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和“抗日救国”的“机会” 朱光
我自从读了贵刊以来，确实增加了不少的知识，但是在最近国事紧急的时候，贵刊对于抗日救国的言论很少发表，单就贵刊宝贵篇幅讲，小小的“恋爱”问题，就占了三分之一。在这里我先得要请原谅的；就是：我是没有受过完全教育的，为贵刊的言论计，为吴先生和克士先生本身计，我自己的热血冲动了有几句话，不得不说：以后希望贵刊对于这不关紧要的“恋爱”言论，稍事点缀即可，不要失了贵刊的价值，最好请提倡这种问答式移向“抗日救国”的言论，希望吴先生和克士先生用在“恋爱”大作上的脑筋用些“抗日救国”的言论上去。至于普通的一班谈“恋爱”的人们的艳福，只派公子小姐想的，这个“机会”我们穷小子想不到。讲到“抗日救国”一事，众论纷纷，莫衷一是，如胡适博士的既不主战又不主和的臭论，真是狗屁！惟恐人知的受过高深教育的爱国，更狗屁！总之，“抗日”的决心，只有拿铁和血和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拼。因为它们侵虐我们的野心，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做一个忠勇的战死鬼。人类的竞争本来如此。我不消灭它，它就要想消灭我。我要想生存，就非消灭它不可。“救国”那能使人不知道呢！关于救国的政策，可以不令一般人知道吗？唤起同胞乃急不可缓的事情，尤其是教育这样不普及的我国。我从家里出来了将近四年，当了一年的步兵，经过数次的战事，二年的宪兵，学了点知识，病了几个月，最近做了几个月的宣传工作，自己用去十数圆，这是我几年来实行做的“抗日救国”工作，现在奉令结束了，徘徊歧途的我，不知怎样是好？到前方去吧！千里遥遥的路程，没有一个钱，怎么去！唉！我是要到前方去的，但是怎么去呢？唉！所以我说不但谈“恋爱”要“机会”，就是“抗日救国”也要“机会”。
朱先生的来信，对于最近本刊信箱里有一部分讨论恋爱问题表示不满，希望把“用在恋爱上的脑筋用到抗日救国上面去”。此外我们也接得别的几位读者的来信，和朱先生表示同样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朱先生这封信是代表着一部分读者的感想。这些不满意的感想，有一部分出于误会，一部分则由于不明瞭本刊最近对于抗日问题的根本态度，误会应得解释清楚。至对于抗日问题的态度，我们更早已想有所表白。现在趁着答复朱先生来信的机会，向读者们作一番比较详细的陈述。
本刊的“信箱”栏，是公开的园地，留给读者们自由讨论他们所关切的任何问题，只须有公开的价值，我们并不加以怎样的限制。最近四五期中，因为许多读者们读了克士先生《恋爱和贞操》一文，都感觉有发表意见的必要，所以来了许多通信，我们顺从读者们的意思，把这些信件择尤发表，并请克士先生答复。自然我们并不是故意在这国难深重的时期提倡恋爱。而且克士先生所发表的文字，说明恋爱只是一种简单的欲望，绝不是怎样神秘的东西，目的正在于纠正公子小姐们把恋爱当作精神游戏的那种错误观念。只有把恋爱当作精神游戏，才使青年们陷入于卿卿我我哥哥妹妹的颓废生活中，而离开了对外部的现实世界的斗争。所以克士先生辟正这些精神的恋爱观念，直接地引导青年以进于现实斗争的途径，间接地便是鼓起民族社会意识的一种方法。这至少比“念经救国”，“跳舞救国”“考古救国”更有意义得多。也许有人不能同意于克士先生的这些见解，这自然因为各人认识不同的缘故。但至少却不能误解，以为我们是在提倡公子小姐式的恋爱。我们如不是丧心病狂到极点，在大半个中国已给帝国主义武力侵占的时期，怎么还能有提倡公子小姐式恋爱的闲暇呢？
但是在这国难深重的时期，我们为什么不把本刊的大部分篇幅，都留作抗日问题的讨论，却在第十五期上发表克士先生关于恋爱问题的文字，而且又在以后各期发表了许多篇关于恋爱问题的通信？这却和我们对于抗日问题的最近态度有关，倒是十分值得讨论的。
先说克士先生写《恋爱和贞操》那篇文字的动机。克士先生在那篇文字的开端便说：“说得好听点，不说卖，说送吧，土地是整块整块的送掉了。但‘礼尚往来’，报酬终究是有的，帝国主义者对于投降进贡的人决不会亏待，吃亏的当然只有老百姓，事实已表示得太明显，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反正文字上的说明不及事实的清楚，我在无话可说之中谈谈恋爱和贞操吧。”
在这一段里克士先生已说明白，是因为对于抗日问题“无话可说”，所以才来“谈谈恋爱和贞操”。（自然是于“无话可说”中偶然“谈谈恋爱和贞操”，并不是劝大家一齐丢开了抗日，来“谈恋爱和贞操”，更不是主张大家不去抗日而专谈恋爱，细读克士先生的文章的人，定会明白克士先生的用意是正相反的。）对于抗日问题的“无话可说”，编者和克士先生完全同感。自九一八以来，编者对于抗日救国，话是说过不少了，读者先生们应该都记得。但是话说得越多，国难也越加深重，现在却真是无话可说了。要是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证明反帝国主义的必要，那这事实难道还不够明白，不必说东北，平津，上海的民众都领受了轰炸机和大炮的实惠，就是其余各地的民众，难道不会不感到切肤，还会不想到要消灭帝国主义吗？“如胡适博士的既不主战又不主和的臭论”，我们固不想说；至如“航空救国”“奖券救国”“游艺救国”之类的高论，我们也不想说，因为事实告诉我们，目前流行的“什么救国”，只能发生一个作用，就是把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老百姓，再加搜刮一下；而搜刮得来的钱，又并不是跑到抗日战场上去，却是送到阔人的荷包里去，送到外国银行或外国军火商人那里去的，甚至是替西人去销售地皮古玩的。（请看五月二十二日申报所载《穆藕初为航空救国奖券事致王晓籁书》。）
此外本来还可以“说”许多“话”的。但是“抗日”不免妨害“剿匪”。目前的功令，是“剿匪”急于“抗日”，所以“抗日”的话说的太多了，就会妨碍“剿匪”，而妨碍“剿匪”就是“危害民国”！本刊去年因为对于抗日的“话”“说”的太多了，被当局扣寄，直到现在仍未开放。这事实读者先生们应该都知道的。而且即使政府准许自由“说话”了，实际上并没有多“说话”的必要。克士先生不是说的很对吗？“事实已表示得太明显……反正文字上的说明不及事实的清楚。”
本来“说话”是为了阐明事实，但现在“事实”是比“说话”更清楚了，再多说去就变成“废话”。这是我们对于抗日问题最近感觉到“无话可说”的原因。（虽则记者还在“小言论”时常不自禁的说些“废话”。）
但是我们不多“说话”，并不因为我们已忘了“抗日”。本刊不全谈“抗日”，而亦谈及“恋爱”，也不是因为本刊把“恋爱”看作比“抗日”更重要。
正是相反的，越是不多“说话”，越是表现出来事实的严重。我们相信真正抗日的民众，在现在说话一定比一年前更少了。因为现在确已不是说话的时期，而是行动的时期。行动就是最有力的说话。就像朱先生，他在过去实行做“抗日救国”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不“说话”或少“说话”的，只有在“奉令结束”以后，才感到“徘徊歧途”，才感到要“说话”。
现在不但已不是多说话的时期而是行动的时期，而且不是个人局部行动的时期，而是广大民众行动的时期了。要想用个人的局部的行动，去抵抗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依附者对整个民族所加的压迫，本来只是一种妄想。义勇军的局部斗争，和锄奸团的个人愤慨，事实已证明是完全失败了。因此很多的热血青年感到“徘徊歧途”的烦闷，朱先生也便是一个。我们以为朱先生以及许多青年找不到“抗日救国”的“机会”，只是因为误信可以个人行动的“抗日救国”的缘故，其实个人的抗日，即使有了“机会”，也是无用的。真正的“抗日救国”，只有参加广大民众行动才有办法。广大民众行动，不仅是“到前方去”，而且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斗争，所以不怕没有机会参加。而且也决不会“徘徊歧途”，因为民众的行动是只有一条路的。
自九一八以后，直到了今日，帝国主义的武力的，政治的，经济的宰制，可以说已经大部分告了完成。帝国主义的依附者已经把半个中国，双手捧献给我们的敌人，剩下的半个，也在重重的压迫下呻吟着。横在我们前面的，已不是先安内后攘外，或先攘外后安内的问题，而是唤起广大的民众运动以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依附者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形，这广大的民众运动，是必须到来的。
但是这广大的民众行动，必须有广大的准备与训练。这准备与训练，不仅是组织方面的，而且也是意识方面的。不是从意识上把民族的弱点，革命的障碍，完全扫清，民众行动依然不会得到最后的成功。这思想和意识的准备，是本刊目前努力的方针。本刊愿意更实际的，更进一步的，为这广大的民众行动宣劳。这是本刊对于朱先生的答复，也就是本刊最近态度的自白。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