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一章里，通过中国文学的实例，说明美是和生活分不开的，离开生活就无所谓美，只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设了一个比喻，“我能够想像太阳比实在的太阳更大得多，但是我不能够想像它比我实际上所见的还要明亮。同样，我能够想像一个人比我见过的人更高、更胖，但是比我在现实中偶然见到的更美的面孔，我可就无从想像了。”这个比喻便是说离开生活无所谓美，美就是生活，没有那样想入非非的人，离开美的人去想像一个美的面孔。毛泽东同志用一句话概括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反映的方法可以不同，有的作家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有的作家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其所反映的必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否则它就配不上艺术这个称号。更有这样的情形，同一生活，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还不及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反映所给与读者的美感显得具体，这就愈能证明艺术的手法有选择的余地，题材从生活中来则是决定的。我们举两首杜诗来说明这个意思。当安禄山攻陷长安，杜甫被围困在长安城中，他有两首月夜里思家的诗，一首是《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这是生活，这是诗，也是现实主义的手法，向来对之没有疑问。分析起来，《月夜》所给与读者的美感其实赶不上诗人写的另外那一首《一百五日夜对月》，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月夜》前四句是写得成功的，后四句有问题，“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作者自己是有爱人的记忆在脑子里，但不能给读者产生形象，“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亦然，夫妇两人互读起来才亲切。《月夜》是一封宝贵的家书，不是好诗。《一百五日夜对月》便不同，它能给读者产生美丽的形象和乐观的思想，通过“青蛾”（指月中嫦娥）和“牛女”等来联想。这样看来，作者能创造诗，必须作者自己有生活，诗给读者产生效果又必须以诗的形象唤起读者自己的生活，艺术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现实主义，不待说，是反映生活，浪漫主义更须说明白，它也是反映生活。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所有浪漫主义的杰作，等于幻想的龙，画龙必须点睛，生活正点在“睛”上。我们读《西游记》孙悟空偷吃李老君的金丹，作者是这样写的：“‘今日有缘却又撞着此物，趁老君不在，等我吃他几丸尝新。’他就把那葫芦都倾出来，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似。”读者为什么能产生美感呢？在于这里面用了“尝新”的词汇，日常生活里常用；在于“如吃炒豆相似”，谁不吃炒豆呢？所以画幻想的龙靠生活来点睛，因而产生美感。又如孙悟空在蟠桃园看守蟠桃，仙女奉王母命来摘桃，“土地道：‘仙娥且住。今岁不比往年了，玉帝点差齐天大圣在此督理，须是报大圣得知，方敢开园。’仙女道：‘大圣何在？’土地道：‘大圣在园内，因困倦，自家在亭子上睡哩。’仙女道：‘既如此，寻他去来，不可迟误。’土地即与同进。寻至花亭不见，只有衣冠在亭，不知何往。四下里都没寻处。原来大圣耍了一会，吃了几个桃子，变做二寸长的个人儿，在那大树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这种刻划，像前面的“衣冠在亭”，后面的“在那大树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都是从生活中来，是画龙点睛。如果仅仅写“变做二寸长的个人儿”，便不能有任何效果了。《西游记》的艺术特点，就在于凡属可以加进实生活的地方作者就来一番渲染，哪怕是一个词汇，一个比喻，一个成语，都见匠心，如孙悟空喝了仙酒，吃了蟠桃，“一时间丹满酒醒，又自己揣度道：‘不好！不好！这场祸比天还大！要惊动玉帝，性命难存！走，走，走，不如下界为王去也。’”这里用“比天还大”的一比，就是生活当中的比喻，出在齐天大圣的口里，浪漫主义就变成现实主义了，特别产生美感。孙悟空逃回花果山，备说底细，“众怪闻言大喜，即安排酒果接见，将椰酒满斟一石碗奉上。大圣喝了一口，即咨牙倈嘴道：‘不好吃！不好吃！’崩巴二将道：‘大圣在天空吃了仙酒仙肴，是以椰酒不甚美口。常言道：“美不美，乡中水。”’大圣道：‘你们就是“亲不亲，故乡人。”’……”这里的乡土人情该是多么重，读者感到孙悟空和众怪太可爱了。这说明艺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有名的孙悟空变土地庙的描写，对今天的青年读者来说恐怕就有点隔膜，因为在今天的生活里已没有这种土地庙的存在，若在旧日的农村社会，到处是小土地庙，到处的小土地庙前有尾巴似的旗竿，难怪孙悟空把它竖在后面了。《西游记》对孙悟空在金□洞吃了败仗，丢了棒，先写他很悲哀，两眼滴泪，然后跑到天上找玉帝，见了玉帝，“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老官儿，累你！累你！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说。于今来在金山金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里，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孙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却就有些认得老孙，卓是神通广大，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因此难缚妖魔。疑是上天凶星思凡下界，为此老孙特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却又打个深躬道：‘以闻。’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后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这段文章写得甚美，但青年读者对旧日封建秩序不甚了然，恐怕就有些隔膜。旧日上呈文，最后面总有“不胜战栗屏营之至”一句，“以闻”也是这一类的东西，出在孙悟空的口里就是讽刺了，浪漫主义变成现实主义了，换句话说《西游记》是现实主义采取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方法。至于“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的深刻意义，完全表现了生活的经验，那更是明白的。总而言之，哪里没有生活哪里就没有美，哪里是美，哪里就是生活，在浪漫主义的作品里也证明如此。和这相反，在道地的现实主义作品里，有时也来一点浪漫主义，这也可以说是画龙点睛法，在这一点里，每每是生活的最紧张处。我们读《红楼梦》第二十六回，林黛玉气怔在怡红院门外，“真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黛玉心中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必竟是宝玉恼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尝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原来这黛玉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这在《红楼梦》里就是浪漫主义，最能产生美感。我们以上的话，是想说明一个普遍的真理，美是反映生活的，不管是用现实主义的反映方法，或是用浪漫主义的反映方法。
下面讲生活和美的一些情况。
《文心雕龙》有《宗经》一篇，表现作者和其他儒者一样，不懂得生活是美的道理，于生活之上，有“道”，有“圣”，有“经”。其实孔子对他的学生所说的“小子何莫学夫诗”的诗，是生活，把它叫做“美”，到今天还有供我们学习的地方。把它叫做“经”，只能证明封建统治阶级对上层建筑的要求，同一基础的上层建筑，每到后一代其人民性愈少，本来是美的东西，反而用非美的眼光去看了，就是“道学家”的眼光。后代的儒者们对《诗经》的认识，每每离开了《诗经》原来的面目，原因就在此。好比《诗经》的《东山》，它所表现的生活，具体而且明白，因地〔此〕它的美，儒者们也多少有些认识，然而还是距离得远。朱熹对《东山》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我们抄下来：“‘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汝）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闵其劳，所以说（悦）也。说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东山》乎？’愚谓：完，谓全师而归，无死伤之苦；思，谓未至而思，有怆恨之怀。至于室家望女，男女即时，亦皆其心之所愿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发而歌咏以劳苦之，则其欢欣感激之情为如何哉？盖古之劳诗皆如此，其上下之际，情志交孚，虽家人父子之相语，无以过之。此其所以维持巩固，数十百年，而无一旦土崩之患也。”这话的实质就是对上层建筑的要求。朱熹认为《东山》是“周公东征已三年矣，既归，因作此诗以劳归士”。他引的“序”的话，“一章言其完也”，是从《东山》第一章“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引伸来的，他们的解释是，“‘亦在车下’，以验军士之生还”。其实他们都没有完全懂得这首诗。这首诗不是周公作的，也不是“士大夫美之（周公）故作是诗”。这首诗是东征三年的军士归来后的抒情，当然也是为其政治服务的，故事明白，语言活泼，人物生动。东征三年，是主人公自己的话，他三年没有看见家里的瓜架上挂着的瓜，一回来就看见了，所以说“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这是第三章的描写。其实第一章“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是同样的写法，是写回来的军士，刚到家——望见她了，她已经出来了，“亦在车下”。这四个字很有神气，她是迎到车前来接他，而他说她“亦在车下”，这难道不是生活的图画吗？儒者们说“‘亦在车下’，以验军士之生还”，诗里哪里有这个意思呢？《东山》共四章，每章所写都是到家之事，所以都有“我来自东”的话。第一章“我东曰归，我心西悲”，是写刚要回来时的心情，“我心西悲”相当于杜甫的诗“却看妻子愁何在”的写法，不过杜甫当时是夫妻两人都在外，一旦有归乡的可能，大喜之下因而生悲。《东山》的“我东曰归，我心西悲”是男子一个人在军中三年，现在就要回去，夫妇可以相见了，想着她，乃“我心西悲”。“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又相当于杜甫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不过《东山》的形象更生动。第四章姚际恒解为“言其归之乐也”，“俗云，‘新娶不如远归’，即此意。”这是说得很好的。《东山》第四章的形象和第一章“敦彼独宿”的形象是一致的。从我们今天看来，《东山》是美的塑造，是生活的真实图画。如果“原道”、“征圣”、“宗经”地讲起来，那就徒徒反映封建统治对上层建筑的要求。美的上层建筑的性质是当然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美的人民性的因素，《东山》这首诗富有人民性，它是民歌，它也是它的社会的上层建筑。
我们再举《诗经》的一首《行露》。《行露》是通过一个妇女短短的独白，把人物的个性，生活的事故，完全表达出来了。《行露》是生活的速写，没有别的，所以它美，到今天我们还感觉它美，欣赏它的艺术手段。姚际恒讲这首诗的时候，引了“或谓”，而他又否认了，“或谓蚤夜往诉，亦非。”我们看，《行露》是“蚤夜往诉”，不“非”。首章三句：“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古今词汇有变迁，语法和语气则无大差异，“行”是名词，就是“路”，“厌浥”形容露之湿，王引之《经传释词》确证“谓行多露”的“谓”就是“奈”，“岂不夙夜”是这个女子说“我并不是起得不早”，那么三句合起来就是说：“我是半夜里起来走路的，无奈露重不好走，所以现在才走到。”这不把一个妇女的形象完全刻划出来了吗？所谓“圣经贤传”，不可能懂得美，因为他们不懂得美是生活，对《行露》第一章，郑笺是：“言我岂不知当早夜或昏礼与？谓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朱熹“集传”是：“南国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乱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礼自守，而不为强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诗以绝其人。言道间之露方湿，我岂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尔。盖以女子早夜独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患，故托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这些话的荒谬程度，在今天是很容易认识的，我们把它引了来，是为得显示真理，美是生活这一条真理，得出来不是容易的，从古以来有许多魔障。我们读《诗经》，腐儒们的话远不如民间文学对我们有帮助，北京有一个小曲，叫做《王定保借当》，里面写了两姊妹赴县衙鸣冤：“二人打伴到县衙，夜晚登梯过墙走，背着爹娘私离家。姊妹俩，行路难，天明见人面羞惭，一直找到衙门口。”《行露》的首章也就是女子“天明见人”的形象。二三两章表现了她的坚强的性格，在她的语言里用的“雀”，用的“鼠”，雀“穿我屋”，鼠“穿我墉”，把她和“汝”的关系刻划得非常显豁，就是“室家不足”。朱熹“集传”所谓“自述己志，作此诗以自绝其人”，是能有所见，其余什么“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则是把形象以外的话强加于诗，那么诗的美在那里呢？美和说教是不相干的，美是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一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