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则为之
真正的“道德”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利他”。
不可否认，道德在很多时候确实体现为一个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有时候甚至会舍弃“小我”的生命。这样的“道德”确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已然化为彻底的“利他”。但容许我们在面对这样悲壮的事件时追问一句：“一个人的生命何其珍贵，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为什么会有人甘愿放弃自己如此宝贵的、唯一的生命而去‘利他’？”换言之，生活中人们常说“舍得”，常说凡事“有舍才能有得”，那么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人宁可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而去捍卫“利他”，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很多人敬仰道德，但并不以它为生活的信念，正是因为我们耳闻目睹太多这样的事实：一个人若坚定地追随道德，注定要舍弃很多。而我们不明白的是，从道德中，我们究竟能得到什么？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孔子一个著名的弟子宰予，字子我，亦称宰我，名列“言语科”的第一名，被誉为“孔门十哲”之一。他思想活跃，好学深思，善于提问，是孔门弟子中唯一一个敢于正面对孔子学说提出异议的人。他向孔子指出“三年之丧”的制度不可取，理由是“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主张“一年之丧”。孔子不反驳，只问他：“汝安乎？”宰予回答：“安。”孔子回答：“汝安，则为之。”
其实，道德不道德，其得失全在于一个人独处之时的“扪心自问”——问一问我们的这颗心：我这么做，“安”乎？——“心安则为之”。
这样看来，“道德”不只是“利他”，也是“利己”。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不图美名，不求人知，只因唯其如此，我才无愧，我才心安；如果不这么做，我什么也不会损失，除了“心安”。所以，人们之所以追求“美德”、践行“道德”，不单纯是为了“利他”，更是通过这样的“利他”实现最高境界的“利己”——问心无愧、心安理得。
或许对于真正的有德之人，这才是他精神向往的至高“荣耀”。就像孔子73岁时预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反观一生，自认“大节无亏”，可以安然去也。当人对世界有了“告别意识”，反躬自省之下能问心无愧，实在难得，因为这意味着，对他而言，这一生已没有一个必须要说的“谢谢”，也没有一个必须要说的“对不起”，外无愧于人，内无愧于心。那是何等骄傲、何等气派！
道德是人性的“孩子”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总把道德看得不食人间烟火，好像全然忘我而一味利他的才称得上“道德”，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幸福让你带走”。其实，这不一定是高尚，有时可能是矫情。
人性天然是复杂而多层次的，既包含了一些恶意，比如荀子在性恶论中提到的“好利”（贪婪自私）、“好色”“疾恶”（嫉妒仇恨），也包含了一些善念，就像孟子论证“人之初，性本善”时提到：一个人只要还能被称之为“人”，还有“人性”，那么他的内心就必然存有这样一些“道德”的种子——“恻隐之心”（仁慈）、“羞恶之心”（正义）、“辞让之心”（谦逊）、“是非之心”（理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与生俱来的“良心”。即使一个人后天做了坏事，背弃了道德，不代表他没有那些“种子”，“种子”还在他先天的人性之中，只是后天的种种因素遮蔽了它们的存在，阻碍了它们的成长。正如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再十恶不赦的坏蛋在人生的某一刻也会有“良心”的萌动和流露。
因此，不要把道德误以为是人性的束缚，它不压抑人性，恰恰相反，它内在于人性，归属于人性，是人性最古老、最原始的“善端”（善的种子）。我们常常感觉“幼小的心灵”特别富有同情心，具有一副天然的“好心肠”，这样的“良心”正是人性之初未受污染、未经磨损的本色。
所以，道德本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又怎么会压迫人性？可以说，道德源自人性，是人性的“孩子”，道德爱护人性，所以对人性善加引导，以免其骄狂失度而自食恶果。
真正的道德发乎天性，落于心安，类似于“本能”，不是一个人再三权衡后去“行善”，而是心有不忍，于是身体力行。因此，对人进行道德教化不能通过诱之以利或者以权威相迫的方式，这只会教出更多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伪善之徒；同样，对自我的道德修养也不能靠自我压抑来达成，那只会演变成一场自己对自己的暴力镇压，结果只能是在意识层面上制造更深的自我分裂。
逼迫他人从善可谓一种道德绑架，这不道德；那么逼迫自己从善也就是对自己的道德绑架，同样不道德。因为这“善”只是被迫无奈的服从，而不是心甘情愿的承担。换言之，这样的“道德”基于对他人或对自我的“不道德”，这样的“善”源自对他人的逼迫和对自我的专制。而道德又怎么能建立在这些“不道德”的基础之上？不自相矛盾吗？
真正的道德从来是在“利他”中实现精神的“利己”、在“立人”中完成真正的“自立”，是“利己”与“利他”的和谐统一。如果我们能对“他人”的困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那么我们的“利他”行为，就会变得格外自然；如果我们能对他人转危为安、生命得救、重回校园、衣食有保……有着切身的“感同身受”，那么他们的幸福又会带给我们多大的幸福！我们选择了“利他”，却又是多么的“自利”！
就像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名言：“他人是我，他人是另一个我，他人是那个不是我的我，他人是我所不是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他人与“我”之间并不是全然隔绝的，“他”或许就是往日的那个“我”，而“我”也曾是、正在是、或将是某一个“他”。
“感同身受”，或者说“恻隐之心”连接起了“他”与“我”，也就连接起了“利他”与“利己”，这便是“道德”温柔的起源。
自律的种子，开出自由的花
心是内在的“世外桃源”
真纯的“道德”固然会实现“利他”，同时也成全了一种至高境界的“利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合情”才能“心安”，“合理”才是“理得”，“合乎情理”便是真正的“道德”，它自然而然能使人“问心无愧”。
“心”是何等重要，它是我们内部世界的“世外桃源”，它只属于我，只有我才找得到通向桃源深处的曲径幽道，它也只为我一个人提供逆境之中可以喘息休憩的安宁之处。除了我们自己的“心”，可能我们再也找不见其他一个能伴随我们一生，与我们一同出生入死、始终不离左右之物。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财富得失不定、权势涨落无序、祸福起伏难测、身体发肤旦夕间逐渐老去，我们虽对此心有不甘、心存不安却无计可施、只得认命。“无可奈何而后有思”，无能为力之下，我们却从未停止寻找人生可以恒久之物的渴望，于是我们将深情的凝视转向亲情、友情、爱情。深情厚谊的纽带使我们无常的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慰藉，我们不再显得那么孤孤单单、飘飘荡荡、形影相吊、无家可归。但是，纵然有亲情包围、高朋满座、妻儿相伴，偶尔当我们在昏黄的台灯光晕中暗夜独坐，仍时不时感到世界离我们很远。这时，“心”成了我们最后的栖息地——一个足以与世俗生活相抗衡的“彼岸世界”。
前面说到，道德让人“问心无愧”，这便是在滋养这片内在的彼岸世界，因为“无愧”才能“坦荡”，而“坦荡”即是精神的“真自由”。
因此，与我们很多人对道德的理解正相反，真正的道德不是对个人自由的“剥削”，恰是对精神自由的“成全”。若远离道德，心灵便无自由可言。
道德是精神的自律
或许会有人提出，马克思对“道德”的定义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在这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看来，“道德”是“自律”。“自律”？！在我们平时的生活经验中，“自律”给我们的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感觉就是“不自由”！“自律”何以能成全“自由”？若“道德”意味着“自律”，何以可能导向“自由”？
这样的疑问不无道理，即使在与之相对的我们东方文化中也有相似的结论。比如儒家常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毋庸置疑，“君子”是“有德之人”，或者说，在儒家的概念中，“君子”之为“君子”，其首要条件便是“道德”。那么一个人若渴望成为“君子”，他必须坚守“道德”，他要做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有所不为”就是“有不可以做的事情”。“不能”“不可以”不就意味着“不被允许”吗？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还能是“自由”？
儒家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是他人的要求，不是社会的律令，而是君子的自律。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前面——“若‘道德’意味着‘自律’，那么‘自由’从何而来？”
其实，要说清这个问题，只需回答另一个疑问：一个“有德之人”为什么要“自律”？
所谓“君子”说到底就是“有情有义之人”，只做有情有义的事。那么君子为什么要“有所不为”？因为那些事无情无义，做了那些事，自己也就成了无情无义之人了。那些事君子断不会做，因为做了，心里有愧，心不安。为“可为之事”，誓死不为“不可为之事”——行合乎情理之事，做有情有义之人——这就是一个君子、一个有德之人的“精神自律”，如此他才能长久“心安”。所以“道德”需要“自律”，这样的“自律”使人心灵舒展，使人精神自由，使人更看得上自己这个人。
这样的“自由”可能与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的“自由”有着极大的不同。生活中我们常常把“自由”想象为一种近乎绝对的“无拘无束”，或是“应有尽有的丰富”，或是“为所欲为的放纵”，或是“肆无忌惮的言行”。我们总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其实不然，所谓“为所欲为”，就是“为‘欲’之所为”，也就是做我们的欲望要我们做的事。换言之，“为所欲为”意味着我们已然被欲望所左右、由贪婪驱使，不是我们在主宰或支配自己的欲望，相反，倒是欲望在主宰和支配我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以为只有当一个人成为其他人的奴隶时，他才失去了“自由”；事实上，当我们沦为自己欲望的奴隶时，我们同样也失去了“自由”——二者看似天壤之别，却是共性鲜明：我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不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的欲望，只能俯首听命。为所欲为，不等于自由，而是做了欲望的奴隶，仅此而已。
自律比放纵更接近自由
其实很多时候，“自律比放纵更自由”[13]。为了说明这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结论，我在脑海里构想了这样一个极端的场景：如果生活窘迫的我们面对两个选择，要么继续饱受饥寒；要么接受他人为我们提供的另一种锦衣玉食的生活，条件是为他陷害一个无辜的人，使之锒铛入狱、家破人亡。我们会怎么选择？毫无疑问，这两种选择中，无论哪一个都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但即使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慎重的权衡之下，很多人会选择前者，即使那会使我们错失荣华富贵的机会。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选择？当我们选择了前者，其实我们是选择了对自己的欲望加以节制，也即“自律”。我们之所以如此抉择，是因为比起“饥寒交迫”的皮肉之苦，我们更无法忍受自己良心的卑污；比起“贫穷”给我们带来的“不自由”，我们觉得“良心不安”“心存愧疚”“食不下咽”“睡难安枕”是更大的不自由。换言之，在这个情境中如此这般做选择的人业已用行动证实，对他们而言“自律比放纵更自由”，内心更安宁而更趋自在。
我们都明白，一个人不可能达到“绝对自由”，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彻底“无拘无束”。有一些“自由”，作为人类，永不可得，比如“长生不老”。作为一个凡人，我们注定会衰老、会生病、会死，我们必须服从这些令我们“不自由”的自然规律。同时，我们还注定了要受到来自生活的种种“限制”，比如求而不得、得而复失、失不再来，有时我们把这样的无可奈何又不可抗拒的“限制”称为“命运”。还有些“约束”，是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不得不承受的，比如“法律”。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不论我们自我感觉自由不自由，其实我们每天都身处于约束之中，我们从未享受过也终不会享受到所谓的“完全的自由”。
所以，从人的一生来看，“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4]。所谓的“自由”，不是跳脱于所有枷锁之外的轻盈无碍，而只是“戴着枷锁尽情舞蹈”，从最终的效果来看，人终究不是神，不可能真正“心想事成”，所谓的“自由”“并不意味着能做自己想做的”，而是意味着“能拒绝自己不想做的”[15]。
如果生命注定伴随着枷锁，那么一个人的自由就体现在他面对不同的“枷锁”时做了何种选择：如果他选择心灵的“轻歌妙舞”，那么他也就选择了给冲动的“欲望”套上枷锁；如果他选择的是在纵欲的享乐中尽情舞蹈，那么他不得不给自己的理性戴上了镣铐。前者在理性的“自律”中实现了内心的自由——安宁，后者在激情的“放纵”中满足了欲望的自由——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