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港人在众多的报纸中很快扔掉了以前那些陈词滥调式的报纸，一旦看到这些有质量的报纸，他们对曾经占用过自己大量时间的、那些令人打哈欠的报纸，产生了厌恶。乔冠华的社论文章出来以后，香港著名的国际评议专栏作家罗吟圃也写文章，大加赞赏这个叫乔木的作家，一时读者如云。《时事晚报》干脆通过中国新闻社将每期署有乔木笔名的文章向世界各地华侨报发稿，乔木之名不仅在香港，同时也在华侨报纸最为集中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产生影响。
乔冠华在众多进入香港的文化人中间，是较早办报。当然这与他从事的工作有关系，在通常情况下，社论文章往往是严肃生硬枯燥的，也是一般人所不太愿意读的，然而，乔冠华笔下的社论，却使人一反过去的心态，不仅愿意读，而且可以说是翘首以盼，爱不释手。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时局鞭辟入里的分析，无可置辩的结论以及合情合理的预测，使你感觉到他无疑就是一位身临其境的总导演，而且，只要读了他那振聋发聩的社论，将使你不可能再摇摆起自己的意志而彷徨于认识的歧途。读完之后蓦然醒来，不得不赞服这个乔木逼人的才华，人们在读到《谜一样的马德里》的社论时，再也坐不住了，港人想了解他，知道他了。在这篇社论的最后，他写道：
西班牙是一个生长橄榄树的地方。冬天到了，橄榄树的枝枝叶叶化为泥土。但是谁又能担保在已经变成橄榄树田的肥料的战士的骸骨，不在那历史的春天到来的时候，又结出青葱的果实，来点缀那明媚的半岛呢？
人们在拍案叫绝之后，来到《时事晚报》社，报馆十分简陋，在百花街，他们打听这个叫乔木的人，没什么结果，后来不知谁在港人中间走漏了消息，港人开始注意到了乔木背后的一大批大陆文化人。他们开始关注这批文化人的作品，特别是新近在香港上市的书籍，香港的各大学校学生，也把谈论这些人的作品为讨论的主要内容。他们渐渐熟悉了雨巷诗人戴望舒、沈从文、郁达夫、徐迟、萧军、萧乾、萧红、郭沫若、艾青等人的作品，这些人的作品一扫香港文艺界的沉寂文风，港人在这片净土中默默的读着他们的作品，吸吮着东方文化丰盈的汁液。这时候，又一颗耀眼的巨星照亮了香港，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问世了。它的出现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炸开，使无数人屏息凝神，惊叹它的艺术魅力和动人情节。
《腐蚀》由《大众生活》连载，一出世，便产生了轰动效应。《大众生活》也成为当时香港的畅销刊物之一。这里所说的轰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因为在看完《大众生活》连载的这个长篇小说之后，读者们都深深的关注着主人公的命运，当小说结束时，读者们不免为女主人公如此结局感到一丝遗憾，纷纷给《大众生活》编辑部写信，要求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
当编辑部将一叠读者来信转交茅盾，并希望能够考虑读者意见时，茅盾被港民们的支持感动了，他打算采纳读者的意见，重新设计结局。
《腐蚀》是茅盾到港之后萌发的创作冲动。在香港同明友们聊天儿时，听。到不少关于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迫害进步文化人的啪情，由此又使他想起了在重庆时了解刊物的一些事情：当时，在国统区有不少觉醒了的青年纷纷离开国统区奔赴延安，国民党政府在通往延安的途中布上军警宪特，捕捉了不少青年人。这些青年被捕后，国民党就进行反共教育和间谍技术培训，然后再派遗出去，进行特务活动，一些天真烂漫的少女，落入特务手中，先是玩弄，又腐蚀，再放她们出去从卄美人计……
茅盾以一本残缺不全的日记引出了整个小说的主线，描述了主人公赵惠明的遭遇及犯罪的觉醒。让人看时感到惊险新奇，看后从心灵上产生震动，精神上得以升华。
茅盾终于为《腐蚀》重新设计了结局：赵惠明在良知的感召下，冒着生命危险从魔窟里救出一个与她同样命运的女青年，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只想要救出一个可爱的可怜的无辜者，我只想从老虎的馋吻下抢出一只羔羊，我又打算救出一个同样的无辜者一我自己。茅盾始终没忘记作为文艺战士的职责，他不仅在香港开辟了第二战场，而且他的小说及文风，至今影响着港台及新加坡一带。文化人在某种程度上讲，满足了港人对基本文化的需求，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文学、戏剧、电影。政治评论等等诸多领域，都以崭新的面孔，给港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无限生机，然而，让港人精神生活有所变化只不过是文化人对民众要求的第一步，这批从炮火硝烟中走到香港的文化人，比及以前的文人，除了多一份历史的责任感之外，每个人身上，几乎都有和民众溶为一体的愿望，他们满足民众基本要求的同时，也要求大多数有良知的港人，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这样，在理解他们作品的同时，理解造就这些作品的时代，理解无数在炮火中辗转苟生而无可奈何的民众们。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一味迎合民众的口味，而是引导他们，走向辉煌壮景前面，指点给他们看。在这批文化人带给港人第一次文化冲击波之后，大批的文化精英已经开始寻求第二个源泉，如何和民众一起为灾难深重的全球鼓与呼。
1941年7月1日，香港湾仔庄士顿道179号英京大酒家门前，喇叭声声，车马云集。晚上七点，华灯初上，霓虹灯把这座豪华酒店打扮得耀眼醒目。五楼大厅里，港九地区各界人士济济一堂，他们中间有文化界的名人邹韬奋、陈翰笙、夏衍、于伶、胡风等，还有女界及政界知名人士伍朝枢夫人，胡汉民之女胡木兰等150余人。他们是应宋庆龄的邀请，参加她发起的一碗饭运动开幕式的。
随着日军的步步入侵，涌入大后方的难民越来越多了。宋庆龄决定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目的是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募捐，救济难民伤兵，扩大工业合作社规模、发展生产。宋庆龄的决定很快受到香港文化界的欢迎，香港文化人一面在报纸上报道宋庆龄的筹集准备，一面帮助她以文章、演讲，绘画的形式，对一碗饭运动进行宣传。
市民得知开幕典礼将在英京大酒家举行，很早便集结在这里，他们翘首盼待着宋庆龄的到来，欲一睹她的仪容风采。港英政府不得已，派出大批军警，前来维护秩序。
向孙夫人致敬！人群中传来口号声，随着刹车声，宋庆龄老远就下了车子，她身着黑绸镶边旗袍，发髻后绾，俊美的睑上泛出一抹健康的红晕，她迈动轻盈的步子，向群众含笑颔首，显得雍荣华贵气度逼人。
会议由宋庆龄主持，她以富有激情的话语，讲述了运动的意义。主席台上，摆着一批孙中山先生的墨宝与纪念品，这是宋庆龄忍痛割爱义卖以捐赠给一碗饭运动的。当宣布义卖开始时，与会的工商金融界巨子一拥而上，攘臂争购，甚至出现了几个人争一物各不相让的局面，为此，改义卖为拍卖，由出高价者购之。
开幕式后，夏衍最先撰写了《为了良心的安适》一文，在文章中，他对香港市民说：战争四年，我们的战士和人民死了多少？伤了多少？多少人流离失所？战争不单为了他们，也是为了你和你的家族，苦难的是他们，苦难也该是你们的。孙夫人领导的工业合作运动，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一条简捷而易行的路，这不是运动者少数人的事，这是全体中国人的事，这也是今天能够安处后方和海外的全中国人的一种无可推诿的责任。使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成功，这是你对于袓国最低的责任，为着使你的良心安适，你也得尽一点轻微的责任。
剧作家于伶说：
希望多多少少的人拿着一碗饭运动饭券到指定地点去吃时，挨不上，轮不着，吃不到。而笑嘻嘻地对人说：吃不吃这一碗饭事小，一碗饭运动的意义重大。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这一碗饭的人，多多购买一碗饭运动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饭的人，也能了解一碗饭运动的意义。我希望各餐室所捐献的一碗饭总数卖完了，再捐，我希望现有的一碗饭运动券卖完了，再印。
名演员王莹说：希望每一个海外的同胞，都参加孙夫人领导下的一碗饭运动，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荣誉。
香港文化人此时已组成文协，文协常常举办以抗战为主题的报告会、座谈会、晚会、研究会，对这次一碗饭运动的意义以及对民众的影响，自然比别人要认识得透彻、清楚。为了扩大影响，香港报界跟踪采访各界响应的情况，《华商报》刊发了由何香凝题名的《一碗饭运动特辑》，上有许多外国友人的题词，如克拉克夫人的题词是：
买一张一碗饭运动的饭券，不仅是做一件慈善的事，还可以使中国的难民有工作，能生活一一帮助他们吧，使他们以合作来自助！
名记者杰姆斯，伯尔特题写道：
你，中国的朋友，在香港的饭店里买一碗炒饭，那黄河边上千万无家可归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过快乐的生活。
一时间，一碗饭运动在整个港九地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到了8月1日运动正式举行时，车站、码头、机场、娱乐场所，乃至汽车、电车上，到处都是宣传画，口号和标语。举目四望，随处都可以看到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多买一碗饭，多救一个难民等字样……
各认捐炒饭的餐食店，刚把精心准备的爱国饭端出来，便被持券的香港市民接过去，个个脸上呈现出自豪满足之色。在港人争购爱国饭之时，郎韬奋、顾执中、杨刚等报界知名人士也带领自己报社的全部人马，在人流中采访、拍照，把气氛推向极致。他们把一碗饭运动提到一定的高度，使活动的参与者更深刻的意识到一碗饭的重量，一碗饭运动原计划举行三天，各餐室主动延期，有些餐食店一直延长到8月底。
有人说一碗饭运动使港人真正和大陆文化人溶为一体，这些文化人被港人称作自己人。
九月，运动告一段落。9月1日那天，依旧在英京大酒店，在人潮汹涌中，宋庆龄公布了一碗饭的收入：扣除开支，纯收入2.5万元，国币61万元。
任香凝代表文化界到会致贺，港人欢声雷动。1941年秋天，是文化人在香港最为红火的季节，在这个秋天里，若不是国内时常传来的枪炮声，他们还会不断地掀起的冲击波，使香港这个东方的珠城，更加耀眼夺目。正当香港的文化人用心在这个城市奋笔疾书时，一个噩耗使他们的笔陡然悲怆下来邱东平，曾以成名作《通讯员》引起文艺界广泛注意的青年，竟在苏北盐城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据说，遇难时，他胸前的包里还带着由他创作，反映新四军战斗历史的长篇《茅山下》草稿。据说，这个长篇草稿，被鲜血浸透……
这个消息是事隔数月，文化人在《解放日报》上得知的：延安文艺界包括艾青、丁玲、欧阳山、高长虹、吴奚如、荒煤、刘白羽等70余人举行了追悼会，发文日：邱东平是文坛上曾被期许成为是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
噩耗传来，香港文艺界悲愤异常。胡风更是长久的沉浸在巨大的哀伤之中，不能自拔。因为邱东平是胡风一直培养和关注最多的一个青年作家之一，特别是邱东平《一个连长的遭遇》问世后，胡风曾热情洋溢的赞叹：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一首最壮丽的史诗。在叙事与抒情的辉煌的结合里面，民族战争的苦难和欢乐通过雄大的旋律，震荡着读者的心灵。由于胡风在《七月》上发表东平作品的缘故，他们接触很频繁，邱东平曾在一封信中告诉胡风每次看你的来信，都感到责任心的加重，但是无从转变，只是徒自谴责而已。你在那里支持一个刊物，环境困难，一想而知，而你的奋斗精神，是令我非常感动。之后，东平非常又非常兴奋的告诉胡风，他参加了新四军……
现在，和自己共诉衷肠的邱东平永远长眠在他热爰的那方热土上了。在一个阴雨绵绵的秋夜，胡风独自枯坐，思绪万千，体验着人格成长时的欢喜与人格崩溃的痛苦，他将满腔悲愤，凝结成一首七律，激励自己、也激励在香港的所有文化人：傲骨原来本赤心，两丰血迹尚殷之，惯将直道招乘运，赋得真声碰冷门；痛悼国殇成绝唱，坚留敌后守高旌，大江南北刀兵金，为哭新军失此人。
邱东平的牺牲给香港的文化人带来了沉痛与不安，他们热切的希望自己也能在延安浴血疆场，同时，他们更明白坚留敌后守高旌的份量。为此，他们建议由胡风亲自选编《东平短篇小说集》，以慰亡灵，题记中他们写道：
展开它，我们就像面对着一座钢筋的作家的雕像，在他的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的面前出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地跃进的一群生灵。
1941年，是英国人进驻香港一百周年的日子，在纸醉金迷欢庆节日的时候，一股不祥之气最先在民间流传出来，说起来只是几句谶诗不吉利而已，鲤鱼有日翻洋海，百载繁华一梦消。
大凡底层流传的东西，其速度和产生的效果是令人始料不及的，它像一片黑幡，突兀的出现在歌舞升平的氛围里，随着传媒，它迅速遮占领港人心中一隅，挥之不去。文化给人们带来的冲击使港人更加关心时局，也更能认识到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当一些政界要人终日沉溺于赛马、髙尔夫球、酒宴、舞会的时候，他们最先忧虑了。香港的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又处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日军自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就加强了对香港的封锁，而且日军飞机还常常轰炸珠江流域和深圳一带，屯兵3万余人，配以1300架飞机，2300部运输车，500艘登陆舰，对于日军厉兵秣马的举动，英国首相丘吉尔曾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
假如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根本没机会守得住香港，也没有办法可以把它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任何在香港发生的战祸，只可以在战后所要举行的和平会议上面处理……
首相丘吉尔的这番话让港人非常震惊。就连港府官员每日几乎都要翻报纸、找国际时事与评论。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家底：驻港英军总共不过1.3万人，另有配备一艘驱逐舰，四艘炮艇和八艘鱼雷快艇的海军，另外，两架水陆两用战斗机，三架鱼雷轰炸机就是所谓的空军。也许是出于欧战过于激烈，大英帝无暇东顾的缘故，港英当局对香港地区的抗日活动便严加限制，自称在中日战争中持中立态度大概因为这样，初时大陆文化人入港后的活动，才受到了某些审查，导致大多数的官员错误的认为，英日上层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协定，而且身居香港的不少中外人士又坚信日本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侵袭香港，丘吉尔首相振聋发聩的警言很快被时间和现实消解，就像一张弓，它拉开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失去锐气。香港依旧灯红酒绿，一派繁华景象。1941年12月8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