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连季耶夫，您怎么想起要到我这儿来呢？”他嚷了起来，还是用平时那种亲切随和的口气，显得毫不顾忌但从不伤害人，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但是也恨他这一点。“但是，这是怎么啦？”他惊恐地叫了起来，“您病成这个样子！”
咳嗽又一次折磨我，我倒在椅子上，勉强喘过气来。
“别担心，我有肺病，”我说，“我对您有个请求。”
他吃惊地坐下来，我马上把那位医生的全部遭遇对他讲了，并说明他本人对他伯父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也许，他能做点什么。
“我做，一定做，明天就向伯父说明。我甚至很高兴您把这一切讲得这么好……但是，捷连季耶夫，您是怎么想起来找我的呢？”
“这件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伯父，再说，巴赫穆托夫，我们过去总是敌对，因为您是个高尚的人，所以我想您不会拒绝敌人的。”我的话含有讽刺意味。
“就像拿破仑向英国求助一样！”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会做的，会做的！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就去！”他看见我一本正经地站起来，急忙补充道。
这件事最终意想不到地成功了，过了一个半月，我们的医生又重回职位，是在另一个省，领到了路费，甚至还有补助。我怀疑经常去他们那儿的巴赫穆托夫（当时我却因此故意不去他们那里，对跑来看我的医生态度也很冷漠），我怀疑巴赫穆托夫甚至劝说他们接受他的借款。这六个星期里我见到巴赫穆托夫两次，第三次碰面是在给医生送行的时候。巴赫穆托夫把这次饯别安排在自己家里，以喝香槟吃晚餐的形式进行。医生的妻子也出席了，不过，她很快就回家照料小孩了。这是五月初一个晴朗的傍晚，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降落到海湾里。巴赫穆托夫送我回家，两人都有几分醉意，顺着尼古拉耶夫斯基桥漫步。巴赫穆托夫谈自己欢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了结得很好，他还为此感激我，他解释说，在做了这件好事后他现在很开心，他自信一切功劳都归于我，而现在许多人告诫并宣扬做好事是丝毫没有意义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我对此很想谈。
“谁要是否定个别人的‘善行’，”我开始说，“谁就是否定人的本性和蔑视他自己的人格。但是组织社会的慈善事和个人自由问题，这是两个不同但同时又互不排斥的问题。个别的善行将永远存在，因为这是个人的需求，是一个人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有现实意义的需求。在莫斯科有一个有德国名字的老人，是位‘将军’，也就是四等文官。他整整一生都在监狱和犯人中奔波，每一批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犯人都预先知道，有一个‘将军老头’在麻雀山会看望他们。他做自己的事十分认真和虔诚；不论他到哪里，他都会走遍每一排围住他的流放犯，并在每个人面前停下来，耐心询问每个人的需求，他几乎不对任何人进行说教，把他们称为是‘亲爱的’，他给他们钱，寄必需的用品，如绑腿、裹脚布、麻布，有时带些劝人向善的小册子来，分给每个识字的罪犯，他充分相信这些人会在路上读这些书，并且识字的会念给不识字的听。他很少询问他们犯了什么罪，如果罪犯自己想要讲，他就会听着。他对所有罪犯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他对待他们就像跟兄弟一样，所以他们自己最后都把他当做父亲，如果他发现哪个流放的女人手上抱着孩子，他就走上前去，对孩子爱抚一阵，用手指打几个梆子逗孩子笑。多年来他一直这样做，直至他死去。后来整个俄罗斯、整个西伯利亚都知道他，当然也就是所有罪犯都知道他。有一个曾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对我说，他就是个见证人，那些顽固不化的罪犯也常回忆起将军，其实呢，将军去看望一批批犯人时，给每个兄弟的钱很少超过二十戈比。确实，他们回忆起他并非那么热烈或者十分正经，有一个‘倒霉鬼’打死过十个人，害过六个孩子，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种满足（据说是有这样的人），突然在一个时候，也许整整二十年里仅此一次，他忽然没有缘由地发出一声长叹并说：‘现在将军老头怎么样了，不知还在不在世？’说这话时，也许还会付之一笑，仅此而已。您又怎么知道，他二十年来未忘怀的这位将军老头，在他心中永远播下了一颗怎样的种子，您又怎么知道呢？巴赫穆托夫，一个人亲近另一个人，这对被亲近的人的命运会有非凡的意义……要知道，此刻有整个人生和多得无以计数的我们所不明白的岔道，就连最优秀的棋手中最机智的也许只能预料后面几步棋；一位能顶上士步棋的法国棋手，已被当做神奇的事而大肆宣传了。我们无法预测人生有多少步、我们不知道的事又有多少，当您播下您的种子，播下您的‘善行’，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好事，您就奉献了您的一部分天性，同时也接收了别人的一部分天性；你们彼此互相了解；只要稍加注意些，您已经得到知识、最意外的发现这些补偿。最后，您一定会把您所做的事看做是科学，您的整个生命都会被吸引，还能充实整个生命。从另一方面来说，您所有的思想及所有被您撒下、也许已被您遗忘的种子，将会有所体现并发育成长；从您那里有所所获的人将会把他的收获传递给别人。您怎么知道，您将是怎样参与未来并决定人类命运的吗？如果知识和这项工作的整个生命力最后将使您上升到能撒下伟大的种子并能给世界留下伟大的思想作遗产，那么……”诸如此类的话，我当时谈了很多。
“可是与此同时您也要想想，为此您要失去生命！”巴赫穆托夫激烈地向什么人反驳着。
那时，我们在桥上将胳膊肘撑在栏杆上，望着涅瓦河。
“您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向栏杆俯下身去。
“难道您想要投河？”巴赫穆托夫几乎惊恐地嚷了起来。他或许在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思想。
“不，暂时还没有。只是有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我还剩两三个月活着的时光，也许是四个月；但是，比方说，一共还有两个月，而假如我又非常想做一件好事，这需要工作、奔波和张罗，就像我们的医生那样的事，在这些情况下，因为我剩下的时间不够，只能放弃做这件事，另找一件小点的，力所能及的‘好事’（如果如此强烈地吸引我去做好的话）。您一定认为，这个想法很可笑！”
可怜的巴赫穆托夫十分为我担忧；他送我到家门口，并且非常知趣，没说一句安慰的话，几乎一直保持沉默着。和我分手的时候，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请求我允许他再来看望我。我回答他说，如果他是作为“安慰者”来看望我（因为就是他沉默不语，他也仍然是作为“安慰者”出现的，我对他说明这一点），那么他每次这样做只会使我更多地想到死。他耸了耸肩膀，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们分手时十分客气，这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
但是，这个晚上和这个夜里播下了我“最后信念”的第一颗种子。我虔诚地抓住这个新思想，虔诚地分析它所有的细节之处和各种情形（我一夜无眠），我越是沉浸在这思想中，就越接受它，也就越感到害怕。可怕的恐惧终于笼罩了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直挥之不去。我有时候在想我的这种经常性的恐惧时，我又会被新的恐惧吓得浑身冰凉，我根据这种恐惧可以得出结论，我的“最后信念”留在头脑里的印象太深了，一定会有个结果的。但是要解决它，我又缺乏决心。三个星期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但是决心来了，但是是因为一个十分奇怪的情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