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去找小妹，把她喊出来，问她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林老师？小妹苦了一张脸，恨恨地对我说：“别提了，我妈把我臭骂一顿，说我白念到小学毕业，智商还不如一个三岁孩子。我妈说，毛主席是什么人啊？他的事情，哪一点哪一滴不被人弄得清清楚楚？我爷爷要真做了那件事，他还能在家里窝窝囊囊呆到今天？早就飞黄腾达到北京啦。”
我叹了一口气：“大人们总是这样，喜欢把人往坏里想。”
我们说着话的时候，方明亮和狗儿都来了。方明亮也被他爸爸说了一顿，看样子说得心服口服了，已经反过来劝说我们放弃幻想。只有狗儿坚定在站在我一边，相信我们今天听说的事情是真的。狗儿反反复复强调一句话：林家爷爷不可能对小孩儿撒谎。
“可是他以前也对我们家里人说过谎。”小妹站出来揭发，“有一次他想吃荷包蛋，他就说他吃别的东西都不消化，喉咙疼。”
“今天的事情他不敢说谎。他要是说了谎，就是不尊敬毛主席，他要被开批斗会的。”狗儿的态度非常坚定。
小妹已经很不高兴了，她目光灼灼地望着狗儿：“我知道你为什么一心一意护着他。”
狗儿就问：“为什么？”
小妹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因为他说过你的手漂亮，你是美人胎子，是贵妃娘娘的命。你心里感谢他，明明他不对的事，你不肯承认。”
狗儿急了，蛮横地把小妹一推：“你胡说！”
小妹从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泥，嘴巴丝毫不饶人：“如果我胡说了，我会脸红。如果我没有胡说，你会脸红。小爱，方明亮，你们看看狗儿的脸是不是红了？”
狗儿慌忙用两只手护住脸，恨恨地看着小妹，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你不光瞧不起我，还嫉妒我！”
小妹一转身往回走，嘴里说了一句：“你有什么值得让我嫉妒的吗？”
方明亮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看见她们两个吵起来了，吓得一个劲劝狗儿：“你回去吧，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也是个不喜欢吵架的人，赶快推着狗儿往门外走。“狗儿狗儿，小妹不让我们管她爷爷的事，我们就别管了。”
狗儿被我推到大院后门口的时候，忽然转身对着我：“你说心里话，你相信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我支支吾吾：“可能吧？要是真的才有意思啊。”
狗儿一把抓住我的手：“那好，我们明天就给毛主席写一封信，问他记不记得这件事。毛主席不会说谎。”
我马上表态：“对，毛主席不会说谎。”
本来我说这句话，也就是应付一下狗儿，让她晚上睡觉之前心里面不会十分难过。可是第二天一早狗儿真的来了，拿着一张刚买来的信纸，一个信封，还有一张八分钱的邮票，请我来执笔写这封信。狗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没写过信，不知道怎么写。再说我的字太难看，错别字又多，让毛主席看到不好。还是你写吧。”
我心里一下子慌乱起来，双手藏到背后，不肯接她的东西：“我我我不敢。”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怎么敢给毛主席写信啊！我不敢。”
狗儿绕到我背后，坚持要把信纸什么的往我手里塞，一边理直气壮地反驳我：“为什么不敢？只有毛主席能证明林家爷爷的话是不是真的。再说，如果我们帮助毛主席找到了救命恩人，他肯定会感谢我们。说不定他还会派人把我们接到天安门去玩。”
狗儿最后的一句话彻底打动了我。去看天安门是我多少年的愿望，如果真有这个可能性，我却因为胆小和怕事而放弃了，我不是个天大的傻瓜吗？
我半推半就地接了狗儿的信纸，开始给毛主席写信。当然我不会直接写到信纸上，给毛主席写的信绝对不能够有涂改，我要在废纸上打草稿，修改到十分满意之后，再端端正正抄上去。
我的信是这么写的：
敬爱的毛主席：
首先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我们有一个邻居，他已经八十岁了，最近他看到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他说他认识您，还救过您的命。就是在湖南安源附近的路上，当时您手里拿的就是油画上的那把伞。有一队反动派在后面追您，他就把您掩护到路边的水沟里，引走了反动派，还请您吃了饭，临别时送了您一块银元。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这件事了？我们这儿的人都说他是编故事骗人的，可我们查了书，他说的时间和地点都很对。我们想请您做一个证明。
又：如果您找到了救命恩人，想要感谢我们，能不能请我们去天安门玩？这里的人一定会羡慕死我们了！
最后，再祝您万岁万万岁。
我一边写，狗儿一边伸着脖子看，鼻腔里呼出的气息弄得我耳根直痒痒。写完了我问她有什么意见？她想了半天说，好像形容词少了点。我不服气地叫起来：“这是写信哎，不是写作文哎！毛主席工作那么忙，你以为他有功夫看我们的形容词吗？”狗儿连忙对我道歉，说她实在不懂写信的规矩。
我们把信纸仔细地迭成四折，灌进信封，写上地址：
北京天安门
伟大领袖毛主席收
然后我们用浆糊封好口，贴上八分钱的邮票，一起上街，把这封无比严肃的信投进了邮局绿色的邮筒中。离开时，狗儿还不放心地挤到柜台前问了一声：“阿姨，信寄到北京大概要几天？”对方回答说是十天左右。
回家的路上，狗儿掐指计算：信寄过去要十天，毛主席看完，再回信，要两天，然后回信寄过来又是十天，当中要有将近一个月的漫长时间需要我们耐心等待。狗儿叹着气说：“我真是有点等不及了。要是能睡一个长觉，一觉睡过去二十天，那该多好！”随即狗儿又想到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小爱，你说林家爷爷不会突然就死了吧？”
说这话的时候，她下意识地抓紧我的胳膊，眼睛里透着深深的惊恐和担忧：“我的天呐，要是他等不及回信过来就死了，那该怎么办？”
我说：“不会的，我们两个人看好林家爷爷，不让他死。”
她松一口气，好歹感觉到一点安慰。接下来走路的时候，她更加亲密地靠近了我，整个身体都要挂到我的肩膀上一样，弄得我步子都迈不稳。
实际上狗儿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当天晚上林家老头儿关了房门在家里洗澡，被澡盆里溅出来的水稍稍一滑，一屁股坐倒在地，他倒地之前用手撑了那么一下，结果手臂骨折了。
一院子的人络绎不绝地去看他。老头儿面色灰白，胳膊打了石膏，裹着厚厚的白纱布，可怜兮兮地躺在床上。我妈俯身凑过去问：“老爹啊，想吃点什么吗？”老头儿看我妈一眼，闭上眼睛，眼球在眼眶里面骨碌碌地转动，不说话。
林老师在旁边回答：“别问他了，他仗着生病，存心折磨人。”
我妈说：“到底他想吃什么嘛？老小老小，人老了就像小孩子，能依着他的，还是依了他吧。”
林老师就苦笑一声：“你晓得他想吃什么？他要吃西瓜。”
我妈惊讶地重复一声：“西瓜呀！”她惭愧地笑了笑，不敢再接话头了。
现在说起来，西瓜实在是一样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夏天的时候大街小巷堆得山一样，卖不掉，烂了，西瓜水流得遍地都是。即便在冬天，想吃了，多花点钱，水果店里照样能买到。可是文革当中的那一年，西瓜还真是个稀罕玩意儿，因为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所有的地块都得种粮食，西瓜没人敢种，也不让种。我记得有一回我爸出差去外地开会，大老远的路，他抱回来一个十几斤重的花皮瓜，把小水喜得翻跟头。可见那时候西瓜是何等的珍贵。
我把林家老头儿的愿望当笑话一样告诉了狗儿。狗儿一听就急了：“当然要让他吃到西瓜，他是毛主席的救命恩人啊！”
狗儿自告奋勇去找林老师谈判，要求林老师无论如何要给她父亲买到西瓜。狗儿并且强调说，要是毛主席真的写来了回信，可是林家爷爷却因为吃不到西瓜而死了，谁来负这个责任啊？林老师当时端着一个小米箩在拣绿豆里的蛀虫，一听这话生气了，把米箩砰地一声往旁边地上一放，说：“要不是你们信他那些鬼话，他还不敢娇贵自己，提这种无理要求！”狗儿嘀咕说：“怎么是无理呢？他不过是想吃口西瓜嘛。”林老师气呼呼地说：“想吃肉，我给他买；想吃西瓜，对不起，街上没有，我变不出来。”
狗儿碰了一鼻子灰，从林家出来的时候情绪很低落。小妹在一旁幸灾乐祸：“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我们家的事情也轮得着你来管。”狗儿扭头回答她：“我一定要找到一只西瓜。”
狗儿起先准备拿钱买。她回家把枕头拆开，掏出攒了很久的五毛钱，一个人出去，开始满大街地逛。她把城里每一个菜市场和每一个水果店都跑到了，连块西瓜皮都没有见着。她不甘心，逢人就问：“有西瓜卖吗？知道哪儿种西瓜吗？”人家说：“西瓜没有。黄瓜吃不吃？”她摇头。人家就撇嘴：“又不是怀孕害月子，还非吃西瓜不可？”狗儿居然能让两行眼泪流下来，可怜巴巴告诉人：“我爷爷快死了，他想吃口西瓜再闭眼。”人家大为感动，指点她说：“到五里墩农科站试试吧，听说那儿种了几亩地的瓜，留种的。”
狗儿破涕为笑，飞奔回家，要约我同去。她还窜掇我偷出我爸的自行车。那时候狗儿刚学会骑车，勉强会带人。我这人心善耳朵软，总是经不住别人三两句好话的恳求，趁我爸午饭后赤膊睡大觉时，从他裤袋里偷出钥匙，开了锁，把自行车推出门。狗儿骑上试了试，说车座太高，我们又推着车子到修车店，甜言蜜语地哄着一个老头儿替我们把车座放到最低。
坐在狗儿的自行车后面往城外走，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狗儿骑车的技术不怎么样，但是胆儿贼大，歪歪扭扭居然也能够骑得一路生风。偶尔碰上一辆汽车迎面驶过来，人家见我们两个横冲直撞亡命徒的样子，反而先怕了我们，规规矩矩把车让到路边去，等我们骑过去了，探头骂一声：“不要命啦，小赤佬！”再重新发动车子赶他的路。
骑到五里墩，两个人都被太阳晒脱了一层皮，红头赤脸，像两只煮熟的虾。我们一路打听找到了农科所的西瓜地。天哪，那西瓜长得真是诱人啊，一只只都有篮球那么大，淡绿色的瓜皮，上面均匀分布着漂亮的墨绿色花纹，有的瓜蒂上还连着一朵没有完全枯萎的浅黄色的花。看瓜人的瓜棚搭在马路边，不知道因为阳光太毒还是什么，我们始终没有见到看瓜人的影子，大概他也跟我爸一样赤膊在瓜棚里睡得香吧。
狗儿开始心疼她好不容易攒下的五毛钱，她认为我们不需要花钱买一只瓜，我们完全可以偷一只走。反正偷瓜不是为自己，即便被人抓住了，我们也没有任何愧疚。
她又把我说动了。我总是容易被她说动。我们把自行车锁在马路边，扯几把青藤野草什么的编成一个花环，往头顶一戴，做成野战部队那样的伪装，葡伏前进着在田埂上走。也算我们运气好吧，整个偷瓜的过程中，四野里没见到一个人影。我们两个都不懂挑瓜，不知道什么样的瓜算是成熟了，狗儿说：“挑大的总没有错。”我们就挑选了躺在田埂边上的一只最大的瓜。摘下瓜藤之后才知道错了，那瓜大得我们根本抱不走。狗儿只好放弃大瓜，另选了一只中不溜儿的、看上去模样比较值得信赖的。狗儿弓着腰，把这只瓜紧紧地搂在胸口，对我说：“快走！”我们一溜烟地回到马路上。
再骑上自行车的时候，西瓜已经到了我的怀中。我们的心里嗵嗵跳得像揣了一只兔子，因为激动过度，一时间话都说不出来。我就在后面用脚尖轻轻踢狗儿的腿，表示我兴奋的情绪。狗儿也用脚后跟回应我。结果我们乐极生悲：狗儿的脚离开自行车脚蹬的刹那，车速慢下来，车子的重心开始歪斜，她一下子手忙脚乱，车轮越发东倒西歪，嗵地一声响，我们两个人都摔倒在地上。
当我们摔倒在地的一刻，我们都觉得人不重要，很不重要，就是像林家爷爷那样摔折了胳膊也没有关系，我们只关心西瓜，西瓜没有摔破才是胜利。
可是西瓜摔破了。无可挽回的破了。因为鲜红色的瓜汁已经从裂口处汩汩地流出来，流在我们的手上，身上，还有我们身体倒卧的地上，血一样触目惊心。我起先还试图弥补，用两只手死命地按住裂纹，希冀着瓜皮有自愈合拢的能力。很快我就绝望，我放弃努力，不由自主地哭出了声。
狗儿到底比我大一岁，这时候她表现出了她那个年龄该有的镇静，她站起来，先用膝盖碰碰我的背，又用手拍拍我的肩，干脆利落地说：“别哭了，我们吃掉一半，把另外一半抱回家就行。反正林家爷爷老了，他吃不了太多的东西。”
就这样，我又因祸得福，跟狗儿两个人在马路边上分吃了半个西瓜。瓜瓢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可是瓜汁真甜啊，我一辈子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瓜。
我们回家之后才知道，我爸一觉睡醒，以为自行车被人偷了，急得嘴角立时起了两个大水泡。因为那车是公家的，丢了车，我爸起码要赔出两个月的工资，那就把我们家害惨了。后来车子失而复得，我爸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只顾高兴，也就忘了对我的惩罚。
狗儿的左腿在摔倒的时候被自行车压伤，皮下出血，淤起茶杯口大小的一块青斑，大约半个月之后才慢慢消退。狗儿没有喊疼，也没有去医院，照样在林家跑进跑出，满足老头子那些稀奇古怪的、有时候根本是毫无道理的要求。我妈在我面前称赞狗儿说：“看不出来，狗儿这孩子还真是仁义得很。”小山抢着说：“不就是林家爷爷夸过她一句吗？”我妈就指着他：“我还养了你一辈子呢，你将来会对我这么好吗？”
狗儿伤好之后，没有接到毛主席的回信。又过了半个月，还是没有接到。我们都认为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把这封信“贪污”了，他们不愿意毛主席身边忽然多出来一个救命恩人，所以压着这封信不肯给他看。
再后来，大约五六年之后吧，两个当事人都年老去世了，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沉睡不醒的谜，我们永远都不能弄清楚林家老头儿的故事是真还是假。一直到今天，我对这段历史上的遗案还是抱有相当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