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林老师是小妹的“妈妈”的时候，之所以要加上引号，是因为她实际上不是小妹的亲妈妈。小妹是林老师弟弟的孩子，弟弟家女孩子多，家境不太好，就跟林老师商量过继一个女儿给她，其实也就是请林老师帮忙拉扯大一个孩子。这样，小妹的身世跟狗儿就有一点点相似了。她们的年龄也相近，都比我大个一岁。但是小妹长得娇弱，个头只齐我的眉毛，一张菠菜叶子那么大的脸，总是苦叽叽的，愁眉不展的，动不动就会眼泪巴塌的，比狗儿更像一个拣来的孩子。实际上，凭良心说，林老师从来没有亏待过她，林老师对任何人都是那种面孔板板的厉害样，那是她的性格。
小妹有个特点：对女人生理上的构造特别感兴趣，而且故意要弄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不知道是为了吓唬我，还是为了满足她自己。在那个贫乏而无知的年代里，我们对性问题的知识的确苍白得很，大部份情况下都是胡猜乱想，主观臆断。
最大的问题是孩子从哪儿生出来。我们猜想过四个可能的地方：嘴巴，胳肢窝，肚脐，肛门。嘴巴生孩子的概念是从方明亮那儿来的，他好像说过，有一种鱼还是什么东西，孩子就是从嘴巴里出来，就像生病了呕吐一样，一吐一个，一吐一个。但是我和小妹仔细研究了一张人体构造图，否定了这个说法。因为孩子如果从嘴巴出来，必定要经过胃，我们很早就知道胃里面有胃酸，这样食物才能被消化。如果孩子经过胃的时候被胃酸一腐蚀，岂不是像食物一样被消化干净了吗？这肯定不对。
胳肢窝的说法，也是很早被我们抛弃的。大概很小的时候小妹向她爷爷问了这个问题，老头子随口糊弄她的吧。有一次我们郑重其事地抬着手臂，互相观察了对方的胳肢窝，意识到那地方根本就是平滑一片，不会有孩子冒出来的可能性。
我坚持认为肚脐眼是孩子出生的地方，因为怀孕的妇女肚子最大，说明胎儿离肚脐最近，最方便从那里挤出来。小妹却坚持孩子从肛门出生的观点，根据是母鸡们都从肛门生蛋。为此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还认真地赌了好几天的气。后来和好的时候，为避免彼此伤心，我们谁都不再谈这个话题。
又过了两年，我偷看了我妈买回家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对这个艰深的问题模模糊糊有了一点认识。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来了例假，是个真正的女孩子了，我再也不好意思跟任何人讨论这一类的话题了。
还有一次我们两个上厕所，那厕所是座坑而不是蹲坑。我们舒舒服服坐着说笑的时候，小妹突然想到似的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把裤子垫在厕所的边边上？”
我莫名其妙问她：“为什么要垫着？”
她一本正经地答：“不垫就会传染梅毒。”
我吓得屁股没擦就蹦了起来。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有癌症和爱滋病，但是知道有麻风和梅毒，知道这两种都是极可怕的传染病，会烂手烂脚。我吓得有半年时间不敢上公共厕所，而且时时刻刻留心我的手和脚，看它们有没有红肿溃烂的迹象。
有一年夏天，小妹的身体开始发育，乳房稍稍地鼓胀起来，乳房里面还有两颗小小的肿块，手摸上去滑溜溜地会动。小妹把我喊到她家里，关上门，撩起衣服，一定要我摸，还问我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况。我记得小妹当时脸上的神情：有一丝神秘，有一丝兴奋，还有一丝紧张，眼睛里亮得像点着灯，说话的语气也急促，黄巴巴的小脸上飘浮着难得出现的红晕。
总之一句话，小妹这个人，身体的发育比较滞后，心理的成熟程度却是远远超过了我。与小妹相比，我根本就是个不愁心思的傻孩子。
方明亮，前面我也说过，是我们当中看书最多、学问最大的人。看书最多的原因，是他有个当县中图书馆主任的爸爸。他爸他妈是双职工，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起，方明亮放学都是不回家，坐在县中图书馆里等着他爸一块儿下班。这样，方明亮先是看小人书，再是看图识字的书，然后童话书、故事书、历史演义、名人掌故、游记、中外小说一路看过去，眼睛里看进了数不清的好东西。因为看书，他的眼睛就坏了，小小年纪戴上了瓶底厚的眼镜。还是因为看书，人看得有点傻，说话结结巴巴，反应也迟纯，跟他说句话，他会瞪眼看着你，半天才“嗯”，“啊”几声，一点不爽脆，挺没劲。
文革开始的那一年，红卫兵组织起来造反，横扫一切“封、资、修”的东西。我们那个县中很早就是重点中学，藏书很丰富，那些古今中外的图书自然都是红卫兵们要横扫的对象。据说是准备把书统统搬运到操场上，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
方明亮事先得到消息，跑来告诉了我们。我们都是老师的孩子，从小在书堆里长大，对书都有感情。我提议说，不如我们夜里潜进图书室，把我们喜欢的书偷一些出来。方明亮先是吓得脸色发白，后来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我们叫上了小妹，叫上了小兔子，由小妹建议，又叫上了狗儿。小妹说狗儿机灵，会爬窗户，跑得又快，偷书带上她最好。
那个晚上我们的心情很激动，还莫名其妙地带着一些悲壮，好像革命志士们准备好英勇就义的那种感觉。我们互相商量好，如果被红卫兵发现，打死也不屈服，打死也不能交待出同谋者。谁招供，谁就是叛徒，是世上最最可耻的人。
结果却是一切顺利，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看管图书室。小兔子托着狗儿的屁股，把她送进高高的窗户里，其余人都在窗户下等着接书。四周漆黑一片，我们的身体在黑暗中紧张得发抖。狗儿胡乱摸出一摞一摞的书，从窗户里递出来，我们拼命踮起脚接下。有一本砖头样的书掉下来砸了小妹的脚，小妹疼得哭了，哭又不敢哭出声，就用拳头使劲堵着嘴。
第二天才发现，偷回来的书杂七杂八什么都有。大部份是中外小说，还有历史书，地理书，法律书，医学书，《中华活页文选》，甚至还有一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大家都抢着要小说，不要那些看不懂的杂书，就由我统统囊括回家。那几年里，我没事的时候就从书架上抽一本，生吞活剥地看个大概。正是这些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使我懂得了知识是无止境的，懂得了人活着就要不断地奋斗求上进。我至今还记得《中华活页文选》中的一些短文，记得《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句话：一个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游荡……
偷出来的小说书不久就被我们辗转传阅翻得稀烂。我记得我看《野火春风斗古城》看入了迷，负责看管的一锅稀饭溢出来，流得遍地都是米汤。我看《迎春花》的时候被我妈发现，那阵子报纸上正在批判这本书，我妈一见书拿在我手上，吓得夺过去要扔进灶膛里，又被我拼死抢救回来。我尖声大叫着哀求我妈说，这是别人的书，要是烧了，我就要拿家里的一套《李自成》去赔。我妈当然舍不得拿出《李自成》，只好罢休。
还有一些外国小说，《静静的顿河》、《九三年》什么的，我们看得很吃力，不喜欢，就拿出去跟院子外面的孩子换书看。有时候，以一本书做本，做生意一样，能换回来十多本书看，开心极了。
我们当中唯一对书不感兴趣的是狗儿。她为我们偷了全部的书，但是她自己不看书。我认为看书当然是好，不看书也不算糟糕，毕竟每个人有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所有的人一生要走的道路都不一样。
小兔子是另一个类型的男孩。他的大名叫赵华岚。我觉得他那个当校长的爸爸一点都没有创意，给小兔子起这么个毫无特点的名字，既不好读，又不好记。所以，除了在学校里，我们都不肯叫他的大名。小兔子比我大两岁，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是初中生了。他个头高高的，身体发育得也壮实，皮肤很白，一双大眼睛像女孩子那样秀气，总是笑眯眯地看人。他的性格开朗，脾气也温和，从来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和校长爸爸的身份看不起我们，相反，他对女孩子有一种天生的友爱，天生就是一个怜香惜玉的好男人。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跟他在一起玩，喜欢走在他身边，看他白净温和的面孔，闻他身上干净清爽的气味，听他轻声轻气说话的声音。我们每天早晨一同从家里出发上学时，情况是这样的：我会主动伸手勾住他的胳膊，一路亲亲热热跟他说话，不断地小跑几步，以便跟上他的步伐。我弟弟小山拎着他的书包，紧追慢赶地跟在我们身后，完完全全地被我冷落着，活像个忍气吞声的小书僮。我妈要是偶然看见这滑稽的一幕，便不高兴，为她的儿子不平，还委婉地提醒我：小兔子是男孩，女孩子跟男孩子不能勾肩搭背一道走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我妈又不好往太明白的份儿上说，所以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当小兔子的“跟屁虫”。
现在想起来，小兔子对我和对其他女孩子是一样的，并没有特别的亲和疏。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他，所以他没有必要格外喜欢其中的一个。
有一段时间，文艺演出很盛行，老老少少、城市乡村，都讲究用表演的形式做革命的宣传。我们大院的孩子也被组织起来，拼凑成一个“革命宣传队”。我和小兔子联合排演了一个节目，叫“老俩口学毛选”。我记得开头是这么唱的：“收了工，吃罢了饭，我们老俩口，学呀么学毛选。”然后是一学什么，二学什么，学了之后有什么心得……连说带唱，很程式化也很热闹。
我们在院子里排练的时候，狗儿溜进来看。她背着手，靠在墙根上，脸上冷冷的，跟她说话，她也是爱理不理。起先我很奇怪，以为她是怨恨我们排练节目不带上她。可是这事情不能由我决定，这是大人的安排，我算个什么呀？然后有一次，她看我们排练完了之后，语调怪怪地说了一句：“你跟小兔子演老俩口，你不配。”我还是发傻，听不明白。小妹却懂了，她把我叫到一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狗儿她是忌妒你。”
看看，女孩子们小小年纪，心眼儿就有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