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自己曾经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所以他一生无论是在做事，或是在休息，每天除了饮食做事以外，总是手不释卷。不但从前在海外亡命旅行之中，总于艰难困苦中带有几本关于革命一方面的最新出版物，时常仔细研究；就是后来在火线上督战，也携带许多最新出版的书籍杂志，军事上工作一经停止，便看他的书。孙先生刚逝世后，吴稚晖氏有一次演讲孙先生的生平，说他最心折孙先生的一点，是他的一生好学的精神，提起“一九○八年他（指孙先生）到伦敦时，似乎旅费甚窘，所以有位朋友曹亚伯在学生中凑了三四十镑送他，不料三天以后，我们到他寓里见他，已把那个钱买了一大堆紧要的书……直到前一月，皮海寰先生也对我（吴自指）说：‘孙先生真用功，他把最新欧美的社会学说，无不浏览。’”这便是中山先生给我们做好模范的研究的精神。
中山先生在他所做的《民族主义·自序》里面，很痛心地说起“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竟将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后来他匆促演讲，才根据笔记刊单行本以饷同志，说“此次演讲既无暇晷以预备，又无书籍为参考，只于登坛之后随意发言，较之前稿，遗忘实多……尚望同志读者，本此基础，触类引伸，匡补阙遗，更正条理，使成为一完善之书……”可见孙先生不但自己富于研究的精神，并以研究的精神勖勉后人。
研究之所以重要，因为必须有充分的研究，而后不至作无意识的盲从；欲望人不作无意识的盲从，不但不可闭塞人的聪明，压迫人的思想，反而应该鼓励他作平心静气的仔细研究。世界大势所趋，私人资本主义终必灭亡，社会主义终必胜利，在有识者已认为无疑的倾向。中山先生认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一种，为最适宜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在他虽早已胸有成竹，但对于“革命方面最新出版物”，对于“许多最新出版书籍杂志”，对于“最新欧美的社会学说”，仍是“无不浏览”，乃至“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记者深觉我们在今日尤当效法这种研究的精神，政府以及领导国民思想的人们也应该容忍各人有这种研究的精神。
试以近事为例，苏联的五年计划，在欧美书报杂志固倡言其详细内容而无所忌，在日本更几于人手一编，骇汗相告，孜孜研究其得失与影响，在我国的译本则昙花一现，瞬即禁止发行，不易购买。记者之愚，以为盲从盲动不可，作客观的理论上的研究，正为避免盲从的最上法门，不宜强制压迫，闭塞聪明。中山先生固遗我们以《实业计划》，为建设的明灯，但实施时的具体细则，专门方案，仍有待于后继者之虚心研究，似无可疑，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闭固拒，实非所宜。
盲从好像戴有色眼镜看东西；研究好像用显微镜细察；深闭固拒，闭塞聪明，则等于闭着眼睛不看！有眼睛不看，或不许看，便等于瞎子！瞎子更易于盲从，这是很显然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