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涵义，需要在理论上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需要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生命历程中，最伟大的创造也是最辉煌的业绩，莫过于提出并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具体特色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加以实现，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1]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坚定不移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创造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充分发挥对人们的理论武装作用和对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和时代化，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结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伟大实践，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和开拓的，是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坚持和发展起来的。经过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的检验，以被证明是正确的可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大的理论体系，它开始于毛泽东思想，传承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在这个大的理论体系中，毛泽东思想是原创性、基础性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则是创新性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面向中国的实际，回答和解决中国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用理论指导实际；同时，又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用实践不断检验理论和创新理论，不断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性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就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的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处理这两大理论体系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这两大理论体系的关系是正确处理其关系的基础，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这两大理论体系的关系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从理论认识的角度来看，这两大理论体系的基本关系可以从以下两的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存在着继承发展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艰辛探索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在总结多次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创造了一套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要求有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民主革命理论，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的民主革命以及如何进行中国的民主革命的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此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实际，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观点。创造性地完成了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建设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不久，毛泽东就较早地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并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有益成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需要。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但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在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局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历史命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国情、新的世情和新的党情的结合，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经过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中国人民的长期努力奋斗，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品性上表现出很多相同之处；这体现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脉相承性。
第一，理论基础相同。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两者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具有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方法论。
第二，理论思路相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角度和侧重会有不同，但就大思路或根本思路而言，则是一致的。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思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思路。
第三，理论性格相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格是多方面的，既有不同，也有相同。就相同方面而言，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固守本本。二是体现中国特色。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论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体系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革命性。
第四，理论创立主体相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共同创立的，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第五，理论形态相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的语言、中国方法表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
第六，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相同。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都以代表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属的，都坚定地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两大理论体系都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其理想和价值目标的。
第七，理论内容有相同的地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鲜经验的总结，但是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它的不少内容可以从毛泽东思想中找到其渊源，如党的建设问题、人民军队建设问题、思想文化建设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两大理论体系中都有一些相同的理论表达。
第八，理论实践基础有相同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都是以丰富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在回答时代历史命题，实现社会变革的探索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在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地位，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的社会变革中产生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中，在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历史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社会变革中产生的理论成果。两者都是时代主题的产物，都是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产物。
第九，理论产生过程有相同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是思想斗争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党内外各种思想的争论中，特别是在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同各种错误思想认识的争论中，特别是在同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十，理论的学科属性相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都是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被实践检验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体系。都是具有开放和发展属性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的关系，还表现在理论实践和理论内容的继承性上。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导，必然会对这一实践产生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基础，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必然会或多或少的带有毛泽东思想的因子。其次，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那些优秀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必然会影响第二次结合。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继承了毛泽东的那些优秀做法和成功经验，才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因此，第二次结合的理论成果必然会与第一次结合的理论成果有相同之处。再次，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毛泽东思想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坚持和继承。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时形成的那些积极的理论成果也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吸纳和继承。最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这些基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次结合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第二次结合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和第一次结合相比，有以下几方面的不同。
第一，国际背景不同。毛泽东思想是在革命和战争为主要时代特征，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较为顺利的国家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践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的国际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的产物。
第二，时代任务不同。第一次结合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第二次结合，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更加复杂而艰难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革命是人类社会非常态的社会实践，持续的时间不长。建设和发展是人类社会长久的社会实践，持续时间很长。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难度比第一次结合更大。
第三，国情的复杂程度不同。第一次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结合。第二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实际的结合。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经济社会又非常落后的社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因数。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是十分艰难的。
第四，党的自身情况不同。第一次结合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立时间不长还不成熟的年轻政党，是一个带领人民进行革命的革命党，是一个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成分相对简单的政党。第二次结合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有八十年历史的政治上很成熟的政党，是一个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是一个既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又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成分相对复杂的政党。此外，在第二次结合时，党的各项制度特别是党的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党的领导集体更加年轻化知识化的现代化政党。
由于，面对的是新的历史环境和新的历史条件，再加上党自身条件的新变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成果，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超越了第一次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更大程度的发展。第二结合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又用新的理论成果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探索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发展和超越上。
毛泽东探索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实践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不久，就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任务，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八大”前后形成了一批正确和比较准确的理论成果。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不久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出现了重大失误，形成了一系列错误的理论观点。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过程是一个正确与错误交织并行的复杂过程，最终错误的实践占了上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没能突破苏联模式。没有找到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毛泽东时代还没有真正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思想，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逐渐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下，那些在探索中形成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最终没有形成一套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中虽然有一些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具有中国特色。但是，这些思想是零散的片段的，还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因此，从系统论角度看，这些思想还应该归属于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中。
毛泽东在探索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时形成的那些积极的思想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这些积极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既继承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成果，又以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为基础发展了这些重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但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的思想成果，在邓小平理论中得到恢复，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就是对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论断的直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题本身就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戒”建设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直接发展的理论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就是对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思想的直接发展，此外，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的一些具体的思想，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直接继承，如毛泽东关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等等。
第二种情况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所取得的并在实践中坚持的积极的思想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就是对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思想的的坚持和发展。尽管，毛泽东没有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诉，但其中的每一条毛泽东都是明确提出并长期坚持的。毛泽东提出并长期坚持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思想等等，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坚持和发展。
第三种情况是，毛泽东在探索中产生的一些不成熟的，一闪而过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深化和扩展，发展成为系统而完备的理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即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这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迸发出的思想火花，此后，毛泽东再也没有提过，更没有在实践中应用。邓小平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所有制的理论，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也是吸收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火花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一定意义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层面和实践深度远远超越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更加丰富，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形成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完整而科学的认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发展不是量的发展，而是质的飞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关系不仅表现在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发展上，而且还表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发展上。实事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内涵更加丰富。并且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有机统一起来。群众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也得到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中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以及“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等等，都是对群众路线的发展与深化。独立自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被赋予了更加鲜明的时代内容，邓小平理论关于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中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都是独力自主的新的时代内涵的体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毛泽东思想，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而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包括邓小平理论及其后的创新性理论，不包含毛泽东思想。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形成重大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因为两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既相通又相异。毛泽东同志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等），但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有良好开端，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相对毛泽东思想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体系，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与以往不同的创新性认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的创新成果。再者，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理论创新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实际上可以作出两种分类：一是按照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分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样四个大的理论成果；二是按照理论内容及其主题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两个大的理论成果。如果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实际上就是混淆了上述两种分类，而且难以周延地说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1）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没有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首先要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理论体系是由一个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组成的逻辑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可以用理论精髓、基石、主线三个方面内容贯穿。理论精髓是实事求是，理论基石是当代中国实际，主线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然后来比较分析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把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实事求是”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但是，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坚持这个思想路线，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对中国实际的分析，都没有很好地体现实事求是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在实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表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点是当代中国实际。当代中国实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块基石。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足点、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基本依据。毛泽东曾经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清了中国社会性质，从而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基本问题，取得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则发生了偏差，一方面没有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的起点与科学社会主义预示的社会主义的差距，而且混淆了社会主义“建设”与“建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把人民公社当作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金桥，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因而要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取消按劳分配，消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阶级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尽管在纠错时对此有些清醒认识，但总体上没有摆脱这种思路。另一方面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混同于旧社会，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始终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我们党制定的路线和方针脱离实际、在实践中犯错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判断出现了偏差。或者说，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没有真正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所以，“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提出了正确认识基本国情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三大明确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且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七大强调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21世纪中叶我国实现现代化、结束初级阶段之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始终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当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三个层次回答。三者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决定社会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的基本要求和外在表现。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价值可以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为共富、公正、自由、平等、民主、和谐、合作。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就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综观毛泽东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取向都有了。但是，不很明确、不很确定、不很连贯、不都正确，在实践中也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个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认识相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涵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七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括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可以用主体、核心、主题、目标、战略、总体布局、内外部条件等方面描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力量是全体人民，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主题是科学发展，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战略包括“三步走”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等，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内部条件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外部条件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在新的经济形式上，由此带来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系列全新的变化，套用列宁当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根本不同于过去那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与之相配套的“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毛泽东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不仅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等方面根本不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许多具体做法上即使字句相同但内涵也都有差异。
总之，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系统、不完整，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主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不对头，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失误。因此，可以不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
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呈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是因为两者反映着社会主义不同的历史方位和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预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了现代化的后现代社会。他们所说的现代化就是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他们所说的“现代社会”就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包括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到最后灭亡的全过程和历史阶段。“‘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3]。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前后相继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东方前现代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向未来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和主观条件、现实途径。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却是：西方现代化先发国家较快地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几个发达国家甚至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苏联、东欧、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未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条件下，却在20世纪先后走上以社会主义为发展目标的道路。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怎样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对这个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新课题，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但是都没有解决好。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尽管有其历史必然性并且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但是既不符合现代化一般规律又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最后被抛弃。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向西方现代化模式。
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联并进。在实现二者结合的过程中，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交织。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将工业化与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并联，提出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是从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实现国家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联结为一体，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可是，到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时，“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为了推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并进，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体制模式、推进战略、时间预期和政策方针等都进行了探索，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目标、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50-100年的时间表、赶超型的战略、“抓革命促生产”的动力机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方针政策。为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就运用国家计划组织社会资源和动员人民力量，曾经创造了很多改天换地的业绩。但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模式内部的弊病也日渐深刻地暴露出来，最终没有真正找到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一方面是因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同于社会主义，又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主要是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解读现代化，误差很大；另一方面没有突出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旋律地位，也没有真正搞清楚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国际化、民主化、法治化、思想文化多样化等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最终我国没有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就是说，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国际化、民主化、法治化、思想文化多样化等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建设，根本突破了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相配套的“一大二公三纯四统”的现代化模式，带来了我国社会空前未有的变革，推动了我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奠定在现代社会基础上。因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转折，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拐点，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邓小平在1979年3月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这个转折不仅是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的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转变为全面的对外开放、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而且也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变。党的十三大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十四大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七大指出：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些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以新的方式推进现代化的开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从“不够格”到“够格”的关键。到2050年，我国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上，进入科学社会主义预示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起点。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现代化建设，首先必须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要立足国情和时代条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价值取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基础上不断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国际化、多元化、民主化、法治化、信息化等现代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必然呈现出与过去那种理论上、实际上、观念上的社会主义不同的诸多特征，尚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2）从理论的角度来看
石仲泉撰文认为需要厘清两个问题，笔者也赞同此种观点。
一是关于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对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三段历史如何断代划分，尽管见仁见智，但逐渐在形成共识。对“近代中国”，上限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比较多的学者赞同下限由1919年五四运动后移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学界意见不那么一致的，在于要否划分“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不主张划分者，是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视之的；主张划分者，认为对“当代”与“现代”的时间观念，人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既然如此，就要划分时限，加以区别。既然要划，那么“现代中国”则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则是“当代中国”。作者以为，这样的区分是相对的，主要看参照系而言。若只区分近代与现代，不提出当代问题，那么“现代”就包括当代。如果并列地讲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段，将“当代”从现代中区别出来，那么就需要明确三个时段。基于此，作者赞同“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划段界限。事实上，“当代中国”是目前使用率比较高的概念，十七大报告也多处使用这个概念。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重要文献的说法，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分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一个界碑。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十七大报告也指出：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概念。十三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既然是“开始”、“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十七大报告也是这样认定它的时态的。报告开宗明义讲“旗帜”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9年历史成就时，也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讲的。十七大报告还指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所指时态明白无误。这说明十七大对“当代中国”的时限已有认定。既然有这样的明确区分，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是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是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就理论传脉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包括其中，并且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根据上述时态的区分，党的领导人讲话等重要文献，事实上又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可将其区分为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作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作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都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
自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后，尽管没有对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作明文区分，但这个区分已内含在一系列的重要表述之中。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十五大报告还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十七大报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说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些表述，不言自明，都是以区分了基础理论和创新理论为前提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的界定，正是这个逻辑使然。
为什么这样区分呢？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毛泽东思想，同此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等创新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既相通又相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这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已有论述。但是，由于在总体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那么系统、不那么完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有良好开端，但最终没有真正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从时态言是指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那么此前的毛泽东思想就被视为基础理论不包括在内了。当然，不包括不等于不重要，由于它是传脉之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源，因而仍然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既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而不属于创新理论，那么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所谓“渊源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此，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常流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应当指出，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前，这个说法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和认识水平。但是，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后，还有其他创新理论的不断提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既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根本改变”，那么对“始于毛”的说法就要作具体分析。若就我们党提出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思想而言，即从指导思想的方法论而言，讲渊源关系，完全可以继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但若就当今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而言，特别是在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的那一套方针政策之后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则很难再这样简单地等而视之了。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6.534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63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