艰巨，它必须具有满足受教育对象自觉选择需要的价值性。[9]因此，“全环境育人”理念强调，必须从尊重青年的主体权利与独立、自由、自主的存在状态出发，把传统的限制青年主体性发展的异己力量剥离出去，把开掘和提升青年的主体性作为价值目标，使青年获得“更高的解放”，从而使校园文化建设领时代风气之先，真正成为青年的自由自觉的行为选择。
（二）制度建设
1.推动课内课外互融共生
课堂是大学育人的传统阵地，将校园文化建设目标纳入传统课堂范畴，将有助于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创新，更好服务于全局性的文化育人工作。在课堂教学中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意味着将发挥课堂教学体系性强的优势，通过课堂教学的传统形式全面、系统、深入地解读网络信息时代校园文化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让青年学生对于网络信息时代的利与弊、机遇与挑战有清醒的认识。
与此同时，还要特别注重网络信息时代课外实践、尤其是基于网络空间的课外实践的开展。教育者需要理解并教育、指导学生的网络行为，以开放、学习的心态积极参与到学生的网络活动中，对年轻态的网络前沿文化保持关注和审视，以平等、交流的方式的实现互动育人。而为了与网络公共空间进行互补，更好地发挥参与公共议事的实践教育作用，校园文化建设还应鼓励、引导举办线下的青年空间、青年沙龙等活动，提升学生的公共事务参与热情和能力。
2.形成线上线下建设合力
面对网络信息时代道德失序、治理难度不断加大的现实情况，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以价值引领为导向，积极弘扬以“融入·节制·创造”为核心的青年网络文明观。在引导青年人积极融入网络世界的同时，帮助其妥善协调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警觉“浅阅读”、“浅社交”的危害，并积极鼓励其在网络世界中大胆创新创造。
在线下层面，首先要完善领导体制，推动成立高层级的议事协调机构乃至实体办事机构，从制度上彻底改变网络信息时代校园文化建设、尤其是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体制格局。其次，要改进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充分调动青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办好青年人迫切需要的活动。最后，还要拓展建设途径，丰富活动内容，比如针对网络热点在线下进一步开展相关主题活动等。
（三）实践创新
1.支持、鼓励、规范、引导新型青年自组织发展
高校学生网络自组织是大学生网络群体发展的一个较高阶段，相比于传统组织，其组织文化和组织观念都更为独立、自由，也存在一定风险，但因为没有纳入学生社团的管理范畴，客观上导致高校对于青年自组织缺乏系统有效的监管措施，规章制度上也存在着“盲区”，对高校安全稳定及青年组织自身的发展带来一定隐患。为此，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高校需提高重视程度，及时制定和完善针对网络虚拟组织、青年自组织的管理制度，针对其发展问题与现实需要，及时提供应有服务，其中特别应重视对组织骨干的教育和引导，传递正面积极的组织观念，尤其是网络社会中辨别是非、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以期带动形成健康的组织理念和组织文化。
2.切实发挥传统组织的固有优势和积极作用
一是要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围绕坚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的目标，既兼收并蓄、又有所保留，既把握好大方向、又不过多干涉不属于自己权责范围内的事务，使校园文化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基础上充满生机与活力。二是要调动学校党政系统各部门工作积极性。为保障具体政策的落地生根，相关部门教职员工要转变过去“以我为主”的态度，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校园文化建设主体的认识，在思想上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在行动上支持校园文化建设。三是要加强基层党团、班级、宿舍、传统社团等组织的建设。基层党团、班级、宿舍是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首先接触到的基础单元，加强这些组织的建设，将有利于增强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覆盖面和多样性。此外，应发挥传统社团活动流程更加规范、人员结构更加固定的优势，打造一系列有特色、有水准、有规模、连续性强的品牌活动。
3.运用新思维、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提升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质量
一是树立“互联网+”的思维方式。一方面，要正确认识网络信息时代的新的文化现象，尤其是青年亚文化，理性看待它们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成年人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张力，站在青年人的立场思考问题。另一方面，在网络产品更新速度极快的新媒体时代，校园文化建设尤其要坚持以网络阵地建设为工作基础，建立“可用”、“可信”、“可控”的高校网络社区，形成全媒体之间互联共通、相互借力的态势，从而使网络阵地更加符合青年群体文化心理特点，更便于矛盾化解和情绪疏导，也更能够发挥正向育人的作用。
二是掌握“市场化”的分析方法。在现实工作中，校园文化建设者往往习惯于将占领新潮舆论平台作为工作的重要手段，但尴尬的是，经常出现引导者刚了解相关社交性网络平台的运营规律和操作方式，被引导者就已经“转移阵地”的情况。此外，即使引导者能够不失时机地占领相关的社交平台，在观点至上的公共舆论场，政治地位正统性、政治导向正确性的优势也往往难以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引导力。如何挖掘和发扬主旋律的优秀价值，使其真正产生传播和辐射的功能，是超越于平台占领之上的更重要的命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青年研究中心
传承与创新：略论大学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肖庆生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大学的重要功能，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产物。对于大学文化的此种解读是以大学为主体，从大学入手来理解大学文化，是对大学文化的外在理解，是将大学文化作为大学活动成果的静态理解。大学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存在，不仅是大学文化功能的体现，它还有自身的生成和发展的逻辑，探究大学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有利于更深刻认识大学文化的本性，有利于促进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从大学文化自身认识大学文化，特别是从大学文化的动力方面来认识大学文化问题，首要的方面是要把握大学文化现象的精神实质。就其实质而言，大学文化是一种以大学为独特载体形成的文化类型，它具有任何一种文化或者说文化本身具有的一般特性。虽然，据考证世界上给文化下定义的权威说法有二百多种，学界关于“文化的一般特性”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一般而言，人们普遍认为，文化不同于自然之处在于：一方面，它具有很强的历史性，任何文化类型都是因其历史的连续性而成为典范；另一方面，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因而，大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也是文化的历史传承性与现实的创新性的合体。
一
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生成的文化产品，大学文化的传承性在于大学本身的历史传承性。任何一所能够形成自身独有大学文化的大学，任何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甚至在一定的区域内以其大学文化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以及精神塑造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学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牛津大学是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大学之一，历经800多年而不衰。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其历史比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还要长一个半世纪。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些名校正是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凝聚了各具特色的学校文化。
大学文化作为大学的文化产品是一个外延极为广泛的概念，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大学精神文化集中地体现在大学精神之中，大学精神是建立在对文化传统、教育本质、办学规律和时代特征的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是大学文化的灵魂，更多地表现为大学的一种价值追求。大学物质文化是指由大学教育教学物质条件构成、能被人们感觉到的客观存在的实体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物质基础和外部表现形态，其存在形式为校园环境、建筑布局、人文景观、学科专业、师资队伍、教学设施和手段等有形事物。[10]大学制度文化是指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以及这些架构与规则的形成过程、运行状态与实施状况。大学制度文化不仅包括学校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规章制度、道德规范、校风校纪等内容，还包括这些规章制度的形成过程、大学内部组织与个人对待规章制度的态度以及遵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大学制度文化作为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精神文化的产物，又是物质文化的工具。[11]
在大学文化三种主要形式中，精神文化是核心。即是说，作为一种普通的即时的文化现象的大学文化不是大学文化的本义。大学文化作为大学的文化衍生物是那种能够作为大学灵魂的衍生物，是能够作为大学灵魂的那种文化产品。大学精神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元素主要有大学精神、办学理念、校训、校风等。通过这些文化要素，大学文化的精神实质可以得到很好地彰显。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都凝练地传达了该学校大学文化精神的所在。
精神文化不仅代表了大学文化的精神实质，而且体现了大学文化历史传承的内在特质。哈佛大学追求真理的办学宗旨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化学家艾略特任大学校长时期。艾略特认为大学是知识的宝库，是真理的追求者。艾略特的办学宗旨得到了其后继者的发扬。20世纪30年代科南特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寻求真理，而直接运用知识只是大学的次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时，虽然大学的功能与作用较之上个世纪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德里克·博克针对大学在社会发展中其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增大，仍然坚持大学是为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设的机构，它们的使命在于发现和传播知识。
北京大学的办学思想的形成可以回溯至维新变法时期，光绪帝为京师大学堂制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之后，第一任北大校长严复先生就提出了“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方针。蔡元培先生于1916年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办学思想。现在北大的校训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可以说，世人闻名的开放、自由的北大精神是百年历史积淀的产物。
二
文化传承是大学文化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维，大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传承，历史传承是大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生成与发展的连续性的主要表现。同时，大学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创新，大学文化的发展也是文化创新的产物。这是因为，一方面，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本性，大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发展符合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考察著名大学的大学文化构建，也可以发现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的创新也时刻丰富着大学文化的内涵。
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本性是说文化是具有强烈主体性和实践性特征的一种存在形式。文化的建设本身就是文化建设主体回应实践的需要所进行的创造和选择。也即是说，任何文化形态在本质上都是要反映时代需要的，但是任何文化形态对时代需要的反映又不是机械的、呆板的，而是具有选择性的创新性的一种反映。作为大学文化创新的主体——大学，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更集中地体现了文化主体的创新功能，更好地诠释了文化的创新本性。
自从大学在欧洲中世纪出现以来，大学的功能由单一的人才培养扩展到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其实无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服务，大学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组织而存在的，文化创新是大学的重要职能，也是其生命力所在。特别是现代大学，通过产学研的结合，通过开展科学研究与知识创新、服务社会；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不断培养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美国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曾从知识和理智在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角度评价大学的意义。他指出：“善于思考的美国人有意或无意地认识到，知识和理智可能是决定我们发展方向的因素。在增进知识、发挥理智的作用、创建和维护真正的优势方面，大学是或应该是所有机构中最为重要的。因此，与美国的人口、战舰、大厦、飞机或生铁的年产量比较起来，美国大学的地位和性质是反映美国文明的地位和前景的更公正的标志。”[12]纵观世界上著名大学的大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化创新也是其大学文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上文已经剖析了文化传承在哈佛大学的大学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实在哈佛大学求知、求真的大学精神塑造和丰富的过程当中，文化创新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哈佛大学的历任校长善于面对具体的社会历史情景，能够因势利导，勇于改革、大胆创新，才使求知、求真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
艾略特提出大学是知识的宝库，是真理的追求者的办学主旨是因为当时哈佛大学的主要办学思路是以教学为主，也就是以人才培养为主，科学研究还没有成为哈佛大学的基本职能。众所周知，1810年德国洪堡大学的成立标志着大学新时代的开始，标志着科研已经开始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在这个意义上，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已经与时代相脱节了。在这种形势下，艾略特审时度势，在哈佛大学提倡学术研究自由，要求教师能承担起教学和科研的双重职责，从此，学术自由成为哈佛大学的新传统，科学研究成为哈佛大学的新职能，也奠立了哈佛大学的求知、求真的大学精神。
曾两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里克·博克先生在与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曲铭峰的访谈中，也强调了文化创新在哈佛大学的大学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博克先生通过加强课程改革，全面改革哈佛学院、文理研究生院和各个专业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通过放弃烟草公司股票等实际行动培育学生的社会道德意识；通过审慎应对高等教育商业化的潮流，使哈佛大学保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以此保持和强化哈佛大学的求知、求真的大学文化精神。[13]
三
对于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而言，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是相互作用的两极，任何大学文化的构建都离不开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相互作用。文化传承是大学文化构建和发展的基础，没有文化传承的大学文化是没有历史感的大学文化，没有积淀的大学文化，是缺乏信服力的大学文化。而文化创新是大学文化构建与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的大学文化将是没有时代感的大学文化，缺乏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大学文化。同时，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二者的相互作用不是一种外在的作用，而是一种内在的关联，即是说，文化传承本身就包含着文化创新，而文化创新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承的过程。
对于大学文化的文化传承而言，主要是要关注精神文化的传承。因为，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灵魂，是大学文化的硬核，是一所大学最具特色的标志。大学精神文化是在学校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得到师生认同并自觉遵守的、比较稳定的、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念、办学理念、精神氛围、历史传统的集中凝练。它体现了大学这个特设的文化组织对大学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理解和体会，同时又以其独有的价值观念对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14]就精神文化的传承而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著名大学都秉持了两个文化信条：追求科学真理和倡导学术自由。如耶鲁大学以“真理和光明”为校训，密歇根大学以“艺术、科学、真理”为办学追求。前面提到的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北京大学则提倡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而“求知”、“求真”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追求卓越的人。倡导学术自由，是中西方大学比较一致的做法，是大学文化精神之所在。学术与大学相伴而生，学术是大学文化的根基和血脉，失去了对知识、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大学就会迷失方向。
就大学文化创新而言，主要的工作在于综合创新，即以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创新推进精神文化的整体创新。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灵魂、核心，但是，这种核心地位源自于对一定时期大学本身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凝练和提升，并且通过一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形式得以表现、传达和传承。富有特色的校园建筑、具有典型性的校园景观和承载历史底蕴的学校标识都会促进人们对大学文化的感知；而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具有针对性地管理方法则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大学的文化诉求。
在物质文化的创新中，要注意将物质文化的创新同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相联系，在继承中扬弃、在发展中创新。在物质文化的建设中，我们必须明确承载大学物质文化的器物建设不仅仅是给大学提供一个纯粹的物质空间，它是承载大学文化的物质载体，它必须融合文化因素、突出文化色彩、体现大学精神。
同样，在制度文化创新中，也要注意将制度文化创新同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联系起来。对于大学而言，课程和学科（专业）是大学存在的基本构架，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是大学最基本的活动。因而，坚持以学术权力为基础，确保大学真正成为教学和学术自治的中心，是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使命。同时，大学制度文化的创新也要顾及大学本身的制度文化传统，要注重政策和措施的连续性，避免朝令夕改的现象。
作者：哈尔滨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先进的特色文化是大学建设的使命
李任强
作为社会中的实体，特别是在当今愈发趋向于文明的社会中，大学这个单位对于大众来说早已有其符号或概念，在意识、观念、社会定位、功能上等都会产生抽象或实在的形象。文化，很多时候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事物的象征符号，对于一个大学实体来说，是很重要的反映该大学特征的表观。比如，一个以工科扬名的大学，在大众的概念中，该学校擅长于工科人才的培养及其相关的科学研究，这就是该大学给予大众的明显的文化符号。一个大学是公认的名牌大学，肯定与其具有的文化底蕴或氛围相关，或是科学研究出色，或是培养出了不少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才，或是在历史上对社会的发展影响甚大等，这些行为或事实形成的文化符号就是这所大学的“名牌”。
一个大学的文化特征可能会影响或决定社会上对该大学的概念或评估，从而引导社会大众对该大学的认知，影响该大学在社会中的形象或地位，所以，大学的文化建设是相当重要的。正因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几乎每个大学都相当重视本校的文化建设，往往都会把文化建设作为一个最为主要的重点，特别是在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战略上，对于能反映本校特色、长处的文化更是作为中心进行建设，使学校在某一方面颇具凸显，以利于强调本校的特征，突出本校所具有的优势或学校对社会所作的贡献、具有的影响力等，塑造学校的良好形象，期望获得社会的良好认知。所以，大学文化建设是一个办好大学必不可少的事情，关于大学文化的建设或大学精神的培育就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由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社会文化的不同、历史沿革的差异或学校本身的具体办学情况、科研实力的高低等，或者是不同的学校给自己的定位不同，就有不同的学校文化建设的设计和要求。很多大学在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大学文化和培养有特色的大学精神。在我国，许多大学都有自己的校训，有大学发展方向建设的目标和学校学科建设的重点。所以，不同的大学，其文化建设的目标可能不同，但总有或既定或追求的目标建设，虽然这个目标可能是动态的，因为社会、科学和人们的观念等总在发展变化中。
然而，一所大学，不管所定的校训、精神培养或文化建设的目标如何，都应该考虑到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角色和作用，文化的建设或精神的培育一定要与大学这个实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相适配，真正体现大学的内涵，才可能真正表现大学的本质，塑造大学应有的形象，同时，才能更好地开展育人树才、服务社会等工作，在社会中成为口碑好、知名度高的教育实体。简而言之，大学要建设或形成的文化应该首先是人类社会的先进、优良文化，能体现人类活动的正直、积极向上的行为，具有引领社会、科学进步或发展方向，利于建设美好社会的特质，这是大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及其现实，大学的社会功能等所决定的。看起来这样的建设目标是很高的，但作为一所大学，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角色和作用决定了一个真正的大学就应该有这样崇高的追求。可以将这样的文化建设追求定为大学文化建设的总目标，是每一所大学都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
大学文化建设总目标的追求，即在大学建立能体现人类社会优良而先进的文化，这是社会对大学的要求，是大学的社会责任所赋予的使命。大学在社会中出现或创立首先是人类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需要。虽然大学建立伊始，明显的带有创立者的个人目的，但总是与社会文化意识，包括信仰、思想的传播与传承等有关。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和文明的提升，特别是到了当今的文明时代，大学的功能在一些地区趋向于功利化和实际。目前，得到较为认同的大学功能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就是：培育人才，进行科研活动，服务社会、传承和创新优良文化。在人们的概念中，大学就是一个人类科学知识的结晶地，是人们学习成长，具有维持和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科技成果，引领科学技术前进方向的地方。大学的这些功能和社会定位就决定了大学所形成的文化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先进、优良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上层体现。所以，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实体，大学自身的建设就相当重要，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更是社会的要求，这都注定了大学本身不仅要力求与社会、人类进化同步，还要成为这些进步向上的引领者，以代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前沿的形象存在于社会中。
如果大学没有这样一个文化建设的总目标追求，就很难使大学成为好的大学和在社会中有其名副其实的地位。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传承人类先进、优良文化之地，本身文化建设没搞好就会明显的有损大学的声誉。试想，当一批批年轻人走进大学，他们没有感受到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没有接受很好地优良文化的熏陶，也学习不到人类先进的科技知识，就很不利于他们的成长成才，这样的大学又如何很好地完成大学的培育社会人才的使命？一个大学，如果没有良好的、先进的文化氛围，而是在学校的运作中，使人们或学子们感受到的是社会上不良的风气，缺乏公平正义、严重自私自利、不思进取、不尊重生命和科学，传授的是过时无用的技术等，这样的大学显然是徒有其名。当然，这里所提到的文化建设的总目标追求，并不一定要求面面俱到，主要的内容就是大学所建立的文化能够在较多层面上体现人类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在基础层面上应该是具有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沿文化，科学而先进，能给受教育者以正确的世界观和良好素质的培养。按照正常的概念，大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知识的结晶地，是维持、推动社会进步人才培养的学府，且人才济济，集合了社会精英，其所建立的文化或培育的精神必然应该是人类文化前沿的体现。
大学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事物实体，肯定与社会状态息息相关，离不开周围环境对其的影响，社会上不良的风气影响大学是很正常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大学就更应该加强自身的建设，以自己良好先进的文化去影响社会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才能履行大学的社会责任，成为真正的大学，这就要求大学能抵御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影响，辨明是非，建立起代表正义公平和文明科学、先进的文化体系。所以，大学建设和形成优良、先进的人类文化是大学天然的职责，是大学运作建设的总的追求。
纵观目前大学的存在状态，似乎不同的大学都有不同的文化建设目标和实施的方法等，其实，深入考察分析后就会发现，这些大学所追求的文化目标建设的方向大体是一致的，都是以加强学科的建设等措施力图培育并形成能代表人类先进的思想或精神，建立起先进的人文或科技文化，只是在具体的建设方略上强调点有所不同。如有的大学把重点放在人文学科的建设上，强调用优良的人文精神培养人才，以优秀的人才推动或改造社会；有些学校则强调科学的严谨性和先进性，期望通过打造先进的科学研究及其优势，培养塑造务实理性、具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等，这都是不同大学根据自身特点进行文化建设的表现。
由于社会的进步和需要，大学的数量在增多，许多国家的大学教育已成为普及教育。大学由于培养人才的侧重点不同，在社会上形成了“各色各样”的大学类型，学校的学科重点、培养人才方向、办学模式等也有所不同，加之历史的渊源和现实需要等，不同的大学都各有特色，形成了优势各异的大学阵营。所以，大学的文化建设在把握一个所谓的总的目标追求下，即在建立先进、优良的文化中，各大学都会根据具体实际开展文化建设的工作，以突出优势，使在某一方面具有先进性和体现人类社会的先进、优良文化，显然，这样的文化建设是符合实际的，要想面面俱到、轻重不分反而变得不现实。作为一个具体的大学，由于历史或现实的存在，往往有其特点或长处，在总的追求中按照本校的特点去建设并形成先进的文化，这才是正确的大学文化建设的方向。先进的特色文化应该是大学建设的追求或使命。
大学建立有特色的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大学发展与环境相适应的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人类在社会学、自然科学上已经取得了极大地进步，先进的科学知识不断涌现，知识、文化信息量巨大，而且，社会上的分工合作和各行业的相互独立又关联的形成，使人类文化不仅内容庞大，而且总在发展变化中。一个大学，即使学科可能较为齐全，人才济济，但要想在当今人类文化知识的各个领域都能领先，都能有出色表现或成为佼佼者显然较难，所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带有特色的文化建设，形成自身风格，使在某一方面或领域成为较为突出者，不仅更能集中力量有的放矢，使工作体现本校文化建设的特色及长处，而且能更好地让学校的文化容易突显先进性，有利于使大学办学特色明显，拥有过得硬的、真正的优良、先进的文化或精神。所以，先进的特色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的重点工作，是适应社会发展进化的需要。
一些大学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可能就会在社会发展中逐渐的没落甚至退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一些新兴的、发展势头好的大学可能就会出现在大众的眼前。虽然一个大学的兴衰与很多因素有关，如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等就可能影响到大学的发展，但肯定的也与该大学的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大学没有了优势或明显的文化特色，即缺乏先进的文化符号，该大学的立足和发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人类社会是发展、竞争的系统。一些大学地位的降低或从很有名气变得默默无闻都是缘于这些大学的文化失去了先进性，丢掉了特色或长处。所以，大学文化建设是一个大学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其关系到大学的运行和发展，影响到该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立足、甚至涉及生死存亡。
明确了大学文化建设的目标后，在具体实施这样的文化建设目标或追求中，即要建设好自身，大学就应该有自己的思路，按照自身所具有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的轨迹，结合社会的发展水平，抓住主要的建设方向，突出自己的长处，使大学建设富有特色，形成先进的特色文化，这样才利于大学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发展进化，文化的多样性越来越明显，这是必然的，也是人类文化进步和创新优良文化所必需的。在人类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过时的、已经没用的文化会慢慢消失或不再被传承，新的有用的、先进的文化会诞生，这是社会发展进化的规律。文化的多元性是文化进化的必要氛围和资本。与社会相适应，可以预见的是，在大学阵营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大学，多元化特色文化会成为不同大学的文化符号，因为具有先进的特色文化的大学更有利于在社会中立足和发展。人类文化的多元性趋势也为进行大学文化建设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抓住适合自身状况的特色文化作为大学建设的重点显然是科学理性的，也会有利于提高工作的成效。
一个大学在根据自己的具体实际进行特色文化建设的时候，不要忽略了社会环境这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所建设的特色文化一定要适应社会发展状态并具有先进性，与社会脱节的大学的运行是没有生命力的。与社会发展状态不相符合的所谓文化其实就是一些脱离实际、不科学而又空洞的概念，很难会成为引领社会发展向前的先进文化。这就要求在按照本校实际情况具体实施文化建设时，一定要考虑所建设的文化的先进性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等，这样才能避免走错方向。特色文化建设，既要扬长避短，也要科学可行，更要切合社会和学科发展的实际。比如，只将神学研究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建设的重点或文化建设的中心显然是不够理智的，这样的建设方向很难使大学形成的特色文化是一个适应社会和引领社会的先进文化。针对一些已经较为普及化或已很成熟、发展空间极为有限或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相对来说在下降的学科，在维持和加强它们的正常运作过程中应加以改造，力求让这些学科有所创新，如果对这些学科不加以改造和创新，就很难形成先进的特色文化。一些陈旧过时的文化该放弃就应该放弃，在放弃中寻求新的文化增长点，并在运作过程中进行创新使形成特色。
人类社会总在发展变化之中，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深入和缜密，科学技术总在进步向前，信息在快速膨胀，文化知识层出不穷，这就要求大学的特色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所定的目标或计划既要从本校的具体情况出发，更要具有前瞻性，力求重点建设的文化是先进而又具有特色的，是紧紧围绕社会科学理论前沿或先进科技的，是拥有高尚文明和时代精神的，或者是社会长远需要的等。另外，先进的特色文化的建设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促使大学与社会接轨融合，切合实际而又具有先导性的工程，是一个大学必须持之以恒、需要重点搞好的工作。放低要求，只求不出事故、不思进取的大学运作只会使大学在发展变化的社会中慢慢缺乏竞争力，没有先进的特色文化只会把大学引向平庸，甚至远离真正大学的行列。
作者：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大学精神的涵蕴及培育路径
张路杨
一、大学精神的涵蕴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精髓、灵魂和核心，是大学内在本质的“外显”，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它体现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价值取向，是影响大学综合实力的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要素，更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担负立德树人、巩固党执政基础、推动民族复兴的“软实力”和“内驱力”，正如霍尔登所言：“民族之魂是在我们大学里反映出来的。”[15]那么，何谓大学精神呢？关于大学精神的相关论述和论文也是汗牛充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注解，依笔者之见，大学精神不是宏观的、笼统的、抽象的，而是微观的、具体的和分层次的。因各大学的所在地域、肩负职能、人才培养层次的不同和需要，大学精神也应该是有具体层次、基本层次和深层层次的不同，深层层次的大学精神是大学历久弥新的发展动力和思想源库。鉴于篇幅和主旨的需要，本文仅探讨深层层次的大学精神，其中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服务精神、世界精神应该是新时期大学精神的基本思想内涵。
1.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融
大学是开展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服务社会的重要基地，科学精神是其重要的要旨，主要指大学人在科学研究和实践中所凝练、提升、积淀下来的治学态度、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体系。它是一种理性精神，是对“实然”的一种追问和回答，主要体现在尊重客观规律、追求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敢于怀疑、追求真理。科学精神促进了科技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彰显出这一精神的重要，伽达默尔曾言：“这个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科学正把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应用扩展于整个世界。”[16]因此，弘扬科学精神，既是大学完成科学使命，更是培养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勇于创新人才的时代需求。然而，科学技术也不是万能的，是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极大地物质财富同时也悄悄地走向了异化，走向了理性的启蒙的自我毁灭和理性对人的统治的悲剧，开始成为独立的制约人的统治力量，使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精神道德滑坡、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文化冲突频繁、战争不断等危险，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言：“现代社会中的发达技术吞噬了人，功利的考虑排挤了思辨，人成为既无历史又无家园的漂泊者。”[17]因此，“在一个科学技术日益深入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世界里，教育不仅在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方面，而且在发展使人类掌握和利用这些知识的行为方面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教育还应该承担的任务是：在作为方法的科学技术与作为人类生活与行动目的的价值观之间建立平衡”[18]。这就需要人们更加关注人生、人性、精神、内心世界，更加关注求“真”的科学精神与求“善”的人文精神的融合，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科学精神中渗融人文精神，通过人文精神保证科技进步造福而不是祸及人类，共同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和谐发展。人文精神主要是指大学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对事物“应然”的一种追问和回答，立足点和归宿点是人，以人的价值和存在为内核，关注人生的意义和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完善、发展以及理想的实现，关心社会的发展需要，是一种“求善”的精神，倡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体现出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和关照，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对他人的尊重、认同与承认。在各种危机、矛盾、压力并存的社会转型期，我们更加需要一种以大爱为内核的人文精神去实现人与大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进而实现和谐世界的理想。
2.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齐驱
批判精神是指大学人以真理和科学事实为标准的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追求真知、不畏权威、大胆怀疑、批判错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是大学发展、社会进步、实现创新的驱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各种思想、理论、文化、实践等；二是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三是凸显文化自觉作用。正如美国教育家A.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的“大学不是风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时常给社会一些它需要的东西（what the society needs）而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东西（what the society wants）”。[19]这种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以理性透析社会，以反思和智慧审视传统，是对大学文化所具备的自觉精神的深刻揭示。在突出强调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今天，大学的这种文化自觉的批判精神显得格外重要。创新精神是大学自身发展和肩负使命的内在要求。创新是大学的重要职能和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可见时代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人类的进步，在迫切地呼唤创新精神，因此，大学理应发挥它的创新精神在不同的领域取得新成果，作出新发现；理应创造新理论、发展新思想、创造新成果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理应把创新作为时代任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进步、文化启蒙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和发展。
3.独立精神与自由精神并重
独立精神与自由精神是大学追求新知、探求真理、引领社会思潮、推动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它们是联系密切却又有着不同内涵的两个范畴，独立精神是自由精神的前提和保证，自由精神则是独立精神的标志和体现。[20]大学不断地探索未知、追求真理，而真理的发现既需要研究者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扰，因此需要自由环境的保障。自由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自由。正如蔡元培所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二是学术自由。三是言论自由。四是办学自由。即根据大学自身实际探索和建立符合发展的道路。五是学生自由。主要指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个性等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达到“三百六行，行行出状元”的功效。大学的这种自由精神有助于培养真实面向事情本身的真诚人格。这种心性或人格的一大特点是不能容忍以“真”的名义出场的“伪”。[21]而独立精神包括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担当等等，最基本的是独立人格。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需要大学保持这样一种不失品质、拒斥诱惑的独立姿态，纵观大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其独立精神和自主意识得以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因为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22]或许这就是学术大师陈寅恪倡导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意蕴所在。
4.服务精神与世界精神兼具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大学的功能从原先发展知识、传承文化、科学研究向服务社会转变，大学要关切人类，立学为民，治学报国。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应该成为大学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新空间和新机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大学服务社会的新机遇和新要求，大学应培养出适应地方建设能创造、创新、创业的大学生，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尤其是服务于农村、基层等不发达地区，为新农村建设、基层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承担新责任并作出新贡献，这是时代对大学精神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人类已步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世界性交往和合作的教育国际化模式将成为高等教育的“新常态”，国际化也将成为现代大学的一种生存方式。因此，国家的发展尤其需要更多的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大学生是否具有国际视野对于国家的发展尤为重要。“爱国心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大学生就是要把这种“最高的道德”蕴含于心中，培养自己的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立志成才报国，有志于世界文明的进步。[23]因此，大学的世界精神应该成为大学精神的新定位。我们应该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国际意识、国际思维、国际视野的世界精神，让他们成为世界公民，去面对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和竞争，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二、大学精神培育的实践路径
1.培育特色
特色是大学的立足之本，是大学个性的突出展现，是一所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立足特色，走特色发展之路，是未来大学精神培育的重要生长点。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特色大学制度，为大学精神培育提供保障力。具体就是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做到精神上关怀人、态度上尊重人、行为上服务人，充分发挥人作为大学主体的作用，这有利于大学人文精神的培育；要建立实质性的大学自治制度。实行政校分开，这有利于大学独立精神的培育；要建立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学术自由制度。明确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内容及其边界，协调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样学者便可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和良知信念在从事学术活动时作出客观地选择或学术结论，减少对权威的盲从和利益的诱惑，这有利于大学自由精神的培育；要建立大学自我审视监督、批判的现代大学制度。以此去尽量避免“学术垃圾”、学术腐败、质量危机、价值危机等现象的出现，这有利于大学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培育；其次是发展特色学科和专业，为培育大学精神提供生长力。学科专业是大学发展的龙头，是汇聚人才、开展研究、办出特色的基础创新平台，一定程度上更是大学特色的最直接和最具体的折射。因为，人们了解一所大学，往往是从其所具有的学科专业开始的，比如，学生考大学报志愿时首先考虑的是该大学有什么特色学科专业，其师资、设备、教学、科研等实力如何，有什么特色和优势等。因此，要根据学校实际发展现状去寻求特色之道：综合性大学在强调学科专业齐全的同时，更要去注重遴选重点发展学科点，凝练特色科研方向，培植教学或科研团队等给予政策资金等倾扶，进行重点建设；非综合性大学要发挥自身优势，寻找并建立符合自己的特色学科专业体系；行业性或地方性较强的院校，要努力争取行业或区域支持。再次，要形成特色管理模式，为大学精神培育提供发展力。特色的管理模式包括整体管理特色和具体管理特色两个方面。整体管理特色体现在对学校的正确定位、办学目标的确定、学科专业体系的发展方略、人才队伍的培养及其实现路径的设计等宏观层面，为具体管理指明方向；具体管理特色体现在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后勤管理、日常管理等微观层面，是将整体管理具体化，是实现整体管理目标的手段和途径。
2.营造环境育人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4]良好的育人氛围于无形中规范和引导着大学人的行为方向与价值选择，激发着大学人蓬勃向上的精神追求，提升着大学人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为大学精神培育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一是要注重大学的物质文化建设。注重学校标志性建筑的文化设计与文化人文景观的建设，注重学生学习区场景“整”、“洁”、“静”、“雅”的有效布置，注重学校生活区文化场景布置，力求达到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通过这些营造恬静优美、人文科学的环境，使大学人能从中感受到和谐高雅的文化气息，人在其中能调整心态，拥有状态，此外，还要加强和注重学校与家庭环境的交流、沟通和互动。
3.坚持“两个主体”，注重质量
所谓“两个主体”就是办学以人才为本，教师是主体；教育以育人为本，学生是主体。具体就是：一要尊重学生选择和重视学生需要，使教育服务于学生。二要改进教学模式，注重学生能力和素质培养。三要注重实践。要鼓励学生走进实验室；走进企业，走向实践。四是扩大校内外和国内外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培养师生世界精神。
4.培养“大师”
大学精神的培育需要“大师”，“大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更是培育和形成大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大学既要培养大师又要充分发挥大师在大学精神培育过程中的作用，让他们成为大学精神培育的营养源泉和内在动力。
5.重视“第二课堂”
一是依托各类社团，创新校园文化活动方式，注重内涵建设和品牌建设。积极开展各类科技创新活动，志愿服务、走访校友、创业等实践活动，就业教育、专业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科普讲座、报告会、学风考风建设等主题思想教育活动；“校园标兵”、“感动人物评选”等争先创优文明创建活动，让学术型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竞技型社团活动帮助大学生弥补知识和能力的缺陷，达到知识结构的完善、基本技能的提高，娱乐型社团活动转移学生内心的紧张情绪，缓和不良情绪的困惑和压抑，为大学精神培育奠定文化底蕴。二是树立互联网思维，构建新型校园网络阵地，为大学精神培育提供有效载体和有力保障。通过占领校园网络主阵地，打造校园网络文化精品，拓展校园文化建设渠道，使之更有效地服务于大学精神的培育，成为大学精神培育的新载体。
作者：哈尔滨理工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
清华大学制度文化的演变与特质
覃川
学术界通常把大学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次。对于制度文化，除了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制度本身（或称为表层制度文化）外，还应关注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核和规律（也就是深层制度文化）。也就是要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分析一所大学长期以来在制度的制定、执行、调整、评价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的价值观、思想共识以及在实践中普遍秉承的方法、规范。
本文以清华大学为例，回溯百年来制度文化的演变历程，总结其特质，以期对当前热议的大学文化建设有所借鉴和启示。
一、清华大学制度文化的演变历程
（一）1911-1949：独树一帜的民主治校传统
美国人控制下的教育“衙门”：清华的建校源自美国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华办学，所以早期的经费、校政等重要事项，都受制于美国公使馆，而美国教员则是校内最有影响的势力。行政上由校长专权，少数高级职员治校，校长对一般教员是上下级和雇佣关系。学校还仿照美国大学制订有许多规章制度，养成了守制度、讲效率的作风。
“少壮派”的崛起与“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之后，早期毕业生留学后回校任教者渐多，他们以改革清华、提高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等主张相号召，形成颇具声势的“少壮派”。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在1928年正式改办为“国立清华大学”后，以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为基础的体制结构和组织制度得以确立。评议会是核心，其决议具有约束力，成员中互选之评议员超过半数，加上同样来自教授的各院长及教务长，因此，评议会实质上是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这种体制成为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的典型。
民主治校模式的巩固发展：1931年12月起，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执掌清华包括西南联大的17年内，“三会”与校长之间始终协调一致。正如著名学者傅任敢所言，“教授治校”这一民主制度，“行得最彻底的也是清华”，这充分体现了梅贻琦依靠教授办学的宽阔胸襟和民主精神。[25]但清华内部却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教授治校”的口号，[26]实际上，一切有关教育方针、人事、经费、建筑设备等校政大权，基本上还是操在以校长为首的评议会之手。这种行政体制可称为是校长主导、教授高度参与的“民主治校”模式，而民主管理的精神从此作为一项公认的传统传承至今。
（二）1950-1966：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制度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也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任务。1952年11月，蒋南翔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同时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还兼任党委书记，在他身上实现了党与政“双重身份”的统一。
“发动机不能漏气”：清华大学努力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十分重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有条件的党委领导干部都要给学生讲课。蒋南翔组织干部和教师参加政治学习，亲自开设哲学课，做“两论”辅导报告，为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打好基础。他一直强调党的组织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把党组织比作推动学校前进的“不能漏气”的发动机。
从“神仙会”、“两种人会师”到“团结全体”：加强党的领导，还必须团结和教育广大师生。蒋南翔组织老教授们进行政治学习，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这被称为“神仙会”，“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27]针对党员教师大多数是助教的情况，蒋南翔提出“两种人会师”：一方面尽快提高具有较高学术专业职称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另一方面尽快提高年轻党员教师的业务水平，帮助他们都做到又红又专。在蒋南翔的倡导下，清华一直非常尊重、信任并积极依靠广大教师办好学校。他多次说道：“我们的理解不仅是要团结‘多数’，而且是要团结‘全体’”。[28]
“基层出政策”：受土木工程系测量专修科四·二班优秀事迹启发而建立的表扬先进集体制度、由水利系1958届毕业班同学的毕业设计实践推广开来的“真刀真枪”进行毕业设计等做法，都是针对育人实际总结和提出的独创性的制度，也一直在清华沿袭和发展到今天。“基层出政策”的思想，在于鼓励基层干部努力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新的工作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求各级干部眼睛朝下，向基层找经验、找办法。
（三）1978-：搞好民主集中制与班子建设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专门听取有关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他强调：“办学校，要按照学校工作的规律办，要按照教育的规律办。”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在继承中发展、创新，逐步建立起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领导体制的“变”与“不变”：在取消“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体制后，清华相继实行过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校长负责制，再到1997年明确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无论领导体制如何变化，清华大学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集体领导的工作方式。校长始终尊重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重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委尊重行政领导的管理，支持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工作。
关键在于自觉贯彻和建立合适的制度：在新时期的变革中，部分高校曾一度对校长和党委的关系没有明确。清华则毫不动摇地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由校长、书记会决策，实行集体领导，并坚持党管干部。原校党委书记贺美英曾总结说：“关键在于：一是校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校长和书记思想认识明确，自觉地贯彻民主集中制。二是建立了一套适合学校情况的制度，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执行。”[29]
“不团结就没法治”：老校长高景德曾说过：“不论什么制，班子不团结就没法治。”长期以来，清华各届校领导集体都形成了相互通气、相互支持、团结一致的作风和习惯，在各系、各单位中也是如此。学校认真做好新老干部的交接工作，年纪大的同志注意“传、帮、带”，而新上来的同志，则尊重老同志，经常虚心求教。这种以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地位、得失的做法，已成为学校的好传统。
实事求是地按制度办事：清华十分重视在制度上促进学校领导班子和院系部处领导对学校重大改革发展问题上的共识。每年寒假校领导班子的务虚会和暑期校院系干部会已成为学校研究、部署工作的重要例会。全校性的“教育工作讨论会”和“科技讨论会”成为很好地实现集思广益的民主管理平台。清华重视以制度规范干部的行为，以制度作为监督的依据。这套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决策程序制度、干部任用和考核制度、领导班子建设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
二、清华大学制度文化的特质
在清华大学的治校体制中，始终将三个层面的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核心因素是从理论层面或哲学层面要解决“构建什么样的制度”和“怎样构建制度”的问题，答案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把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党政协调配合统一起来。（2）从思想层面出发，重点要解决领导干部如何提高思想觉悟和具备良好的工作作风，以及如何保持领导班子在重大问题上思想认识的统一。关键做法在于主动、有效地把理论学习和思想认识与学校的工作实践进行交融、促进，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提高认识，以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统一思想、改进作风，使大家自觉地维护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领导和集体决策，搞好党政配合，以大局和集体利益为重，走群众路线、保持民主作风。（3）在具体的制度层面，就是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和落实各项制度原则，通过制订和完善行之有效的制度，以及科学合理地执行这些制度，提高学校的决策和管理水平，保障各项工作稳定、良性、可持续的运转和发展，并在此过程中熏陶和培养领导干部及师生们的制度观念和制度文化，使得尊重制度、遵守制度和积极参与制度制订、监督制度运行的意识能够很好地传承和发扬。
在百年的办学历程中，清华大学始终重视制度建设，并与长期秉承的办学理念和精神传统一脉相承、互相呼应，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文化，“依法治校”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管理”的氛围十分浓郁。围绕如何促进学校以育人为核心的各项工作向前发展，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需求，清华师生通过民主讨论与合理集中相结合的方式来拟订制度、完善制度，以自觉和规范的态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与此同时，日趋完备的法规制度也有力地保障了各项权力的科学运行和民主管理的实现。从“基层出政策”可以看到，事关全局、带有指导意义和约束力的政策制度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师生的实践，这就是最生动、最有效的民主管理；积极发现和总结基层的典型经验，把它提炼成为一项政策、规范成为一种制度，这就是“依法治校”理念的具体体现。在制度的建设和实施中，清华大学将张扬的、强制性的制度与内敛的、自觉性的文化融会贯通，切实做到以人为本、育人为本、文化为本——以制度规范行为，在规范中养成习惯、培育意识、弘扬文化；以文化引领制度，使大学制度成为科学的、有内涵的、充满人性和生命力的现代制度体系。
“依法治校、尊重制度”是清华制度文化所遵循的价值理念。清华大学历来有重视法制、注重建章立规的传统。无论是建校初期仿效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而制订诸多规章制度，还是调整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后学习苏联经验强化严谨、缜密的作风，都逐渐使得清华培育起良好的制度环境。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广大师生养成“照章办事”的习惯，许多重要决策执行起来比较顺利，校内组织运转和管理的成效比较显著。清华人奉“行胜于言”为校风，多愿踏实肯干，也与这种“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思想密不可分。当此深厚的传统与“依法治校”的理念相结合，就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体制改革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成为集中民意、走群众路线，实现科学管理、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良好的制度是用法治的逻辑将师生们的共同意志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因此，清华人“尊重制度”的实质，是尊重集体智慧和真理。
“求真务实、以人为本”是清华制度文化所贯彻的指导思想。制度来源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实践、也作用于实践，是一种规范性的文化。清华人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理想精神与“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不唯洋、只唯实”的求实态度，与制度文化的内在哲学有着天然的契合。另一方面，既然制度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以人为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制度建设的一种前提和制度文化的精髓之一，在以育人为天职的大学更应如此。清华大学率先创立、推广到全国大多数高校并延续至今的“双肩挑”辅导员制度就是一个很好地案例。这项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效的制度，既立足于当时学校急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现实需求和具体条件，也完全符合青年学生的成长规律，使普通学生和辅导员都受到了很好地教育、锻炼。
“民主公开、科学集中”是清华制度文化所坚持的原则方法。许多老一辈的师长或校友都认为，清华师生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较深，民主、自由与法治的观念向很牢固，上下皆全力以维护或卫护之。[30]这种理念体现在校事治理上就是实行民主管理，在梅贻琦掌校时期就已经根深蒂固。民主精神在清华源远流长，不但在政策或制度的拟订上竭力做到广泛公开地听取意见和多方商议辩论，也始终以健全的纪律或规则作为保证，以实现科学有效的集中。如何把民主与集中辩证地结合起来，清华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包括：积极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使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努力提高共识；建设坚强、稳定的领导班子，坚持党政集体领导，坚持党政之间、校系之间的密切配合；以完善的制度保障民主得以有序落实，使集中更具有效率和效力；注重作风建设并善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营造团结向上、民主和谐的组织氛围。
“规范自觉、创新开拓”是清华制度文化所内蕴的精神风格。制度是对人们行为方式的一种严格规范，注重以制度的方式协调、规范组织行为，是大学制度文化的基本要素。制度的执行与构成组织的各类人员密不可分，制度要实现应有的功效需要人的自觉——自觉地尊重制度、遵循制度、推进制度，而不是被动地、机械教条地盲从于制度，这种自觉也是大学文化自觉的重要组成。在清华大学的文化传统中，从学校的领导到普通师生、甚至毕业多年的校友，对于制度都有着一种近似于天然的、自觉的意识和行为。这种自觉不但培养出清华人惯有的严谨作风，也蕴含着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品格，促使清华在许多重要的制度建设方面，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出开一代先河、领一时之风气的开拓和创新之举。
另一方面，清华大学在制度文化建设中也还存在一些需要加强或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把作为学校办学活动重要依据和治校总纲的《清华大学章程》在工作中落到实处，建立健全在这一“大学宪法”（University Act）总体指导下的完备而富有弹性的制度体系；再如，科学的评估体系亟待进一步变革和完善，对于跨院系、跨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的政策支持及制度规范不够积极、明晰。在深层制度文化中，对制度在办学中结构性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和关注不够，特别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深入理解在部分中青年干部中还须加强。同时，在精神层面上过度地强调严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学术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制约了创新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作者：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中心副主任
大学文化与大学成功之道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大学文化考察
衣永刚
2015年8月，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公布了“2015亚洲大学排名调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再上升3个名次，排名第4。在去年8月，QS公布的2014-2015年度全球50所顶尖年轻大学（办学不到50年）（QS Top 50 under 50）排行榜，南洋理工大学就跃居第一。事实上，在世界高等教育同样知名的另外两个排名即《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交大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南洋理工大学每年进步很大。笔者去年7月至10月参加了国家留学基金委派出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研修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亲身体验和感受了南洋理工大学的大学文化。
一、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南洋理工大学成功的根本原因
三个月访学过程中，南洋理工大学极其严格甚至苛刻的教职招聘程序和晋升条件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对招聘和晋升的大力投入。这种投入既包括财力的投入，也包括时间的投入。财力上，招聘教职必须在全球发布招聘广告，所谓全球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等业界的传媒（如美国的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Times Higher Education等）和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上发布至少连续两周（在网站上发布的连续发布的时间更长一些）的招聘广告，平均一次发布招聘的广告费是6000元新币。从所有应聘者中筛选出3人提供全程往返机票和住宿费来新加坡参加面试。
2.标准化的招聘流程（SOP）。每次招聘先组成招聘委员会，然后发布招聘广告，招聘委员会从应聘者是筛选出3名候选人参加最后的面试，确认人选后由院系向大学有关委员会做陈述报告，最后由大学董事会审核（实质审核）后发出录用通知。
3.严格的招聘程序。比如，一个教职一般有50人来应聘，首先由招聘委员会根据简历初选出8至10人进行远程视频面试（SKYPE），选出3人来参加最后的现场面试。现场面试包括给本科生讲一次课，给研究生和教师开一次讲座，进行一次工作餐考察，招聘委员会面试，院长面试。
4.科学的细节设计。以招聘委员会为例，每一次招聘首先由校方（副教授以上）或者学院（助理教授）组成一个招聘委员会，招聘助理教授会的委员会至少是3人，成员至少副教授以上；招聘副教授以上教职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招聘的学院占3人，学部1人，大学1人。无论哪个委员会，院长都不能参加。再比如，所有应征助理教授的必须有2至3封推荐函，而推荐函又分两类，一类是由应征者自己提供，另一类是独立推荐（由学院去找推荐人），独立推荐实质是匿名评议。再如，应征者上课情况的最后报告书中会注明是多少学生规模的课程，因为考虑到学生多少效果不同，学生的人数也会影响到对应征者的分数；再比如提供一次午餐，实质上也是通过午餐考察应征者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等等。所有这些细节让人叹为观止。倘若是副教授以上的招聘（招聘和晋升程序、条件基本相同）则更加苛刻。
南洋理工大学之所以对师资的招聘和晋升在程序上做到如此晋升、条件上如此苛刻、投入如此之大，原因只有一点，大学认为，教职人员直接关系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特别是终身教职，一旦确定人选，学校的投入将是巨大，与后期巨大的投入相比，前期的严格程序和大量投入都是必须的而且是值得的。
二、清晰的发展定位与战略设计是南洋理工大学成功的必由之路
南洋理工大学的办学理念分两个层面：一是（对大学而言，即办学定位）愿景创新高科技，奠定全球性卓越大学（A great global university founded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二是使命（即人才培养目标）：全方位教育，培养跨学科博雅人才（Nurturing cre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through a broad education in diverse disciplines）。在办学定位中，南洋理工大学突出其科技的优势学科特色，同时强调“全球性”卓越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中，南洋理工大学强调“跨学科”博雅人才。
愿景、使命对一所大学而言，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它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访学时，我们给我们上课的南洋理工大学首席人力资源官林文杰先生（大约一年前从大华银行跳槽到南洋理工大学，这也引起我们很大的好奇心：1.为什么南洋理工大学会选择一个没有高校工作经验的人来做他们如此重视的人力资源首席长官；2.林先生本人又为何愿意从大华银行跳槽到南洋理工大学。这里不展开）提问，南洋理工大学最吸引优秀人才的因素是什么？或者换言之，如何招募到优秀的人才加盟南洋理工大学，林先生的回答是，薪酬、大的环境（包括政治环境、自然环境等等）、团队都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但是对非常优秀的人才来说，薪酬往往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因素，他们更看重能否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们很重视大学和所在的具体学科、院系的愿景，所有确定一个明确的愿景，这是吸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与这一愿景和使命相一致，南洋理工大学在2009年推出了五大巅峰战略。这五大巅峰战略从第一周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图书馆主任阮阳女士给我们讲图书馆的资源时就提到，后来在整个三个月的访学期间，几乎所有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包括教授和行政人员）都有提到。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南洋理工大学提出的这五大战略的确在学校各个层面都得到了很大的认同——是的，认同，这是战略制订的核心之一，如果得不到认同，战略就无法执行与落实，那就只是空谈。
南洋理工大学的五大巅峰战略是：可持续发展、新创意媒体、保健医疗体制科技、新丝绸之路和创业创新生态模式，2009年提出这五大战略，当时的目标时，从2010年，经过五年时间，“再攀高峰，致力于在2015年将南大打造成一所卓越的环球大学。”从最新的大学排行来看，这五大战略无疑是成功的。实质上，非常重视传播与公关工作的南洋理工大学了是在不遗余力的大力宣传他的五大战略，校园每一条新闻都附有南洋理工大学的简介，四段英文简介中，有一段就是陈述南洋理工大学的五大巅峰战略：A fast-growing university with an international outlook，NTU is putting its global stamp on Five Peaks of Excellence：Sustainable Earth，Future Healthcare，New Media，New Silk Road，and Innovation Asia.
如果再仔细考察在2009年提出的这五大战略，我们不得不佩服南洋理工大学时任校长徐冠林先生的远见卓识，这五大战略不仅与新加坡发展的需要高度契合，而且与东南亚、全球的发展趋势都高度契合。比如，五年之前，他就在把“新丝绸之路”作为大学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在访学即将结束的时间，我们得知，南洋理工大学的董事会与学校各院系的院系已在研讨下一个五年（2016年至2020年）的战略，据说，2020规划对2015规划（五大战略）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三、大学自主是南洋理工大学成功的关键因素
新加坡自2006年始开始实行大学自主。自主的核心是法人地位的确立，具体而言，新加坡大学自主的概念是“corporate”，在中文的语境中，这一概念很容易让人联系于企业或公司，实际上，新加坡大学自主讲的也是实行企业化管理，但是这里的企业化管理只是手段和方式，而绝非目的，不能以盈利为目标。比如，大学的资讯与公关部门称为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Office，虽然，新加坡政府对大学的自主筹款（基金）有期望值，但目前来看，政府拨款仍然是大学的主要资金来源。
“自主化为政府所资助的大学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使之通过深远的变革来为学生提供独特的受教育经历，并且参与全球大学的竞争。更大的行政和财政自主权，也意味着对自主意识和责任感的更高要求，以及对企业化管理的更高标准，以期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最佳权益。”“自主化框架将有助于新加坡政府所资助的大学达到以下三个主要战略目标：（1）通过提供优质教育为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建设输送优秀人才。（2）精于科研、开发和创新，缔造新的知识和理念，以加强新加坡的国家科研能力，助力新加坡的发展。（3）实现卓越教学与科研的国际化品牌。”
实际上，如何理解大学自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大学自主绝非完全的放权，大学自主的范围主要包括（1）资金和财政的自主化——政府拨款依然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大学积极寻求其他资金来源（如社会捐赠）；不同课程收取不同学费；（2）招生——学校自主招生的比例限制为10％；毕业生目标人数；灵活招收支付全额学费的国际学生；（3）人力资源——充分的自主权：教师的聘任和升迁（包括正教授）；教师和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
实行大学自主后，新加坡政府（教育部）的职责和大学自身的职责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政府与大学签订了政策性协议和绩效协议，政策性协议主要是确保国家的需求和教育的公平。比如政策性协议包括：（1）本科生培养——自主高校应尽最大努力实现由国家人力资源统筹委员会（NMC）分配给该校的培养人数。（2）学术事务——自主高校必须设立教育部要求其建立的新学校/院系或课程；对于需要由教育部提供资助的新项目/课程，必须至少提前6个月获得教育部的拨款批准；对于不需要由教育部提供资助的新项目/课程，需要至少提前两个月通知教育部。（3）学校招生体系——自主高校必须遵循教育部制定的大学招生体系，包括对母语语言、大学成绩计算和自主招生的要求；自主高校必须坚持择优录取、需求回避的招生政策。（4）学费制定框架——每个自主大学在确定其学费标准时，必须征询教育部意见；在该框架规定的标准范围以内，大学可以灵活调整不同课程收取不同学费；但是本科生每年学费涨幅不得超过上一年度学费的10％；各个自主大学必须向同年招收并学习同一课程的所有新加坡学生收取同等金额的学费；永久居民和外国学生学费则应遵循教育部所规定的相关学费标准。
绩效协议由南洋理工大学制定，需要得到新加坡教育部认可，内容包括——大学教学、科研、服务和机构发展的5年战略规划（战略发展指标、计划、措施和目标；年度审查方式：进度报告；业绩评估团）。新加坡教育部和自主高校间所签订绩效协议的主要指标有：（1）本科课程的认选率（2）所招收学生的质量（3）学生教师比例（4）本科学生参加海外交流计划的百分比（5）淘汰率（6）逾期留校率（7）毕业生在毕业后6个月内找到全职工作的人数比例（8）学生对教学质量的看法（9）外部资助的总研究经费（10）学术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11）专利申请和授予数量（12）专利授权收入（13）跟政府、教育界、商界、工业界和社会团体的伙伴关系与合作（14）大学为提倡公共服务所提供的外部资金（15）校友年度捐赠参与率（16）每一年校友的人均捐赠金额（17）接受任一形式经济援助的本科生比例（仅限新加坡公民）（18）大学援助本科生（仅限新加坡公民）的支出占其学费收入的比例（19）终身教授的百分比（20）教职员工离职率。
新加坡大学实行自主以来，成绩是显著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都取得飞速发展，大学自主促进利益相关者更大的自主权；促进差异化；自主高校能够更迅捷地作出反应。虽然也存在在各个领域尚存在明确操作程序的必要性等问题；但是新加坡的大学值得中国高等教育学习，尤其是如何厘清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与各自的职责之方面。
四、国际化办学是南洋理工大学成功的有效途径
国际化指标是本次开头排到的三大排行榜重合的评估指标之一。
国际化的概念可以分为：本国国际化和跨地域教育。南大的国际化集中在“本国国际化”。南洋理工大学开展了密集的海外学习课程，联合学位课程，双学位课程，中国课程以及为本区域提供的短期培训课程，与欧洲、美洲、亚洲等多所知名大学建立了深入合作关系，开设学位课程、进行合作研究等。如欧洲有——伦敦帝国学院：工程与科学博士合办项目；卡罗林斯卡学院：生物医药科学博士合办项目；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博士合办项目、微电子学硕士课程、集成电路硕士学位课程、宇航工程学硕士课程；挪威管理学院：海事研究课程；法国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贡比涅科技大学、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全球教育计划；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学生交换计划、科学与学术信息交流、法科研中心—南大—泰利斯研究联盟（CINTRA）；意大利多莫斯设计学院：互动媒体设计硕士课程、产品设计硕士课程及设计管理硕士课程。北美有——卡耐基梅隆大学：财务工程理学硕士课程；康奈尔大学：酒店与服务业管理硕士课程；麻省理工学院：新加坡-麻省理工联盟、南洋学者课程（南大与斯隆管理学院合办）；斯坦福大学：环境工程硕士与博士课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南洋高等管理课程；伊利诺大学：会计本科联合项目；乔治亚理工学院：全球教育计划、双学位综合课程；斯蒂文斯理工学院：系统与项目管理及系统工程双学位硕士课程。当然亚洲的合作项目更多，这里不再列举。
南洋理工大学是全球科技大学联盟的发起者。全球科技大学联盟成员目前有加州理工学院（美国）、苏黎世联邦科技大学（瑞士）、乔治亚理工学院（美国）、伦敦帝国学院（英国）、印度孟买理工学院（印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德国）、亚洲新南威尔斯大学（澳洲）、三大洲七所科技大学携手进行“七赢”合作，2009年4月正式结盟，联盟首届主席是南洋理工大学徐冠林校长，大学联盟成员集中各成员科研优势，进一步增进跨学科和跨国界学术研究合作，重点针对医疗保健、环境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和水源供给、人口变化等当前全球面临的问题，从科技的角度研究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教学、研究、师生交流等多方合作，普及和发扬工程科技教育。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本科生培养国际化元素。（1）科技元素：杨振宁精英计划：栽培明日科学与工程专才；本科生在校研究计划：让优秀本科生有机会参与科研项目，培养科研新秀；（2）全方位课程：更广泛的学科选择，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与灵活性：各项双学位、双主修、选修、副修课程以供选择；（3）海外体验：全球教育计划（中国、印度、法国、瑞士、德国、丹麦、美国、印尼、越南）、全球暑期学习计划、国际学生交换计划。
南洋理工大学的2.3万本科生中大约有17％左右的国际学生，来自80多个国家。新加坡政府将本科教育的重点放在本科学生的培养，对本科生国际学生的招生规模在适度降低（之前是20％），本科生中目前60％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其中一半是与合作学校的交换生计划（至少一学期）；另一半是通过参加暑期学校等参加海外学习，值得一提的是，对后者，学校虽然不能提供全部费用，但是可以帮助学生提供贷款等，学生可以毕业后还。1万多名研究生中有38％的学生是国际学生。
另有特别一提的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国际化教职人员。南大使用严格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和招聘程序作为聘用、擢升以及终生教职的评定过程，从全球招聘最优秀的人才，目前，南大半数（65％）以上的教研人员来自海内外70个国家，大多数本地教研人才也从国外得到高等教育学位（硕士和博士），教员毕业自570所海外高等学府。
五、出色的校友工作是南洋理工大学成功的助推剂
访学期间，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体验。南洋理工大学现有校友总数达19万人（含南洋大学校友），遍布200个国家。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徐冠林校长将校友视为学校发展的宝贵资源，上任后专门聘请了新加坡知名人士、社区领袖孙敏杰先生担任校事事务工作，十年以来，校友工作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尤其重视南洋大学校友的联络（校友事务处对校友的统计精确到个位数，考虑到南洋大学的历史，这一统计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建立了强大的国际校友网络，有23个以新加坡为基地的校友组织；在海外设有44个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会：中国（30）：北京、上海、重庆、山东、吉林、辽宁、广东、湖北、江苏、浙江、四川、湖南、福建、云南、香港、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广西、山西、黑龙江、甘肃，贵州、安徽、江西、海南、内蒙古、新疆和宁青藏（宁夏、青海、西藏）；其他（14）：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菲律宾、英国、美国、中国台湾和欧洲。南洋理工大学如此成立校友会的目的是：建立南大与校友的联络平台；联系发挥广大校友的人才优势、人才资源与广泛联系，并提供各种协作机会；创造信息交流的有效沟通渠道；促进南大的良好形象，并协助提升南大的声望。
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事务的孙敏炎主任为我们做了专题讲座，我们听了之后，都为他的辛苦付出和杰出成绩深受感动。校友事务的愿景是：一个以南大为荣，并支持南大的校友大家庭；使命是积极联系校友，以加强他们与南大之间的终身互惠关系；目标是（1）建立和加强大学与校友之间的永久关系；（2）把大学的最新政策、进展与发展定期告知校友，为校友提供优惠服务；（3）鼓励校友积极参与和支持大学的持续发展；（4）建立一个汇集校友、学生及教职员为一体的强大的大学社群。南洋理工大学在新加坡教育部边上的ONE-NORTH校区有一幢专门的大学就叫校友俱乐部（NTU ALUMI CLUB），做地铁就可以看到其醒目的标识。所有的毕业校友在毕业典礼上都会发一张校友卡，凭校友卡使用终身免费电邮、优惠年费图书馆资源、课程资源、就业服务、校内服务设施的使用等等。
校友事务处的孙敏炎主任总结了校友的9大贡献：（1）积极向“大学基金”捐款；（2）在新生迎新周及院校讲座与杰出校友论坛中担任演讲者；（3）在“大学招生与奖学金面试委员会”中担任义务面试委员；（4）担任南大校董会董事或者院校咨询委员会委员；（5）担任校友班级代表；（6）担任校友会理事会理事；（7）积极支持南大各学生俱乐部的活动；（8）担任校友班级周年聚会组织委员会委员；（9）在南大许多重要活动中担任志愿者。孙敏炎主任尤其强调不能光想着跟校友募捐，服务才是第一位的，实际上，他担任校友事务处主任后，一个大的改革措施就是将原来合并在一起的基金处主动提出划分出去成立发展基金会，以纯粹的服务来开展校友工作。事实上，他对校友的出色服务自然而然地大大促进了学校基金的募集，因为出色服务，校友捐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非常高（据说，哈佛大学等名校的校友工作都非常出色，也因此，他们的校友捐助一直非常活跃）。南洋理工大学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余明华先生说，我们以校友的成就为荣：他们当中有饮誉国际的学者、企业家、科学家、总裁、总编辑、艺术家、奥运选手、歌手，也有惠泽百姓的政府官员及文教育工作者等。
最后，以访学期间读到的关于南洋理工大学校友孙燕姿的一段采访结尾，从南洋理工校友评价体会南洋理工大学的成功奥秘。孙燕姿是NTU商学院行销系2000届毕业生。她回忆在NTU的生活，虽然只住校一年，但是这一年的住校生活体现NTU的宿舍文化，她说：“我是第六宿舍乐队的女声主唱。举办活动，除了当主持、表演，还要想游戏点子，兼要制造气氛，从头到尾全包，虽然很累，却是很好地训练。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南大湖搭台，跑进跑出，烂泥一身，永远难忘。”“就算后来进了娱乐圈，我还经常想起老师教我人的行销策略。我想到作为一个艺人，我究竟在推销自己的什么？是态度？情感？还是什么？大家都喜欢我的健康形象，如果这是我刻意的展示，那已经不是我了。所以，做什么事，先要说服自己，而不是先去迎合他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展示了自己真的一面，才去说服外人，得到外人的支持。”“做人要有原则，要有所坚持。很多人说南大很传统，我觉得这正是南大的优势，是大家敬重的。你看哈佛大学有没有说自己很young，很vibrant，很可爱？没有嘛。南大要跟上潮流，没有错，跟上潮流的是课程，但是传统的精神要保留，不需要跟风、假装年轻。传统是宝贵的，只要勤奋，脚踏实地，慢慢人家会知道谁好谁不够好。南大自会吸引爱他的年轻人上门。要跟人拼，唯有凭实力。我不知道我是否就是如此，我总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慢慢去说服大众接受我。”[31]
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