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对中国历史有兴趣，凡与历史有关的文字都有阅读的兴趣。但等自己从事历史研究后，却对现有的历史书越来越不满意，特别是那些普及性的、通俗性的历史书。这倒不是狂妄自大，看不起那些作者，也不是说中国没有高质量的历史著作。我不满的不是历史专著，而是普及性的学术著作，或者是通俗性的历史书。中国不乏高质量的专著，但往往缺乏将这些专著的观点的内容普及，能适应广大中等以上或以下文化程度读者的需要，让他们喜爱读又读得懂的书。
更使我惊奇的是，多数非历史学界的人士，包括社会精英、专业人士、中高级官员，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基本还停留在中学教科书的水平，局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和结论。就是历史学界比较年轻的同行，也往往不了解其他分支和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概念。至于民间流传的历史，更多的是来自影视“戏说”、小说、戏剧和媒体上的文章。
不过仔细一想，这也是很正常的。社会分工和学科分类越细，多数人对专业以外的了解越少。专业的成果越高深，专业以外的人就越难了解。如果只有这一类著作，其他专业或行业的人就不得其门而入，更不用说普通读者。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我对本专业以外的知识，包括历史学的其他分支的了解也很有限，但想花不多的时间了解某一分支或某一方面的最新知识，往往也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书。
其实，历史是最容易吸引读者的。这不仅由于人类对往事与生俱来的兴趣，也是因为历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历史事实可以演化成无数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感情充沛的故事，断文识字的人都能接受。但中国的历史那么长，涉及的范围那么广，有了解不完的史实，讲不完的故事，没有人能够穷尽。如果只是为了娱乐和了解，固然多多益善，如果想比较系统地或比较概括地了解中国历史，就不得不有所选择，并根据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标准。
偶然了解图像压缩和识别技术的基本原理，给了我新的启发。一个连续的动作，要将它完整地拍摄下来，每秒钟至少需要拍一二十张照片。如果拍摄的速度再快些，照片拍得更多些，动作会更精确清晰，占用的信息量也越高，成本越大。但这些照片中并不是每一部分都需要的，在一个动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一部分或每一个点都在发生变化的，或者虽有变化却很微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同样，每个人的相貌都不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或场合下的相貌也不会完全相同，但机器在识别时，不必比较每一个点，只要记住一个人的基本特征就可以了，特别是那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基本保持不变的因素。经过这样的处理，不仅可以过滤大量的无效信息，节省了处理时间和工作量，而且使结果更可靠。如果能将这一原理用之于普及历史，那么只要选择最富有特色或最稳定的片断，就能在有限的信息量之内，比较科学地重现历史。
十几年来，我陆续写了一些普及性的历史文章，一般都是就中国历史上的某人、某事、某一现象，比较详细地叙述来龙去脉，包括某些容易被人忽略或歪曲的细节，当然也免不了做一番议论。撰写时并没有通盘考虑，首先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因为我想，连我自己都没有兴趣的人或事，是不可能写得让人家有兴趣读的。除非是写一本书，有时因为这一部分内容不可或缺，非写不可。这也是写单篇文章的好处，不必为“完整”“系统”而写自己不想写或写不了的内容。其次是要此人此事具有特色或代表性，能具有“图像压缩”的功能。再者，在史实以外还能发些议论，多少能给读者一些启发或思考。还有一类题材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即指出某些习以为常的说法、视为定案的结论其实并非如此。但这不同于翻案文章，主要是澄清事实，或揭示矛盾，未必是黑白之争，是非之辩。
我曾经答应陆灏兄写一本普及性的中国历史，甚至已经想好了一个书名《国人国史》，但至今仍在设想之中，却一直没有动笔。所以当他提出将我这些文章汇编成书时，就难以拒绝，以便减轻些长期未能兑现承诺的歉疚。
这些文章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的某一个片断。由于写之前没有什么计划，所以并没有覆盖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或各类人物、事件、制度。这自然与我的知识和兴趣有关，比如我对蒙元史改革研究得太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文章，秦汉时期就写得较多。还有的题目酝酿已久，如霍光，却因杂事缠身，拖了几年尚未写成。好在这些文章都是片断，没有严格的数量规定。如果写得出来，读者又有兴趣，那就留在下一本吧！
2006年7月7日于京华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