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因为我的大兄生病，伴他到××日本医院诊看；那时有一位很谙熟我国××方言的日本姑娘很敬我，后来因屡次接触，愈形接近亲昵，那位姑娘渐渐露出爱我的词调。
有一天，我去医院里，她对我说：“中国人好食鸦片，好娶妻妾，好说谎话。”我很愤怒；不想这平时爱我敬我的人，竟说出这样侮蔑我们民族的话。我就问她道：“我也是这样吗？”她说：“你却是例外的，——不过你们是多数吧。”我说：“中国人食鸦片虽不少，其实这些人有好多是给你们贩毒的浪人所毒害，天天的报纸都登载这些事；多妻制度虽还有，但也不是普遍的；说谎话更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你的话未免太侮辱中国人！我们相信一个广大的国家定有少数不良的分子，就是你们贵国也是这样。”那时站在旁边的日本青年，他也会说中国话，他说：“你们中国人完全不知好歹，若无我们日本杀退帝俄，中国那有今日？现在俄国势力复强盛，骎骎又将席卷中国，日本关念同种同文，不忍重见异族之专横眼前，不辞艰巨，出兵为中国保卫领土，还被中国人仇恨，反抗，侮辱，你想中国人自己对得住中国人吗！”
我不能任他继续说下，正要开口痛驳，那东洋女子急阻住我，她恐我绊嘴，用温柔的态度，别的言语，来安慰我；但是我不辨清她说什么，转而仇恨她，觉得日本人都是很看轻我们中国。那东洋的女子鼓着如簧的嘴巴，和我解释，但我很厌恶，很冷淡。
我为了大兄的病，还常到那里，可是后来我们越谈越起劲，爱情渐渐的更加深，她每逢礼拜六常常到我寓所坐谈，时间渐渐的长久，爱情一天一天的高涨。她很能谅解我，我也很能谅解她，若不是有国家民族仇恨的阻隔，我们早已正式订婚——结婚了。有时我问她：“你们的政府为什么要这样摧毁中国，来切断我们的爱河？”她也很承认她的政府是在压迫中国，但她原谅日本的向外发展，认为不发展救不了日本的危险。
我们在爱情、性情种种上都能互相谅解，独有这一点的纠纷阻碍着，我们感觉对于这个问题在观点上不能完满一致，不知如何才能解决这问题，请你指教。
八月，八日。唐人寄自星加坡。
唐先生是在觉得爱人与祖国间有着矛盾，他的问题是怎样可以消灭这两方面的矛盾，由此获得圆满的结果。
唐先生的爱护祖国，情见乎辞，这是我们所欣幸钦佩的。我们因为要爱护自己的祖国，所以要反对侵略者侵略我们的祖国。日本对于我们祖国的积极侵略，这是天下所共见的事实，但是我们所反对的是侵略我国的人们，不是反对日本的一般国民。我们对于谅解中国，对中国有着公正态度和同情心的日本人，我们还要敬重他们，和他们做好朋友。关于恋爱方面，也可引用这个原则。就一般说，我向来主张恋爱是应该超国际的，只要两方面是真正彼此相爱，不该仅仅为着国籍的问题而有所踌躇。现在即就中日的特殊情形说，也还是可以引用这个原则，不过需要相当的补充，即唐先生的这位女友对于恋爱是否能有“超国际”的认识。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当然不反对别国人也爱他们的祖国。但是我爱我的祖国是一事，我反对我的祖国侵略别国又是一事。唐先生的女友爱她的祖国还不妨事；但是她如果也赞成她的祖国侵略中国，那就要发生问题了；因为这样，唐先生如和她结婚，必然要常起冲突，要常常彼此不欢的，尤其是因为唐先生是个爱国者。在这里，所谓“超国际”，并不是要人抛弃他或她的祖国，至少要能不把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纠纷混在恋爱里面。这一点是唐先生所要考虑的。
其次，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唐先生的女友嫁的（倘若嫁的话）虽只是唐先生，和别的中国人无涉，但是假使她真嫁了唐先生，和唐先生的亲友乃至社会是不能完全隔离的；如果她觉得中国人除了唐先生都是坏蛋，那她也还是免不掉痛苦的。当然，她现在对中国人的印象那样坏，是由于受了侵略者麻醉的作用，不是她自己原来就这样的。如果她有机会多和中国人来往或接触，也许可以克服她的成见。但是在她的这种成见未被克服以前，唐先生不应该就贸贸然决定。或者唐先生可先介绍她和其他的中国亲友见见面，或交际，使她看出中国人的有好有坏，也和日本人一样，并不都是坏蛋。这是唐先生所要考虑的又一点。
至于那位日本青年说的话，当然是不正确的。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战，在当时是两个帝国主义争夺我们的东北国土，说不上谁比谁好些。这个日本青年当然也是受了侵略者的麻醉作用而不自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