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走近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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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皇帝和文人(1)

苏东坡,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一直到今天,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

如果大学中文系开两宋文学这堂课的教师,突然奉命不谈苏轼的话,我想他一定要失语五分钟以上,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绕开这位巨人,自然也包括教授食堂里那碗“东坡肉”。因为没有这位发明了这道名菜的文人,大家也就欣赏不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佳肴了。

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这一块基石的话,作为中国诗歌中豪放一派,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能找出另外一位更具代表性,并被中国的读者,上至顶尖人物,下至普通百姓,遍及士农工商,包括男女老少所认同,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吗?

九百年来,中国人鲜有不知道苏轼这位文学大师者,鲜有不知道苏轼的作品者,略不思索,即可脱口而出他的诗词歌赋,也是大有人在的。

如果他不是生在宋朝,碰到的对手不是王安石和他卵翼下那些小人,早脱八层皮,早死一百回了。若如此,就会出现文学史上的空窗期,讲宋文学史而无苏东坡,该少掉多少精彩。这位文人若是生在别的朝代,也许不一定能走出乌台诗狱,也许不一定能从发配的岭南生还,也许更不一定能渡过琼州海峡,以为必死于天涯海角的他,居然活着回到中原。所以,皇帝和文人之间,存在着生物链的平衡问题。皇帝老琢磨文人,文人就没得好日子过,皇帝要对文人宽容一点,轻松一点,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要好看一点,丰收一点。

王安石是个很厉害的政治家,居然就是整不倒他,苏轼写过一篇很着名的文章,题日《商鞅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绝非泛泛之论。“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祸者,吾为之惧矣。”而文中所指的“后之君子”,正是这个王安石,而他倚重的,视为股肱的吕惠卿、章悖、曾布、李定、舒亶、邓绾……一个个都具有嗜血动物的天性,收拾起对手来,无不既毒又狠,’居然就是整不死他。我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中,皇帝和文人的关系,唐朝和宋朝,是一种类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种类型。

唐、宋的皇帝与文人为敌者少,轻易不举刀子;明、清的皇帝与文人仇恨者多,动不动就砍脑袋。

别看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变法,但并不支持王安石和他的党羽一定要弄死苏东坡。虽然把他关了起来,最后还是把他放出去了。也许宋神宗对苏东坡诗里的指桑骂槐,不以为然,有些恼火,但别人挑拨说,他在骂陛下您呀!神宗也是不肯轻信的。挑拨者指着检举书里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然后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这是个明白皇帝,至少能进行正常思维的皇帝,要是碰上朱元璋,早推出去交给刽子手了。

据宋·方勺《泊宅编》:“东坡既就逮,下御史府。慈圣曹太皇语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成,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以闻之?’曰:‘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日: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苏轼、苏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来遗后人,不亦可乎!’因泣问:‘二人安在?’上对以轼方系狱,则又泣下。上亦感动,始有贷轼意。”

据宋·陈鹄《耆旧续闻》:“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簿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

这就是宋朝最高统治当局,不那么死磕文人的最好例证。

其实,唐朝也是类似的风气。骆宾王受徐敬业约,写了一篇《讨武曌檄》,把这位女皇帝糟蹋得够呛。当有人将这篇东西送交到她那里,她非但没暴跳如雷,给我把他抓住,给我将他毙了,而是很奇怪,怎么这样一位会写文章的作者,我们的宰相怎么没发现,怎么没有让他到政府工作。同样,唐代第一诗人李白,他非要把宝押在永王那儿,结果,造反者给唐肃宗镇压了,如果换个皇帝,你不来投奔我,你本来就不对,因为你是天字第一号诗人,投奔到我的对立面那儿,当然要处理,不过,也没有关,没有杀,只是流放夜郎。

在中国历史上,李唐和赵宋两朝,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而有宋一代,对文人授官之高,要高于唐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辖市一级,地委一级。而宋授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往往超过省部级,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都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从他的父亲起,已是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为涿州的名门望户,不仅拥有财富,还拥有贵族门第的精神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感知,对于文化人的亲和,是那些思想狭隘,意识偏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所不具有的。对没有文化素质的领导人,谈文化,就如同与坐井观天的人,谈万里无云的澄碧天空一样,根本不会有共同语言的。

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是有其家族契约的立法基础,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统治者。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九百年前的这块石碑,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博大精深,有如此悠久历史,有如此辉煌灿烂,有如此蓬勃生命力者的基础。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块石碑的功劳,而是与这块石碑相连贯起来的中国文化传统。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个传统放在心上,不等于那些明主、英主也如此。秦始皇焚书坑儒,‘医药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时,也有一丝文化考虑的。

因此,翻开《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爱收拾知识分子的皇帝,通常是来自草根阶层,且个人文化程度偏低者,几乎是一条铁的规律,很少有例外。

这种人因其天性所致,因其基因作用,对于文明的拒绝情绪,对于文化的抵触心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界隔感情,绝对根深蒂固。

为什么明清之际的帝王,视文人为草芥,动辄杀无赦,在文化上大张挞伐的文字狱,最为猖獗?就是因为基本上无文化而且以无赖行径夺得江山的朱元璋,和虽驭临天下,但作为外族统治者的康、雍、乾三帝,都具有难以克服的弱势文化心理。

弱势文化心理,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便是知识分子的倒霉之时,而弱势文化心理,与暴虐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就永无翻身之日。“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所以要把“臭老九”往死里折腾,也是对自己过去处于低下状态中自卑压抑心理的一种精神补偿,可想而知在惩罚手段上,是如何的无所不用其极了。

常常要经数代的教养熏陶,直到其子孙也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有所改变。明之朱元璋,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现在无从知道他在游方乞讨的生涯中,是如何饱受生员官吏、豪门土族、衙隶差役、地主富户欺压的,反正是他心中的一笔深仇大恨。因为他没有机会读书,对知识分子,怀有戒惧疑虑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当上了皇帝以后,收拾起这些人来,是一点也不手软的。

性残忍,好猜忌,嗜杀人,无所不用其极,是朱皇帝这位暴君的特点。尤其他坐稳江山以后,不能不使用知识分子,来管理这个国家的行政事务,但是,他又不能不防范这些知识分子,给他耍心眼,跟他不合作。因而,他对手下的这些官员,总是提防着,总是戒备着,表现得特别敏感,特别介意,甚至有点病态的神经质。

而神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要开刀问斩。“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明无名氏《翦胜野闻》)

最有趣的,他老婆马皇后跟他厮杀一生,最后沉疴不起,知道死之将至,无法挽救。经太医们精心会诊,想法治疗。谁知她宁可等死,坚决拒绝用药。

朱元璋火了,责问她为什么?马皇后说,“我吃药也是死,不吃药也是死,可我吃了药死后,你一定要杀这些太医们的头,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吃药而死,可以保全这些太医们。”

这一段野史,人称“马皇后怜惜太医”,由此可见,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婆,也是对他动辄杀人的脾气,无可奈何的表现。因为一旦成为暴君,便不可理喻的疯狂了。

朱元璋残暴阴刻,自负褊狭,猜忌疑心,自然对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更要视作心腹之患了。虽然他与元军,与其他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譬如刘基,譬如宋濂,譬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高升,譬如“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的唐仲实等等。但江山坐稳,这些读书人和那些恃功自傲的功臣宿将一样,很有碍于他的统治,登基没几年,他就开始收拾了。

如果说引发朱元璋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的借口,是谋反叛乱,他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是不能容忍这些读书人对他的“讥讪”,尤其不要碰他的“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