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成“方方”以后，好听是好听了，可是后来，湖北出了个女作家，也叫“方方”。张作家听了，于是征求老婆意见，向中国人传统文化靠拢，叫成“张方氏”了。这一次改名，算是定名，老俩口商量好，从此就是再有重名，也不改了。张方氏是西安市北郊方新村人氏。方新村在大明宫西侧，那是当年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和杨贵妃与唐明皇调情的地方。当年叫舍下省，如今叫方新村。方新村这地名，据说是张作家的母亲起下的。当年这里是城乡结合部，再在则被裹在西安城的中心，成为都市里的村庄。张方氏家世代是农民，她的身上，也保留了关中农家妇女所有的优良品质：善良、大气、宽容，典型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形象。张作家家里所以整日高朋满座，门庭若市，张作家的好客是一个原因，嫂夫人的贤惠更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当年张敏在青海当兵八年，回来后又来咸阳一个国防厂子当工人眼见得成了一个大龄青年心里不免着急。猛抬头，看见邻家这个叫“方方方”的小女孩，已经出落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张敏于是动起心思，看怎么和这个姑娘接近的恰好，方家养了几株玫瑰花招人喜爱。张敏于是有了借口，瞅瞅屋子里只有方姑娘在家，于是壮着胆子走进门，先赞这花艳，再赞这花香，完了说，能不能剪上一枝，回去插在他家花瓶里。一个有心，一个有意，事情就这样成了。出得门来，张敏高叫一声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话音未落，方新村吵成一团，大家都说这方姑娘平日老老实实的，高中毕业回家也不见和生人说话，怎么就让一个“客客子”、外地人猫叼鸟了。方姑娘听了这话，不为所动，一个月后，自行车一推，进了张家门。
方姑娘进门以后，从方新村带了二分宅基地过来。不要小看这二分地，在西安城里，这二分地就是一件宝物。从此以后，张敏便在这二分地上折腾，来一笔稿费，够买一袋水泥，就买一袋水泥，够买一架子车砖，就买一架子车砖。水泥和砖头买回来了，就往这二分地上堆。先盖座平房，再盖个地下室，再堆个二层，二层上面再堆三层。新时期文学二十年，张敏这二十年，用稿费给这二分地上堆了一堆歪七扭八的三层楼房。楼房四百多平方米，在中国作家中，他的住宅面积大约是独一无二。方新村的地后来已经全部卖完，因此，对张家来说，这几年的基本生活来源，就是靠张敏的稿费。西影厂不景气，张敏于是早早地办了个内退手续，在家专门写稿，当起名副其实的自由撰稿人。哪一个月稿费来得少了，全家就一片惊慌。哪一个月稿费来得多了，张敏就捧着一堆钱发愁，房子已经盖好了，不知道这钱又该往哪里花。于是乎往四处打电话，吆喝人来打麻将，吃饭。他说在他这打麻将是“五个一工程”打一场麻将；输一千块钱；抽一条烟；管一顿饭；喝一瓶好酒。走后地上留下一堆垃圾。去年国庆早晨，八点多钟，张敏听见大门外有人要退两张西去的卧铺票。裤子一穿，拉着老婆九点多钟就上了火车。这时才发现，两人所带的银两不足，有进程就没有退程了。好个张敏，喊一声拿笔来，就在火车上写起来。到银川写一篇《调侃银川》，到兰州写一篇《黄河之水兰州来》，他朋友多，路子又野，文章送到报社，当场就能拿到稿费，于是，玩了敦煌，又玩了哈密和乌鲁木齐。虽说是受了些罪，一路写着玩着回来一算，走时带在身上的钱竟然没用完还让张方氏美美地坐了一趟飞机，落下了十几个胶卷。张敏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便有些骄傲。那一次，在他的地下室里，他买了一大堆颜料学画画。画得确实不怎么样，可是旁边的画家们都不好意思说。这时，张方氏进来叫大家吃饭，对着地下画好的小鸡，“哼”了一声。这一“哼”，张敏于是大怒，他说：“你敢嘲笑我！我平时进步得慢，就是因为你不支持我，你看看人家贾平凹、高建群的老婆，那毛笔字写得再臭，人家老婆在旁边也一个劲说好。”
嫂子听了，笑着争辩说，我哪里敢嘲笑，我是感冒了，鼻子有些不通，哼几下鼻子。张敏听了，仍是不依不饶。还有一次，张敏喝醉了。叹息曰：“咱他娘的空有一身才华至今还成不了大名，这原因就是没有离婚。你看那谁谁谁……”嫂子听了，立刻把大门开圆，说：“你走，你现在就走。我现在有儿有孙子的。看你走了以后，你这个干老汉怎么过？”张敏听了，长叹一声说：“不走了，我老了！”
说完用秦腔唱了一句：“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张敏和张方氏膝下，有一儿一女，正应了中国老百姓“一儿一女活神仙”这句老话。儿子聪明，女儿伶俐，遗憾的是张敏前些年把钱都用到堆砌楼房上去了，没有用更多的钱作为智力投资，让儿女上大学。好在女儿争气，前几年走读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考试考了全系第一名，成了硕士研究生。如今，张敏的儿子、女儿都已经男婚女嫁，但是，这个大家庭还基本上生活在一起。说起张作家的儿子来，我这里又记起一个故事。前几年台湾人在西安办了个康师傅方便面工厂，张作家的儿子便应聘进去当电工。因为与监工有口角，儿子说，恐怕在这个厂子干不成了。张探花说，千不成了不要紧，以后你呆在家里，老爸给你开工资！这后来有一个意外的结局。子惴惴不安，等了几天后，不但没有被炒鱿鱼，还被提拔当了组长。倒是那个台湾监工，被解职回台去了。这其中原委，我们不得而知。很可能，台湾老板对这个监工早有看法借机将他炒了。当然，道理也许是在小张一边。张敏年轻的时候，恃才傲物，是个天不收地不管的角色。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管我的人还没有出世哩！”
而今，老境渐来时，管他的人终于出世了，这就是他的孙女张少阳。大前年秋天在太湖参加笔会，阳阳一个电话：“爷爷，我好想你。”
张敏立刻买飞机票，半天之内赶回家。前年在广州巨星公司改电影剧本，亦是阳阳一个电话，张敏忙不迭地，立即叫人把他往飞机场送。去年秋天在罗布泊，刚一回到连木沁镇，可以通电话了，电话那头阳阳一哭，张敏立刻买火车票回家。看着生活在温柔富贵中的阳阳，我感慨地说，张敏七岁的时候，正在新疆的哈密看着溃兵烧城，笔者的我，七岁的时候，正在延安的万佛洞里，父母去上班，将我用一根绳子拴在佛脚上，如今这阳阳七岁了，她多么幸福呀！2000年间，张敏完成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他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死巷》，终于脱稿，并于2001年元月5号，在北京书市上市。为写这个长篇，他的头发眉毛全部成了雪白。好听话叫童颜鹤发，不好听说他活像一个老怪物。这个长篇也许会奠定他在中国文坛重要小说家的位置。西安的十二位作家，一个一段，二万多字，为他写了个长序。西安是文化古都。文化古都应该出张探花此类文化人物。我常想，张探花此类庄谐并出，令人喷饭的传奇，一些年之后，也许会像我们今天说徐文长的故事，唐伯虎的故事，纪晓岚的故事一样，成为文化人的市井传奇。2001年12月读朱珩青的《路翎传》这不是一本闲适的书。这里面充满苦难与呻吟，挣扎与无奈然而却又自有它精神的辉煌和崇高存在。你要读它，你先得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做好准备穿越一座炼狱的心情，然后才敢去读。要不，你受不了。我是在一个中午，读朱珩青女士的《路翎传》的。我一直读到黄昏，是坐在阳台上读的。掩卷我长久地坐在暮色中，心中填满了悲怆。我感到自己仿佛在完成一场世纪穿越。继而我坐在台灯前，给朱珩青女士写信。我说，这是一部民族的精神受难史，这一本薄薄的叫《路翎传》的书，每一所大学都有理由将它列人学生的必修课来读。我还对朱女士说，你做了一件堪称伟大的工作，即把一个天才的毁灭过程挖掘出来了，把我们民族的一段精神历程挖掘出来了，于民族做了一件好事。“没有天才的民族是愚昧的生物之群，有了天才而不知道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奴隶之邦！”
当我从悲怆中抬起头来时，我想起郁达夫说给鲁迅先生的这句话。路翎是一位毁灭了的天才，二十几岁的他，即写出《财主的儿女们》这样的宏篇巨着。世人以“才华盖世”誉他。建国之初由于受到胡风问题的牵连而下狱。这是三十二岁时的事。等到出狱后，他已成垂垂老者，且思维进入一种半疯狂状态。文学界痛惜路翎为“未完成的天才”。说起路翎，我这时还想起一个叫阿垅的诗人。前些年，我主编过一本《新诗观止》，里面接触到阿垅的两首诗。阿垅的诗引起我一阵大惊异，拜伦诗的雄辩、才气和一泻千里的激情，在中国原来也有传人，这传人便是阿拔。后来查找资料，方知道诗人正是胡风、路翎一拨。我祝贺《路翎传》的出版。在这本书面前，在传主的惨烈的人生大悲剧面前，我意识到了我们的一些创作的苍白（包括我的一些书，和我们人生的平庸。我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朱珩青是我的老师。这称呼是由一件事决定的，这事就是：她是我的《最后一个匈奴》的责任编辑。以前，我只知道她是一位资深的、充满敬业精神的编辑家，间或有评论文章发表；通过这本书，我知道了，她还是一位深刻的、独到的作家。以前，她编选过一本《路翎小说选》。据我所知，为了编选事，她曾许多次的向路翎先生求教3在路翎的孤寂的晚年中，假如说曾有一丝新时期文学的阳光照亮他那孤寂的昏沌状态的心灵的话，这件事是通过朱女士去完成的。如今路翎先生已经作古，社会有责任向这位女士献上敬意。我这时想起《圣经》中的一段故事：耶稣受难时惟一没有跑开的是女人们，所以她们有幸看到了耶稣复活的情景。我在电话中对朱珩青老师说，《路翎传》有些薄了，且学者气太重，您是国内的路翎研究的权威者之一，你应当再写一本厚些、通俗一些的《路翎传》来，让这个“未完成的天才”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并为我们民族未来的世纪赐予更多的祝福。朱老师同意了我的话。但愿我们不久会看到通俗本。这篇短文刚刚搁笔，遂接到北京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朱珩青女士的《路翎传》之一章，在10月25日的《文艺报》上登了一版。这是一件好消息，于是补记于上。
1997年10月27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