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天津《大公报》记者曹谷冰君于本年三月间赴苏俄旅行四个月视察所得的笔记，由该报馆发行，全书二六○页，定价一圆。《大公报》记者张季鸾君为此书作序，谓“中国国民应秉自己之理想，为自己之建设……然同时自应广求各民族建国之道，弃短取长，以为己用”，他以为对苏俄“精神上方法上可取之点，则我三民主义下之政府人民亦固可取而行之，此研究苏俄之所以不容缓也”。我以为用此态度研究苏俄，非特无流弊，且为必要。张君在他的序里并提起于右任氏写过一封信对他说：“俄人招待游客与新闻记者，皆其党中经专门训练之能者任之。得材料于此辈手中口中，自己引为得意，而不知彼亦得意，或更过我也。”愚意我们所知者即仅属其光明方面而非其黑暗方面，然我们倘能取其光明而勿效其黑暗，则于我仍有益而无损。我看完这本笔记，觉得特别可以注意者有三点：
（一）干部人物以及一般为国服务的官吏之能刻苦奉公。据说俄国官吏的享用不及一个工人。仅就坐车一端而言，“苏俄全国是找不出一辆私人汽车的，所以不拘是中央委员或任何高级官吏，他们自己都没有汽车，遇有公务，便坐本人服务机关所备的车子，如果他的住所和服务机关距离不很远，那末就是上衙门去或由衙门回家，也得步行，不然便和人民一样乘坐电车或公共汽车……他们的‘衣’和‘住’呢？比较人民也没有什么区别，住房子固然要依照实际的需要，不得随便占住超过需要的大厦，便是购买衣服，也得依照一定的手续，领取凭证，和人民一样办理。”而且“只有官吏的夫人小姐们是绝对没有装饰的，这是什么缘故呢？一来因为官吏最高的俸给，还及不上一个工程师，根本上就没有闲钱给他眷属买装饰品；二来因为社会的监督很严，如果装饰起来，一定会叫人家唾骂”，这样看来，“俄国官吏的享受还比不上普通的人民”。这才可以叫做“公仆”，若“升官”便是“发财”，便是穷奢极欲，剥削民脂民膏以自肥的捷径，那只是“公贼”！
（二）积极建设。他们的建设不是少数阔人建设自己的别墅，建设自己的财产，是替“国计民生”积极建设。讲到工业建设，“轻重工业合计，则一九三○年工业生产较一九二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讲到农业改革，采大规模的集产农场办法，实行农业电气化，就肥沃之荒地竭力开发，以增加农产；一九二九年全国粮食产量七千二百万吨，一九三○年增至八千六百五十万吨。此外关于交通建设，航业发展，均有统计上的增加。现在俄国所聘的外国工程师总数就在七千人以上了。
（三）积极扩充国民教育。“一九二○年识字者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三一·九；一九二六年占百分之三九·六；一九三○年则占百分之六二·六……自本年起实行强迫教育，凡儿童年满八岁者必须入学，……成年人不识字者亦设种种学校……期于五年计划完成之际，将全国文盲全部铲除。”
著者说：“制度固然很重要，然而实际的政治设施比较制度还重要”，诚然，若仅有吴稚晖氏所谓“党八股”而不重实际为国为民的切实工作，有何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