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与枪杆 徐一贯
近来《生活》读者有望先生弃笔杆而拿枪杆的趋势，在漆黑一团人心愤激今日的中国，这原无足怪；不过拿惯笔杆者，枪杆是拿不动的。试想一个温和的文士，手无缚鸡之力，眼光近视到五百度左右，皮肤白晳如处子，每日的行程不过十里，一日风霜，十日卧床，只有在思想的领域他能发挥最大的威力。一旦头戴钢盔，下扎绑腿，身负弹带，肩负毛瑟，还有大刀一柄，食囊水袋被服等等，不要说他能冲锋陷阵，就这些东西压也要把他压死了！所以“剃头刀不能作劈柴用”，这就是真理。
实在武士有武士的需要，文士也有文士的用处。武士攻城略地，文士诛暴攻心。若在领导大众，指示是非，培养革命意识，启发民族观念方面说，文士实比武士重要得多。现在国难当前，杀敌致果，收复失地，固然要靠武士，但巩固后方，组织人民，团结精神，褒贬忠奸，在在要靠文士努力。武士扬帆，文士掌舵，同舟共济，各尽所长。若命温文者流出发前敌，并其思想躯壳悉葬于炮火之下，那真是以金刚钻灭火，火未灭而钻先尽，这样牺牲不得其道，殊不足取。
《生活》的风行国内外，便是养成了不少的战士；《生活》的被禁邮递，便是战胜的表现。这里所需要的勇气不减于战场，只要《生活》的读者都能和《生活》立在一条战线上向前进，敌人——无拘国内国外——早晚一定消灭，这是我相信的。顺颂撰安。
编者按：徐先生对于艰苦患难中的本刊的殷勤慰藉，我们不胜感愧。至于文士与枪杆，记者愚见，以为这两方面固然不能有绝对的可以相通，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能相通。像记者固不是“武士”，也不配“文士”之称，对于这两面的人可谓无所用其偏袒，但徐先生所描摹的文士，似乎是把我国老式的书呆子作模型，其实在现代，尽管拿笔杆，体格也可和拿枪杆的一样的健全，不一定要“手无缚鸡之力”，“眼光”又要“近视到五百度左右”！
即就我国的历史言，由“文士”而成名将的不乏其人，较近的如前清道同间曾国藩、罗泽南等，虽因与洪、杨对抗，同族相残，为世垢病，但就武功一端而言，皆以在野“文士”（时曾为丁忧在籍侍郎，罗为廪生，皆以笃学闻于时），督办团练，编制乡勇，所向无敌。再近如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人物托罗资基，在未当权时是个新闻记者，政论家，但后来组织红军，便是个军事家，击退英、美、法、日等强国的联合干涉和白党军队，其战略为军事专家所推崇。我们似乎不能说文士和枪杆绝不相容。这当然是就一般说，记者自己一样都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