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伊斯兰》一书出版15年来，美国与其他西方世界的媒体一直强烈关注穆斯林与伊斯兰教，而且大多带有高度夸张的刻板印象与来势汹汹的敌意，程度之严重更甚于这本书中的描述。事实上，伊斯兰教在劫机与恐怖事件中的角色，伊朗之类的伊斯兰国家对“我们”与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以及对于炸毁建筑、破坏民航机、毒害水源等阴谋的揣测，都在西方人的意识中水涨船高。一群钻研伊斯兰世界的“专家”平步青云，危机一发生就在新闻节目或谈话性节目中大放厥词，发表一堆关于伊斯兰世界的公式化观念。同时，典型东方学专家（Orientalist）对于穆斯林——通常非白种人——的理念，尽管先前已受到批判，如今却奇特地卷土重来。这些理念近来声势惊人；然而在今日，对于所有其他文化团体的种族或宗教形象的扭曲，都不能像扭曲伊斯兰教形象这样肆无忌惮地进行。对伊斯兰教心怀恶意的概括化，是西方世界中唯一能被接受的污蔑外国文化行动；描述穆斯林整体心灵、性格、宗教或文化的方式，都不能运用在关于非洲人、犹太人、其他东方民族或亚洲人的主流论述中。
当然，过去15年来，穆斯林与伊斯兰国家的确做出许多挑衅，屡屡闯下大祸，例如伊朗、苏丹、伊拉克、索马里、阿富汗与利比亚等国。看看下列撮其大要的罪状：1983年在黎巴嫩，240名美军陆战队被一枚据称是穆斯林安置的炸弹炸死；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也遭到穆斯林自杀炸弹客的攻击，死伤惨重。在20世纪80年代，有多名美国人被黎巴嫩的什叶派（shi'a）穆斯林绑架并长期拘禁。1985年6月14日到30日间连续发生数起劫机案——最恶劣的一桩就是环球航空（TWA）班机在贝鲁特被劫持——都有穆斯林声称作案。约莫同一时间，法国也发生数起爆炸案。1988年泛美航空（Pan Am）第109号班机在苏格兰的洛克比（Lockerbie）上空爆炸，也是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伊朗被指称是多个地区叛乱组织的支持者与同情者，因而名声大噪，这些地区包括黎巴嫩、约旦、苏丹、巴勒斯坦、埃及与沙特阿拉伯等等。阿富汗在苏联撤军之后，似乎已陷入敌对伊斯兰教派与部族混战的局面，许多伊斯兰叛乱团体——特别是“塔利班”（Taliban）——当年曾接受美国当局军火、训练与经费的支援，现在正横行阿富汗。曾接受美国训练的游击队员还现身在别的地区，例如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Sheikh Omar Abdel Rahman），他因为策划1993年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爆炸案而遭定罪；其他人则在埃及与沙特阿拉伯煽风点火，两个国家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邦。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Ayatoallah Ruhollah Khomeini）1989年2月14日下令追杀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教令”（fatwa），以及伴随而来的数百万美金悬赏，似乎更坐实了伊斯兰邪恶的本质、对现代化与自由价值的顽抗，以及跨越重洋、深入西方世界核心进行挑战、煽动与威胁的能耐。
1983年之后，新闻中随处可见穆斯林宣示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赢得地方选举，但是掌权之路被一场军事政变扼杀。阿尔及利亚至今仍深陷于残酷的内战中，民兵与军队混战不休，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艺术家与作家死于非命。苏丹现在是由一个好战的伊斯兰政党统治，其领袖哈桑·图拉比（Hassan al-Turabi）经常被描述为精明而邪恶，是披着伊斯兰教外衣的催眠大师斯文加利（Svengali）与异端宗教家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的综合体[16]。数十名无辜的欧洲与以色列游客被埃及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杀害，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与“伊斯兰促进会”（Jama'at Islamiya）过去10年来实力大幅增长，两者竞相表现其凶暴与绝不妥协的态度。巴勒斯坦人民从1987年12月开始，在约旦河西岸与加沙走廊（Gaza）以色列占领区发动“起义抗暴”（intifada），这段期间以色列曾扶植“哈马斯”（Hamas）与“伊斯兰圣战”（Islamic Jihad）两个团体，以削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势力，结果他们却化身为最可怕且媒体报道最广的极端主义范例，屡屡犯下自杀炸弹攻击、炸毁民用巴士、杀害以色列平民等重大罪行。同样可怕的是常被美国媒体指称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Hizbollah），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safety zone）反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他们自认为、同时也被当地民众认定为抗敌斗士。
1996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以色列总理佩雷斯（Shimon Peres）、埃及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Yasir Arafat）等领袖齐聚埃及的谢赫港（Sharm el-Sheikh）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所谓的“恐怖主义”，其近在眼前的例子就是三起对以色列平民发动的自杀攻击。佩雷斯在一场向全世界转播的演讲中，堂而皇之地宣称：伊斯兰教与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要为恐怖主义负责；而这场会议本身显然也有此种意涵。美国与西方世界媒体对伊斯兰教的反感极深，以至于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何马市爆炸案发生时，媒体纷纷敲响警钟，说这是穆斯林再度发动攻击。我还记得（至今余憾未平）那天下午我接了25通电话，来自报纸、各大电视网与几名反应机灵的记者，他们一致认定：既然我是来自中东地区，著述又多半与中东有关，因此我对此事一定有独到的见解与资讯。阿拉伯人、穆斯林与恐怖主义之间全属捏造的关联性，让我产生前所未有的强烈感受。尽管我不以为然，但是我心中被引发的涉案罪恶感，完全就是外界认定我应该要有的反应。简而言之，媒体对于我和伊斯兰教的攻击——或者说是攻击我与伊斯兰教的关联——正是原因所在[17]。
巴尔干半岛波斯尼亚（Bosnia）穆斯林的情形也正是如此，他们沦为塞尔维亚同胞种族大屠杀行动的祭品。但是大卫·里夫（David Rieff）与其他人都曾指出，直到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发生之前，欧洲强权与美国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几乎是不闻不问。联合国对波斯尼亚展开的大规模人道救援行动是一项创新之举，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都被视为侵略者，必须加以口诛笔伐、恐吓威胁、制裁抵制、孤立隔离，甚至还要施以空袭轰炸。想一想俄罗斯当局对车臣（Chechnya）穆斯林的镇压。再看看利比亚与伊拉克，美国于1986年4月15日至21日之间，在晚间媒体黄金时段轰炸利比亚；美国在1991年对伊拉克发动全面战争[18]，之后又于1993年与1996年两度空袭伊拉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了大部分战事〕。尽管有无数无辜平民惨遭池鱼之殃，西方世界的人们仍为这些攻击行动理直气壮。1992年美国以人道为名干预信奉伊斯兰教的索马里时，几乎也没有人持异议，但这项行动就像1982年的黎巴嫩事件[19]一样，最后在混乱中结束。伊拉克、利比亚、车臣与波斯尼亚事件的情况都不一样，然而在全世界穆斯林眼中，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是：西方的“基督教”强权与民族动员起来，持续对伊斯兰教发动战争。因此对立分歧日益深化，各文化之间的对话机会也被耽误。许多穆斯林认为，如果波斯尼亚、巴勒斯坦与车臣的受害者不是穆斯林，如果“恐怖主义”没有被咬定是源出于“伊斯兰教”，那么西方国家会更积极帮助这些受害者。毕竟，以色列虽然早已占领并吞阿拉伯穆斯林的疆域，但是却从未受到惩罚。为什么只有伊斯兰国家与人民才会被刻意挑出来，承受蔑视羞辱与强烈敌意？对大部分美国人而言，伊斯兰教就是麻烦的化身。
因此情势相当复杂。整个伊斯兰世界再度民心激愤，锁定西方与以色列为攻击目标，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恐怖活动屡见不鲜。包括根深蒂固的伊斯兰国家在内，如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拉克、苏丹与阿尔及利亚，伊斯兰世界的普遍情况是生产力与人民福祉每况愈下，予人落后残酷的印象，相关现象如新闻检查制度、民主政治不彰、独裁盛行等，实在令人气沮；还有强力压制人民的专制国家，其中某些国家进行并鼓励恐怖活动、酷刑与阉割生殖器官。另一方面，（对我而言）部分人士一厢情愿地幻想：今日伊斯兰世界层出不穷的问题都可以在7世纪的麦加[20]找到解决之道，连要否定这种乏善可陈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彻底的伪善。
但我真正忧心的是，使用“伊斯兰教”这个标签的行为本身，无论其用意是要解释抑或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伊斯兰教”，到最后都会变成一种攻击行为，然后在那些自命为穆斯林与西方的代言人之间激起更强烈的敌意。“伊斯兰教”只能界定伊斯兰世界真实状况的一小部分，这个世界涵盖了10亿人口以及数十个国家、社会、传统、语言，当然也涵盖了无数各式各样的经验。要将这些事物一律追溯到某个名为“伊斯兰”的宗教，根本是大错特错，无论美国、英国与以色列那些好辩的东方学专家如何大放厥辞，坚称伊斯兰教从上到下彻底规范伊斯兰社会，所谓的“伊斯兰国度”（dar al-Islam）是单一且紧密结合的个体，伊斯兰世界是政教合一。本书的主旨就是要指出，这类论点大部分都是无法接受的、最不负责任的以偏概全，而且绝不会运用在世界其他宗教、文化或族群团体上。针对西方社会，任何严谨的研究对于其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形成都具备复杂的理论、琳琅满目的分析与细密的研究语言；我们期望，西方世界对伊斯兰社会的研究与讨论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水准。
我们发觉，最常发表夸大言论的人士并非学者，而是新闻记者，这些言论又被媒体立刻接收并进一步绘声绘影。新闻记者的工作笼罩在一个刁钻滑溜的观念之下，也就是他们经常提及的“宗教激进主义”（fundamentalism），虽然这个字眼与基督教、犹太教与印度教有密切而经常被略而不提的关系，但它与伊斯兰教特别如影随形。伊斯兰教与宗教激进主义之间人为创造的关联性，使一般读者将伊斯兰教与宗教激进主义混为一谈。先是有一种倾向，要将伊斯兰教的信仰、创建者与人民简化为几项规则、刻板印象与概括化，然后对所有与伊斯兰教相关的负面事实——暴力、原始、复古、威胁——的渲染强化就永无止境。这些作为都不曾对“宗教激进主义”一词进行认真的探究，不曾去精确地界定“激进主义”（radicalism）或“极端主义”（extremism），也没有对相关现象的背景提出说明（例如说清楚到底有多少穆斯林属于宗教激进主义，是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抑或全部）。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旗下一个团体，从1991年以来持续发表关于“宗教激进主义”的研究，至今已累积成5卷巨册。我怀疑的是，这项计划虽然也涉及基督教与犹太教，但却是从一开始就冲着伊斯兰教而来。多位知名学者参与其事，两位总编辑马丁·马提（Martin E. Marty）与斯科特·阿普尔比（R. Scott Appleby）负责擘画。最后出炉的结果是一册一册的报告，一般而言很有兴味，然而根据伊恩·鲁斯提科（Ian Lustick）颇具洞见的评论，这一系列研究报告并没有对“宗教激进主义”一词提出可行的定义。相反地，鲁斯提科进一步指出：研究报告的编者与撰稿者“到最后似乎在拼命暗示我们，根本不应该定义‘宗教激进主义’一词”[21]。因此，如果连这方面的专家都无法界定何谓“宗教激进主义”，那也难怪一大群对所有穆斯林事物深怀敌意的议论者对这个字眼更是含糊其辞，然而他们还是成功地激发出读者的戒慎恐惧。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成员彼得·罗德曼（Peter Rodman）1992年5月11日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现在西方发现自己受到外在一股好战、复古力量的挑战，驱动这股力量的是对所有西方政治思潮的痛恨，而且要回归对基督教世界的古老怨憎。”这是罗德曼这篇文章的大前提。注意其中没有修饰语（qualifier），而且任意运用涵盖一切、无法证实的概括性说法，例如“回归对基督教世界的古老怨憎”。“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虽然不如平淡的“基督教体系”（Christianity）一词真实，但是感觉上更为巨大，更令人印象深刻。罗德曼继续大发议论：“大部分伊斯兰世界都因为社会分歧而四分五裂，因为物质层面不如西方而深感挫折，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咬牙切齿，并被心中的憎恨驱动〔刘易斯称之为‘激愤的政治’（politics of rage）〕。伊斯兰世界强烈的反西方心态，恐怕不止是一种策略。”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在这类话语中的角色，我稍后另行探讨。罗德曼指称伊斯兰世界自卑、憎恨且激愤，但却没有提出证据：他只要下断语就够了，因为由东方主义思潮与媒体刻板印象所再现或误现的“伊斯兰教”，可以在充分论证或条件限定付之阙如的情况下遭到控诉与定罪，就像罗德曼讨论“西方”世界甚或“基督教世界”的惯用伎俩。我们要质问的是：全世界10亿穆斯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激愤与自卑？是不是印尼、巴基斯坦或埃及的每一位公民都憎恨“西方”的影响？人们要如何才能够找到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还是我们不能像探索其他文化或宗教一样探索“伊斯兰教”，因为它独树一帜，超乎“正常的”人类经验，也不是人们能够谈论的一种宗教；关于“伊斯兰教”的一切都犹如一个精神变态的病患。
或者看看强烈反穆斯林的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他最主要的特色是：身为一名东方学专家，他“知道”伊斯兰教极为骇人的本质。派普斯在1995年秋季号《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发表的一篇“思考”之作中，进行了一些省思。这篇文章的标题看似平淡无奇：“温和派并不存在：对付伊斯兰的宗教激进主义”（There are No Moderates: Dealing with Fundamentalist Islam）。派普斯没有界定何谓伊斯兰的激进教派，且文章标题会让我们认定激进与非激进的教派并无差别。他这篇文章对伊斯兰激进教派的本质大加挞伐，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们其本质“在精神上更接近于其他类似的运动（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而非传统宗教。”后来他继续引申这种类比：“虽然伊斯兰的宗教激进主义在细节上与其他乌托邦意识形态有所差异，但是其见解与野心仍极为近似。就像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它提供了一种前卫的意识形态，一套改进人类、创造新社会的完整计划，意图完全掌控这个新社会，其成员随时准备甚至热切盼望要抛头颅洒热血。”派普斯嘲弄那些认为伊斯兰政治势力已经销声匿迹的专家，他对此不以为然，并以反论证的方式指出：伊斯兰政治势力正如日中天。残暴、非理性、难以安抚、绝不妥协，派普斯所指称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正在威胁全世界，特别是威胁“我们”。然而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数字，以全世界恐怖活动的发生频率而言，起源于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只位居第六。
简言之，宗教激进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教，等同于我们必须立即起而对抗的一切事物，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对抗共产主义一样。派普斯还说，对抗伊斯兰教的战役更为艰巨、影响深远而且危机四伏。发表这类论调的派普斯或罗德曼都不是局外人，也不是来自狂热的边缘团体；他们的作品完全居于社会主流，并意图得到决策阶层的正视，而这并非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的观点影响之广，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1987年6月6日一篇文章可见一斑，文章中说：“明目张胆、不折不扣的宗教激进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各处风起云涌，显然令西方猝不及防，尤其是当伊斯兰宗教狂热与政治目标连成一气，造成暴力事件时。目前还没有多少证据足资证明大部分宗教激进主义服膺霍梅尼宣示的革命目标，不过他的讯息似乎正四处散播。”不久之后的1987年10月16日，同一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道：“烈士情结——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也在伊斯兰主要教派逊尼派（Sunni）的青年中浮现。”人们在讨论伊斯兰教时，居然可以不顾理性感知的规范。例如，逊尼派青年多达数亿人，分布地区从摩洛哥到乌兹别克，没有人想探究这些青年“日益感染烈士精神”的说法有几分可以验证，或者就算可以验证，证据本身的效力又如何？
也难怪1996年1月21日周日版《纽约时报》“每周评论”（Week in Review）的头条标题是：“赤祸已熄，伊斯兰代兴”。（The Red Menace is Gone. But Here's Islam.）标题之下是伊莲·西奥利诺（Elaine Sciolino）的一篇长文，文章架构虽然依循平衡报道的原则，但内容要透显的是她指称的：“今日学术圈中最热烈、激烈的争议，与旧日对共产党威胁的组织性与严重性的争议相映成趣。”西奥利诺的文章除了标题煽动之外，也怂恿读者认定伊斯兰教所谓的“绿祸”[22]危及西方利益，因为其中引用多位抱持这类观点人士的说法〔包括北约秘书长威利·克雷斯（Willy Claes）、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刘易斯、佩雷斯，以及四处发表意见但恐怕不太够格的作家史蒂芬·艾默生（Steven Emerson）〕，此外还列举多名与美国关系匪浅的国家领袖，如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Benazir Bhutto）、穆巴拉克、土耳其总理坦苏·西勒（Tansu Ciller），他们都支持这种全球性阴谋—威胁的论点。在西奥利诺文章中唱反调的只有乔治城大学教授约翰·艾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他通情达理、议论中肯的著作《伊斯兰威胁：迷思抑或真实？》（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步步为营地戳穿伊斯兰威胁论。很明显的是，今日的气氛倾向于认定——甚至可以说是需要——伊斯兰教成为一种威胁；虽然这种观念以偏概全，无法验证其本质，而且唯恐天下不乱。
因此，伊斯兰教在许多决策圈与媒体界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这类讨论大部分都忽略了一项事实：今日主要的伊斯兰团体都是美国的盟国与附庸，或是隶属于美国势力范围；在沙特阿拉伯、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埃及、摩洛哥、约旦与土耳其这些国家，好战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崛起，部分原因就是美国公开支持其国内政权。这些少数政府通常形同孤立，人民离心离德，不得不接受美国的保护与影响，而出发点是基于美国而非穆斯林的利益。夙负盛名且颇具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机构“外交关系协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近来成立了一个穆斯林政治报告与研究小组，广泛收纳关于伊斯兰教的评论，其中一部分裨益良多且资料丰富。但是在该协会季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之类的刊物中，相关的论辩经常是观点南辕北辙、各自表述。例如1993年《外交事务》春季号，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伊斯兰教是不是一种威胁？”（Is Islam a Threat？）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持肯定答案，而利昂·哈达尔（Leon Hadar）则否。只要一点点同理心，就不难想像一个穆斯林的焦虑不安，因为一直有人坚定声称——尽管是以论辩的形式呈现——她或他的信仰、文化与同胞是一种威胁，而且她或他注定会与恐怖主义、暴力以及“宗教激进主义”扯上关系。
这种持续不断的形象塑造，又受到亲以色列新闻记者报道与书籍的推波助澜，这些报道与书籍的用心是要让更多美国人与欧洲人将以色列视为伊斯兰激进组织暴行的受害者。远从1984年以来，在围绕整个中东问题的讯息战中，历届以色列政府都利用受害者的形象来进行宣传。虽然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是要强调，这类针对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人的盖棺论定是别有用心的，试图掩饰“伊斯兰教”主要对手美国与以色列的实际作为。这两个国家曾联手轰炸或入侵几个伊斯兰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伊拉克）。以色列曾在四个国家[23]占领阿拉伯穆斯林的领土，美国方面则在联合国公开支持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行为。因此，对绝大多数穆斯林与阿拉伯人而言，以色列是个傲慢的区域核子强权，对邻国鄙夷不屑，随意进行轰炸、杀戮（受害人数远超过穆斯林杀害的以色列人）、剥夺财产与强制迁徙，其中尤以巴勒斯坦人民受害最烈。以色列无视于国际法与联合国数十项决议案，并吞东耶路撒冷与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从1982年开始占领黎巴嫩，施行将巴勒斯坦人视为次等人类的政策——实际上是当成被隔离的种族，并影响、操纵美国的中东政策，使得400万以色列人的利益完全凌驾于两亿阿拉伯穆斯林之上。是这些因素，而非刘易斯的含糊论点，使得穆斯林对西方的“现代化”感到激愤，引发阿拉伯穆斯林对以色列与美国等强权可以理解的怨恨，这些强权自称是自由民主国家，但却运用自相矛盾的利己与残酷做法来对付弱势民族。1991年美国领导一些盟国攻打伊拉克时，宣称必须反击侵略与占领。如果伊拉克不是伊斯兰国家，又侵占另一个蕴藏丰富石油、而且受到美国保护的伊斯兰国家[24]，那么美国与盟国根本不会出兵干预。正如同以色列侵占约旦河西岸与戈兰高地、并吞东耶路撒冷、建立屯垦区等作为，在美国看来都没有必要干预。
我不是说穆斯林并未借伊斯兰教之名攻击伤害以色列人与西方人。我要说的是，人们经由媒体所得知的伊斯兰教，不是挑衅便是侵犯，这些媒体还将原因归咎于“伊斯兰教”的本质，抹杀忽略了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换言之，报道伊斯兰成为一种单向片面的行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反而强调穆斯林与阿拉伯人有严重缺陷的本质。
接下来我要引述的不是那些边缘、狂热或无足轻重的作家对于中东与伊斯兰的报道，而是知名而且位居主流的新闻报道，诸如《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大西洋》（The Atlantic）这两份刊物的老板分别是马丁·佩雷兹（Martin Peretz）与莫顿·朱克曼（Morton Zuckerman），两人都大力支持以色列，因此也对伊斯兰教怀有偏见。佩雷兹更是特殊个案，美国媒体界没有人像他这样，长期（至少20年）宣扬他对特定文化与民族——伊斯兰与阿拉伯人——的种族仇恨与鄙视。当然，佩雷兹的恶意有一部分来自他不惜一切代价为以色列辩护的坚定信念，但是他多年来的言论有一大部分远超出理性辩护，他在专栏中表现的纯粹、非理性且粗鄙的丑化抹黑，实在是无与伦比。
在佩雷兹心目中，伊斯兰等同于阿拉伯，他可以交互攻击两者。以下是他在1984年5月7日发表的文章，描写他观赏的一出戏剧：
……在阿拉伯围攻耶路撒冷期间，一名来访的德国商人、一名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和一名阿拉伯巴勒斯坦人躲到一处防空洞避难。如果说戏中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逐渐浮现的同理心令人有点惊奇，那么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对戏中阿拉伯人产生的广泛偏见就不足为奇。这是一个疯狂的阿拉伯人，而且是以他所属文化的特有方式表现疯狂。他陶醉在语言之中，无法分辨狂想与现实，痛恨妥协，总是怨天尤人，最后将他的痛苦挫折发泄为一种漫无目的、短暂满足的残暴行为。这是一出政治戏，其中的悲观与真实性令人动容。我们曾在的黎波里（Tripoli）[25]与大马士革看到过这出戏中的阿拉伯人，近几周来这种阿拉伯人也劫持了一部开往加沙走廊的巴士，并在耶路撒冷街头持枪扫射无辜民众。当然，在舞台上他是个虚构人物，然而在真实世界中，他那些所谓的“温和派”弟兄才是想像的虚构。
这类文章在佩雷兹的《新共和》周刊中层出不穷，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份夙负盛名的自由派刊物，在华盛顿与纽约有许多深具影响力的读者。佩雷兹在1991年6月24日的文章中告诉我们，以色列是“一个已成形之民族的政治表现，就如同波兰、日本或英国”。而且其政治身份确立无疑（不像印第安人或巴勒斯坦人），然后佩雷兹又在1993年9月6日的文章中进一步申述这个论点：“对阿拉伯人而言，犹太人永远是僭位者与闯入者。在我们这个时代，仇外心态并非阿拉伯人的专利，但是当国家将政治与身份认同合而为一时，面对西方与以色列时深感自卑的阿拉伯穆斯林会特别仇外，他们只想到自己的世界。”
佩雷兹编织出异常严重的丑化抹黑，目的是要抹杀历史真实：巴勒斯坦原本是由另一个民族定居并建立的国家，主要来自欧洲的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之后，摧毁当地人民的社会、剥夺他们的财产，并赶走三分之二人口；此外，以色列数十年来一直军事占领巴勒斯坦（以及黎巴嫩、叙利亚）的领土，单方面并吞东耶路撒冷，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可这些行为。以色列还赋予自身权利，可以对几个阿拉伯国家发动“先发制人”（preemptive）的战争。佩雷兹无法处理这些事实，只能辩称以色列地位至上，所以有权如此做；因此他转移目标，以理论解释穆斯林与阿拉伯人的滥施暴力以及文化自卑感。在1996年8月13日《新共和》杂志的文章中，佩雷兹首先为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明目张胆的武力政策辩护，然后指出，以色列总是得与阿拉伯国家打交道，这些国家并没有“科学与工业快速发展所需的文化特质。唉，这些社会连一块砖头都做不出来，遑论电脑微晶片”。佩雷兹继续发挥这个观点（很类似他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观感：他们在历史上注定要屈居劣势），做出结论：“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将会导致对以色列深沉而且恐怕是难以控制的憎恨。虽然未必会引发传统意义的战争，但却会让过去几年以色列的经历——恐怖与持续的暴动——更频繁地出现。”
佩雷兹惯于运用全面且非理性的概括，来攻击那些侵犯他最钟爱国家——以色列——的伊斯兰与阿拉伯人，表现较温和的类似习性在报道性或娱乐性的书籍、文章、电视和电影中也是屡见不鲜。这类文章在密尔顿·维奥斯特（Milton Viorst）1994年《沙堡：追寻现代世界的阿拉伯人》（Sandcastles: The Arabs in Search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搜罗了许多。维奥斯特对中东事务著述甚丰，作品多见于《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但面对伊斯兰仍不免受限于许多未经检验的预设前提，并且毫无自觉、毫不怀疑地表达出来。各界对维奥斯特这本书的评论也几乎不曾批评这些可疑的预设前提，一个例外是穆罕默德·阿里·哈里迪（Muhammad Ali Khalidi），他在《巴勒斯坦研究学报》（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1996年冬季号的一篇文章中汇集了一些这类预设前提，读之令人触目惊心。哈里迪引述维奥斯特的话：“传统伊斯兰城市对外观的美感并不在意。直到现在，阿拉伯人似乎对自己的街道视而不见，到处丢垃圾。有些观察者认为，对公共空间的漠不关心是因为伊斯兰文化执著于个人隐私，社交生活只在家庭中进行。”不止如此，维奥斯特继续写道：“伊斯兰教……成功地粉碎了人的推理能力，这是基督教做不到的……阿拉伯人很注重他们文化中固有的保守或者宿命论倾向，他们无法安然面对知性的挑战。”哈里迪一针见血地提醒维奥斯特，穆斯林融汇了希腊哲学，后来传给欧洲；穆斯林是逻辑与天文学的先驱，将医学确立为一门科学，并且发明了代数。
维奥斯特并没有被这些事实阻挠（也许他根本一无所知），他信心满满地说道：“伊斯兰教对创造性思考的敌意日趋明显”，并宣称：“包括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在内的穆斯林已经体认到，以各种知识判准来看，他们的文明赶不上西方世界。”因为，“阿拉伯文明几乎没有感染到西方对现代世界最大的贡献：知识的精确严密”。
我认为这些论点最病态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发自——以相当具防卫性甚至仇外心态的方式——那些自以为是的发言人，像维奥斯特、佩雷兹等人，不胜枚举；他们攻击伊斯兰教就是要发泄这种不可理喻的敌意。当今许多对伊斯兰教的再现都经过刻意设计，彰显其相较于西方的低劣之处，这样的伊斯兰教要拼命反对、争斗、憎恨并且被激怒。更有甚者，重要的评论性杂志如《纽约客》、《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从来不刊载译自穆斯林与阿拉伯作家的评论（甚至文学性作品），一味倚赖维奥斯特之流的专家来诠释伊斯兰政治与文化现象，而他们所依据的并非事实，而是上述那些未经验证的预设前提。对于这些作品的评论也很少现身在文化主流中，挑战其霸权。
关于媒体、政论杂志与学术界谈论伊斯兰教时的陈腔滥调所造成的损害，查克瑞·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在《世界政策期刊》（World Policy Journal）1995年夏季号的文章是近来少见的重要评估。他首先阐明一个前提：冷战结束之后，所谓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就被过度强调。他正确地指出，公众媒体充斥着伊斯兰教的负面形象。“问一问美国的大学生——无论是精英学府抑或其他学校——遇到穆斯林这个字眼时会有何联想，回答总是千篇一律：穆斯林是挥舞枪支、留胡须、狂热的恐怖分子，一心要摧毁其头号敌人——美国。”卡拉贝尔提到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网声誉卓著的新闻节目“2020”曾经“播出几部讨论伊斯兰教的专辑，将其视为一个发动圣战并反复灌输暴力战士的宗教。而公共电视台（PBS）的‘第一线’（Frontline）节目也赞助一项针对暴力恐怖分子全球活动情形的调查”。其实卡拉贝尔还可以提到艾默生1994年为公共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美国圣战录”（Jihad in America），这部片子的风格冷嘲热讽，刻意要利用这股恐惧。卡拉贝尔也可以谈谈一窝蜂出版的《神圣之怒》（Sacred Rage）、《以神之名》（In the Name of God）之类标题十分煽情的著作，这些作品让伊斯兰教与危险的反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之间的关联更为牢不可破、天经地义。卡拉贝尔说：“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平面媒体上，关于中东的报道总是伴随着清真寺或者大批祈祷的群众。”
正如同我先前所言，这些现象比起15年前《报道伊斯兰》初版中描述的情况更为严重。举例而言，当今出现新一波大制作的电影〔卡拉贝尔提醒我们，其中一部“魔鬼大帝——真实谎言”（True Lies）“恶棍是典型的阿拉伯恐怖分子，眼神闪烁不定，一心只想杀害美国佬。”〕主要目的首先是将穆斯林妖魔化且非人化，然后衬托出一个大无畏的西方——通常是美国——英雄将他们杀得一干二净。1985年的“三角洲部队”（Delta Force）首开此风，但真正发扬光大是“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系列电影以及无数电视剧集，其中的穆斯林一律再现为邪恶、残暴而且最重要的是——活该千刀万剐。过去好莱坞习惯以异国情调处理东方世界，现在不同的是，浪漫与魅力已完全被摒除在影片之外。所谓的“忍者”（ninja）电影也有同样的变化，片中的白种（有时甚至是黑人）美国人与无数头戴黑面罩的东方人对打，最后罪有应得的东方人全部被摆平。
除了表现出敌意与过度简化的结合之外，这些“误现”（misrepresentation）还严重夸大膨胀了伊斯兰世界之中宗教极端主义的力量。卡拉贝尔以轻描淡写反讽的手法带出一个重点，他说：“中东地区现代化与世俗化的动力，还远远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发表于1993年、隔年收录于《流离失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的一篇文章中，我试图说明，尽管煽情作家与无知美国媒体胡乱夸大——其观点大多来自反伊斯兰教的野心评论家，这些人为自家的煽动伎俩找到新的发挥领域——凝聚阿拉伯穆斯林社会的力量并非宗教激进主义，而是世俗化。人们至少可以认定，在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s）与绝大多数穆斯林的拉锯战中，前者已经落居下风。法国政治学家奥利维·罗伊（Olivier Roy）在1994年一本卓越的著作中，称这种现象是“伊斯兰政治力量的失败”（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这句话也是那本书的标题。其他学者，像艾斯波西托在《伊斯兰威胁：迷思抑或真实？》一书中以另一种方式来阐述，他强调的是伊斯兰社会的多样性、复杂的表现、迥异的传统与历史经验，而不是一般认定的群众团结一致以及反西方心态。
然而像这样条理分明、研究扎实的另类观点一直是凤毛麟角。将伊斯兰教再现为冥顽不灵、怒气冲天、深具威胁及散播阴谋的市场远远更为庞大，用处更多，而且更能够刺激人心，无论其目的是娱乐还是煽动对抗新的外国恶魔的热情。每当一本与众不同的著作——例如理查德·布列特（Richard Bulliet）1994年的《伊斯兰教：边缘之见》（Islam: The View from the Edge）——出现，就有更多误现伊斯兰教的书籍与文章发表，像大卫·普莱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1991年的《封闭回路》（The Closed Circle）；查尔斯·克罗萨玛（Charles Krauthammer）1990年2月16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大放其所谓“全球起义抗暴”（the global intifada）之厥辞；罗森陶（A. M. Rosenthal）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多篇文章〔例如他1996年9月27日发表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中都将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巴勒斯坦人混为一谈。这些作品被当成资料翔实的分析与报道，刊登在美国声誉卓著的媒体上。主流媒体的日常读者几乎不可能看到像伊冯·Y·哈黛德（Yvonne Yazbeck Haddad）析理细密的“伊斯兰主义者眼中的美国近东政策”（Islamist Perceptions of US Policy in the Near East），这篇文章刊登在一份默默无闻的学术刊物《中东与美国》（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主编是大卫·雷许（David W.Lesch）。哈黛德女士与罗森陶、克罗萨玛不同，她仔细区分出五类伊斯兰主义者（她用这个词汇取代煽动性的“激进派”或“宗教激进主义”）。更有裨益的是，她全面胪列出真正刺激穆斯林、恶化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事物。其中包括以色列历任总理的言论，例如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除了伊斯兰教，我们什么都不怕”。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的“伊斯兰教是我们唯一的敌人”。佩雷斯的“除非伊斯兰教放下刀剑，否则我们不会安心”。此外还有一长串西方打压伊斯兰世界的行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与美国之间深厚甚至具侵略性的关系。
对于哈黛德论文这类作品，重点并不在于作者是否完全正确，也不在于读者应否全盘接纳或反对其观点，而是这些作者化身为真正的对话者，具有真正的论辩与兴趣，在现今媒体关于伊斯兰教不思改进、但却占尽优势的报道中，这些正是付诸阙如的特质。当然，没有人会期望记者或媒体名人花费许多时间做学术工作、博览群书、寻找另类观点，或者不要预先认定伊斯兰既冥顽不灵又满怀敌意，然后以此心态自我充实。但是为什么要用那些盲从、不加批判的观点来宣扬一成不变、简化事实的议论？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接受由政府制造、恣意塑造伊斯兰教形象的官方说辞？我指的是随意将“伊斯兰教”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并且将以色列对伊斯兰教“威胁”的观点提升到构成美国政策的层次。
答案在于：将伊斯兰教当成基督教西方竞争对手的古老观念，至今依然盛行。例如抨击日本（Japan-bashing）行为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日本被视为意图抗拒欧美的经济霸权。在最后一个超级强权——美国，现今有一股日渐高涨的趋势，将全世界看做是单一国家的“统治地区”（imperium）。其他庞大文化集团似乎都已经接受美国的角色，只剩下伊斯兰世界内部仍然有坚决反抗的强烈迹象。因此我们看到攻击伊斯兰文化与宗教的风潮方兴未艾，发动攻击的个人与团体，其利益与一种观念结合，认定西方（以美国马首是瞻）是启蒙现代化的典范。然而，这种对“西方”的描述绝不准确，将西方主宰合理化的观念事实上是对西方强权不加批判的偶像化。
在压制伊斯兰教的文化战争中，最凶悍的攻击者是英国老牌东方学专家伯纳德·刘易斯，他现在是美国公民，已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任上退休。刘易斯的文章定期发表于《纽约书评》、《评论》（Commentary）、《大西洋月刊》与《外交事务》。他的论点数十年如一日，甚至变得更加尖刻、简化，而且逐渐渗入其他野心记者与政治学家的“思考”（think）文章与专著的话语之中。刘易斯的观念完全传承自19世纪英国与法国东方学派，将伊斯兰教视为基督教与自由价值的威胁；为何这类观念至今仍盛行不衰，原因很容易解释。刘易斯所有作品的重点，都是要将整个伊斯兰教描绘成全然外在于这个“我们”居住的已知、熟悉及可接受的世界，而且当代伊斯兰教传承了欧洲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运用在他指称的反现代化战争中。我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指出，刘易斯使用的方法是心怀鬼胎的观察、词源学（etymology）的刻意误用，对一整群相关民族申述堂而皇之的文化论点；同样该指责的是，他完全不能承认伊斯兰民族有权行使自身的文化、政治与历史。刘易斯处心积虑想显示，由于这些民族不是西方人（他对这个观念的掌握极为牵强薄弱），因此注定不长进。
以刘易斯论“watan”这个阿拉伯词的一篇文章为例，“watan”意思是“家园”或“国家”。刘易斯以歪曲解释企图将这个词真实的领土、关系的意涵剥夺殆尽。他没有掌握任何上下文证据就指称，“watan”这个词并没有“祖国”（patria）或“故乡”（patrie）或“父亲”（patris）的意义，不能与这些词一视同仁，因为“watan”对伊斯兰教而言只是居住的地方，没有特殊意义。这篇文章收录在刘易斯1993年的论文集《伊斯兰教与西方》（Islam and the West）中，和文集中其他作品一样，其写作目的首先是要展现刘易斯的博学，然后以西方“优越的”（superior）权威身份来呈现穆斯林自身都不知如何表达的真实感受。然而，这篇文章恰恰显示出对于阿拉伯穆斯林生活实况的极度无知，对这些穆斯林而言，“watan”当然与“祖国”有实存的关联。刘易斯只不过在中世纪阿拉伯文学中找到两三个例子来支撑他似是而非的观点，完全忽略了18世纪迄今的文学作品以及普遍的日常用法，“watan”的确是被真实的〔real，与文本的（textual）相对〕阿拉伯人用来指涉家园、归属与忠诚。既然阿拉伯语对刘易斯而言只是一种文本的语言，与口语以及日常对话无关，因此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bilad”（国家）与“ard”（土地）等含有特定居住地区与眷恋之情的相关词汇。
刘易斯的特殊方法，乃立基于严重反人性的拘泥字面解释之上，他以此来裁定穆斯林的感受、存在与渴望。他说伊斯兰教“不止是一套信仰与崇拜、一种生活方式……它更是生活的全体”。这类说法不仅显示出偏见，还有对于人类生活实际运作方式的可笑误解。刘易斯的方法暗示，所有穆斯林——10亿之众——都读过、理解并完全接受他所说主宰“民法、刑法以及我们所谓的宪法”的一套“法规”，而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所有重要活动都得盲目依循这些法规。如果“荒谬无稽”（preposterous）这个词只能用在一个地方，那就非此处莫属。刘易斯完全不能体认穆斯林——更别说是全体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因为他无法进入这种异国的、迥然不同且别具一格的生活。
这种情形在“伊斯兰教的重返”（The Return of Islam）一文中最为明显，这篇文章首先刊登在极右派犹太杂志《评论》中，后来收入《伊斯兰教与西方》。刘易斯尽管摆出学术研究的姿态，其实是运用虚假的文献学（philology）来指称，他与其同路人所敌视的大部分当代阿拉伯世界主要政治现象，都是企图要回归于7世纪的伊斯兰教。别具卓见的学者阿萨德·阿布·哈里尔（As'ad Abu Khalil）在1995年冬季号的《巴勒斯坦研究学报》中指出：“虽然他（刘易斯）有权利相信‘现代西方心灵’与穆斯林心灵有根本的——甚至是先天的——差异，而刘易斯多年来也都没有改变观点（因此他会引述中世纪伊斯兰教法学家的说法来诠释当前的事态），他对当前事件的分析顶多只能形容为不了解状况。”这段评语切中要害，刘易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东方学专家论述过程，正是意图要解释当今的“穆斯林心灵”到底在想什么。这种做法自然排除了历史变化、人性作用，以及并不是7世纪以后所有穆斯林都有同样想法的可能性；同时也使他无法具体讨论今日的情形。然而刘易斯一心只想说服读者：穆斯林一直对伊斯兰教的一切坚守不变，这种同义反复根本违反了人类的理解。
刘易斯最恶劣的一面，表现在一篇标题本身就来势汹汹的“穆斯林激愤的根源”（The Roots of Muslim Rage），刊登于1990年9月号的《大西洋》。当期杂志封面的设计者完全掌握了刘易斯的论点：一个眼冒怒火、戴着头巾，显然是伊斯兰教人士的头像，直瞪着读者，瞳孔映照出美国国旗，表情充满憎恨与激愤。对于刘易斯在这篇影响深远文章中的陈述，无论称之为学术研究抑或诠释，都不够格。“穆斯林激愤的根源”是一篇粗糙的辩论文章，缺乏历史真实、理性论证与人性智慧，企图将穆斯林塑造为可怕的集体化个人，其原始的平静与不受质疑的规则遭到外界扰乱。例如：
……最后的一根稻草就是对他（一般认定的穆斯林）在自己家中威权的挑战，挑战来自获得解放的女性、反抗的儿童。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这些颠覆他的权势、瓦解他的社会，并最后侵犯他家庭圣地的异国、异教及无法理解的力量，爆发激愤势所难免。这股激愤也自然会以千年来的大敌为目标，并从古老的信仰与忠诚寻求力量。
后来刘易斯又自我矛盾，说穆斯林一度曾欢迎接纳西方，“以仰慕与模仿”来回应。但他又说，“当更深沉的热情被挑起”，这种回应就消失在纯粹的憎恨与激愤中，似乎所有不恰当的愤恨爆发都要归咎于这些内在情绪。刘易斯在文章的末尾更有惊人之笔，宣称“我们”正在讨论一种现象、一种对现代化本身最纯粹、最不可理喻的愤怒：
现在情势应该相当清楚，我们现今面临的情绪和风潮远远超越议题与政策的层次，也超越追求实现议题政策的各国政府。这不折不扣就是文明的冲突——一种可能是非理性，但确实有其历史根源的反应，针对的是我们的“犹太—基督”文明遗产、世俗化现况，以及两者在全世界的扩张。有一点至关紧要，在遭遇对手时，我们这一方绝不能被激起同样有历史根源、同样非理性的反应。
换言之，穆斯林今日的反应方式，在历史上甚或先天上即已注定，非如此不可；他们反应的对象并非政策或行动，或其他同样平淡无奇的事务。他们战斗时凭借的是一股对世俗化现况的非理性憎恨，刘易斯更宣称这世俗化现况是“我们的”，而且只属于我们。
这些说法的傲慢自大令人惊异，不仅指称穆斯林和“我们”各自闭关自守，刘易斯全然否定双方数世纪以来的相互仿效与交流；而且指称“他们”注定要陷入激愤与非理性之中，而“我们”则享受自家的理性与文化优越感。我们代表一个真实的同时也是世俗化的世界，他们则在一个幼稚狂想的世界中谩骂呐喊、高谈阔论。最后一点，“我们的”世界是以色列与西方的世界，他们的是伊斯兰教与其他地域。“我们”必须抵挡他们，靠的不是政策或议题辩论，而是绝对的敌意。无怪乎塞缪尔·亨廷顿论文明冲突的文章会从刘易斯的作品借用其标题与主题。
以敌意、非理性来形容这类观念，并不是夸大其辞，尤其是这类观念在某些新闻记者的作品中已经被奉为典范，例如《纽约时报》记者米勒1996年出版的《上帝有九十九个名字：一位记者的战火中东记行》（God Has Ninety-Nine Names: A Reporter's Journey Through a Militant Middle East），就可以当作一本教科书，综览媒体关于伊斯兰报道的各种缺失与扭曲。从她在众多谈话性节目与中东问题研讨会中的言论可知，米勒大力鼓吹“伊斯兰威胁”（The Islamic Threat），1993年她在一场由《外交事务》举办的研讨会发表论文时，就提出这个说法。米勒的独特使命是要凸显一个有千年历史的观念：好战的伊斯兰是西方的一大威胁；这也正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念。因此，在苏联解体导致的知识界真空之中，搜索新异国仇敌的工作就锁定了伊斯兰教，如同8世纪欧洲基督教徒展开的搜索；对今日的西方（刘易斯与亨廷顿用这个含糊的字眼来指称“我们的”文明，有别于“他们的”文明）而言，伊斯兰教在实质上的迫近与难以弭平的挑战，一如8世纪时那样阴险、强烈。米勒并没有提及，今日大部分伊斯兰国家都是一穷二白、苦于暴政、军事与科学上遥遥落后，除了对自家人民之外，很难对别人形成威胁。她也没有注意到，最强盛的伊斯兰国家——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巴基斯坦——完全是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米勒、亨廷顿、马丁·克拉玛（Martin Kramer）、派普斯、巴瑞·鲁宾（Barry Rubin），再加上一大群以色列学者，对于这些所谓的“专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威胁”昭昭在人耳目，尽量谴责伊斯兰的恐怖、专制与暴戾，并且保住自身收入丰厚的顾问工作、经常上电视亮相的机会，还有出版著作的合约。对于基本上冷漠而且资讯不足的美国阅听者，伊斯兰的威胁被塑造成异常可怕，所撑持的观念（与反犹太狂热形成有趣的对比）认定每一件爆炸案背后都有一个影响全球的阴谋。
伊斯兰政治力量试图借由伊斯兰政党掌握政权时，一般而言表现欠佳。伊朗可能是例外，然而，实际上已是伊斯兰国家的苏丹、伊斯兰教团体与残暴军方争斗不休的阿尔及利亚，以及动荡不安且极度反动的阿富汗，这些国家的作为都只是让自身更加穷困，在世界舞台上更加边缘化而已。西方关于伊斯兰威胁的话语背后，潜藏着某种程度的真实，也就是说，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崇信也增强了对整个中东地区“美利坚—以色列强权和平”（pax Americana-Israelica）的反抗〔以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的原始的、前工业化的反叛方式〕。但是，无论真主党抑或哈马斯，其实都不会对那股推动“只要和平”（nothing-but-peace）的强大力量造成重大障碍。我要指出，今日大部分阿拉伯穆斯林都是垂头丧气、受尽羞辱、被不确定感与无能粗暴的独裁政权麻痹，没有能力支持任何伊斯兰对抗西方的大规模行动。此外，他们的精英多半与政权站在同一阵线，支持像埃及自1946年以来实施戒严之类逾越法律的种种措施，来对付极端分子。因此为什么关于伊斯兰教的大部分讨论还要强调警戒与恐惧？当然，的确是有自杀炸弹攻击与严重的恐怖活动，不过这些事件的唯一成果，不正是让以色列、美国以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扶植的政权，更加强化其掌控？
我认为答案是，像米勒著作之类的书籍最病态的地方在于，它们是一种新增添的武器，被运用来屈服、镇压、强迫并击退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对美国—以色列主宰的任何反抗。更有甚者，反伊斯兰教运动将一种做法暗中合法化：一厢情愿地坚持将伊斯兰主义（Islamism）——无论它有多可悲——与一个战略地位重要、石油产量丰富的地域挂钩；因此，反伊斯兰教运动实际上让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与西方或以色列之间平等对话的机会烟消云散。基于对现代化“愤愤不平”（enraged）为理由，将一个文化整体妖魔化、非人化，其实就是将穆斯林转变成有待矫治、惩罚的目标。在这里我不希望被误解：为反动的政治目的而操纵伊斯兰教，或者操纵基督教与犹太教，一概是罪大恶极，都必须反对抵制；不仅在沙特阿拉伯、约旦河西岸、加沙走廊、巴基斯坦、苏丹、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是如此，在以色列、黎巴嫩右派基督徒（米勒对他们表现出不应有的同情）以及任何显露出神权政治迹象的地区也都是如此。而且我完全不认为所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痛苦都要归咎于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与帝国主义。但这绝对不是为美国、以色列及其御用知识分子开脱，说他们并没有扮演战斗性甚至煽动性的角色，将抽象化的“伊斯兰教”污名化，还送上各种谩骂侮蔑，目的是要刻意激起美国人与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愤怒与恐惧，同时对他们谆谆告诫：以色列是个世俗化的自由民主国家。米勒在她著作的结尾处表示，以色列的右翼犹太教派是“另一本书的主题”，其实那才应该是她这本书的重要部分，只不过她刻意忽略，以便全力声讨“伊斯兰教”。
如果米勒写的是别的宗教或世界其他地区，她会被认定为根本不够资格。米勒对我们耳提面命，说她以专业身份涉足中东事务已有25年历史，但是她却对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一窍不通；她承认自己无论到哪里都需要带着翻译，而且无法掌握这名翻译的精确度与可信度。如果一名俄罗斯、法国、德国、拉丁美洲，甚至中国与日本的记者或专家无法通晓该国语言，那么他根本不会被当成一回事；然而“伊斯兰教”的研究者似乎完全不需要语言的知识，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种心理变态，根本不是“真正的”文化或宗教。
米勒的无知影响了她在附注中引述的大部分资料，原因也许是她只能引用她知道会派上用场的英文资料，也许是她只引用与自身观点一致的权威。因此为数众多的穆斯林、阿拉伯裔与东方学专家之外的学者，米勒都无缘接触，而她的读者也有同样缺憾。每当她要向读者炫耀，故意卖弄一两句阿拉伯话时，十之八九会弄巧成拙。米勒说的都是一些相当普通、并不深奥的语句，而她的错误也绝不止是翻译的错误，这一点她在书的开端就已经为自己费力辩解一番。这些错误都相当明显，这名犯错的外国人对于她的主题既不关心也不尊重，尽管她靠着这个主题来糊口已经25年，但却一直懒得用心学习。在该书211页，米勒引述埃及前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形容利比亚强人穆阿玛尔·卡扎菲（Muammar Qaddafi）的话：“al walid majnoon”，并译成“那个疯狂的孩子”，其实这句话原文是“el walad el magnoon”，意思是以夸大戏谑的口气来说：“这孩子疯了。”埃及著名女演员“Shadia”在书中误植为“Sha'adia”，显示米勒连阿拉伯文字母之间的差别都分不清楚。她习惯将英文的复数形式套用在阿拉伯词汇上，例如thobe/thobes或hanif/hanifs[26]，还在书中第315页大言不惭地说：“一首美丽的阿拉伯文诗作……和大部分阿拉伯诗歌一样，一经翻译便大为失色。”
如果米勒根本无能了解阿拉伯伊斯兰生活的细节，那么她的政治与历史资讯又如何呢？她书中十章（分别处理埃及、沙特阿拉伯和苏丹等国家）的每一章都以一则小故事为开端，然后直接以简略、只具大学生水平的方式介绍当地历史。这些历史凑合了数家未必可靠的权威之言，原本是要展现作者掌握素材的能力，然而却暴露了可悲的偏见以及分析理解能力的欠缺。例如沙特阿拉伯这一章，她在附注中告诉我们，对于先知穆罕默德的资料，她“最偏爱”法国东方学专家马克西姆·罗丁森（Maxime Rodinson）的作品。罗丁森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先知传记结合了反神权政治的反讽与浩瀚博学，令人动容。但是从书中4至5页对穆罕默德生平与理念的简略介绍看来，对于这个被罗丁森形容为结合了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与耶稣基督的人物，米勒却认为他在本质上有一点可笑甚至可鄙；尽管罗丁森知道自己的形容是什么意思，但米勒告诉我们（毫不相干地）她并不相信。在她眼中，穆罕默德是一个反犹太教的催生者，而这种宗教充斥着暴力与偏执狂。她完全没有引用穆斯林关于穆罕默德的记载，反而一面倒地倚赖西方世界东方学专家孤陋的揭秘之作。试想一下，要是有一本关于耶稣或摩西的书籍在美国或欧洲出版，其中却没有引用任何犹太教或基督教的权威著作时，会得到何种反应。“征服麦加之后，据说穆罕默德只杀掉10个冒犯他与伊斯兰教的人。”米勒以拙劣的讽刺语调说道。她说明自己关注穆罕默德的原因，提醒我们穆罕默德创立了一个宗教与一个国家（这不是什么创见），但是她接着直接从第7世纪跳跃到约莫现今的时期，就好像那些时代久远的国家创建者是最能够解释当前历史的资料来源。这非常近似刘易斯的伎俩。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一点，米勒基本上是个立场鲜明、怀有政治意图的记者，既不是学者也并非专家，甚至连一个条理清晰的作家都算不上。她书中大部分的内容并非由论证与概念架构而成，而是一场又一场冗长的访谈，对象是许多可悲可怜、不值得信赖、只图私利的穆斯林以及临时应景的批评者。我们读过她的小故事之后，就会立刻飘浮进入最乏味、最凌乱的漫谈闲聊；其中凸显的并不是她对该地区有何独到见解，而是她泛滥的朋友同事名单（Rolodex）。底下是一个典型的极为空洞概括化的句子：“对于国家混乱的历史心怀戒惧（顺带一提，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是如此？）的叙利亚人，非常忧心地发现有可能回归到无政府状态或另一场漫长的血腥权力斗争（在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时期的国家中，只有叙利亚才是如此吗？还是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其他100个类似叙利亚的国家也会如此？），甚至看到伊斯兰好战派系在这个最世俗化国家（她凭什么标准如此断定？）的胜利。”更别提她笔下可憎的措词用语以及唠叨不休的术语。你读到的绝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套陈腔滥调，混合着无法验证的断论，宣称是代表叙利亚人的“想法”，但其实都是米勒自己的心思。
米勒以“我的朋友”这个片语来粉饰她单薄的描述，好让读者相信她真的认识这些人，因此也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她似乎相信这些“朋友”会向她吐露私密的事情，而且也只有她才挖得出这样的心事。不过这种伎俩却造成严重扭曲，以冗长离题的形式，意图呈现某种伊斯兰心态，其实却忽略或模糊了更为——或者至少是同样——重要的题材，例如各国的政治、世俗机构的运作、伊斯兰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之间激烈的知识分子论战。米勒似乎从未听闻过穆罕默德·阿尔孔（Mohammed Arkoun）、穆罕默德·贾布里（Mohammed el-Jabri）、乔治·塔拉毕西（George Tarabishi）、阿多尼斯（Adonis）、哈珊·哈纳菲（Hasan Hanafi）或是希夏姆·杰特（Hisham Djait），而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热烈争论这些人的观点。
这种知识和分析上的惊人缺陷，在论以色列的这一章时分外明显（其实连标题也下错了，这一章的重点是巴勒斯坦），她全然忽略了巴勒斯坦“起义抗暴”造成的变化，还有以色列30年长期占领的细微影响。米勒也没有传达出巴勒斯坦寻常百姓生活中，对于奥斯陆协定与阿拉法特独裁统治的深恶痛绝。米勒为美国政策摇旗呐喊，因此她自然比任何人更专注于哈马斯；她显然也无法将多年来以色列粗暴治理的领土上的恶劣情况与哈马斯联系起来。例如，她没有提到，唯一一所不是由巴勒斯坦人出资建立的巴勒斯坦大学，是加沙走廊的伊斯兰（哈马斯）大学，这所学校是在巴勒斯坦人“起义抗暴”期间，由以色列出资成立，目的是要削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米勒记载了穆罕默德对犹太人的迫害，但是却一字不提以色列对付“非犹太人”（non-Jews）的信念、声明与法律，通常是由犹太拉比[27]批准的驱逐、杀戮、摧毁住家、没收土地和直接并吞；以及最值得信赖的加沙走廊事务权威莎拉·洛伊（Sara Roy）指称的：全面抑制经济发展。米勒书中是妆点了一些这类事实，然而对于这类事实作为伊斯兰主义者激情的源头，她完全未赋予应有的重要性与影响力。
米勒另外一个不自觉的习惯就是，对读者说明书中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说某某人是基督教徒、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等等。她虽然这么关心人生的宗教层面，但还是会搞错，闹出大笑话。她称希夏姆·夏拉比（Hisham Sharabi）是“朋友”，但误以为他是基督徒，其实他是逊尼派穆斯林；巴德·哈吉（Badr el Haj）被她描述成穆斯林，其实他是马龙派（Maronite）基督徒。如果不是因为她拼命想凸显自己交游广阔、与许多人交情匪浅，这些小错误还不会显得那么严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她极端恶劣的信念，她从来不说明自己的宗教背景与政治倾向。米勒自己也说这本书的主题充满了宗教与意识形态的热情，我觉得很奇怪，她居然会认定自己的宗教信仰（我想不会是伊斯兰教或印度教）与此书无关。人们会怀疑，那些让她挖掘资讯的人之中，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与谁说话？又有多少人知道她在书中会如何描述他们？
但是米勒对于自己面对当权人士与特定事件的反应，倒是坦率得令人难堪。她说当她听到约旦国王侯塞因被诊断罹患癌症时“深感悲伤”，她似乎毫不在意侯塞因治理的国家内，许多受害者受过酷刑、陷入冤狱或遭到杀害。她看到黎巴嫩一所基督教堂遭亵渎时，眼眶中“满溢着愤怒的泪水”，然而她根本不提以色列境内所发生的穆斯林墓园遭亵渎的类似事件，或是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数百个被摧毁的村落。米勒真正的轻蔑鄙视出现在底下引述的段落中，她设想一名叙利亚中产阶级妇女的心思与愿望，这名妇女的女儿不久之前变成伊斯兰主义者，并且误将米勒请到家中作客：
她永远无法拥有一切叙利亚中产阶级妇女渴望拥有的事物：没有为女儿准备的盛大婚宴、传统白色礼服与镶钻头饰；没有放在咖啡桌与壁炉上的银色相框照片，照片中的快乐佳偶分别穿着燕尾服与新娘礼服；没有肚皮舞娘在舞台上扭动，香槟觥筹交错直到黎明。也许娜汀（Nardine）朋友的儿女也会排斥他们，暗地里鄙视他们，因为他们为了讨好阿萨德（Assad）残酷而卑鄙的政权而不惜妥协。如果连大马士革社会中坚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都必须向伊斯兰教的力量屈服，那么还有谁能够幸免？
关于米勒的书最有趣的问题在于她的写作动机。当然不会是出于情感因素，因为她在书中坦白表示她害怕并讨厌黎巴嫩、憎恨叙利亚、嘲笑利比亚、瞧不起苏丹、为埃及感到遗憾与略微的担心，并且厌恶沙特阿拉伯。她懒得去学阿拉伯语，死心塌地要担忧伊斯兰好战组织的威胁；而我大胆猜测，这些组织的人数在超过10亿人口的伊斯兰世界中，还占不到百分之五。她举双手赞成强硬镇压伊斯兰主义者（但是反对使用刑求及其他“非法手段”镇压：她似乎没有觉察到自己立场矛盾）；对于像埃及、约旦、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美国支持的国家民主与法治荡然，只要被打压者是伊斯兰主义者，她就完全不会觉得良心不安。书中描述了一个场景，米勒亲身参与以色列警察在监狱中审讯一名暴力恐怖分子疑犯的过程，对于以色列警方大规模使用酷刑与其他不当手段（卧底暗杀、午夜逮捕和摧毁住家），米勒文雅地视而不见，照样向戴着手铐的男子讯问一些问题。
米勒身为记者最严重且一以贯之的缺陷，在于她对所有事物的联结、分析，都必须符合伊斯兰世界具有好战、仇恨本质的这个大前提。对于一般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情势特别恶劣的观点，我没有多大的异议，而且过去30年来也为文说明过。但是米勒对于美国与以色列在这种情势中扮演的角色，完全没有做精确的呈现；而且也几乎不提美国反阿拉伯、反伊斯兰的坚定政策（只有她轻描淡写阿富汗的部分例外）。以黎巴嫩为例，米勒提到1982年黎巴嫩总统巴夏·贾梅耶（Bashir Gemayel）遇刺事件，让读者以为贾梅耶是在大选中大获全胜。她没有提到一个事实：贾梅耶上台时以色列正驻军西贝鲁特，当时是萨布拉（Sabra）与夏提拉（Shatila）难民营大屠杀的前夕。而且根据以色列方面如乌瑞·卢布兰尼（Uri Lubrani）等消息来源指出，贾梅耶多年来一直与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Mosad）合作。贾梅耶是一个杀手与自命不凡的恶棍，而且黎巴嫩现任政权充斥着被控涉及难民营大屠杀的艾利·霍贝卡（Elie Hobeika）这类人物，这些事实也被忽略。米勒在引述阿拉伯人反犹的事例时，也应该注意到以色列内部有一类种族话语是冲着阿拉伯人与穆斯林而来。至于以色列攻击平民的战争——经年累月、从不间断、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对付战俘与难民营居民；摧毁村庄；轰炸医院与学校；故意制造成千上万的难民——这些事实全都掩埋（恐怕根本不曾出现）在滔滔不绝的闲言闲语之下。追根究底，米勒的问题在于：她蔑视连最轻浮的解构主义者（deconstructionist）都会注意到的事实。她偏爱絮絮叨叨的谈论，将穆斯林化为以色列恐怖行动与美国对其支持的罪有应得的受害者，这充分显示出她是当今主流媒体中东报道的最典型范例。
读者从米勒的书中无法得知，伊斯兰教内部对于如何诠释并再现中东与伊斯兰教，其实有着激烈的冲突；而且从她对材料的选择来看，米勒门户之见甚深；她敌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书中多次将之宣判死刑；她支持问题丛生的美国政策；她也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死对头，这种民族主义并不符合奥斯陆协定中，建立类似南非班图族自治区（Bantustans）构想所预定并按部就班规划的、净化过并且无害的民族主义版本。总之，米勒是个肤浅且成见甚深的记者，她的大部头作品厚达五百余页，就其内容而言实在是大而无当；虽然对于媒体普遍采取的不假思索、未经验证的假设而言，这本书倒是一部完美的手册。
这些假设对于日常报道的影响，塞吉·舒梅曼（Serge Schmemann）与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的一场广播论战做了最鲜明的呈现。舒梅曼是《纽约时报》驻耶路撒冷办事处主任，费斯克则是伦敦《独立报》（Independent）驻黎巴嫩记者。两人隔着国界遥遥相对，都报道了1996年4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事件，但是他们的报道与广播辩论〔1996年5月5日和平电台（Pacifica Radio），“民主趁现在”（Democracy Now）〕却是南辕北辙的两种新闻工作。美国的记者依循（也许是不自觉地）米勒那一派的准则。首先要说明，以色列从1982年开始占领黎巴嫩南部地带，称之为“安全区”，还在占领区组织并维持一支黎巴嫩佣兵部队；对于以色列占领以及“黎南军”（South Lebanese Army）的反抗来自真主党，其存在的理由一直就是以色列的占领[28]。这些游击队员在黎南盘据并作战，因此就大多数人的标准而言，他们基本上应视为在本国被非法军事占领地区作战的游击队组织。其次要说明的是，美国新闻界特别强调真主党的宗教取向；而且由于真主党对抗以色列，因此认定它是一个恐怖组织。
1996年4月1日，《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炮击黎南，炸死两名平民。这篇不具名的报道说：“好战的真主党扬言报复”，然后继续写道：“过去一个月来，游击队在黎南以色列占领区杀害了6名以色列士兵，边界双方紧张局势步步升级。”一般而言，游击队当然有权攻击占领军的官兵，但这篇报道却以提及“好战的”伊斯兰组织的字眼抹杀了这个原则，并在读者心中唤起宗教激进主义、伊斯兰威胁等等联想。到了4月10日〔《纽约时报》驻以色列特约记者乔尔·格林堡（Joel Greenberg）的报道〕，“由伊朗什叶派政府所支持”这样的句子出现在文章之中，并从此见诸《纽约时报》的每一篇报道，直到两个星期后入侵结束。似乎只要是关涉到以色列，《纽约时报》就要提醒自己：以色列的敌人是好战的穆斯林（很快就会变成“恐怖分子”），而不是抵抗占领军的游击队。在4月12日的报道中，舒梅曼形容真主党是“好战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得到伊朗支持”，意思似乎是：大家小心，疯狂的穆斯林又来了，杀害犹太人就像家常便饭。谈及“克雅特席莫那（Qiryat Shemona）地区惊慌失措的以色列居民”之类的文句也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虽然当时以色列正在轰炸贝鲁特，城中也有许多惊慌失措的居民，但这篇报道却不闻不问。
同一天《纽约时报》的社论显然是让意识形态压倒了事实，社论标题“以色列对恐怖事件的因应之道”（Israeli's Answer to Terror），并声称：“以色列对黎巴嫩恐怖分子目标的空袭是理直气壮、节制有度的……昨天对黎巴嫩的空袭以及一星期来边界双方毫无意义的伤亡，责任完全要归咎于真主党的恐怖分子，还有贝鲁特与大马士革当局。在这方面，佩雷斯总理只是在行使以色列自卫的权利。”与这些言论同时进行的是，以色列军方强迫黎南约20万名居民迁徙，从空中、陆地及海上轰炸这个地区，而且——必须再次提醒——继续军事占领，战争法允许居民在这种情形下反抗。局面之所以会逆转，原因首先是其中涉及以色列，其次则是因为“伊斯兰教”会构成“威胁”。4月18日，以色列炮轰卡纳（Qana）一处联合国据点，死亡人数超过100人，当地是一个标示清楚的黎巴嫩平民难民收容所。《纽约时报》4月21日报道虽然指出，美国与佩雷斯总理都对罹难者表达遗憾，不过仍然责备真主党要为“破坏1993年不得挑衅的协议”负责。更有甚者，在整个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纽约时报》没有刊出任何一篇社论或读者来信，传达异于以色列或美国政府的观点。最糟的是，叙利亚与伊朗的问题比不幸的黎巴嫩人或真主党更重要，就好像在黎南发生的事并不止是占领以及对占领的反抗，而是某种更为堂皇宏大的事件。这又是伊斯兰教对抗西方的历史重演。
费斯克指出相关报道的扭曲变形，他全神贯注于确实发生的事实，而不是以色列或美国官员期望世人相信的事实。费斯克尊重游击队有权反抗占领军的原则，没有屈服于诱惑，将黎南之战视为西方与伊朗支持的暴力恐怖分子之间的战役。因此他在卡纳事件的报道中令人信服地点出，以色列自1993年以来秉持一项刻意为之的政策，先后挑起20桩事件来引出真主党，然后以强大军力进行“报复”，从而对黎巴嫩与叙利亚施加压力。费斯克也是这样告诉舒梅曼，后者对于信守《纽约时报》社论立场的忠诚——甚至小心翼翼——与前者的独立精神形成强烈对比。广播节目访谈人对舒梅曼说：“你写到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精确而且是选择性的军事活动，你报道‘以色列军官坚称他们的炮兵并不知道卡纳有难民’时不加任何批判，你刻意要传达一种印象：以色列并没有锁定平民作为目标，这与费斯克的报道相去甚远。”
这时费斯克提出三份证据，反驳以色列方面无意伤害难民的说法。这些证据也是4月19日与22日《独立报》中他对屠杀事件报道的基础。先前的4月15日，费斯克从黎南发稿，他在这篇主新闻中举例说明以色列的企图：“这不只是一场军事行动，而是企图毁灭一个国家。”费斯克摆出来的证据是：（一）卡纳攻击事件之前19个小时，联合国就通知以军指挥部，每一处联合国据点都有收容平民。（二）轰炸发生时，一架以军无人侦察机在当地上空盘旋。（三）以方号称拥有最精确先进的科技，为何在联合国驻黎南纳库拉（Naqura）办公室“恳求停止炮轰”之后，炮轰仍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舒梅曼回答说，他“无法理解以色列要刻意伤害平民”，他显然是真的相信自身的观点，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媒体的普遍观点：暴力恐怖分子完全有能力刻意对无辜者施暴，但是和我们同一阵线的以色列可不会这么做。费斯克同意舒梅曼的说法，后者是在以色列而非黎南进行报道，对象是以色列当地的事态发展，而他也尽量避免在报道中表现个人主观意见；舒梅曼说：“记者和专栏作家的工作是有差别的。”看来的确是很公正，然而对于记者抱持的心态，以及联系事件与声明的方式，问题仍旧存在。对费斯克而言，他报道的重要依据是以色列外长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1996年1月3日的声明，当时他谈到，如果要进一步攻击真主党，那么“一旦以色列发动军事攻势，目标将指向黎巴嫩，遭殃的也将会是黎巴嫩人民”。
总之，只要先认定真主党主要是一个由恐怖分子组成的好战什叶派团体，受到伊朗支持，那么其他一整套对于伊斯兰教不必明言的观点，都会一一登场亮相，诸如伊斯兰教激烈反抗现代化、沉溺于无目的之暴力等等。这些观点坐实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期处心积虑营造的观点（米勒在CNN的报道以及《纽约时报》社论都一再强调：真主党是个恐怖组织），指称黎巴嫩的游击队是罪有应得。米勒甚至一度指称游击队并非来自黎南，而是来自贝卡（Bekaa）山谷（“我知道，因为我去过那里。”），并且冷血残酷地将妇孺推上火线，以便证明以军滥杀无辜。亚历山大·柯克本（Alexander Cockburn）1996年5月20日发表于《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专栏文章“以色列闪电战”（Israel's Blitzkrieg），对于黎巴嫩危机期间的媒体报道有更深入的分析。
这类观点剥夺掉任何存在的或历史的情境，将伊斯兰教视为驱策人民侵犯以色列的暴力且非理性的宗教，使得新闻无法报道真实事件，无法呈现更人性化、更能够理解的事件背景。既然游击队被指控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好战分子”，反抗行动遂同时被非人化与非法化。舒梅曼在4月28日的专栏中，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行动的最后阶段是“中东地区令人困惑的残局”，他找不到合理解释，只能表示：“因为这是中东——有一长串事件报道都是以这句话当作警句，试图解释根本违反一般逻辑的情势。如果这种说法的高明之处还需要举例，上个星期的事件就说明了一切。”
现今对伊斯兰教形象的误现与扭曲，既不代表了解事实的真诚期望，也不代表有心聆听观察真实状况的意愿。媒体对西方新闻阅听者传达的伊斯兰教形象与传达的过程，绝对谈不上是天真或者务实的报道，而是使敌意与无知更为根深蒂固，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与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合著的《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恐怖主义文化》（The Culture of Terrorism）、《吓阻民主》（Deterring Democracy）〕已经深入分析个中原因。我在这篇绪论开端就说过，如今的情形远比1980年《报道伊斯兰》出版时更为严重，但是无论我们认定这种情形的背后动机是什么，事实就是，在大众媒体掌控的公众领域中，对话与交流的进展极为有限，这些对话与交流发生于学术辩论、艺术创作，以及寻常百姓的来往，他们做生意、进行各种互动，而且经常相互交谈（talk to）而不是各说各话（talk at）。哗众取宠、粗糙的仇外心理以及麻木不仁的好战心态今日正风行一时，结果是双方各自画出一条想像的界线来区隔“我们”与“他们”，这丝毫不能启迪人心。我希望像本书这样有限的努力，能够正本清源，指出问题所在，以及如何在日后的自觉探索过程中，纾解如此庞大深重的负面效应。
对于本书新版的修订与资料更新工作，老友努巴·霍孚塞平（Noubar Hovsepian）对我助益甚多。玛利欧·奥提兹·罗伯斯（Mario Ortiz Robles）与安德鲁·路宾（Andrew Rubin）对于参考书目尤其用心。柴尼布·伊斯特拉巴迪（Zaineb Istrabadi）的协助也相当重要。雪莉·温格（Shelley Wanger）则发挥优异的编辑技巧，我受益良多。
萨义德
1996年10月31日 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