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我试图处理两个阵营在现代的关系，一边是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与东方的世界，另一边则是西方世界：法国、英国，以及最重要的美国。《东方主义》是其中最全面性的一本，它探索这种关系的各个阶段，从拿破仑入侵埃及开始，历经殖民全盛时期，以及19世纪现代东方学在欧洲崛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两国在东方的帝国霸权终结，美国强权代之而兴。《东方主义》的背后主题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从属关系（affiliation）[29]。第二本《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是一部个案史，呈现了阿拉伯裔、大部分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当地人民，与犹太复国主义（后来是以色列）之间的抗争；后者掌握巴勒斯坦“东方”实体的出发点与方法大致上都是西方式的。与《东方主义》相较，我的巴勒斯坦研究试图更明晰地描述潜藏于西方人看待东方观点之下的事物——在这个案例中，就是巴勒斯坦争取民族自决的全民抗争[30]。
在《报道伊斯兰》一书中，我的主题切合当前时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反应；这个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就被视为关系重大，但麻烦不断，问题丛生，令人嫌恶。这种观感有众多成因，其中之一就是令人苦不堪言的能源短缺，而问题焦点落在阿拉伯与波斯湾的石油、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及通货膨胀与油价飙涨造成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此外，伊朗革命与人质危机也形成所谓“伊斯兰教的重返”（the rerurn of Islam）的怵目惊心例证。最后一点，极端民族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卷土重来，还不幸地带来了超级强权的紧张对峙。前者的事例是两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美国计划在波斯湾地区派驻“快速部署部队”（Rapid Deployment Forces）则为后者做了充分说明。
只要读者一路读来，就会对“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的一语双关了然于心[31]，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先做一番解释。我在本书以及《东方主义》要表达的重点之一是，今日的“伊斯兰教”一词虽然看似一件单纯事物，其实却是虚构加上意识形态标签（ideological label），再加上一丝半缕对一个名为“伊斯兰”的宗教的指涉。西方用法中的“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中千变万化的生活之间，缺乏有意义的直接对应；后者涵盖8亿以上人民，大部分盘据在亚、非两洲的数百万平方英里疆域，拥有数十个社会、国家、历史、地理与文化。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在今日西方意谓格外令人苦恼的新闻讯息，我会在本书中讨论其原因。过去几年以来，尤其自从伊朗事件强烈吸引欧美人士关注之后，媒体开始大幅度地报道/遮蔽伊斯兰：对它加以描绘、定性、分析并提供速成资讯，最后，媒体终于使得伊斯兰“为人所知”（known）。
然而正如我所暗示的，这类报道——以及学院伊斯兰教专家、谈论“危机新月”（crescent of crisis）[32]的地缘政治策士、哀叹“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的文化思想家，这些人士的作品——汗牛充栋，误导人心，让新闻阅听者误以为自己了解伊斯兰，然而却没有同时暗示告知他们，其实这类充满活力的报道，有一大部分是根据非常不客观的素材。例子屡见不鲜，“伊斯兰教”不仅可以容许高度的暧昧含混，还能用来表达无限制的种族优越感、文化甚至种族仇恨、深沉吊诡且毫无缘由的敌意。这些情形都发生在原本应该是公正、平衡、负责的伊斯兰报道之中。基督教与犹太教——两者都经历过相当昌盛的复兴〔revivals，或者“重返”（returns）〕——都没有遭受如此情绪化的对待方式。此外还有一个未受质疑的假定：人们凭借着一小撮以偏概全、反复征引的陈词滥调，就可以毫无限制地描述伊斯兰教。而且总有一种心态认为，人们谈论的“伊斯兰教”是一个真实且稳定的实体，正好就坐落在“我们的”石油蕴藏地区。
随着这类报道而来的是大费周章的“遮蔽”（covering up）。当《纽约时报》想解释伊朗为何会如此强烈反抗伊拉克入侵时，它诉诸一个公式：“什叶派信徒期待成为烈士。”表面上看来，这类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我认为事实上它是用来掩饰记者不了解的众多事物。语言不通只是更为严重无知的一部分，记者经常会被派遣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没有任何准备或经验，只因为她或他灵活机敏，能快速进入状态，或者正好人在头条新闻发生地区邻近，才会被赶鸭子上架。因此记者不会试图深入了解这个陌生国家，他只想便宜行事，通常是拿陈词滥调或零零星星的新闻知识来充数，反正本国的读者也不太会去质疑他的报道。伊朗人质危机事发伊始，德黑兰聚集了将近300名记者，却没有一个能讲波斯语，无怪乎所有发自伊朗的报道内容都千篇一律、乏善可陈。在此同时，伊朗其他的事件与政治进展，只要是不能简单地定位成“伊斯兰心态”（the Islamicamentality）或“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的例子，也就无人闻问。
报道与遮蔽伊斯兰的活动已形同病症，而且几乎完全不顾它们所代表的困境：了解并生活在一个世界中的一般性问题，已经变得过于复杂多变，无法再套用简单而速成的概括。伊斯兰教既是典型案例，而且——因为其历史在西方源远流长、定位明确——也是一个特殊案例。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就像许多后殖民时代的事物，伊斯兰教既不隶属于欧洲，也不像日本属于工业先进国家，它被认定是落居“开发展望”（development perspectives）的范围之内，换言之，伊斯兰社会至少还需要30年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衍生出一种观察方式，认为伊斯兰教的最高成就表现为伊朗国王（shah）的形象；他在被奉为“现代化”统治者的极盛时期以及政权崩溃时刻，都曾深受中世纪宗教狂热之害[33]。
另一方面，“伊斯兰”向来也代表一股对西方的特殊威胁，原因我在《东方主义》中讨论过，本书会再加以检视。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或文化群体会像伊斯兰教一样，被斩钉截铁地认定将对西方文明造成威胁。对于大而化之的东方学专家谈论“宿命论的”（fatalistic）穆斯林的陈词滥调，当今伊斯兰世界的动荡不安（其社会、经济和历史因素更甚于一概而论的伊斯兰教因素）当然已揭露其局限性，但却没有衍生出任何事物来取而代之，只有一种对往日的乡愁，当时欧洲军队统治了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从印度次大陆直到北非。最近一系列著作、新闻报道与公众人物的成功，正是这种现象的一部分，他们主张重新占领波斯湾地区，并以伊斯兰的野蛮落后作为其论点依据。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一类“专家”正在美国声名鹊起，例如新西兰裔的凯利（J.B.Kelly），他原本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帝国史教授，一度担任阿布扎比邦（Abu Dhabi）扎耶德邦长（Sheikh Zayid）[34]的顾问[35]，如今则大力批评穆斯林与西方温和派人士，指称后者被阿拉伯石油国家收买，并与他们划清界线。关于凯利作品的评论虽偶见批判，但却从未触及其结论中明目张胆的复古心态（atavism），这段结论表现出帝国征服的纯粹欲望，以及毫不掩饰的种族倾向，值得在此引述：
我们无法预知，西欧还有多少时间去维持或恢复它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战略遗产。在“不列颠强权和平”（pax Britannica）时期，也就是从19世纪中叶直到本世纪中叶，东方海域与西印度洋沿岸风平浪静；当地至今仍时有昙花一现的平静，是旧日帝国秩序的遗风。如果过去四五百年的历史能鉴往知来，那就是脆弱的和平无法长治久安。亚洲大部分地区正快速退回到专制独裁，非洲大部分地区则是重返野蛮落后——简言之，就是回到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首次绕过好望角，为葡萄牙东方霸权奠基之前的状况……阿曼（Oman）仍然是掌握波斯湾与其海道的锁钥，正如同亚丁（Aden）是控制红海通行的锁钥。西方强权已经丢失了一把锁钥，但另一把仍然唾手可得。但是他们有没有过去葡萄牙殖民地总督（captains-general）的胆识去攫取这把锁钥，仍然有待观察[36]。
凯利暗示15与16世纪的葡萄牙殖民主义是当代西方政客最合宜的指南，虽然这种想法可能会令部分读者觉得怪异，不过最能够代表当今思潮氛围的是凯利对历史的简化。他说殖民主义带来了平静，就好像数百万人民的被征服不过是一首田园牧歌，被殖民的时期是这些人民最美好的岁月；他们遭凌辱的情感、遭扭曲的历史与悲惨的命运都无关痛痒，只要“我们”能够继续获取对“我们”有用的事物——珍贵的资源、地理与政治的战略要地，以及取之不尽的廉价当地劳力。非洲与亚洲国家在数世纪殖民统治后的独立，被蔑视为回归野蛮落后或专制独裁。根据凯利的看法，在他描述的旧帝国秩序解体之后，唯一的可行之道就是重新发动侵略。他怂恿西方名正言顺地去攫取“我们的东西”，背后潜藏着一股对亚洲——凯利期盼由“我们”来统治——当地伊斯兰文化的极度鄙夷。
凯利文章中的反动逻辑让他深获美国右翼知识界——从威廉·巴克里二世（William F. Buckley Jr.）[37]到《新共和》杂志——的赞誉，我们姑且大发慈悲，暂且放过这个问题。凯利勾勒的前景更有趣的一点是：在面对杂乱、细微问题时，一体通用的解决方案非常容易受青睐，凌驾其他所有选择，尤其是在建议对“伊斯兰教”采取强硬手段时。没有人会去讨论也门、土耳其、红海彼岸的苏丹、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甚至埃及内部的状况。媒体沉默，他们正忙着报道人质危机；学院沉默，他们正忙着为石油业与政府献策，预言波斯湾的大势所趋；政府沉默，他们搜集资讯时是唯“我们的”朋友（例如伊朗国王与萨达特）马首是瞻。“伊斯兰教”掌握西方石油来源，如此而已，其他都无足轻重，无须在意。
就目前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情形而言，并没有多少可以修正矫治之处。在某些方面，这个领域处于整体文化的边缘，但在别的方面，它又很容易被政府与企业界招纳。大体而言，这种情形使得学术界对伊斯兰的报道无法言人之所不能言，带我们深入伊斯兰社会表象。而且还有许多方法学与知识性的问题有待解决：所谓的“伊斯兰行为”（Islamic behavior）存在吗？在不同的伊斯兰社会中，生活层面的伊斯兰教与教义层面的伊斯兰教，两者之间有何关联？作为一个观念，“伊斯兰教”对于了解摩洛哥与沙特阿拉伯与叙利亚与印尼有何助益？如同近来许多学者指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好战精神与宿命论、普世教会主义（ecumenism）与排外主义（exclusivism），都可以同时在伊斯兰教义中找到根源；如果我们明白了这种情形，就会察觉到学院对伊斯兰教的描述（媒体又会再夸大嘲弄一番）与伊斯兰世界的特定真实之间，有着霄壤之别。
不过各界倒是有一种共识，要让“伊斯兰教”充当代罪羔羊，用来归罪我们对于世界新的政治、社会、经济模式的不满。对右派而言，伊斯兰教代表野蛮落后，对左派而言，代表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对中间派而言，代表一种惹人嫌忌的异国事物。然而所有阵营一致同意，伊斯兰世界虽然讳莫如深，但其中必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伊斯兰教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反共产主义，但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在伊斯兰世界中，“反共”与压迫人民的亲美政权几乎是同义词；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Zia al-Haq）正是最典型的范例。
本书绝不是要为伊斯兰教辩护——这个计划并不可行，而且对我的目的也无助益——而是要描述“伊斯兰教”一词在西方世界与许多伊斯兰社会中的运用，虽然我对后者的着墨较少。因此，批判西方世界滥用伊斯兰教，绝对不需要以容许伊斯兰社会中的同样现象为先决条件。事实上，在许多——太多了——伊斯兰社会中，威权压迫、剥夺人民自由、不具代表性且通常由少数人把持的政府，都假借伊斯兰教之名来指鹿为马、混淆视听；就这方面而言，伊斯兰教教义本身是无辜的，正如同其他伟大的普世宗教。在许多例子中，对于伊斯兰教的滥用正好与中央集权国家的滥用权力相互呼应。
但是我仍然相信，就算我们避免将伊斯兰世界的一切弊病归咎于西方，对于西方对伊斯兰教的陈述与各个穆斯林社会的回应，我们还是必须体察两者之间的关联。在伊斯兰世界许多地方，西方——或为往日的殖民强权，或为今日的贸易伙伴——都是非常重要的对话者，有鉴于此，两者之间的辩证交锋创造出一种托马斯·法兰克（Thomas Franck）与爱德华·韦斯班德（Edward Weisband）所谓的“言辞政治”（word politics）[38]，这即是本书要分析、阐释的目的。西方与伊斯兰教的你来我往、挑战与回应、特定论述空间的开放与关闭：这些因素组成了“言辞政治”，双方并借之来设定情境、为行动找理由、排除选择方案、逼迫对方改弦易辙。因此，当伊朗人民占领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39]，他们反弹的不止是逊王巴列维获准进入美国，还有超级强权美国长年来羞辱他们的历史：美国过去的行动对他们“说”（spoke）的是持续干预他们的生活，身为穆斯林的他们感觉自己是被囚禁在自己的国家中，因此他们要囚禁美国人作为人质，而且是在美国的领土——德黑兰大使馆——上进行。尽管行动本身彰显了重点，然而却是以言辞以及言辞预示的权力运作充当开路先锋，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行动能够实现。
我认为这种模式非常重要，因为它凸显出语言与政治现实之间密切的从属关系，至少就伊斯兰教的相关讨论而言是如此。大部分学院派的伊斯兰教专家最难承认的一点就是：他们身为学者的言行，其实是植根于一种深沉而且在某些方面令人厌恶的政治环境。当代西方伊斯兰教研究的每一个面向，都充斥着政治重要性，但是承认这项事实的作家——专家或一般作家——少之又少。尽管所有社会——伊斯兰抑或西方——都会对异国、陌生、不同的社会产生源远流长的政治、道德与宗教忧虑，但是照理说，讨论其他社会的学术话语应该有本质上的客观性。例如，传统上欧洲的东方学专家总是与殖民官员有直接关联：我们近来才逐渐了解，学术研究与直接军事殖民征服之间紧密合作的程度〔例如，备受敬重的荷兰东方学专家斯努克·赫格隆杰（C.Snouck Hurgronje）就利用穆斯林对他的信任，在苏门答腊岛上策划并执行荷兰对亚齐族（Atjehnese）的残酷战争[40]〕，既发人深省，又令人气沮。然而相关书籍与文章仍旧源源不绝而来，宣扬西方学术研究的非政治性、东方学专家的研究成果，以及所谓“客观”专业的价值。在此同时，几乎每一个“伊斯兰教”专家都曾担任政府、企业、媒体的顾问甚至所属人员。我要强调的是，这种合作关系必须承认并被纳入考量，原因不仅关乎道德，更关乎知识。
我们认为，讨论伊斯兰教的话语必然会受到其周遭政治、经济与知识情境的感染，甚至完全变质，这在东方与西方都是如此。从许多显而易见的原因看来，指称所有讨论伊斯兰教的话语都与某种权威或权力有利益关联，并非夸大其词。另一方面，我并无意借此断定所有关于伊斯兰教的研究或作品都一文不值；正好相反，我认为这些研究作品通常颇有用处，可以当成指标来充分揭示它所效劳的利益。在与人类社会相关的事务中，我无法断言是否有所谓的“绝对真实”（absolute truth）或者“完全真实的知识”（perfectly true knowledge），这类事物也许只存在于抽象世界中——这个命题倒是于我心有戚戚焉——但是在当今现实世界中，“伊斯兰教”这类事物的真实性，与呈现这些事物的人息息相关。必须声明的是，这种立场并不排除知识的等级之分（好、坏、中等），也不会排除精确说明事物的可能性。这种立场只是要求，任何人在谈论“伊斯兰教”时，都必须谨记连初涉文学领域的学子都知道的原则：在写作或阅读关于人类实体的文本时，涉及的因素之多，绝非“客观”之类的标签所能涵盖（或保护）。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仔细辨明产生言论的情境，为什么标明社会中与“伊斯兰教”利益相关的团体似乎相当重要。就一般意义的西方世界以及特别就美国而言，“伊斯兰教”显然承受诸多力量的汇聚，力量一方面来自西方世界组成团体（学院、企业、媒体和政府），一方面来自对于其创造的正统观念的顺从接纳。结果就是对“伊斯兰教”的大幅简化，以便实现各种操纵目标，诸如挑起一场新的冷战、煽动种族仇恨、为策划中的侵略动员民众、持续污蔑穆斯林与阿拉伯人等等[41]。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伊斯兰国家捐款赞助美国大学的阿拉伯或伊斯兰研究时，自由派人士就会大声疾呼，谴责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学；但如果捐款赞助者是日本或者德国，风平浪静、寂然无声。至于企业界压力对大学造成的影响，通常也会被认定是有益而无害[42]。
为了避免被视作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定义下愤世嫉俗者（cynic）的翻版——知道每件事物的价格，但完全不了解其价值——我应该表明我依然认同下列诸点：有凭有据的专家意见是不可或缺的；美国身为超级强权，对外在世界的立场与政策，都让其他较小的强权望尘莫及；现今阴霾密布的景况仍然很有希望拨云见日。尽管如此，我不像众多专家、决策者与一般知识分子，我对“伊斯兰教”这类观念没有那么坚定的信念；相反地，我常认为，对于了解人民与社会背后的动力，“伊斯兰教”观念带来的阻力反而多于助益。我真正相信的是一种批判意识确实存在，而且公民有能力也有意愿运用这种批判意识，凌驾超越专家与其“公认观念”（idées re?ues）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只要能运用高明读者批判性的技巧来厘清合理与不合理、质问适切的问题并要求切题的答案，任何人都可以了解“伊斯兰教”或者伊斯兰世界，了解生活在其中的男男女女与文化，诉说其语言，呼吸其空气，创造其历史与社会。人文知识从此处开展，人们也从此处开始承担由人文知识衍生的群体责任。我写作此书正是要推动这个目标。
第一章与第二章的部分文章曾刊登在《国家》与《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我要特别感谢罗伯特·曼诺夫（Robert Manoff），他担任《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主编的时间虽然太过短暂，然而却使它成为一份兴味盎然的期刊。
在为本书各章节搜集素材时，道格拉斯·鲍德温（Douglas Baldwin）与菲利普·席海德（Philip Shehadé）对我助益良多。保罗·黎派瑞（Paul Lipari）以其平素的文字技巧与效率誊定文稿。此外还要感激亚伯特·萨义德（Albert Said）的慷慨协助。
我要特别感谢亲爱的战友伊克巴·阿合马（Eqbal Ahmad），他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与持续不断的关切，在我们困惑探索的时刻是一大支柱。詹姆士·培克（James Peck）读过较早期的文稿，给我许多精湛细致的修订意见，当然本书仍不可免的错误绝对不必由他来负责，我很乐意在此肯定他不可或缺的协助。“万神殿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的珍妮·莫顿（Jeanne Morton）以她的巧思与警觉为文稿进行文字编辑，我要致上最高谢意。此外我也要谢谢安德瑞·席孚林（André Schiffrin）。
这本书献给爱妻玛莉安·萨义德（Mariam Said），在写作此书期间，是她维系了作者的生命。对于她的爱、她的陪伴以及她蓬勃的生命，我衷心感激。
萨义德
1980年10月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