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非经过不知难”，有人听见本刊有蒸蒸日上之势，也许以为本刊的进行一定是很顺利的了，但是我们在为社会服务方面虽得到多少精神上的愉快，而在对付黑暗的环境方面也常在精神上感觉很大的痛苦，尤其有人往往把“发达”和“发财”混在一起，以为事业既“发达”，在经济上必已“发财”，致本刊感受不少的麻烦。
本刊较前发达，我们不讳言：本刊收入较前增加，我们也不讳言。不过我们有一点要略为说明的，就是“水涨船高”，我们在事业上的正当支出随着正当收入而作同样的增加。我们最近每月仅印刷费及纸费一项已达五千五六百圆，其余一切办公费也须四千圆左右，每月总支出在万圆左右，所以我们是右手来，左手去，足以维持罢了。我们在收入方面，每月广告收入有三千圆左右，但尚不能挹注办公费，此外如本埠报贩及国内外二百余处之代销处批发，均须降低批价，不敷成本，故我们在办公费方面，为维持本刊生存计，只得力求撙节。像记者个人，现在所得的生活费，比我在五年前做中学教员并同时兼点译著工作的收入，并未增多；即其他同事，我虽采用年功加俸的办法，但以他们之勤奋劳苦，如在别的机关里，也许要获得加倍的酬报，又就办事人方面说，除办报所需要的各项人材外，本刊承读者不弃，每日赐函询问或商榷问题者，平均在百封以上，两年前只记者一人可勉为应付，最近襄助此事的同事不得不增至五人，这种经常费也须归入办公费内。记者之喋喋言此，决非有意诉穷，不过略为说明本刊虽较前“发达”而并不“发财”而已。
我说“并不‘发财’”，而不说“并未‘发财’”，因为我们办《生活》原不想发财。这不是唱高调，自己抬高声价，却是因为我深觉得办像《生活》这种刊物的机关不宜发财，发了财便易于多所顾虑，即在可能范围内亦不敢说话，多少不免存着“患得患失”的心理，完全消灭它所应具的独立与公正的精神。本刊现在所收入的常年订费，另外提开存放银行，作为债务，不作为收入，必俟每逢发出一期之后，才从这里面扣算一期之费作为收入。我们的用意，是万一《生活》不幸受意外的压迫或摧残而短命，我们对于所余的订费是应该寄还订户的。爱护本刊的诸君听了也许以为韬奋未免太消极了，其实我的这种态度不是消极，可说是“消极中的积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积极。我把所有的收入用在维持或扩充本刊事业上面去，不替任何私人或机关做守财奴，不能算消极；我要使本刊不至由发财而颟顸而失其服务社会的勇气，不能算消极；我要使社会上的黑暗分子见本社不过是个空壳子而不值得觊觎，平日维持所需的费用是要靠工作的随时收入，没有积好的钱留给任何人坐享，正是延长本刊的生命，不能算消极。
上面说了许多话，不过想说明两点：（一）本刊虽发达而并不发财；（二）本刊原只要事业发达而不想发财。由第二点而又可引申出第三点，就是本刊为什么要事业发达？无非要想竭其棉薄，为社会多争得一线光明，若同流合污而图苟存，不如直截爽快的疾终正寝。很多爱护本刊的朋友，说本刊发达到现在的规模很不容易，应力加维护，勿令冒险，勿多管闲事。他们的盛意隆情，我当表示十分的感谢，但我同时以为《生活》的生存价值在能尽其心力为社会多争些正义，多加些光明，若必同流合污以图苟存，则社会何贵有此《生活》？《生活》亦虽生犹死，何贵乎生存？故我但知凭理性为南针，以正义为灯塔，以为不但我个人应抛弃“患得患失”的心理，即本刊亦应抛弃“患得患失”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