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无定性
王阳明的一生波澜壮阔，他在转投圣人之学——儒学之前，走了不少的弯路。王阳明曾和湛甘泉一起在京城为复兴圣学而努力，他去世后，湛甘泉为他写了墓志铭（《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七），其中写道：“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这就是“阳明五溺说”，记述了王阳明年轻时的精神历程。王阳明年轻时善感多变，心无定性，最初沉溺于“任侠”，后又修习弓马骑射之术和兵法、沉迷于辞章诗文、执着于道教神仙，最后却又迷上了佛学。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三十五岁，是年他转投圣贤之学，开始笃奉儒学。
前文已述，王阳明十四五岁时，沉迷于弓马骑射之术和兵法，怀抱经略北地之志，但是后来开始专心致志读书。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呢？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受同在太学读书的王寅之和刘景素的勉励，其二与龙山公的训诫有关。
王寅之和刘景素的具体情况，已无从得知。正德七年，王阳明四十一岁时，曾写过一封《答储柴墟》的信（《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其中提到这二人。根据王阳明与二人的交往来看，阳明当时应该懂得了真正的师友之道。
按照常识，老师一般都是年长于自己的前辈，而友人则是同年龄段的人。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特例，例如有些人虽然年纪比较小，但他们在某一方面做得非常优秀，也可以被尊称为老师；有些人彼此之间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忘年之交。关于这一点，王阳明在给储柴墟的信中写道：“夫大贤吾师，次贤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则也。”
在王阳明看来，要想成为自己的老师或者好友，必须是修得“人之道”或者“心之德”的人，与身份、地位和年龄无关。对于那些没有修得“道”和“德”的人，用世间一般的礼仪来对待就可以了。
这就是王阳明的师友论，他不以老师的身份来对待自己的弟子，而是以师兄师弟之谊来对待门人。柴墟批评他的这一做法有悖于“诚心直道”，王阳明反驳说：
前书所谓“以前后辈处之”者，亦谓仆有一日之长，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齿相若而无意于求道者，自当如常待以客礼，安得例以前后辈处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其来意之如何，而抗颜以师道自居，世宁有是理耶？夫师法者，非可以自处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应之耳。嗟乎！今之时，孰有所谓师云乎哉！
今之习技艺者则有师，习举业求声利者则有师，彼诚知技艺之可以得衣食，举业之可以得声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诚知己之性分，有急于衣食官爵者，孰肯从而求师哉！
夫技艺之不习，不过乏衣食；举业之不习，不过无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为人矣。人顾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
将王阳明的以上言论总结一下，那就是：“当今之人，对老师没有正确的认识，也不了解求师之道，所以难以求得良师。只有那些对自己的道德心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反省，并且毅然以圣贤之道自任者，才能求得真正的老师。”
接下来，王阳明又举了孔子弟子曾子（曾参）和北宋儒学家张载[34]的例子，来说明真正的“求师之道”。
在孔子所有的弟子中，曾子以“孝”闻名天下。他虽然脑子有些迟钝，但这并不妨碍他修炼自己的德行。曾子最终掌握了儒学的精髓，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并将其传至后世。据说，孔子学派分为八派，但只有曾子一派发扬光大。曾子将所学传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将所学传给孟子。孟子去世之后，此派学说一度失传，但是到宋代之后，又有人将其传承下去，并且一直延续到后世。
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曾子卧病在床，病情危急，弟子乐子春坐在枕边，儿子曾元和曾申坐在脚下，书童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蜡烛。
忽然，书童盯着曾子身下铺的席子，问他：“先生身下铺的席子华丽而光滑，是大夫这种身份高贵的人才能享用的吧？”
书童突然冒出这样的问题，让乐子春觉得这是对病床上的曾子的失礼，他赶紧制止书童说：“住嘴！”
曾子听到了，突然惊醒过来，说道：“是的，那是季孙氏的赏赐，我没能把它换下来。曾元，扶我起来，换竹席！”
曾元说：“您的病情非常严重，不能移动身子，等到天亮了，我一定遵从您的意思换了它。”
曾子说：“你不如书童爱我啊。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我现在还贪求什么呢？只盼望死得合乎正礼罢了。”
于是大家扶起曾子，更换了席子，再把曾子扶回床上。还没有放安稳，曾子就去世了。
曾子临终之际担心自己的行为有违礼节，所以就逼着儿子换掉了席子。席子古时称“箦”，因此这个故事又被称为“曾子易箦”。“易箦”既可指换掉席子，也可指换掉病床，后来演变为对死亡的一种讳称。
依照王阳明的说法，曾子正是不断反省自己、以圣贤之道为己任、真正明白求师之道的贤人。
张载是北宋大儒，为宋学的创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早年精通《周易》，能够用“阴阳二气”说来解释宇宙和世间的现象，后来聆听程颢和程颐两兄弟的讲学后，深感自己的学问不精，甘愿拜二人为师，虚心向学。王阳明称赞他道：“若非舍弃私见私欲，大勇豪杰独立之士，难以做出此等行为。”
王阳明能够明白真正的师友之道，并不仅仅是他讲学修德的结果，与太学同学王寅之和刘景素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据王阳明所述，尽管每次考试王寅之的成绩都比刘景素优秀，但王寅之总觉得自己比不上刘景素，最终决定拜刘景素为师，行弟子之礼。王阳明见后非常敬服：“寅之者，真可为豪杰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圣贤之不可及！”
“格竹”失败
王阳明在京城和父亲同住期间，曾遍寻朱熹的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王阳明曾和好友钱氏热烈讨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的问题，最后他们达成一致，要想成为圣贤，必须要掌握朱熹所说的“格物穷理”。
在朱熹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过程伊川（程颐）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父亲就职的官署中有许多竹子，王阳明读到这句话之后，立刻和钱氏一起“格竹子”，二人日夜沉思，但是毫无所得。
三天之后，钱氏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于是不得不放弃“格竹子”。王阳明觉得这是钱氏精力太弱的缘故，所以更加发奋图强、不分昼夜地全力“格竹子”。但王阳明依然失败了。七天之后，王阳明也因劳累过度病倒了。因此，二人叹息说：“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就这样，王阳明放弃了宋儒的格物之学。十七岁时，王阳明开始潜心于神仙养生之道，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前文所述的“格竹”内容，被记录在《传习录》下卷中，但《王文成公全书》中的《阳明先生年谱》将此记述为阳明二十一岁时的事情。后来据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考证，王阳明十九岁时，祖父竹轩公去世，父亲龙山公回余姚守丧三年，阳明二十一岁时应该在余姚，所以《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有误。
为什么王阳明“格竹”会失败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按照朱熹的教诲去“格物穷理”。清初的朱子学者陆桴亭对王阳明的这一做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王阳明完全没有理解朱子格物穷理的主旨，他的做法类似于禅宗的“竹篦子话”。
竹篦由剖开的竹子制成，弓形，弯曲状，长约三尺，头部多缠绕藤条，下部装饰有绢带结成的穗饰。禅林中师家指导学人时，大抵手持此物，作为点醒学人悟道之工具。一旦学人答出规定答案之外的答案，师家就会用竹篦击打学人的掌心，这在禅学中被称作“竹篦商量”。确实如陆桴亭所说，王阳明的“格竹”之法不是依照朱熹“格物穷理”的理论，而是更接近于禅宗参禅悟道的一种形式。
朱熹在给陈齐仲的书信中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
清初朱子学者吕晚村也曾指出：“阳明求竹理之法，为朱子所排斥，故失败乃是必然。”
朱熹曾说过，“穷天理”“明人伦”是他“格物穷理”理论的根本，这些内容圣人都已教过，因此认真学习圣人之言非常重要，朱熹推崇“读书穷理”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朱熹的“格物穷理”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和人伦，而是扩展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虽然范围扩大了，但其大纲还是人伦道德。如果舍弃大纲，仅就具体的一草一木去探求其理，那就丧失了朱熹思想的精髓。
王阳明的格竹之法，其实更接近于禅学。当时阳明之所以选择格竹，是因为竹子就在那儿。说得极端一点，如果当时在那个地方的不是竹子，而是别的东西，那么王阳明也会去格别的东西。依照王阳明当时的想法，格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穷尽其理。
如果换作朱熹去“格竹”，他会采取什么办法呢？恐怕朱熹首先会弄清楚竹之理和其他草木之理的不同。这就和水墨画家画山水木石一样，在画之前要首先明白山之理、水之理、木之理、石之理，然后才能绘出山水木石。
格物也是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楚每种事物特有的法则，然后才能进一步探究其存在的生命根本之理。朱熹认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会形成大的“一理”，每个事物分开来又都有各自之理，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即所谓的“理一分殊”[35]。然而，王阳明在“格竹”时不这样认为，他希望通过“格竹”立刻悟出总合天地万物的大的“一理”。他没有看到分殊之理，而是直接来探求大的“一理”，因此说他的做法更接近于道家和禅家的做法。儒家注重分殊之理，所以儒生才会那么重视出仕。
有儒者认为佛教持高远参悟之说，但他们基于建立在人之上的政治，而不能不对人人施以教化。
这句话反映了儒者注重分殊之理的态度，但当时的王阳明还不知道朱熹格物之学的根本就是探究分殊之理。
物是理的载体，理不能脱离物而存在。格物必须有物，有物才能穷其理，因此朱熹说：“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
在探究竹子之理时，如果忽视竹子这一客观事物的存在，仅将其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这就不是儒家之道，而是道家或禅家之道。《庄子·知北游》篇中有如下记载：
东郭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无所不在。”东郭子：“期而后可。”庄子：“在蝼蚁。”东郭子：“何其下邪？”庄子：“在稊稗。”东郭子：“何其愈下邪？”庄子：“在瓦甓。”东郭子：“何其愈甚邪？”庄子：“在屎溺。”
东郭子听到这里，惊得目瞪口呆。庄子接着说：“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惟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从王阳明“格竹”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庄子》中“道”的影子。此事姑且不论，王阳明“格竹”是想一举求得穷极之理，但按照他当时的资质，这一目的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
王阳明的这一穷理方法虽然违背了朱熹之道，却和陆九渊的穷理之道如出一辙。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把理看成是心的体现，阳明的穷理方法和他的主张极其相似。朱熹与陆九渊不同，他主张的是“格物穷理”。
在朱熹之前，有一位知名画家郭熙。当时的画家不再满足于画出具体的事物，而是开始去探究事物背后之理，了解事物的特性，悟得造化之理和天地之心，然后再将这一切通过物象表现出来。一石一木可观造化之理，一山一水可知天地之心，这就是郭熙所谓的格物之学。
那么，如何才能穷尽竹子之理、穷尽竹子之性呢？陈献章[36]在一首诗中写道：“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
在这首诗中，竹与人已经融为一体，这样一来，自然就能够穷尽竹子之理，穷尽竹子之性。如果王阳明当初能够放弃刻意格竹之心，以平常心去格竹子，他或许也能达到诗中所描述的那种境界。但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朱熹的“格物穷理”之法与以上所述完全不同，倒是与郭熙的方法有些类似。如果读一下郭熙的画论，就会发现朱熹的格物之学和郭熙的如出一辙。郭熙在画论《林泉高致》中写道：
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学画山水者何以异此？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
郭熙在绘画时，为求画作完美，总是客观地、经验性地、合理地、理智地去寻求物象之理。他学书法也是如此，讲究广闻博识，广泛吸收古今书法之精华，自成一家。郭熙的主张简直就是朱熹的“格物之学”在书画上的翻版。如果让朱熹去格竹，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会与郭熙做的一样。
新婚之日出走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十八岁的王阳明与诸氏完婚。这一年，王阳明从京师回到家乡余姚。同年七月，他前往江西洪都（今南昌）迎娶妻子诸氏。诸氏是当时江西省布政司参议诸养和之女，阳明在洪都期间就住在诸养和的官邸中。诸养和也是余姚人士，而且和龙山公是至交，所以王阳明才会和诸氏成亲。
王阳明迎娶的这位夫人究竟是位怎样的女性呢？
宸濠之乱时，阳明为了家人的安全，打算和家人分开，单独乘船走。但是他又放心不下妻子，所以一直犹豫不决，这时诸氏从怀中取出一把短刀，激励阳明说：“我身上带着这把刀，什么贼人来了我都不怕，您赶紧乘船走吧！”从中可以看出诸氏应该是一位女中豪杰。
据《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记载，王阳明在婚礼当天突然离家出走。翌日早上，众人将他寻回，当时他正在一座道观中静坐，在众人的劝说之下，阳明才同意回家。
故事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也许是后人觉得他在这一时期潜心于神仙养生之道，所以才杜撰出这样一段逸事。虽然王阳明一向豪放不羁，但他当时身患结核病，内心充满不安，做出这样的举动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自宋代以来，儒学家在年轻时大多沉迷于道教。道士基本上都是隐士，在世人看来，他们脱离尘世，志向高远，因而受到世人尊敬。加之宋朝建立伊始，皇帝特意召见隐士，向他们咨询治世之道，致使很多有识之士都想成为道士，或者沉迷于道教。
王阳明十一岁时就能写出充满哲学意趣的诗，后来沉迷于道教也是必然的。但是在婚礼当天离家出走，和道士会面，并在道观度过一宿，这样的行为如果仅以他痴迷于道教来解释，就有点儿说不通了。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充满了不安，这种不安促使他从外向型行为转变为开始探究人的内心世界。王阳明最终成为心学大师，也许和这种转变有密切关系。
阳明学的源头在陆象山（陆九渊），陆象山与王阳明一样，也患有结核病。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他们不再执着于复杂理性的思辨，也不再纠结于事物终极的存在，而是转向通过简单直接的直观方法来探究事物之理。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记录了王阳明当时拜访道观铁柱宫的一段逸闻。
婚礼当天，王阳明信步来到铁柱宫，进入本堂之后，见一位道士正在一旁盘腿静坐。王阳明走近才发现这名道士眉毛粗厚，头发花白。
王阳明立刻被他的容貌所打动，于是叩问道：“道者何处人？”
道士回答说：“蜀人也，因访道侣至此。”
王阳明又问道：“道者今年高寿？”
道士回答说：“九十六岁矣。”
王阳明继续问道：“可否知先生姓名？”
道士回答说：“自幼出外，不知姓名。人见我时时静坐，呼我曰无为道者。”
这位道士虽然已年近百岁，但身体硬朗，气力旺盛，声如洪钟。王阳明觉得他一定是一位得道高人，于是就向他问询神仙养生之术。
王阳明当时虽是英姿勃发的年纪，但受疾病所扰，面容稍显憔悴。道士望了望他消瘦憔悴的面庞，对他说：“养生之诀，无过一静。老子清净，庄生逍遥。惟清净而后能逍遥也。”然后又教给王阳明导引之术。
导引之术是信奉道教的道士修炼的一种功法。
道教是将老子、庄子等人的思想宗教化后形成的。道教以老子的“自然无为”为根本，杂糅神仙之学，追求长生不老。道教还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道教为了增强自身的权威，还从儒学和佛教中吸收了很多教义。道教中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有很多，例如修炼、服丹药、房中术、符咒和积善等，此外还有导引之术、长生之术和飞升之术等。
铁柱宫的无为道士教给王阳明的导引之术其实是一种呼吸方法，是将宇宙之气引入自己体内，让它在体内流动，最终实现“心神”和“虚无”不知不觉地合二为一的一种修炼方法。导引之术适于养生，所以不仅是道士，很多儒生和僧侣也会用这一方法来修行。通过调节呼吸来使精神专一的方法古已有之，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不只是在中国，印度也有类似的方法。导引之术追求的不单是身体的养生，同时还包含精神的修炼。
禅宗也有通过调节呼吸来使精神专一的做法。在禅宗中，坐禅是为了调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调身和调息，三者浑然一体才能达到修炼的目的。调息指的是用丹田呼吸，唐代禅僧圭峰宗密曾如此解释调息：“出入息有声音，谓之风息；出入息阻滞不通畅，谓之喘息；出入息不细弱，谓之气息。”他认为风息、喘息和气息都是不调的表现。没有声音，没有阻滞，不粗烈，连贯无中断，似有似无，心境平和，情绪欢乐的出入息才是调息的表现。
调息又称调气，自古以来就是养生和养心的重要方法。《庄子》中有“真人呼吸以踵”，因此，用脚后跟呼吸被看作是圣人的行为。“呼吸以踵”指的是什么呢？这可能和圭峰宗密所说的“似有似无”类似，是一种深入沟通天地之气的状态。
调息术和服丹药、禁性欲以及房中术一样受到道家的重视。随着时代的变迁，导引之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终演变成一种通过静坐来调息或者数息，最终实现长生不老的修炼方法。
贝原益轩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儒医，他生来体质就比较弱，所以对调息法非常关注，他在自己所著的《初学知要》中介绍了道家的这一养生方法，并且在《慎思录》中再次提到调息的内容：“养气须先调息，调息才能养气，这样才能心境平静。气息若乱，内心必乱……调息养气乃儒家之道，不可忽视。”
宋代大儒朱熹著有《调息箴》，其中介绍有调息之法：静坐之后，将目光集中在鼻尖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此，然后再调节气息。虽然朱熹提到了调息，但他调息的目的和道家的完全不同。
日本的天木时中对此评论说：“儒家乐于调息，并不为修得神仙之术。道家喜好神仙之术，辟五谷以求长寿，平时练习导引之术，炼其外形，养其内气，修炼到精微之处，则渣滓污浊皆消，只剩清虚之气，故身体轻如鸿毛，可寝卧云霄，亦可自由行之于天，此为道家修行者之至善也。而儒家则与此不同，儒家调息只为将精力集于一处，使之不分散外泄，出入气息力求和合，期冀活至一千二百岁也能身体康健，即使日夜忙碌，也不觉疲惫，此为儒家调息之目的。”
综合上述，儒家调息的目的完全不同于道教。无为道者教授给王阳明的导引之术，其内部贯穿的应该是道家的思想和目的。
王阳明习得导引之术后，立即开始和道士对坐，练习此术。王阳明虽然感觉恍惚，但似乎有一种顿悟的感觉，他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于是两人闭目对坐，仿佛是两棵枯木。不觉天色已晚，两个人都废寝忘食，就这样一直静坐下去。
王阳明在新婚之日突然离家出走，并且到了晚上都不归家，这令诸氏非常担心，她将此事告知了父亲诸养和。诸养和派衙役四处寻找，众人找了一整夜都没有找到，翌日清晨才终于在铁柱宫寻得阳明。衙役告知阳明，他们是奉其岳父之命劝其回家的，王阳明不得不回，于是和无为道者作别。道士对他说：“珍重珍重，二十年后，当再见于海上也。”
根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述，果然如道士所言，二十年后，他们再次在海上相遇。
苦练书法
王阳明成亲后，暂住在诸养和的官邸里。官邸内有数箱纸，王阳明每日用这些纸练习书法。翌年十二月，当王阳明启程回余姚时，盛纸的箱子都已经空了，可见王阳明练习书法的刻苦程度。在此期间，王阳明的书法大有长进。
根据《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载：“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
王阳明练字，并不是简单描摹字形，而是要掌握写出这一字形的方法，所以必须拟形于心，凝思静虑。
王阳明的书法意趣不同于唐代书法家。他学习书法的精神和宋代画家学习绘画的精神是相通的。
范宽是北宋著名画家，为宋代水墨画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范宽虽然是山水画名家，但他画山水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景象。据说范宽为画山水，终日静坐于山林中，观察周围的一切，寻求自然的意趣。哪怕是降雪之日，或者是月夜，他也会去林中徘徊，仔细观察，静静沉思，然后回到住处，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渲之于纸。
宋代画家高克明也经常徒步郊外寻找山林之趣，或者终日静坐山林，观察周围景致，然后回到家中，排除一切欲念，在安静的屋子里沉思。
这些画家在绘画时，都注重静思澄虑、潜心熟虑和去欲脱尘等心法的运用。他们的画作不是表现物之形，而是探求物之理。为了表现物之理，画家必须看清物之所以能够成为物的本质，也必须去感受宇宙之心和天地之理的脉动。他们通过物象来表现物之心，描绘物之理。
对这些画家来说，画山水就要穷尽山水之理和山水之性，主观性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画家画的是“胸中丘壑”，而不是山水的自然形态。说得极端一点，自然山水只是画家在内心创立理想形象的一个诱因，是单纯的素材，没有其他的意义。
王阳明学习书法的态度和上述画家的精神是相通的，这表明他具有成为一流书法家的潜质。
北宋大儒程颢的思想是象山心学之源，其弟程颐的思想是朱子理学之源。阳明思想受程颢的影响颇深，他在书信中，屡次引用程颢之语，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程颢曾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语》）
在程颢看来，书法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心法，这种心法同时也是做学问的根本。王阳明读过这句话后，颇有感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以上所述选自《阳明先生年谱》。《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略有不同：“夫既不要字好，所学何事？只不要字好一念，亦是不敬。”
众人听之，都由衷敬服。王阳明觉得刻意求字好之心，或者不求字好之心，都违背了“敬”。“敬”是一种心的修行，是一种心法。宋儒在做学问时，对“敬”都非常重视。
王阳明曾如此解释《大学》中的“格物”：“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王阳明在此阐述了心学“格心穷理”的“格物”说，对朱熹“格物穷理”的“格物”说提出批判。王阳明为了解释自己的“格物”说，特意引用自己学习书法的故事，其目的还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主旨。
谈到书风，世人都会想到“晋书重韵，唐书重法，宋书重意”的说法。那么明代书法看重的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明代书风应该是重情。这是受时代风潮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书风。
日本现存有一件王阳明书法的真迹。正德八年（1513），日本遣明正使了庵桂悟归国，王阳明特意为他写了一篇送别序。内藤湖南对此评价说：“王阳明此书，先学元代赵孟頫，再学王羲之，晚年又融合了北宋黄庭坚的书风，终成明代一大书法名家。王阳明与同时代的文徵明的书风有些相似，但情有余而巧不及。”
在保存下来的王阳明的真迹中，有两幅是家书。其中一封是对两个弟弟的谆谆教导，内容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心得。另外一封是王阳明在去世前一年写给养子的家书。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受朝廷之命前往广西思恩和田州讨伐叛贼，在赴广西途中，他给养子正宪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关于日常行为的训诫。
第一封家书的书法流畅清丽，不重技巧，率真而作，从中可以窥见王阳明的俊敏之气，笔者认为这封家书应该是他在四十岁左右时所写。
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四十三岁，他送给妻子的外甥诸伯生一幅书法作品。这幅作品的书风和前面两封家书的风格极其相似，是用他晚年圆熟的字体写成。字体遒劲苍秀，透出典雅之气。
除此之外，王阳明的书法作品还有《何陋轩记》《客座私祝》《矫亭说》等。正德三年，王阳明三十七岁，他因为得罪宦官，被流放到荒蛮之地贵州龙场，这才有了后来的“龙场顿悟”。《何陋轩记》是他顿悟之后写的作品。虽然龙场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在文中感叹此处“何陋之有”。这幅作品的字体有黄庭坚之风、文徵明之韵，气势蓬勃，充满霸气，笔锋自然，毫无滞拙之态。
《客座私祝》是王阳明在出征思恩和田州的前夕所作，记录了他对弟子日常生活上的训诫。全文由楷书大字写成，笔锋遒劲，字体宏毅，表现出王阳明所特有的书风。
《矫亭说》是王阳明书法作品中的逸秀之作。当时，王阳明父亲的好友方时举建造了一座亭子，命名为“矫”，特意向龙山公求文，王阳明就代替父亲写了这幅作品。整幅作品的字体细长流畅，书风雄健直达、神采苍秀。清代学者王育将王阳明的书法与朱熹的书法比较后说：“朱熹的书法骨劲老练，有苍松怪石壁立千仞之势。王阳明的书法骨挺神骏，有鹰击长空之态。二者的书法骨骼清奇，实乃二人功业德行使然。”
陈瑚评价《矫亭说》之书风说：“今阅其手迹，笔墨飞腾，似有龙凤翔举之势，亦可窥见内心之精明。”
钱大昕评曰：“笔势纵逸，酷似李北海。平生所见真迹，此为最上。”李北海，又名李邕，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前辈。他最初模仿王羲之，后来从王羲之的书法中脱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书风。
总而言之，王阳明的书风雄健奔放、流丽清奇，既继承了其远祖王羲之的书风，又融合了李北海、黄庭坚和文徵明等人的书风，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