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什么花样？ 陈敏群
我对于先生向日所抱的精神，及撰述《小言论》中的文字，同样非常的敬佩。也许不止我一人对你有如此同情，凡是关心《生活》爱读《生活》的大众，都有这种自然的倾向。昨天读你《民权保障同盟》的一篇大作，颇有所感。本来这些痛心的事实，早已呈在我们的眼前；吾们挤在漆黑一团的中国社会里，发见了一线曙光，怎不乐意去迎受？诚然，“我们对于诸先生的意旨和热诚敬表示无限的钦佩”以外，“我们当然希望该同盟的成功”！
不过在另一方面，也须想到我们眼前所在的境地是怎样？先生今日处于言论界比较有力的地位，对于外界的攻击和摧残《生活》所感到的困苦的情形，自然特别的多。虽然我们也向来知道先生主持《生活》的态度是公正坦白，《生活》的立场是始终站在无党无派的战线上沉着奋斗的；然而一读那篇文字，好像你对于几位发起人一再表示五体投地，却忘记了申述到自己毕竟是怎样的立场！因此，在旁人或以为你一向思虑周密，独于此文把最要紧的一个注脚竟会疏略，不免予人以造谣的机会了。至于我则因素来爱护《生活》，突然发现了关于这种“组织”的文字，居然占到重要的言论版中去宣传，亦不由不疑今后的《生活》究竟变了什么花样？这是要我写出这信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最后，我们依旧热烈的希望“本刊言论要以光明磊落的公开态度与国内外同胞相见”！先生的态度要以“不受任何个人任何团体的牵制”，坚毅的干去！这二句话原是先生二年前自己的宣言。时代虽已变换过了，先生对于《生活》读者的期望，当不致跟着时代的急流一同转移吧？愿候指教！
陈先生爱护本刊的热诚恳挚，记者敬代表本刊致其诚挚的谢意，并要负责告慰陈先生以及也许和陈先生有同感的读者：《生活》除公开发表的“立场”和主张外，并未曾“变了什么花样”。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于本月十七日下午在中央研究院开成立会的时候，陈彬龢先生一见着我，劈头第一句就说：“这是你的破天荒！”诚然，这是记者第一次参加一个正式的“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和任何政党的性质不同，乃以一般的民权为努力的对象，参加的人并不致因此失却他原有的立场和主张，也就是不至于“变了什么花样”。这个组织的重要发起人是宋庆龄女士和蔡孑民先生，虽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党员，但他们却不是以党的立场来发起这个组织。这个“同盟”的目的有三，记者已在本刊本卷第一期里《民权保障同盟》一文中说过，兹不赘述，现在所要申说者，就是那三个目的都是就一般民众的立场说法，都不是任何特殊政党的特殊党纲中的条例性质。该“同盟”第一次的《宣言》里有过这几句话：“凡赞成本同盟主张并愿从事实现此主张之实际工作者，不拘国籍性别及政治信仰，由会员三人之介绍，经执行委员会多数之通过，得为本同盟之会员。”倘若是属于政党性质的组织，绝对不能“不拘政治信仰”，这是很显明的。
该“同盟”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华安大厦招待中西记者，记者承邀列席，发起人诸先生表示希望在座者入会，记者当时觉得该“同盟”的实际效果，和“废止内战大同盟”究竟有何分别，殊属疑问，本未想参加，并当场将此疑问提出向发起人质问，后经发起人详加解释，觉得此种组织至少可在可能范围内揭发不依法律手续而用秘密手段摧残民权的行为，由此唤起当道及社会的注意。例如在“容共”时代，一般所谓“要人”也者，对一般青年把“共”捧到天上去，“清党”之后，身居“要人”地位者翻过脸来又是一套说法，不但丝毫不受损失，且安富尊荣，顾盼自若，而一般人中藏有《马氏文通》者亦有被拘入狱的资格！（此事前在四川曾演过一次，最近在北平与许德珩同时被捕的台静农，又因为搜出了一本《马氏文通》，一度同尝铁窗风味，以后姓马的作家大有走头无路之苦！）据孙夫人说这种含冤入狱的青年，哭诉无门，为世人所不闻不问者，为数已不少，倘能揭发营救，也许可以减少几个冤鬼。关于调查监狱一事，听说已得司法部长罗文干氏的同意。况且该“同盟”的发起，虽孙夫人在“致词”中谓“本同盟所最欲致力者，在援助充满各监狱之无名无告及不为人知之大多数政治犯”，但关于“协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一切奋斗”，亦列在该“同盟”目的之一，我们在“言论”“出版”方面努力的人倘仍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似乎亦有些说不过去，所以记者最后才决定参加，而且此事既与“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有关，和本刊的事业也有相当的关系，所以记者参加，也还不脱离以本刊事业为中心的意思。但记者虽认为此事不无尝试的价值（究竟将来能尝试出什么成绩来，尚不可知），并不存什么奢望，关于这一层的意思，在《民权保障同盟》那篇文里已说得很明白，看过的人想都知道，不必我再噜囌了。
该“同盟”上海分会于本月十八日所发表的《宣言》，劈头有这样的几句话：“自来为争取政治社会经济及道德诸自由之一切奋斗，其基本目的，必为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不受强力干涉，自由发表意见，与对妨害多数幸福之社会势力，自由揭露及批评之权。真正德谟克拉西之观念，三百年来，一切社会奋斗，奉为准则，数百万人为之流血杀身者，至今仍为社会与经济奋斗之中心；然其效果苟仅及于少数人民，不得谓为成功，惟大多数民众获享其利益之时，德谟克拉西始得谓之成立。”这种大众的立场，也还算得不违背本刊向来的态度。
陈先生说“好像你对于几位发起人一再表示五体投地”，似乎颇不满意，其实记者在那篇文里很明显的认为“在目前的实况之下”，这种“组织”说不到“有效与充分之改革”，称为“五体投地”，未免过于言重；而且在全文中仅说了“我们对于诸先生的意旨和热诚敬表示无限的钦佩”一句话，是对发起人表示敬意的意思，称为“一再表示”，也很冤枉。其实我们就事论事，对于应该严厉制裁的事情，不妨严厉的责备；对于应该积极鼓励的事情，也不妨竭诚赞许，就此事的发起动机及为公道而努力的精神而论，我们对于此事的发起人为着此事表示钦佩，似乎不能算为逾分的事情。陈先生素来爱护《生活》的诚意，情见乎词，记者临了还要重申感谢的意思，至于上面略有申述，不过是在本刊的好友之前，无话不说，想到那里，就老实说到那里，我们深信只有开诚布公，才能释疑，区区愚忱，想蒙陈先生加以鉴谅。
最后还有一点虽似乎是题外的问题，但也想乘此机会提出来谈谈，那就是大家对于任何党派的厌恶的心理，对于“无党无派”的信任的心理。这种心理当然有事实上的背景，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什么党什么派太多了，已使民众听了头痛，看了心惊，要寻觅和大众的意识，大众的需要，大众的欲望，大众的主张，立于一条战线上的，却只得向“无党无派”的堆里去找。事实上既有这样的情形，要一般人的心理不往这方面跑，是不可能的。
同时记者深信中国要得救，要走上轨道，决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负得起这个使命的，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计划周详，真心为民族前途大众福利而努力奋斗的集团，领导全国民众共同奋斗，才能负得起这个重大的使命。我对此点既深信不疑，同时默观静察，感觉到一般人痛心疾首于党派的心理之深刻，不禁发生无限的感喟。但是这种心理既有事实上的背景，凭空要希望这种心理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必须在事实上有了改变，然后才能引起民众的信任心。宣言文电上的空话，尽量的发出不兑现的空头支票，虽可欺骗民众于一时，但要获得民众的诚意信任，非有事实上的表现不可。已有的政党如不注意这一点，终必没落；未来的或正在醖酿的政党如不注意这一点，也必蹈覆辙，这是决然无疑的。
本刊有本刊的立场和主张，这在本刊上所发表的——尤其是一二年来——文字思想，已“以光明磊落的公开态度与国内外同胞相见”，至于“无党无派”不过是一种事实，我们并无意于暗示凡是政党都是要不得的。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