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信仰与社会分层
在一个各种宗教信仰混杂的国家，只要看一看那里的职业统计，就会发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7】，一再引起天主教报刊和文献【8】以及德国天主教大会的热烈争论。那就是：在资本家、企业家以及现代企业的劳工中，高级熟练工人阶层，特别是受过较高的技术或商业培训的人员中，新教教徒占大多数。【9】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存在教派差异、民族差异因而有文化发展差异的地方（比如说居住着德国人和波兰人的德国东部），而且几乎凡是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任由居民按其需要形成社会分化和职业结构分化的地方，在宗教派别的统计数字上都会显现出同样的局面。居民的自由度越大，这种情况就越明显。毋庸讳言，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中，资本占有者【10】、领导层和高级工人之中的新教教徒所占比例甚高。【11】这一事实部分出于历史原因，而且可以上溯至遥远的过去，那时教派的归属并非出于经济原因，某种程度上倒是经济状况的后果。【12】从事上述经济职能是有先决条件的，或要占有资本，或要受过所费不赀的教育，多数情况下还要二者兼而有之。而在今天，非得拥有遗产或者自身相当富裕才行。正是昔日帝国中许许多多极为富裕的，自然环境或交通状况极为优越且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那些富裕的城镇，在16世纪时皈依了新教。此事影响甚大，以致新教教徒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中至今仍处于有利地位。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历史问题：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为何会对宗教革命如此强烈地认同？而回答这一问题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从经济的传统主义中挣脱出来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契机，它大大支持了人们怀疑宗教传统、反抗传统权威的倾向。然而，有一点常常被忽视但又必须注意，即宗教改革并非是要清除教会对人们生活的支配，而是要用另一种支配形式来取代它。也就是说，过去那种支配是非常随意的，实际上当时人们已经无感，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流于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渗透进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整个生活方式无休止地苛责且严阵以待的规则。天主教教会以“惩处异端，宽待罪人”的原则来进行控制。如今，这种控制已为具有完全的现代经济特征的各民族民众所服膺，一如15世纪初世界上最富庶、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人们那样服膺于它，只不过当时的控制比今天更甚。而加尔文教派在16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16、17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分地区，17世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度在英国本土对于民众个人所实施的控制，在我们看来，其形式是前所未有并且令人无法忍受的。当时，旧有的广大城市贵族阶层，不论是在日内瓦、荷兰或英国的，都对此深有同感。但在那些经济发达地区，宗教改革者所抱怨的并非是对民众生活监管得太多，而是太少。当时，经济最发达国家以及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在其国内崛起的经济上的“市民”中产阶级，不仅忍受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暴政，还为此辩护，并从中发扬出一种英雄主义。这种现象当作何解释呢？对市民阶级来说，这种英雄主义可谓空前绝后，以至于卡莱尔[3]称其为“我们最后的英雄主义”（the last our heroisms）。
进一步来讲，需特别强调的是：新教教徒今天之所以在现代经济内部的资本占有和领导岗位上具有相当优势，一方面是因为在历史上传袭了较好的财富状况，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亦表明不可如此解释。为此，特举几例加以说明：无论在巴登、巴伐利亚，还是匈牙利，天主教徒父母提供给子女的高等教育类别通常与新教教徒父母提供给子女的高等教育类别大相径庭。天主教徒在中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中的比例，远远低于天主教徒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13】之所以如此，多半可以归因于前述遗产继承多寡的差别。而在天主教教徒的中学毕业生中，从为迎合现代资产阶级工商职业所设立的、专事培养技术人才和工商从业人员的实科文理中学、实科中学和高级市立中学毕业的人数比例，也都大大低于新教教徒所占比例。【14】而天主教徒所偏好的学校是能够提供人文教育的文理中学。这一现象不能以遗产多寡来解释，反倒可以说明天主教徒中何以很少有人参与资本主义实业的营利活动。更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它有助于解释为何天主教教徒在现代大企业的熟练工人中只占少数。众所周知，工厂往往从青年手工业者中吸纳熟练工人，让青年手工业者对工人进行培训，培训完成之后，一般工人就成了熟练工人。而在满师的手艺人中，新教教徒的数量远远高于天主教徒。换言之，手艺人中的天主教徒倾向于留在本行业内成为师傅；新教教徒则大多流向工厂成为高级技工和管理人员。【15】这种现象中表现出的因果关系无疑源于教育培养出的精神特质，由家乡和父母家庭营造的宗教气氛决定了教育方向，进而决定了此后的职业选择与职业生涯。
更令人讶异的是，天主教徒较少参与德国现代工商业生活，这一点与自古以来【16】以及现在所取得的经验背道而驰：少数民族或少数教派，作为“被统治者”集团面对作为“统治者”的另一集团，他们自愿或非自愿地被排除在有影响的政治地位之外，他们当中才华横溢者往往在政治舞台上无用武之地，于是会努力踏足工商界，以酬其雄心壮志。俄国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即是如此，他们在这两地的经济发展要比在他们所统治的加利西亚快得多。再往前说，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胡格诺教徒，英国的非国教派（Nonkonformisten）和贵格会教徒，以及不可不提的两千年来的犹太人，皆是如此。而德国的天主教徒却完全没有受到其所处社会地位的影响，或者说这种影响微乎其微。即使在过去受迫害或仅仅被宽容的岁月里，无论是在荷兰或英国，天主教徒都没有像新教教徒那样在经济上取得突出的进展。恰恰相反，新教教徒（特别是以后还要详加考察的新教运动当中的某些教派）无论是作为被统治阶层，还是统治阶层，无论是处于多数者，还是少数者，都表现出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但在天主教徒身上，无论他们处于上述何种情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出现这种倾向。【17】之所以有不同的表现，首先要从其宗教信仰持久的、内在的特质中，而不是单单从一时所处的外在历史—政治状况来找寻原因。【18】
重要的是，首先应该探讨一下各个教派的内在特质中，有哪些或曾经有哪些元素导致了前述那种态度倾向，并且其某部分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只是进行一些浅表性观察，从现代的某些印象出发，就会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做出如下表述：天主教“苦修来世”，其最高理想所具有的禁欲主义色彩必然导致其信徒对现世财富不大感兴趣。这种说法确实符合现今颇为流行的对这两个教派参与经济之方式的论证套路。新教一方便以此来抨击天主教生活方式的（真实的或所谓的）禁欲主义理想；天主教一方则回敬说，新教带来的“唯物主义”将所有的生活内容统统世俗化。一位当代学者也相信两个教派对经济生活表现出相互对立的态度，他是这样说的：“天主教徒……较为恬淡，很少生意经；他们宁愿安安稳稳过日子，即使收入少一点，也不愿过危险、刺激但可能名利双收的生活。难怪民谚有云：要么吃得好，要么睡得好。放在这里是说，新教教徒喜欢吃得好，天主教徒则宁愿睡得安稳。”【19】事实上，“吃得好”这句话概括了当代德国对教会漠不关心的新教教徒的行为动机。尽管未必尽然，但不乏形象之处。过去却不是这样的。众所周知，英国、荷兰、美国的清教徒的典型特征正与“俗世享乐”相反，我们下面还会谈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正是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不仅过去是这样，比如说法国的新教，长久以来甚至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加尔文教派所具有的特征，这种特征是宗教斗争时代的磨难留下的。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像我们下面还要提到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不言而喻，这些特征是法国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且在幸免于宗教迫害的小范围里至今仍是如此。如果把这种严肃的态度和宗教利益主导的生活方式称为“苦修来世”，那么法国的加尔文教派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至少都像德国北部的天主教徒一样苦修来世。后者视天主教为须臾不可或缺的大事，而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会投入到如此地步。这两者分别以同样的方式与国内占支配地位的教派相区分：法国天主教徒的下层耽于生活享乐，上层则公然敌视宗教；德国新教教徒欣欣然投身于尘世的经济生活，上层则对宗教异常漠然。【20】上述比较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说到天主教，便想当然地认定它“苦修来世”；一说到新教，就想当然地以为它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诸如此类的含混说法解决不了本书中的任何问题。而以此来概括两者之间的区别，既无法说明今天的实际情况，亦不能说明过去的情形。如果要以这样的区别来探究问题，那么在上述说法之外，还得进行一些另外的考察，这些考察不可避免会导致这样的想法：一方是苦修来世、禁欲、宗教虔诚；另一方则投身资本主义营利活动，两者的相互对立中是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呢？
事实上，从表面看，大批笃信基督教的精英多出自商业圈，特别是虔敬派，其中最热切的信徒都是这样的出身，人数之多，出人意料。或许这可以解释为由于其内在不适应商人的职业天性而对“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动，一如阿西西的圣方济各[4]那样，许多虔敬派教徒也都这样来解释他们的皈依过程。许多资本主义大企业家，包括塞西尔·罗德斯，都出身牧师家庭，之所以从商，似乎也可以解释为对青少年时期所受禁欲教育的反叛。不过，当练达的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与贯穿并规范整个生活，有着无比强烈的形式感的虔诚，落在同一个人、同一个群体身上时，这样的解释就显得苍白了。况且上述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历史上许多最为重要的新教教会和教派群体所共有的显著特征。特别是加尔文派，无论在哪里出现，【21】就一定会体现出这样的结合。当宗教改革（比如某个新教教派）在某个国家风起云涌时，加尔文派与某个阶级并没有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法国胡格诺教会中，修道士和实业家（商人和手工业者）改宗者却特别多；在宗教迫害时更是如此，【22】这是很独特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很典型的。连西班牙人都知道，“异端”（即荷兰的加尔文派）“促进了商业精神的发展”，而这种说法与威廉·佩蒂勋爵[5]在研讨荷兰资本主义兴盛的原因时所阐发的见解如出一辙。格赛因【23】曾不无道理地称加尔文教徒聚居之地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24】。甚至可以说，这些聚居区大多发源于法国和荷兰的经济文化，而这两国经济文化的优势才是决定性因素；或者说，这是流放的重大影响以及与打破传统的生活关系撕裂所致。【25】然而法国自身，正如我们从柯尔贝尔[6]的奋斗中所知，在17世纪时情况仍是如此。就连奥地利都直接引进新教教徒手工业者，其他国家更不用说了。只不过，并非所有新教教派在这方面都有同样强大的影响。加尔文教派似乎在德国也是影响最大的。改革派【26】，即加尔文教派，不管是在乌珀塔尔，还是在其他地方，似乎都比其他教派更能促进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加尔文教派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要比路德教派大得多，无论是大体而言，还是就各地情况分别来看，都是如此，尤其是在乌珀塔尔。【27】苏格兰的巴克尔[7]，英格兰诗人济慈都曾着重提到过这些关系。【28】有一种更加令人吃惊的状况需要在此提一提：在一些教派里，特别是贵格派和门诺派[8]中有不少人既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他们将笃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意识的强化发展结合了起来。贵格教派在英国和北美所扮演的角色，门诺派亦在荷兰和德国扮演着。在东普鲁士，尽管门诺派教徒断然拒服兵役，但由于他们是工业不可或缺的担纲者，腓特烈·威廉一世只能听之任之。这只不过是为数众多的足以说明问题的例证中的一个，但鉴于这位国王的性格，这应该是最有力的一个例证。对于虔敬派教徒来说，坚定稳固的虔诚终于和高度发达的商业意识相结合，并取得了成功，此乃众所周知的事实。【29】在这里还应提到莱茵地区和卡尔夫[9]，不过在这仅是导读性质的描述中，无需再给出更多的例证。这几个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劳动精神”“进步精神”或者人们倾向于归诸新教所提振的精神，不可理解为通常所说的“俗世享乐”抑或某种具有“启蒙”意义的东西。路德、加尔文、诺克斯[10]、沃特[11]的早期基督新教和今天所说的“进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今天连最极端的教派也不想加以拒绝的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昔日的基督新教却抱着敌视的态度。如果说旧日的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征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其（所谓的）或多或少带有唯物主义色彩或者反禁欲主义的“俗世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特性中寻找。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第20卷第7章）中提及英国人时，说他们“在三个方面比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要先进，那就是信仰、商业和自由”。他们在商业上的优势，连同他们对自由政治制度的顺应，会不会和孟德斯鸠所称许的宗教上的极端虔诚有所关联呢？
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时，就会有一连串隐约朦胧的关联浮现在我们眼前。鉴于无尽的多样性隐身于所有的历史现象里，尽可能清晰地将浮现在眼前的模糊不清的关联梳理出来乃是当务之急。为此，我们不得不抛开前面所提到的笼统模糊的概念，努力深入地探究基督教历史上各个流派的伟大的宗教思想的固有特质和彼此差异。
不过，在此之前还得进行一些说明。首先，如何对我们所研究对象的特质进行历史解释；其次，这样的解释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下具有怎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