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走近苏东坡
1562300000024

第24章 苏东坡的最后流放(2)

看来,苏轼一生,就倒霉在这些小人身上了。当然,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围在皇帝身边,被豢养着的唯知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做马屁文章,而写不出正经作品的御用文人,都十分害怕真有才华的人,怕他们夺走统治者的宠幸。所以,他们总是煽动皇帝,整治他们嫉火如焚的同类。从王安石起始,他是整苏轼的主要人物,其他在朝廷中枢掌握实权的,也算是文人的人,绝对和苏东坡过不去,恨不能将他整死的。

在《吾谪海南》诗的前面,苏轼写道:“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权柄的小人式文人,出于对文学巨匠的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而且把两兄弟流放到什么地方的挖空心思,真是令人齿冷。南宋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绍圣中,贬元佑(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陆游是距苏轼不远的诗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苏轼文献的有心人,曾经把北宋南渡后散佚的官方文件中,关于审判苏轼的记录,整理出一本《乌台诗案》出版。由此,可见这些文学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态。因为苏轼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东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远的一位。

一方面,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诗人、不成气候的评论家,窃居权位的文化官员,由不得自惭形秽,嫉妒得要命,便要寻衅生事,不遗余力地围攻,使他命途多舛。另一方面,他的正直不阿,真诚坦荡,敢于陈言,不避风险,在政治上决不随风转舵的性格,也是他不断地与权贵们发生冲突,而屡屡获罪的原因。

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与欧阳修、司马光一起,持保守观点。但他并不算是一个死硬的反对派,只不过在感情上拒绝那些峻急伤民的改革措施罢了。于是,他遭王安石党羽的打击,抓起来坐过牢。后来,到了宋英宗接位,保守派得势,在全盘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苏东坡和别人不一样,对变法中的若干可行措施,还是建议保留的,结果又受新贵们的排挤嫉恨,给放逐到岭南。到了惠州,他的政敌仍不放心,再次谪放,过琼州海峡,到儋耳。

大凡真正的文学巨匠,和那种只求自己一帆风顺,得其所哉,而宁肯做违心事,说违心话的作家诗人不同。倒不是苏轼不肯低下那高贵的头,而是他的良知,使他无法屈从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所以,终其一生,是在不断地吞吃苦果,于颠沛流离中度过。他也明白自己,这是改变不了的。有一次,他下朝归来,扪着自己的腹部问随从,我这里面是些什么?只有一个人的答复使他满意,那就是追随他大半辈子的朝云,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说:“学士那里,装的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古往今来,所有的懂得合时宜的作家诗人,谁不是风花雪月,逢场作戏,版税照拿,名利双收,活得很滋润,很开心呢?但太聪明的作家,太合时宜的作品,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难逃镜花水月,一瞬即逝的命运。然而,“文章憎命达”,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尽管在仕途上浮沉跌宕,在文路中遭际险恶,但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甚至把命都送了的作家诗人,还不知有多少?也许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精华神圣所在,如果文人都聪明得要死的话,都在玩文学,也就不会有文学了。若是只剩下庸俗与趋炎附势,文学史恐怕就要空白了。

被迫流放的东坡先生,携幼子苏过,终于在绍圣四年的六月十一日过海,到了流放地。现在的省会海口市,是在清康熙年间才设营建治,在宋代,充其量不过是大一点的渔村而已,是不是苏轼登上海南的第一落脚点,如今已无从稽考。半个月后,才乘牛车到达昌化军。这种黎族农家的牛车,轮高辐宽,现在还可以在通什的博物馆里看到。公元十一世纪的海南岛,没有现在的环岛高速公路,只有这种缓慢的交通工具。一路颠簸,行程困顿,对年过花甲的戴罪之身来说,可绝没有如今那种环岛游的风驰电掣般的潇洒。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在牛车上那垂暮之年的东坡先生,一路而来的心境。

临行前,他在《与王敏仲书》中,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在《到昌化军谢表》里,也说过:“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对他来讲,流放海南,比之流放岭南,更无生还中原之望。尤其是他最心爱的厮伴半生的朝云,已经病亡惠州,剩下形单影只的他,独处蛮荒野域,难免惆怅。

但是,展现在他视野里的海南,那崭新的生活,终于给感觉敏锐的诗人,带来创作的兴奋。还在旅途中,经儋耳山时,停车伫望的他,就涌上来压抑不住的诗兴:“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和,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

以补天石自期的这首小诗,表明了这位远放海南的文豪,在精神上开始振作起来。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试笔自书时,更跳出个人局促的视野,升华到俯仰天地的高度。“吾始至南海,注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视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朱弁《曲洧旧闻》)于是,他释然了。“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从此,他不作归计了。

但到儋耳住下来的东坡先生,和他的儿子苏过,生活当然是非常艰窘的。

在《与元老侄孙书》里写道:“老人(自称)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悴不复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在《与张朝请书》中,也谈到了他的生活景况:“海南风物,与治下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

果然,那些放逐他的人,并不曾忘怀他半刻。凡小人得志,无不滥施淫威,这大概是个规律了。在文坛上,我们也有幸见过那些忽然间春风得意的人物,来不及地报复的悻悻状,是很可笑,又很可恶的。苏东坡已经流放到海南岛了,这班小人还不能释然于怀。初到昌化军,父子俩借居在官屋里度日,然而,想不到,没过几天,就下令把他驱逐出来,沦落在露天地里。

“无地可居”的苏东坡,真得感谢海南岛的亚热带气候,使他能够“偃息于桄榔林中”,躲一躲日晒雨淋。热情好客的海南人,当然不能看到一代文豪,在树林里存身,便帮他盖屋。《宋史本传》里记载:“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屋,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苏轼在《与程儒书》中,也说到:“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劳费不赀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这里所说的士人,学者,该是本地的文化人了,亲自操泥水匠的劳动,来帮助东坡先生,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场面,可见正义和公理,还是植根在真正的知识分子心中。他们也许没有力量,使这位受崇敬的文豪走出政治的困境,但能够解囊或倾力时,是一点也不吝惜的。

恐怕也不仅仅是宋代,很长时间内,海南岛的生活物资,显然全赖泉州、广州支撑供应,一旦阻隔,便是他的《儋耳四绝句》中的一首里的困苦之状了:

“船舶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知祭灶,只鸡斗酒定燔吾。”看样子,那些未必是他读者的海南黎族乡民,倒也异常热情地款待这位落魄聊倒的东坡先生。在中国这块国土上,那些最底层的没有什么文化的一群,倒可能比有文化的人,多一份同情之心。主人慷慨,贵客多情,有鸡可食,有酒可饮,醉饱之余,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出来了。于是,他一路踉踉跄跄走来,一路咏哦着他的诗篇:“半醒半醉问诸黎,棘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看来,生活的困难,压不倒东坡先生那“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精神。他在海南,日子并不孤寂。“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在老百姓中间,更寻找到他的新快乐。“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作家惟有在这里,得到善意的回应,而在小人型文人那里,除了一张冷脸外,还得提防背抄着手里,会不会有一把刀?

所以,在他心里,留下了对海南最佳的印象,据宋人陈敏政《遯斋闲览》载:“东坡自南海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其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再来相见。”’

这世界所以值得苏轼留恋,也许公道还在人心的缘故吧!

所以,他后来终于因赦,离开海南岛的时候,写出了:“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这首诗中,不但看到他的乐观主义,他的坦荡胸襟,也看到他三年流放期间对海南岛的感情。在《过海》一诗中,他更无悔他的第三次流放,这恐怕是那些小人始料未及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给了海南岛最高的评价。到了广西合浦后的一首诗中,甚至说:“携儿过岭今七年,晚涂更着黎衣冠。”再次回到大陆的苏东坡,索性把自己看成是海南岛的黎家人了。苏东坡的最终流放,那些“忌恶挤排”的小人,本来想置他于死地的,也想使他的文学湮没在蛮乡夷域,了无所闻的。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终生颠沛流离,走遍大半中国的苏东坡,渡海以后,他的文学成就,益发地辉煌,从而奠定他在中国文学中的不朽地位。

宋代的朱弁在《曲洧见闻》里写道:“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同是宋代的文学评论家胡仔在《苕溪渔隐》一书中说:“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笔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手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入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

苦难磨炼作家,也造就作家,这在中国或者世界的文学史上,绝不是偶然现象。过海以后的苏东坡,他的笔墨,更是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应该说那最终流放地的海南岛,人杰地灵,催发他的文学神思吧!而那些企图扼杀文学的跳梁小丑,虽然不可一世地侮弄大师,曾几何时,还不是被缚在耻辱柱上,受到永远的奚落。海的伟大,就在于浩瀚,即使有几条墨斗鱼,喷出一点肮脏的汁水,会影响水天一色的蔚蓝吗?所以,一部文学史,无论小人怎么跳踉,文学都是不会死亡的。大师永远活在读者心中,而墨斗鱼呢?对不起,谁也记不起来了。

也许,这就叫做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