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走近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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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春江水暖鸭先知”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这位宋代大诗人,生于1036年,逝于1101年,距今九百年,一生作诗2700多首。他的这些诗词,未必尽是珠玑之作,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大师小师,泡沫难免,只是一个多些,一个少些罢了。苏东坡的诗,九百年后,还能有多首被人记住,被人吟诵,这大概也就算是不朽了。

时下我辈所作的或畅销过,或上榜过,或得奖过的作品,说到底,其实是经不住时光推敲的。别说九百年之不朽,难求,即使除以一百,得九年之不朽,恐怕也不容易。当然,有的朋友,自我感觉良好,相信自己作品,已传世,必传世,也无不可。但每年秋末冬初,黄叶差不多落尽之际,若抽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廉价书市看看,定会感慨不已,更会败兴不已。有的书,油墨未干,有的书,整包未拆,像下市的萝卜白菜,论堆撮,吆喝卖。近年以来,这种处理书市,又转移到地坛公园,文集全集,堆积如山,大选大全,汗牛充栋,多到插不进脚去,多到让人感叹生产精神食粮的作家们,其实是在制造物质垃圾。

有时,与同为顾客的购书人站在那里闲谈,提起当代那些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学作品,无不恍若隔世,早就淡出如今读者的视野。看来,作家活着,书却死去,这才是令卖文为生者最为哀伤的场面。

可一些清仓出来的古典文学,白话小说,线装书籍,老小人书,仍不乏问津者。也许古今文人所写的东西,基本上应该分为两类,一是用的,可有可无,一是吃的,必不可少。前者好比橱窗里陈列的时装,过了季节,过了潮流,过了风行,也就下架。后者好比稻麦粱菽,柴米油盐,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一日三餐,不可须臾或缺。因此之故,有的书,炒归炒,吹归吹,过眼烟云,看过拉倒。有的书,如唐诗宋词,如红楼三国,父亲这一代买过,儿子这一代还要买,等到儿子的儿子长大了,仍旧会到书店里去买的。

大师与小师的差别,大概就在这种不朽与速朽的区分上,朽与不朽,时间是试金石。

所以,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无论写多,还是写少,若是能在中国人的口边,留下这首“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哪怕只记住了这一句,一辈子也就算没白写,也就不虚此生了。《惠崇春江晚景》的惠崇,是一个和尚的法号,他同时还是个画家。据《苏轼诗集》注引《图画见闻志》,说这个出家人,“尤工小景,为寒汀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看来,倘非苏轼赏识惠崇的画,就是惠崇仰慕苏轼的诗,于是在《春江晚景》这幅画上,东坡先生题上七绝两首。

别一首为:“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相比之下,要逊色一些,因之不如前诗广泛流行,家弦户诵。

这幅《春江晚景》图,不见载籍,想来早已失传了。但“竹外桃花”这一首七绝,九百年来,为中国人所稔知,只消读得几本书者,往往不假思索,即能脱口而出。特别在乍暖还寒的初春时刻,会吟两句旧体诗的人,无不马上联想到此诗。我想,这首与春天同在的诗,只要地球有一年四季的变化,它就有永远的生命力。

我们知道,由于明人前七子,后七子的提倡,诗必言唐,文必宗汉,对于宋诗,不屑一顾,清初诗人承明人卑宋之余绪,多有挑剔。但读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从卷三之九的一则记载,便知道在康雍乾时,这首诗也是脍炙人口的。甚至对诗中的细节,文人间还有过意气相争之事。

袁枚在这则诗话中,就很贬苏轼的近体诗,认为“少酝酿烹炼之功,故言尽而意亦止,绝无弦外之言,味外之味;阮亭以为非其所长,后人不可为法,此言是也。”往前再推半个世纪,康熙朝的大学者、大诗人,毛西河就更不把宋人放在眼里。对于东坡先生这首春天的赞歌,抬杠说,“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

于是,持“性灵说”的袁枚,对此大不以为然,批评老前辈,“此言太鹘突矣。”

毛西河,即毛奇龄,经学家,善解《易》,他的着作在乾隆朝收入《四库全书》者,达四十多种,可见其学术上的权威地位。这位活到90岁的老先生,存驳反心理,好逆向思维,纪昀说他“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大概属于北京人所说的喜爱跟人“搬杠”,无理搅三分的主。

《清史稿》称他:“奇龄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驳辨。”据民国佚名的《慧因室杂缀》,此公颇有点老顽童性格。“毛西河狂放不羁,喜说经,挟博纵辩,诋宋儒尤力。尝缚草为人象朱子(朱熹)侍立,读朱传稍有勿善者,诘难扑责,以为快意。”这样,他一定要悖谬,一定唱反调,抬“鹅不知耶”的杠,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大概年纪大的人,难免主观,学问大的人,容易武断。年纪大加之学问大,势必成为口吐纶音,一言九鼎的菩萨,后生们就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在我所知所见的并不很大的圈子里,时常能碰上这些大大小小的菩萨,我的唯一对策,就是敬而远之。

袁枚也高寿,活到81岁,至少有五十年功夫,居住在南京的随园里,领袖风骚,也是一位自视甚高的重量级人物。虽然他对苏轼近体诗持批评态度,但对前人毛西河的“搬杠”,并不赞同。他说:“若持此论诗,则《三百篇》中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鸠、鸬鸠皆可在也,何必‘雎鸠’耶?止丘隅者,黑鸟白鸟皆可止也,何必‘黄鸟’耶?”

随园主人可算是替为文者说了公道话。

第一,诗无达诂,不了解中国文字的多义性,模糊性,也就无法读诗;第二,诗非史传,近人孟森,一位明清史权威,说过一句极在行的话:“且诗之为物,尤可以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不必苛求过甚;第三,尽管古人把《三百篇》称作《诗经》,其实,诗和经,风马牛不相及,若以诗为经,必是拜错庙门之举。因此,挑错摘谬,驳辩抬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字一句一事一典的学究式推敲,袁枚是不大赞成的。

他在《随园诗话》卷五之六十九,还讲了苏轼同时代人严有翼的故事。“宋严有翼诋东坡诗,‘误以葱为韭,以长桑君为仓公,以摸金校尉为摸金中郎。’所用典故,被其捃摘,几无完肤。然七百年来,人知有东坡,不知有严有翼。”

苏东坡一生作诗2700多首,大海不择细流,白璧难免微瑕,只要求其总体感觉,把握主流方面也就行了。至于像毛西河老先生的这段“搬杠”话语,不过是一个倔老头子的负气罢了。

清人王文诰注评《苏轼诗集》时,对毛西河这段“鹅不知耶”的强词夺理,左道旁门,大发了一通牢骚。他说这首《惠崇春江晚景》,“此乃本集上上绝句,人尽知之,而固陵毛氏独不谓然。凡长于言理者,言情则往往别具肺肠,卑鄙可笑,何也?”其实,他这个“何也”的疑问,也很好回答。文学作品,任人评说,本是很正常的现象。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吹毛求疵,求全责备,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鸡毛蒜皮,趣味不一,只有众说纷纭,才是一部真正的文学史。

所以,毛西河梗着脖子的形象,其实也蛮可爱,道理越说越清,真理越辩越明,所谓一眚不掩大德,枝节无伤大体,说不定更能完整、全面地理解大师及其不朽之作。时间是最好的证人,一时的“人尽知之”,也许还不能算接近于准确的评价,近九百年之久的“人尽知之”,这大概便是确凿的历史定论了。于是,中国人一到春天,看到池塘里的鸭子,会想起这首诗,而看见鹅,则未必想得起来毛西河老汉的“高见”。

优秀的文学作品,经过岁月沧桑的锤炼,如品陈酒,未饮先醉,至于瓶底一点沉渣,又有何妨?

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追求整体的感受,激发反响的共鸣,捕捉智慧的光彩,体验灵动的神韵,欣赏形象的创造,获得美学的满足,这也是古往今来的精神产品,所必然有的审美过程。

在这美不胜收的刹那,一定要鸭乎鹅乎,鹅耶鸭耶,就有点大煞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