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撒谎，这六个月的现实生活让我上钩，有时候让我陶醉得忘了我已被判了死刑，或者最好说，使我不愿去想这一点，甚至还做点事情。顺便说说当时的情形。我的病八个月前很重，我断绝了一切交往，远离了我过去所有的朋友。由于我一直是个十分忧郁的人，所以朋友们也很容易就忘了我，当然没有这一点他们也会把我忘掉的。我在家里的处境，也就是在家庭里的处境，我也是很孤独的，五个月前我把自己一直锁在里面，把自己跟家里的房间彻底隔离开来。他们常常听我的，谁也不敢走进我的房间，除了在定时来收拾房间、给我送餐。母亲在我的命令前老是战战兢兢，当我有时候决定让她进来时，她甚至连在我面前哭鼻子都不敢。因为我她经常打孩子们，不允许他们喧闹，不允许他们打扰我；我的确经常抱怨他们发出的叫嚷声；想必因为这，他们现在也不喜欢我！“忠实的郭略。”我这么叫他，我想我也把他折磨得够了，近来他也折磨我。这一切都是自然的，上帝创造人的原因就是为了互相折磨。但是我发觉他是因我的焦躁易怒，仿佛早就对自己立下誓言要宽恕一个病人，自然这也惹我生气，可是，他好像忽然想出来要模仿公爵的“基督式的克制忍让”，这就有点可笑了。这是个年轻热情的男孩，当然他模仿一切；但我有时觉得他应该更用自己的头脑来生活。我很喜欢他，我也折磨住在我们楼上的苏里科夫，他从早到晚替人家的委托跑腿，我经常向他证明他贫穷是他自己的过错，因此终于把他吓坏了，便不再上我这里来了，这是个十分温顺的人，温顺到极致的人（注意：据说温顺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应该向公爵咨询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但是，当我三月份上楼到他那儿想去看看，他们那里是怎么“冻死”（这是他的原话）孩子的，我无意识地对他婴儿的尸体发出一声冷笑，因为我又开始向苏里科夫讲解，这是他“自己的过错”，而这个瘦小的可怜虫突然双唇哆嗦起来，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手向我指着门口，轻声地近乎是低语般对我说：“请走吧！”我走了出来，我很喜欢这样，甚至喜欢他赶我出来的那一刻；但是后来回想起来时，他的话使我久久沉浸在一种沉重之中，对他有一种奇怪的轻蔑式的怜悯，而我原本完全不用体验这种感情的。甚至在受到如此侮辱的时刻（我感到我侮辱了他，虽然我并没有这种意图），甚至就在此刻这个人也不会发火！他当时嘴唇哆嗦完全不是因为愤恨，我可以发誓：他抓住我的手，说出那句绝妙的“请走吧”，绝对不是因为生气，那是因为溢于言表的尊严，可这完全和他不相称（所以说这里有许多滑稽的东西），但是没有愤恨。也许他不过是突然蔑视起我来了。从此以后，有两三次我在楼梯上遇见他，他突然在我面前摘下帽子，他在过去从来不这样做的，但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停下来，而是不好意思地跑了过去。即使他蔑视我，那也仍是采用他的方式：“温顺地蔑视。”也许，他摘下帽子不过是出于害怕，是向自己女债主的儿子致意，因为他经常欠我母亲的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债务。这甚至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我本想跟他解释，同时我肯定，过了十分钟他便会来向我请求原谅；可最后我考虑最好还是不去碰他。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苏里科夫“冻死”小孩那个时候，三月中的时候，我忽然不知怎么回事感到病情好转了，这种状况继续了两星期。我开始在黄昏时分到外面走走，我喜欢三月的黄昏，那时白天的气温开始变冷，煤气街灯也点亮了；有时我走得很远。有一次，在六铺街有一个“贵族”模样的人黑暗中超过过了我，我未看清楚他；他拿着一个纸包起来的东西，穿着一件短小难看的夹大衣，那衣服单薄得跟季节不相称。当他走到我前面十步远的街灯下时，我发现，他口袋掉出了东西。我急忙捡起来，捡得很快，因为已经有一个穿长褂的人快跑走上前来，但是看见我手中的东西，他没有争论，只是迅速地瞥了一眼我手中的东西，就从身边走开了。这件是一只塞得鼓鼓囊囊的老式山羊皮大钱包；可不知为什么我第一眼就猜到，里面什么都有，唯独没有钱。丢了东西的行人已经走在我前面有四十步远并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我跑上前去喊他；但是因为除了“喂！”没什么可喊的话，因此他没有转过身来。忽然他向左一转，进了一幢房子的大门。等我跑进黑乎乎的大门，已经看不见人影。这幢房子是一座庞大的建筑，这类房子是冒险投机家为租给小户人家而建造的，这种大楼有时一幢会安置上百套住宅。当我走过大门，我觉得在大院子右后角落里好像有个人在行走，我在黑暗中隐约看清得楚。我跑到角落，看见有个进口通往楼梯。楼梯很窄，十分肮脏，根本没有灯光；但是可以听到在高处还有个人顺着楼梯往上跑，于是我也开始登楼梯，估计在人家给他开门的时候，我能追上他。每一段楼梯都很短，有多少段数不清，可我气喘得要命；在五楼有人开了门又关了门，我知道这一时刻时还差三段楼梯。等我跑到上面，在楼梯口缓了缓气喘，寻找门铃，好几分钟已经过了。终于有人给我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个在小厨房里做饭的女人；她默默听完我的问题，当然什么也没听懂，又默默为我打开了通向隔壁一个屋子的门，狭小低矮的房间，有几件必需的蹩脚家具，挂着帘幔的一张床又宽又大，床上躺着“捷连季伊奇”（那女人这么喊他），我感觉他喝醉了。桌上铁制小灯台上的蜡烛头即将燃尽。一只半俄升的瓶子几乎已经倒空。捷连季伊奇躺着对我哼哼哈哈说了些什么，朝隔壁那扇门挥了下手，而那个女人已经走开了，所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开那扇门。于是，我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前面那一间更窄小拥挤，我甚至连转身的地方都找不到；角落里一张窄小的单人床占去了大部分地方；其余的家具总共就是三把堆满了各种破衣服的普通椅子，漆布面的沙发前有一张很普通的厨房用的木桌，桌子和床之间几乎无法通行。在桌上有个和前面那个房间一样的铁制小灯台，点着一根脂油做的蜡烛，床上一个很小的婴儿细声啼哭，从哭声来看，大概生下来才三个星期。为他替换尿布的是一个脸色苍白的有病女人，看上去很年轻，穿着极为随便的家常衣服，也许是产后刚开始下床；但孩子一个劲地哭闹，等着喂他稀少的乳汁。沙发上睡着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好像盖着一件燕尾服：在桌旁站着一位穿破旧礼服的先生（他已经脱下了大衣，放在床上），他正打开蓝色的纸包，里面包着两俄磅的小麦面包和两根小香肠。此外，桌上还有一壶茶和几块黑面包，床底下露出一只未上锁的箱子和两个装着一些破旧衣服的包裹。
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景象，我一眼看上去就觉得他们两人是先生和太太，都是正派人，但是被贫穷弄得有失尊严的境地，以致杂乱无章终于打败了一切与之做斗争的尝试，甚至把人弄到需要在这种与日俱增的杂乱无章中寻找某种痛苦，好像向谁报复似的痛苦式的快感。
我走进去时，刚打开食品纸包的这位先生正跟妻子快速而激烈地交谈着什么，虽然女人还没换好尿布，可已经哭泣起来，可能丈夫告诉她的依旧是坏消息。这位先生看样子有二十八岁左右，他形容枯槁，长一圈连鬓黑胡子，下巴刮得精光，给人很体面的感觉，甚至令人喜欢。这张脸很忧郁，目光也阴沉，带有一种十分容易被激怒的病态的傲气，我走进去后，就发生了一场奇怪的风波。
有的人在自己情绪易变、易受委屈中获得一种很大的满足，尤其是在他受委屈达到最大限度时更是这样（这总是发生得很迅速），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受委屈比不受委屈对他们来说更觉得痛快。这些易发火的人后来总是很悔恨，很痛苦，当然如果他们是有头脑的人，能够明白他们发火超过了事件必要的十倍。这位先生惊讶地望了我一会，而他妻子更惊惧，仿佛有人会走进他们的房间是件令人可怕的怪事，但是他突然间发狂似的扑向我，而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上两句话，尤其在看我穿得很体面时，想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因为我竟敢如此不讲礼貌地窥看每一个角落并看见了他自己为此感到羞愧的杂乱无章的家。当然，他也高兴有机会哪怕是对随便什么人发泄自己的愤恨，发泄自己的倒霉，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会过来要打架。他脸色惨白，歇斯底里地发作，他妻子吓坏了。
“您竟敢就这么走进来了？滚！”他嚷着，浑身打着哆嗦，几乎说不出话来，但他突然看见了我手中拿着他的钱包。
“好像是您丢失的。”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不过，也应该这样。）
他站在我面前惊恐万分，一瞬间仿佛不明白，后来迅速抓住自己的侧袋，吓得张大了嘴，用手拍了一下脑门。
“天哪！您在哪里找到的？怎么找到的？”
我用尽量平淡的最简短的话说明，怎么捡起钱包，怎么奔跑和呼喊他，最后，怎么凭猜测，跟在他后面几乎是摸索着上了楼梯。
“哦，天哪！”他转向妻子发出一声惊叹，“这里有我们的全部证件，有我最后的一些器械，这里有所有的……哦，亲爱的先生，您知道吗？您为我做了什么？否则我就完蛋了！”
与此同时我抓住了门把手，打算不回答就离开；但是我自己气喘吁吁，突然我的激动引发起一阵很强烈的咳嗽，几乎连站都站不稳。我看见这位先生手忙脚乱，想为我找一把空椅子，最后他抓起椅子上的破旧衣服丢到地上，急忙把椅子搬给我，小心地安顿我坐下，我的咳嗽继续着，又接连咳了足足三分钟。等我缓过来，他已经坐在我旁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大概，也是把破旧衣服从那上面扔到地上），认真地凝视着我。
“您，好像……有病？”他用医生给病人看病时用的口吻说，“我自己……是搞医学的（他没有说是大夫）”，说完这话，不知为什么对我指了一下房间，仿佛是对自己目前的境况表示抗议，“我看得出来，您……”
“我有肺病。”我尽可能简洁地说，并站了起来。
他马上就跳起来。
“也许，您夸张了……采取些治疗手段……”
他左手持着那只大皮夹，显得十分慌乱，不知所措，好像没有回过神来。
“哦，您别担心，”我抓住门把手，又打断他说，“B大夫（我这时又把B大夫插了进来）上星期给我检查过，我的病情已被确诊了。对不起……”
我本来又想打开门，撇下我这位十分困窘又羞愧难当、心怀感激的大夫，但是可恶的咳嗽偏偏又一次袭击了我。这时我的这位大夫就坚持要我坐下休息一会儿。他向妻子示意，她就在原地对我说了几句感激和欢迎的话。与此同时她很不好意思，甚至她那蜡黄干瘪的脸上浮现出了红晕。我留了下来，但是每秒钟我都生怕使他们感到拘束的样子（这是应该的）。我看得出来，我的这位大夫一直因悔恨而痛苦不安。
“如果我……”他开始说，但不时中断和转换话题，“我非常感激您，又非常对不起您……我……您也看见了……”他又指了指房间，“目前我处于这么一种境况……”
“哦，”我说，“不用看，自然，您大概丢了差事，来申诉和重找职位吧。”
“您怎么……知道的？”他惊讶地问。
“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不由自主地用自得的口吻回答，“有许多人满怀希望从外省到这里来，东奔西走，就是这样生活的。”
他突然嘴唇颤动着急切地说了起来。他开始抱怨，开始讲述，我承认他吸引住了我，我在他那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他对我讲了自己的经历，虽然是很平常的经历。他是外省有公职的医生，但是那里有人搞起了阴谋，甚至连他妻子也牵连了进去。他很愤怒也很自负，但是省里长官人选的变动有利于他的敌人，他们挖他的墙角，说他的坏话。他丢了职位，用最后一点钱来到彼得堡申诉。在彼得堡，自然很长时间没人理睬他，后来听了他的申诉，接着便是拒绝，接着又以许诺来诱惑，接着又是严词答复，后来又让他把具体情况写个说明，接着又拒绝接受他写的东西，要他递呈文，总之，他已经奔走了四个多月，所有的钱都吃光了。妻子的最后几件衣服也当了，而这时又生下了孩子，而且……而且“今天呈文最终被拒绝了，而我几乎连面包也没有，一无所有，妻子刚生过孩子，我，我……”。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转过身去。他妻子在角落里哭泣，孩子又开始题啼哭，我掏出笔记本，记下一些情况，当我写完站起身的时候，他站在我面前，既害怕又好奇地望着我。
“我记下了您的名字。”我对他说，“嗯，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如任职地点，你们省长的名字，日期，月份等等。我有一位中学同学，姓巴赫穆托夫，他有个伯父彼得·马特维那维奇·已赫穆托夫，是四等文官，现在当什么长……”
“彼得·马特维那维奇·巴赫穆托夫！”我的这位医生差不多打起哆嗦来，惊呼道，“他可掌握着这一切呢！”
实际上，在我这位医生的遭遇以及我无意中促成的结局中，一切都是巧合并得到了顺利解决，仿佛上天故意安排似的，完全像小说里的情节。我对这对可怜的人儿说，他们尽量不要对我抱有任何希望，我自己是个贫困的中学生（我故意夸大了自己的卑微；其实我早已中学毕业，不是中学生了），他们没必要知道我的名字，但是我马上就去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去找我的同学巴赫穆托夫，因为我明确知道，他那四等文官的伯父是个独身者，没有孩子，对他的侄子十分喜欢，把他视若掌上明珠，将他看做是自己家族的最后一个苗裔，因此，“或许我的同学能为你们，为我做点什么，当然，是在他伯父面前……”
“只要让我向大人说明情况！只要能有进行口头说明的机会！”他高声嚷着，像患热病那样浑身打战，眼睛炯炯有神。他是这么说的：能有幸。我又再次表示，事情或许不会成功，一切终将成为空话，我还补充说，如果明天上午我不到他们那儿去，那也就是说，事情没希望了，他们就不必等了。他们一再鞠躬送我出来，激动得有些精神失常。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脸上的表情，我雇了马车，立即出发去瓦西里耶夫斯基岛。
我跟巴赫穆托夫在中学里有好几年经常处于敌对状态。他在我们中间被认为是贵族，我喜欢这么叫他。他穿着很漂亮，乘坐自己的马车，但他一点也不炫耀自己，总之是个非常好的同学，总是非常快乐，有时甚至很俏皮，虽然他智力算不上高，可在班上总得第一，可我无论哪方面从来也没有当过第一。除我之外，所有的同学全都喜欢他。在这几年中他曾经有几次来接近我，但每次我都阴沉着脸，高傲地不理睬他。现在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他了，他在上大学。八点多钟我进去见他（规矩挺大：仆人给我通报的），开始他惊奇地迎接了我，甚至没有表示欢迎的意思，但马上就开心了，望着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