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刷所
这时我开始考虑要攒一些钱了，为了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我离开了帕尔默印刷所，到了林肯客栈广场附近的瓦茨印刷所，这家规模比较大，我一直在这里工作到我离开伦敦。
之前在美洲印刷所工作的时候，印刷和排字并不是分开的，因此我常常做体力上的锻炼。现在我刚到这家印刷所，就分配在印刷部工作，也就缺少了那种身体的锻炼。我只是喝水，而其他大概有五十名员工，都是在疯狂地饮啤酒。有时候，我上下楼梯一只手就能拿一大块铅字，而别人却要两只手才能拿一块铅字。所以，他们通过这件事或其他的一些事惊奇地发现，我这个“喝水的美洲人”要比他们那些“喝啤酒的人”还要强壮有力。
在我们印刷所里，经常有一个酒店的伙计给工人们送啤酒。和我一起在印刷部工作的搭档，每天都会先喝一品脱啤酒才吃早餐，早餐时就着面包和奶酪喝一品脱，早餐和中餐之间喝一品脱，吃午饭时喝一品脱，下午大概在六点钟时喝一品脱，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再喝一品脱。我觉得这种习惯实在是太可恶了，而他则认为应该这样，因为喝了啤酒后工作起来会更有劲。我设法说服他们，并且给他们讲道理：啤酒所产生的能量，与造酒时溶于水中的谷物或大麦成正比，价值一便士的面包里面所含的大麦粉比啤酒的含量还要多呢。所以你吃面包时喝一品脱水所得到的能量比喝一品啤酒还要多呢。但是他还是继续喝着他的啤酒，所以每到星期六晚上领工资的时候，他总要拿出四五先令来支付那浑浊的酒钱。那些可怜的酒鬼也因此总是生活得捉襟见肘，而我则省下了这笔开支。
几个星期之后，印刷所的老板瓦茨把我调到排字房工作了，这样我也就和那些印刷工人分开了。排字工人却要我先拿出五先令来请他们喝酒，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敲诈，因为我之前已经在印刷部付过了。老板也同意了我的看法，因为他觉得确实没必要出这个钱。
我就这样坚持了两三个星期，结果他们就把我看作是教会的异己，并且背着我对我做了很多小小的恶作剧。只要我稍微离开一会儿，他们就会把我排好的铅字搅乱，把我的页码颠倒，把我排的版搅乱等等。他们并且因此还谎称是因为教堂的鬼魂在作祟，还说鬼魂最喜欢缠的就是那些没有被教堂接纳的人。尽管老板一直都在保护着我，但出于无奈，我还是不得不同意把那钱给拿出来，因为恶作剧实在发生了太多次，而且我觉得和这些生活在一起的人把关系搞得很僵，实在是个愚蠢的行为。
打这以后，我和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得很友好，渐渐地还在他们当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势。对于他们印刷工会的章程，我提出了一些比较合理的修改意见，并且压倒所有的反对意见，通过了这次修案。由于我的带头作用，他们中间有一大部分人的早餐不再把啤酒、面包和奶酪搅和在一起吃了。而是学着我，开始从隔壁的饭馆里买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稀饭吃，里面拌有一些碎面包、涂点奶油、撒些胡椒，价钱就相当于一品脱啤酒的价钱，即一个半便士。
这样的早餐不仅经济实惠，还能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些整天喝得烂醉的人，由于常常欠债不还，店主也就不肯再赊账了，没办法，只好再向我借钱，用他们的话说，这叫“灯火熄了”。等到星期六晚上发工资的时候，我就向他们收回借给他们的账款，有时候一星期我得给他们付将近三十个先令呢！
通过这件事，我很快就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他们都认为我人很好，而且是个妙趣横生的讽刺家。这也使我在他们当中很快就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另外，我上班从不缺勤，我从来不会因为星期天玩累了，而要在星期一继续休假，因此老板对我也很喜欢。同时，由于我排字迅速，技术较好，所以有什么重要的活儿都会安排我去做。当然做这些事也会有比较多的报酬。所以，我在这段时间里生活得非常的愉快。
我一直住在小不列颠街，由于离上班的地方太远，所以就另外找了个住的地方。地点在公爵街，对面就是罗马教堂。住的地方是一个意大利仓库，房间就在后面的三层楼上。房东是一个寡妇，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女用人和一个看守仓库的工人，但他却寄宿在外面。
这位房东派人找到了我原来的房东，从他那里了解了我的人品之后，同意了我住在她的那个地方。房租还和原来的一样，一个星期是三个先令六个便士。她说这房租之所以这么低廉，那是因为有个男人住在这个所里，她可以有望获得一些保护。这个寡妇年纪稍微有点大，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她从小就接受着新教徒的教养，但是她的丈夫让他改信了天主教，并且对他十分的敬重。过去她和上层人物经常有些往来，因此她知道很多关于上流社会的逸闻趣事，有些还是远在查理二世时期的事情。她的膝部患有风湿病，所以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很少外出，有时候也希望能有人和她做伴。对我来说，她的谈吐非常幽默，只要她叫我，我都会很乐意地和她聊上一晚上。晚餐每人只有半条小鱼，一小块面包加牛油，两个人喝半品脱酒，她的话常使人心醉神怡。
我向来都是早睡早起，安分守己，没有给她添过一点麻烦，这也让她并不愿意让我搬走。但我听说在我印刷所附近有房子出租，每个星期租金只要两个先令，这对于一心一意想攒钱的我而言，这一差数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就和她谈了这事，结果她让我不要考虑那个地方，因为她愿意今后为我减去两先令。这样，我就一直居住在她那里，直到我离开伦敦，每个星期的租金只有一个先令六便士。
在房东家的楼上，住着一个七十岁的老处女，几乎每天都过着隐居的生活。房东和我谈到她的情况时，这样说道：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年轻时被送往国外，住在修道院里，并立志要当一名修女。但由于水土不服，又返回到英国，可是英国并没有修道院。因此她发誓，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可能地过着隐居的生活。因此她把全部财产都捐给了慈善事业，每年只留下十二英镑作为生活费用；但就这十二英镑，她还要拿出一部分来救济别人，自己只喝稀饭，除了煮稀饭就不再生火。长期以来，她一直住在那个阁楼里，许多年来楼下连续不断地租赁客都信奉天主教，所以都允许她不用缴房租，因为他们都认为有她在那里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有一位神甫还每天都来听她的忏悔。
房东曾经问过她：“像你这样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天天忏悔呢？”
她回答说：“人的思想是不能干净的。”
经她的允许，我曾得到过拜访她的机会，她性格开朗，待人礼貌，谈话时神情愉悦。她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里面没别的家具，只有一个垫子，一张桌子，上面有个十字架和一本书，一张她让我坐的凳子，和壁炉上挂着的一幅圣维罗妮卡画像。她非常严肃地向我解释说：“画中的那个人所展示的那个手帕上印有耶稣面孔流血时的样子。这位女主人脸色苍白，但是从不生病。这又给了一个例证，那就是不管收入有多么微薄也可以维持生命和健康。”
在瓦茨印刷所我认识了一个叫威盖特的年轻朋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家里有一些亲戚比较有钱，所以和大部分的印刷工人相比，他受到的教育要更好。他的拉丁文不错，而且还会说法语，爱好读书。我教他和他的一个朋友游泳，只教了两次，就能游得相当的棒。
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些乡下的绅士——这些绅士们为了能参观学校和唐索尔特罗的珍藏，是专门乘船到切尔西来的。在返程的途中，威盖特提起我的游泳技能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心。因此在大家的要求下，我脱下了衣服，跳进水里，从切尔西附近一直游到布莱克福利亚。我在水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花样表演，一会儿浮出水面，一会儿又沉入水里，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花样一样，都感到很新鲜也很惊奇。
我从童年时期开始，就一直很喜欢游泳。对于赛沃诺的游泳姿势和动作，我也都全部学习过，而且还实践过，后来结合游泳的一些心得，使得自己的游泳姿势既优美又实用。这次有这么个机会，让我乘机把自己的全部本领都向大家表演了一番，并得到了他们的欣赏和赞扬，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威盖特原本想成为一个有用专家，同时又因为我们所学的内容很相似，和我的相处也就越来越亲近。他后来甚至提议我们一起去欧洲旅行，并认为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印刷工人都是可以维持生活的。我一度也有过这样的意向，由于我在空闲的时候常常是和朋友德纳姆先生在一起的，所以就和他提起了这件事，但他要我打消这个念头，还劝我尽快回宾夕法尼亚州，因为他正准备在费城开业呢。
关于好朋友德纳姆先生的人品，我觉得有必要说一点关于他的逸事。他过去曾在英国的城市布里斯托做买卖，结果生意做亏了，还欠了一些人的债，后来只好赔了一部分债款了事，回到了美洲。到了那里，他一心一意的经商，几年以后就积累了一笔财富。他和我一起乘船返回英国后，就宴请那些往日的债主，向他们之前的宽容大度表示了感谢。那些债主都以为仅仅只是一个招待而已，并没有指望其他什么，但是当他们一移动盘子的时候，都发现每个盘子下面都放着一张银行支票，支票上除了之前欠下的余款外，还有一些利息。
这时候，他对我说，他快要回费城去了，为了在费城开一家商号，他要带回去很多的物资。他建议我去他的店铺里当个店员，他一边教我记账，同时还让我为他管理账簿；帮他抄写信笺，还为他照料铺子。他还说等我对业务很熟悉后，会对我委以重任，让我运送一船面粉和面包去印度群岛去，在那里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的业务中获得佣金，得利丰厚。如果我经营得当，我还能获得相当可观的财富。
他的这番话正合我意，因为我对伦敦已经渐渐产生厌恶，回忆起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几个月的愉快时光，就想能够旧地重游。所以我立即表示了同意，一年的俸禄是宾夕法尼亚币五十英镑，和我现在做的排字工相比，收入的确要少一些，但是这个却为我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比较有前途。
当时我还以为，就要这么永远告别了印刷行业呢。每天都沉浸在新的业务之中，跟着德纳姆先生在商人之间进行各种周旋，购买各种商品，监督人们包装，联系各种事务，催促发货等等。装运结束后，我还有几天空闲时间。
在我空闲的几天里，我突然收到一个非常显赫的人物邀请，那就是威廉·温德姆爵士，我以前也只不过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于是就去拜访了他。原来他不知从什么人那里听说我不仅能从切尔西游到布莱克福利亚，而且只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教会了威盖特和另外一个年轻人游泳。他有两个儿子，正准备外出旅游，首先想让他们先学会游泳再出门。如果我能答应教他们，他将以重金对我表示感谢。可是他的两个儿子当时并不在城里，而且我也不能断定我能在这个城里待多久，所以这个差事我还是不能答应下来的。不过通过这件事让我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如果我继续在英格兰待着，办一个游泳训练班，很可能就会得到非常丰富的报酬。这个想法让我深受启发，如果那个爵士能够早一点向我提出这个要求的话，也许我就不会这么快就决定回美洲了。多年以后，我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和威廉·温德姆爵士的一个儿子打过交道，那时他已经是埃格雷蒙伯爵——这事我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提到。
这样，前前后后我在伦敦过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大多数的时候我都是用来辛勤地工作，除了看戏和看书，很少再有别的什么花销。我的朋友劳尔夫把我害得很惨，他又从我这里借走了二十七英镑，我也不可能指望他还了。和我微薄收入相比，这该是多么了不得的一笔数目啊。尽管如此，我还是挺喜欢他，因为在他的身上有许多可爱的地方。虽然我还没有攒到多少钱，但是认识了一些外面的朋友，他们聪明智慧，和他们交谈我总能受益匪浅。除此之外，我还阅读了很多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