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研戏剧学的洪深君为友人所牵累而吃官司，被巡捕房扣留一夜，本刊上期《每周大事记》中已志其梗概。此事洪君态度坦白，投案自首，现法院虽尚在侦查中，不久当可水落石出。据洪君对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检察官之供词，谓“被告对于戏剧素有研究，社会上亦略有声望，故时有学校来聘为董事校长，我均拒绝，惟对于戏剧学校，则允许之……去夏田汉与数友人欲组织一现代学艺研究所，叫我担任所长，以为号召，吾因情面难却，允之，惟声明不负任何责任”。又据潘公展君到庭所述之证言，谓“此事发动于去年暑假将满，各学校准备开学之际，因见报纸登载现代学艺研究所招生广告，所长署名洪深，我与洪素有友谊，特向劝告，洪云渠由友人强挽帮忙，只任名义，不负责任”。
洪君为热心提倡戏剧与出于友谊而遭此意外之虚惊，我们愿敬致其慰藉，惟此事大可给与吾人以一种教训者，即既任名义，即负有相当责任，既不愿负任何责任，即不应以名义借人号召。一人的名字在社会上能有相当的号召力，必因此人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信用，故既允借人以名义，至少应负的责任，是以其个人已得于社会的信用，保证取其名义者之亦可信用。这样说来，以名义借人者，不但对自己负有责任，对社会亦负有责任，安得谓为“只任名义，不负责任”？
就别一方面研究，不问本身是否值得信用而专欲利用已有信用者之名义以为号召，则对于“信用”之特质亦不免误会。“信用”之可贵即靠有可以令人信用之实质，若徒窃其名而无其实，一旦暴露，信用立即扫地，不但不能利用曾有信用者之名义而挽回“扫地”，也许并牵累此曾有信用者之名义而一同下水。“信用”之为物，是别人觉得你有信用而给你的，不是你所固有的；一旦觉得你的信用靠不住，便可随时收回对于你的信用。我们倘明白“信用”有这样的特质，便不至滥用“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