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前一天，小兔子妈妈每隔两个小时就要经过我读书的窗前，出后院门，到豁嘴婶婶家看狗儿回来没有。
那一天我从早到晚都在突击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是政治老师给我们布置的寒假作业，我故意拖到寒假的最后一天才完成，是因为背早了容易忘，白费劲。我看见小兔子妈妈皱着眉头，脚步匆匆，一趟趟从我眼前走过去的样子，心里就帮着埋怨狗儿：怎么回事啊？在燕子姐姐那儿玩得太开心了，开学都不知道回家？
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狗儿还是没有在城里出现。那时候没有电话可以联络，紧急的事情都是拍电报。但是在我们那儿，一般都是家里死了人才给亲人们拍电报呢，小兔子妈妈当然不肯做这种吓人一跳的事儿。她愁眉苦脸地对我妈妈说：“怎么办呢？人是我送过去的，开学了还不回来报到，学校开除她怎么办？”
我妈给她出了个主意：“干脆你争取个主动。”
小兔子妈妈心领神会，连夜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表扬信，第二天让小兔子到狗儿的班级去，当全体同学的面交到班主任手上。无非是说狗儿舍己救人、品德高尚什么的。小兔子并且把自己的头发撩起来，让大家验看他那道蚯蚓样的可怕伤疤。与此同时，小兔子妈妈亲自到总务处，帮狗儿交了学杂费，领回了新课本，再找狗儿的班主任，说明狗儿暂时不能到校的情况。这样一来，班主任虽然从来都不喜欢狗儿，却也说不出太多抱怨的话来。毕竟小兔子妈妈是本校同事，小兔子爸爸又曾经当过校长，于公于私都应该留着面子。
狗儿的座位就空在那儿很久。她同座的女生在空抽屉里放满了草稿纸啦，擦过鼻涕的脏手绢啦，用剩的铅笔头和橡皮啦，简直当成垃圾箱了。那女孩子还经常对大家说这样一句话：“她要永远都不回校才好呢，省得上课说话影响我。”
学校的功课一点都不紧。在所有到校的时间中，三分之一用来学政治，搞大批判；三分之一是学工、学农、学军事；最后三分之一才是学文化。在我看起来，一个月不上课照样没问题，功课肯定能够跟得上。我一点儿都不替狗儿担心。
“三八”妇女节那天，学校为女教师们放半天假。当然学生们也都不上课了。我那时候刚刚迷上织毛衣，正在家里琢磨起针的几种方法，狗儿从天而降似的，笑嘻嘻地出现在我面前。
我的天哪，两个月不见，狗儿变得多漂亮了啊！她的刘海和辫梢也像燕子姐姐那样，用火钳烫出了发黄的卷儿，蓬蓬松松地飞扬着，整张面孔都显得亮堂起来。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列宁装，大翻领，紧收腰，把她的身材衬得挺拔和修长了许多。甚至我觉得她的眉眼都变了，不像从前那样单薄和小气，而是像花苞绽放那样舒展开来，有了异样的妩媚和韵味。
“狗儿！”我跳起来说，“我都想死你了！”
“我也想死你了。”她回了一句。然后她宣布：“我改名字了，叫鸽儿。以后你要叫我鸽儿。”
“鸽儿。”我重复这两个字，感觉很新鲜，舌头和上腭碰撞有一种脆脆的响。
“燕子姐姐替我改的。她说狗儿这个名字太土气了，以后当演员，名字写到海报上，人家会笑话。”
我怔怔地看着这个童年的好朋友，忽然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我还在热衷于织毛衣、勾花、编玻璃丝这些女孩子的手工玩意儿，她心里却想到了名字怎么上海报！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一个对我说来神奇而陌生的世界。
以后有很长时间，鸽儿一直不屈不挠地跟那些叫错她名字的人作着斗争。有些女孩子是故意叫错的，她们下巴扬起来，眼睛斜斜地看着她，似笑非笑地喊：“狗儿。”
她纠正说：“鸽儿。”
她们就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对不起啊，忘记你不叫狗儿了。”
再一次碰面，她们还是那样，离老远就大声地喊：“狗儿！”
她再一次纠正：“是鸽儿。”
我有点看不过去，告诉她：“她们不是忘了，她们是故意的。”
鸽儿说：“我知道她们是故意的。我偏偏不生气。我纠正她们十遍二十遍，看她们还好意思再叫错吗？”
我想，鸽儿也变得有心机了，要是从前，她肯定要冲上去跟她们打一架。
小妹有一次跟我嘀咕说：“你没有发现吗？鸽儿自己烫的刘海很难看，像烧焦的鸡毛毽子。”
我说：“不会吧？蛮好看的呀。”
小妹哼哼了一声：“跟你说话真没劲，你什么都不懂。”
我当然也不是一点都不懂，我就是觉得把心眼儿用在这些事情上很不值。小妹的个子长不高，跟她用心眼儿太多有关系。
鸽儿在那个遥远的北方城市两个月，她到底学到些什么，我对这一点倒是万分的好奇。星期天下午，我妈到邮局给我爸寄信，小山小水溜到他们同学家去玩，我就喊鸽儿过来，我问她：“你现在学会下腰了吗？”鸽儿眨巴一下眼睛，笑了笑：“我做给你看看？”
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有及躲闪开来，给她腾出一个位置，只觉得眼前一矮，她人已经向后放倒，胳膊在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弧形，身体如一张折断过去的弓，稳稳地钉在了地上。而后，她的半个身体又轻捷地弹回来，一张脸重新笑吟吟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感觉整个过程快得像一阵风，她翻过去和弹起来的动作轻灵无比，平常得活像我们随便吐一口唾沫。我简直不知道一个人的腰肢要柔软到何种程度，才能够这样弹簧一样地折来折去。
我惊叹得说不出话，心里面对鸽儿好羡慕。
鸽儿兴致一来，不等我再次邀请，主动为我表演了劈叉、旋转、单腿旋转、踢腿、脚尖站立、平衡……种种的基本功。活动得热了，她索性脱了外衣，只穿一件打着补丁的粉红色棉毛衫。因为毛衫的下摆束在裤腰里，她的腰肢显得特别纤细，胸膊稍稍地有一点鼓突。丝丝缕缕的热汗气从她脖颈间的领口内散出来，气味有一些特别，是那种麦芽糖的甜香。我记得从前鸽儿身上的汗味总是浓得让人皱眉，竟不知道女孩的长大可以改变一切。
我当时的心理很复杂，既有对鸽儿的惊叹和羡慕，又有一点点说不出口的排斥和嫉妒。女孩子对自己身体的渴求总是无止境的，排他性的，即便愚笨如我，也懂得鸽儿的完美预示着我的拙劣，我不能不对她产生微微的醋意。
也就在那时候，我忽然明白了小妹和那些女生为什么要屡屡打击鸽儿。她们不能够无动于衷地容忍“狗儿”在她们眼前变成“鸽儿”，这是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双重飞升的过程，看别人飞翔，自己只能在地上抬头仰视，骄傲的女孩们不愿意接受。
明白了小妹她们的心理，马上我就开始替自己脸红，好像自己也成了某种罪恶的一分子，是阴谋的胁从，正在一步步地往偏狭和嫉妒的深渊里堕落。我感觉自己不应该这么嫉妒鸽儿，可是又不由自主地滋生着抵触她的情绪。
我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很多时候我的思想就是这样摇摆不定。
小山小水回来的时候，曾经在院子里玩了一会儿，他们从窗户里瞥见了鸽儿舞蹈的身影。过后小山很偶然地提起说：“鸽儿在我们家里跳舞，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燕子姐姐呢。”
我马上反驳他：“你懂什么？燕子姐姐会跳成鸽儿那个样子啊？”
小山嘟囔：“不就是个跳舞吗？不就那几个动作吗？”
我的情绪简直有一点冲动，朝着他大喊：“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他扭过头，非常吃惊地看着我，然后对小水挤眉弄眼。他们两个肯定认为我有一点神经不正常。
星期三，老师们政治学习，我们在校园里劳动：拔草。春天已经来临，墙边屋角长出的草芽不及时拔掉，一夜之间它们会蔓延成片，顽强地占据一切空间。那时候，它们的草根会在地下纠结成坚固堡垒，既深且广，再要除掉非常困难。
我的包干区域恰巧被分配在大礼堂附近。学校宣传队的成员没有参加劳动，他们利用劳动时间排节目。
“五一”节全县有一个文艺汇演，肖主任希望县中宣传队能够在汇演中好好地露上一手。我一边干着活儿把杂草拔起来，抖去草根上的泥土，远远甩到一处水泥空地上，以便太阳尽快晒干草里的水份，使它们不可能复活，一边侧耳细听大礼堂里各种热闹的声音：二胡的吱呀，笛子的呜咽，扬琴的叮咚，演小歌剧的男女同学拿腔拿调地对着台词，还有一个男生在学李双江的高亢歌喉，可是每升到高音就要唱破，过不去，他一次次顽强地往高音上爬，一次一次败退下来，连我都听得心烦。我心里想，他真没必要这么死心眼儿，完全可以降一个音再唱，或者干脆换别的歌，那种平缓一点、嗓音条件不好的人也能唱上去的歌。
我忽然想到鸽儿。不知道她在礼堂里哪一拨嘈杂的人群中？她从燕子姐姐的文工团里学习回来，是真正地用了功，付出了辛苦和努力的，现在她应该如愿以偿，站到女孩子们舞蹈的队列中了吧？说不定音乐老师慧眼识人，让她担任领舞甚至独舞，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我忽然很想看看她现在的样子，她离开了冷板凳，从台后站到台前，会表现出怎样一种神采飞扬的幸福？
我站起身，拍去手上的泥土，又抖一抖鞋面上的草根碎屑，先装作上厕所的样子，往礼堂后面走了几步，趁同学不注意，一闪身进了礼堂旁门。
种种器乐的声音和人的声音立刻在我的耳边放大了十倍，变得嘈杂和烦乱。不熟悉这种宣传队排练现场的人，冷不丁置身其间，肯定也会跟我一样觉得头昏。好在演员们都是一些自视甚高的人，他们不在意我这样的旁观者，埋了头照样忙他们的事情。这样，我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在人群里寻找鸽儿。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台上练舞的那群女孩。那大概是一个场面很大的舞蹈，参加的人数众多，而且音乐老师亲自监督着舞蹈的排练，站在台口给她们数着节拍，时不时还吆喝大家停下来，看她示范的动作和台位。我看了约摸五分钟之后，弄明白这是一个跟荷花和采莲藕有关的舞蹈，讲述的是劳动和收获的主题。我不明白的是出场的演员中为什么没有鸽儿？我生怕站得太远看不清楚，又壮着胆子挤到台前面，鼻子都要碰到台口了，我抬头一个个地看那些满脸流汗的舞蹈者，还是看不见鸽儿。
肖主任端着他的大茶缸子走过来，笑眯眯地问我：“小爱，看什么呀？也想上去试试？”
我慌忙摆手：“不是，我找鸽儿。”
“谁？”他好像对鸽儿不是十分熟悉。
我说：“鸽儿。我朋友。”
他想起来了，用手随意地对台上一指：“那不是吗？”
我睁大眼睛再一次搜寻台面：“哪儿呢？”
他夸张地扭过身子看我的眼睛：“你眼睛不是近视吧？那么大个活人看不见？”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突然就明白了，鸽儿根本没有站在舞蹈的队列里，她独自一个人蹲在舞台的中央，身上披挂着粉红色的布片，从始到终一动不动。她扮演的是一朵荷花，没有任何生命、不需要任何动作和表情的荷花。甚至她都用不着化妆，因为她蜷缩在粉红色的花瓣中，脸和身体没有展露出来的可能。她作为舞台的一个象征而存在着，所有的女孩子们围着她舞蹈，歌唱，欢笑，她一声不响地蹲着，到结束的时刻才能慢慢地站立起来，露出两条穿着绿色绸裤的腿，在众人的簇拥下碎着步子移向台侧，消失。
鸽儿是一个道具，要是不用她，舞台上随便放一个木头架子，那朵钢丝扎出来的荷花也能够支撑得住。而且，在很多类似的舞蹈中，作为道具的荷花最后应该被众多演员扛上肩头，在欢声笑语中下场。音乐老师甚至连这一点幸福都不肯让她享受，而将她设计成自己站起来，毫无尊严地走着下台。
目睹鸽儿的现状，我心中对她的那点排斥和嫉妒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怜悯和愤怒。我意识到世上的不公平永远是存在的，人们总是喜欢以偏见待人，她们觉得狗儿不可能变成鸽儿，即便鸽儿在她们眼前飞起来了，她们还要固执地认为是云在动，不是鸟在飞。
排演结束之后，鸽儿看见了我，她避开音乐老师的目光，跳下台找我说话。
“小爱，你不要这样子看我。”她作贼心虚地说，“不是我没有资格上台，是我回来得晚了，上节目的人已经排好名单，不可以再换。”
“真没意思啊。”我说，“要是我，我就不高兴参加宣传队了。”
“下一次排节目，我应该能参加。”她目光游移地说了这句话。
我们两个人说话的样子，好像彼此的角色反过来了，她在一门心思地求得我的宽容和谅解，替她们宣传队的不公正作百般解释。忿忿不平的变成了我，我在毫无道理地替古人担忧。
我不知道下一次排节目是不是真的有她的份。但愿鸽儿能够得到一次机会。就冲她对舞台的这种虔诚和热情，舞台也应该好好宠爱她一次。
可是，没有等到我们两个人共同期待的“下一次”，意外的变故又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