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并科学概括和精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对于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具有提纲挈领的重要意义。
一、科学命题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及其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党新时期全部理论创新的科学成果进行了准确、鲜明而又富有新意的科学总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范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行总概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之下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再升华，这是一项伟大而自觉的理论创新之举；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命题来整合我党新时期理论创新的全部成果，把我党最新理论成果统筹起来、概括起来，这是一个伟大而睿智的科学整合，这样的科学整合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这样的概括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首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创新理论成果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科学地规范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主题和表述，体现了理论逻辑的科学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前后统一的，但是，反映这一实践的认识成果却有过几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理论定位问题缺乏明确的科学界定，因此，便出现了“三大理论成果”和“两次历史性飞跃”这些提法的逻辑矛盾，出现了把邓小平理论界定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样的容易引发歧义的提法；出现了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并列的统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的主张，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评价和定位的科学态度问题。因此，也一直引起我国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十三大首次提出两次历史性飞跃这个命题时，从实践层面讲，就是认为：第一次飞跃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第二次飞跃则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五大和十六大从理论层面讲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时，先是讲的邓小平理论，后来又加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又有新的理论成果产生。这都是就一个个具体理论成果而论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的最大好处，就是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十三大从实践层面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来的两条道路和十五大以及十六大从理论层面讲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对应关系。既然第二次飞跃的实践成果是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将对其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到理论上说，就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逻辑必然。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整合起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名称统括之，恰当地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已有的全部创新理论，它准确而又全面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整体经验，使理论和实践达到空前的统一。它使“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1]。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是理论创新的时代，新概念、新提法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对各个创新理论成果之间以及每一创新理论成果与整体理论之间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加强研究，给予科学的整理、归纳和提升。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就是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用高度科学的、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整合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创新理论成果，使之成为一个完整而又系统的理论整体。从逻辑上说，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继提出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一个体系，是一个大概念了，包含从邓小平创立并形成体系，到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的理论体系。既然这三个理论之间有继承发展关系，那么就难免在内容表述上有重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用“邓小平理论”来涵括邓小平之后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所有理论创新成果，虽然有较强的包容性，也能体现后者与前者在同一个主题下的继承关系或从属关系，但不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也不能反映理论形态之间与时俱进性的发展关系。从时间上说，自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后，邓小平本人的理论创造活动就基本停止了。可以把后人在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造归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但不宜用“邓小平理论”来统称。如果统一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称谓来表述，虽然具有概括性，但理论的“中国特色”又显得不够鲜明。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它们统括起来，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呼非常明确而又准确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成果的本质特性。自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后，我们党不仅将探索的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最初对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的概括，用的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谓。党的十五大指出，由于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六大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说得清楚，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论时也指出，它们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更加突现了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的本质特性。最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面加上“体系”二字，使这一理论更具有历史感和包容性，也就是说，体系至少包括两个以上的理论，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该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样就能够将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的理论创造都包含进来。“体系”不仅意谓着存在若干理论，而且意谓着这些理论不是松散地、更不是机械地联结在一起，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一个观点或个别观点不能称之为理论，凡是理论，都是体系性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后再加上体系，是因为，对反映不同社会实践要求的理论集群而言；对反映不同历史阶段、尚在发展中的理论“队伍”而言，“体系”能体现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体系”更能发挥出单个理论所不具有的“群体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如同实践的发展一样，其速度之快和成果之多，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就历史地提出了一个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行科学整合的问题。特别是把如何处理科学发展观这一还在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在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地位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党的十七大用“体系”来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符合科学规范又简洁鲜明，是一个最好的概括，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表述更加鲜明而简洁，深刻而通俗，务实而前瞻。此外，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具有技术上的好处，将来的新思想和新理论也可以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管是过去的理论，还是现在的理论和将来的理论，在独立表述的同时，可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称，这样可以避免过长的表述。
第二，这样的概括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首先，从政治意义上讲，这样的概括旗帜鲜明、高瞻远瞩，是一个政治性十分强烈的宣言和宣示。它的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鲜明地表达出了共产党自觉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坚定信念。这一概括突出地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实质和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旗帜鲜明地向世人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澄清了在旗帜问题上的种种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潮，有力地回应了不和谐的杂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这一科学命题，是在旗帜问题上防“左”反右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利剑。它鲜明而又准确的向世人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描绘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更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其次，这一命题突出了理论发展的开放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理论创新的成果必将会越来越多，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称谓，就可以将以后不断发展的创新理论都包括进去，这样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空间。再次，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建设包括两方面的任务：一是理论创新，二是理论武装，两者相辅相成，推动着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为我们党的理论武装工作开辟了更加通畅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命题表述简约，具有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风格，易于广泛而深入的普及，易于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自觉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是一种极具活力的表达形式，非常有利于人民群众正确理解党的理论，非常有利于更好的将理论转化为现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名称简洁明了、表意准确，便于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理解和掌握，有利于我们党按照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普及化、大众化活动，使这个理论体系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命题表意准确，是理论和实际相一致的科学表达形式，这种表达非常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全面理解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理论；有利于我们以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理解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理论。把最新理论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内容来学习贯彻，而不是把最新理论成果当作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学习贯彻，因而能够避免对最新理论成果体系以及与以往理论体系的关系的多种理解，引起思想混乱和不必要的争论。这对于及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用最新理论成果及时武装全党思想，加强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是非常有意义的。最后，这样的概括对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理论创新都有积极意义。究竟以领袖名字命名，还是以别的名称来命名，直接关系到理论的命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是以革命导师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本无可非议。恩格斯晚年说：“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3]我们党的历史上，从发挥理论凝聚人心，巩固统一的角度出发，长期以来，习惯于用领袖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理论，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往往造成理论的科学性和个人探索失误难以分清界限的无奈局面，同时，也不利于党的民主政治建设。而十七大的概括凸现主体，更加强调理论创造主体的群体性，更加体现“去个人化”的特征，非常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也非常有利于人民群众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理论。这样的概括对理论创新、理论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理论发展如何命名、怎样概括，根据历史经验的确是个大难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理论名称问题，而且为未来的理论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今后不管哪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无论哪一方面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都可以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这样既有利于理论不断创新，也有利于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样的概括也为党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创新精神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以领袖个人名字命名最新理论成果，有利于发挥党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和调动人民群众的创新热情。实践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实践经验历来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勇于创造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共同奋斗的事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统领党的理论创新，既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全党的心声，也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民主精神，从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发展，为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和全党积极投入理论创新的事业中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发展前景。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排除“左”、右倾干扰，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党中央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命名这一理论体系，有利于我们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左”和右的干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深入。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命题，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现实的需要，也是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指导并具有理论创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体现。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科学命题的历史源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既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历程的理论总结，又是一系列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概念逻辑演变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概念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它们都具有字面上所强调的共性——“中国特色”，同时彼此又具有自己的个性，前一个概念为后一个概念的提出奠定基础，后一个概念则是前一个概念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
“中国特色”一词最早出见在1957年1月3日《人民日报》上。党的八大前后，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苏为戒”的命题，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在这种背景下，许多行业和领域开始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特色”一词开始见诸报端。如1957年1月3日《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用法：“中国的老百姓欢迎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的音乐曲调，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不仅如此，具有民族风格、地方色彩的音乐像长上了翅膀，飞越过国境，在世界人民的文化生活中起着莫大的作用。”“我们的音乐家目前要多多发掘和继承我们祖国丰富的音乐遗产，并在这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音乐来。”这里“中国特色”一词是用来形容音乐的。从这时起，“中国特色”逐渐被应用到艺术、经济、科技等社会领域。但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特色”这一概念始终没有全面和系统地上升到政治尤其是政策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实践，作为实践的理论概括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囿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国内国际环境，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始终没能完全突破苏联模式，因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把“中国特色”放在“社会主义”前面，历史条件并不具备，时机也不成熟。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新局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5]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又讲到：“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6]
“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是“中国特色”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体现，是“中国特色”在时代背景下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目标的总纲，在这一总纲的指导下，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纷纷强调“中国特色”。如1980年9月25日，《人民日报》载文指出：“我国民族工商业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不仅对于中小企业，就是对于大型企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79年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由叶剑英发表的国庆30周年讲话，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讲话对现代化作出新的解释，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7]在提出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后，又第一次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8]从而比较完整地确定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国庆30周年讲话虽然还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但已经明确提出了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9]
经济领域各个部门的“中国特色”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邓小平主持起草、1981年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并对“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出了初步概括，从主要矛盾、工作重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和执政党党风建设等方面作了阐述。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决议精神指导下，“中国特色”突破经济领域，在社会各行各业纷纷展开。1981年2月2日，于光远就《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问题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时，用了“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大型百科全书”的概念。同年11月13日，又有人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工作科学理论”这样的概念。显然，这两个有关“中国特色”的提法属于精神文明领域。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了。由于“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强调的是经济领域的“中国特色”，而改革实践已经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扩展，“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难以全部涵盖进来，所以又出现了“中国特色”的百科全书、思想政治工作等概念。这样，概念的逻辑发展要求提出另一个能涵盖所有领域的概念来指导人们的行动，所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念就呼之欲出了。
1981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时提出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他指出：“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0]“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念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制定了全心全意搞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政策，因此，从时间上讲，邓小平首先抓的是四个现代化，而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正是在抓经济建设中，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社会基本矛盾日益突出，这就使邓小平的思想认识发生变化，开始向前发展。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改革原有的体制是不行的，而一涉及到改革原有各种体制的问题，“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含义已显然不能涵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邓小平在1981年1月12日提出“搞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11]的思想看，如果现代化主要是指经济建设的话，那么，精神文明的内容包括进去就必然有些困难，因此，从这个方面讲，也还需要有含义更广、更宽泛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式的现代化”解决的主要是物质文明方面的问题，而精神文明方面问题的解决，经济体制、政治上层建筑方面问题的解决，则必须在此基础上提出另一个能涵盖这一切的概念来指导人们的行动。这样，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必然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也就于1981年11月呼之出来，“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2]这个概念既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前身，它具有这两个概念之间过渡概念的特点。由于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所以，作为更加全面、更加准确、更易于人们接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在1982年9月1日的提出就顺理了。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这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这个概念。（也有资料显示邓小平在1981年7月就提出了这一命题。[14]）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包括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而且还包括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所应有的方方面面工作的内容。一句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容全包括了。同时也可见，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已实质性地接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内容的主要之点，使对此的认识由过去抓经济建设上升为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认识阶段。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至少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确了我们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而不是普适性的；二是对于马列主义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都应该紧密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本本。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基本结论，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意志。邓小平不仅提出了这个命题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命题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它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成为改革开放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一概念画龙点睛，把我们党几十年来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的基本经验总结了出来；把我们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使命和任务集中地概括了出来，那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指明了新时期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方向。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大动力。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十二大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布置和几个重要原则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踏上了新的征程。
查良镛先生说：“我想自从法国的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您指教。”邓小平笑了笑说：“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
自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以来，我们党就一直把它当作中心口号来使用；就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主题报告的主题词、核心词、关键词和高频词。此后，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贯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主线。从十二大起，十五年间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11次概括和论述。但是，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仅是作为一个目标、策略来讲，突出的是“建设”。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衷，主要是想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解脱出来，从苏联模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再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个动宾词组，所以，不管提出的初衷也好，还是词组本身也好，强调的都是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邓小平更主要是从“道路”的意义上来使用的。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道路”；在1992年，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他进一步强调说：“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15]。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主要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是指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从目标和社会形态的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的。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后，《邓小平文选》第二至三卷、《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和《邓小平年谱》中多次出现了以下的各种提法，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显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多少个基本问题，就有多少个提法；并且，这些提法针对的都是单个的专题性的问题。应该承认，这些提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是置于现实的基础上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认识的体现。
但这些提法由于涉及的是专题性的问题，因而就容易带来这样的疑问或产生这样的误解，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指道路呢，事业呢，方向呢，还是社会？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既指道路、事业，又指方向、社会，这不会有错，但由此告诉人们的是，这些方面是各自独立的。显然，这里缺少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概括，而一旦这种综合性的概括作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就会从总体上得到提升。人民的实践在深入，对实践的认识的概括也在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内容如道路、事业、方向、社会等等各方面的进一步拓展，也是必然的拓展，揭示出了所有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它们的有机结合，也揭示出了所有内容之间的层次性和有序性，以及从一个内容发展为另一内容的递进性和交叉性。对这些有机联系和有机结合，以及层次性、有序性、递进性、交叉性从整体上作出合乎逻辑的、系统化的概括，就是构建了一种科学体系或理论学说。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内容的深化发展，必然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念。党的十三大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第一次继党的十二大之后提出了这样的概念，以12个重要理论观点作为这个新概念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并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16]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概念，启动了此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工程，从党的十三大开始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是围绕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文章的。党的十三大以来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2年1月25日，李瑞环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1992年10月，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事实上，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两个概念，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际上还有一个提法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三个概念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都有，表明概念还没有完全科学化，但报告对这一理论的具体内容作出了更加系统的阐述。为了使概念表述更加言简意赅，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开始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省略了“同志”二字，不仅使表述更清晰、简洁，而且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对应的功效。党的十五大在十四大基础上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在党的十六大以前，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正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十六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明确提了出来。从“有中国特色”到“中国特色”的变化，表面上看仅一字之差，实际上却蕴涵深意。“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表明，过去的中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中有一部分中国的特色，而不是全部都是中国的。而“中国特色”的概念则表明它的内容已全都是中国的，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点，这个特点将随着时间的延长不断增加新的内容。
一字之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彻底转变，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而不是部分的创新。从“有中国特色”到“中国特色”，符合民心，符合潮流。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全面拓展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在这些重大战略思想相继产生的同时，人们也在思考，改革开放近30年来所产生的理论成果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们共同的理论主题是什么？上文已提到，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都围绕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命题展开。30年来的理论创新是一个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主题的整体，十七大将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有十六大以来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已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旗帜。党的十七大报告更进了一步，第一次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7]报告同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8]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发展阶段上，肯定还会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但可以认为，每个发展阶段上的新成果都可以用一个理论主题、一个理论名称贯穿，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贯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连续5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标题中，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字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反复出现，内容不断展开，思想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30年波澜壮阔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相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命题，科学地整合了这些理论创新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必然和逻辑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更加自信的体现，中华民族必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命题的基本内涵
体系是指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理论体系就是指由一系列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理论、观点、思想、概念等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理论体系的标准有以下几点：（1）由一系列子系统构成；（2）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3）构成子系统的要素是一系列成熟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观点；（4）有理论主题统领各个子系统；（5）有世界观、方法论作基础；（6）涵盖面广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符合上述标准，因而它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庞大系统工程的伟大实践，必然创造出与之相应的庞大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对近30年伟大实践经验创造性的、阶段性的系统总结和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大体系大范畴，从时间上讲这个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一系列最新累累成果的统称。从空间上讲，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的科学整合。这一大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出现的创新理论，它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这一大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全部创新理论的综括，它不仅包括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包括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从思想本质和学科性质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它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或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的思想，发展战略思想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主题展开的。这一理论体系现有的科学内容都是关于在中国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来源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又是我们党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指南，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理论形态。
第二，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或基本特征，集中表现为两大要素：一是时代性，二是实践性。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顺应时代，应时而生，应时而变，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时代性和实践性不可分割。实践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源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这个“时”，既包括时代的变化，也包括实践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宝贵经验；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规律。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毛泽东同志当年说，我们要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强调，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以邓小平理论为本原的独立的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照搬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某些发达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和模式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因为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重大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南，而且为当今时代条件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根本理论鉴戒。因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没有完全搞清楚，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作出真正科学的解答。正是在深入回答和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过程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完整的飞跃过程。并且这一飞跃过程现在并没有终结，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进一步作出深入的探索和回答。所以历史无可辩驳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第三，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这个“集体”，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集体，又包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还包括中国各民主党派，更包括全体人民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依靠集体智慧实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这就决定了我们党进行指导思想的探索，不是个别领导人的孤立行动，而是党的中央领导人，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集体智慧大体可以从三个层次上讲：第一层次是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我国，重大理论的出炉和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经过领导集体充分讨论，在完全一致或大多数人同意的基础上决定的，它集中了领导集体所有成员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进行概括、总结的成果。第二层次是智囊团的集体智慧。包括领导机关的秘书班子、参谋人员、理论和政策研究人员，以及学者、专家提供的智力服务。第三层次是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根本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体；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发现群众的创造、集中群众的智慧，则是我们党的高贵品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党的领导与群众创造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他们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事物、新经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结晶，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群体性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空间，主要是来自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既有领袖人物的理论创造，但更主要的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包括自发的实践）产生的新经验中形成的理论概括。后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孕育了我们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首创、发现、推广与完善，即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的范例。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0]给予人民实践（包括自发性实践）的空间越大，理论创新的空间就越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会越来越丰富。
第四，它是科学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任何一个成熟的理论，都是以其体系的形成为标志的。一个理论能够成为科学的思想体系，一般说来应当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从总体上把握所研究领域事物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二是在理论表述上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组织层次；三是由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概念紧密联系而构成的具有自己独特主题、内容和风格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四是形成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指导原则、指导方法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它解决了当代中国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理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方向、发展动力、发展战略、发展的外部条件、发展的领导力量等一系列问题，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一般的感性认识，而是系统的经过加工提炼的理论自觉；不是零乱的概念观点的机械叠加，而是由理论精髓贯穿的严密的逻辑系统，不是漫无目的的毫无针对性的文字杜撰，而是面对现实问题，不断解释主题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它随着这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当今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及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等一系一列重大问题。对于每一重大问题的探索和回答，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都坚持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都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回答三个方面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相互衔接、相互贯通，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同一主题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整体。
最后，从认识层面上讲，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方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形态的科学认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它的理论内容和方法，它的历史条件、基础，规律、前途等等是什么；另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怎样的价值理念、价值取向、价值标准和价值成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8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夺取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1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35～336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6，第1版，23
[5]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第1版，496
[6]邓小平文选二.人民出版社，1994.10，第二版，163
[7]三中全会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2.8，第1版，233～234
[8]三中全会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2.8，第1版，234
[9]三中全会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2.8，第1版，234
[10]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85
[11]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05
[12]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85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第1版，3
[14]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了查良镛。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邓小平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第1版，383
[16]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87.10
[1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10
[1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10
[1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夺取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10
[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0，第一版，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