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到费城
我们于1726年7月23日，从格雷夫森德开船启程。你如果想知道这次航行发生了什么，那么我建议你最好去看看我写的日记，因为那里面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能就是我在航行的途中所制定的行动方案，并且这个方案对我的一生都起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在制定这方案的时候还是挺年轻的，现在岁数已高，人也老了，但仍然还在忠实地执行着。
10月11日，我们的船在费城登陆，那里已经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基斯已经不再当总督了，接替他的是柯登少校。我看到过基斯在大街上行走，就像是个普通公民。他看见我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好像有点难为情的样子。不过如果是我见到里德小姐的话，同样也会是这样子。她的亲友们在接到我的信笺后，让她对我的回去不要再抱有什么希望，还劝她另外再嫁人。这样我在英国的那段时间里，她跟一个叫罗杰斯的陶工结了婚。但是，她的婚姻并不是很美满，两个人很快就分手了。她拒绝和他住在一起，也不愿改用他的姓氏，因为他被人揭露他已经另有妻室。他是个手艺很高超的人，里德小姐的亲友也正是看上了他的这一点，但是他却是个非常卑鄙的小人。他负债累累，为了躲债他于1727年或者是1728年离开了费城，跑到了西印度群岛，后来也就在那里去世了。
凯默的印刷铺扩大了，并且还开了一家很大的文具铺，里面增加了许多新式文具。他又雇佣了一些人手，虽然这些人的技术并不高明，但他的生意看起来好像还是很兴旺的。
我的朋友德纳姆先生在水街租了一个店铺，在那里我们把商品陈列出来，开了业。我在店里非常勤勉地照料生意，学习记账。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学会了生意上的买卖。我们在一起吃住，他就像父亲一般地教导我，真诚地关心体贴我，这让我对他也非常地尊敬和爱戴。
我们原可以很快乐地一直合作下去。但是，在1727年的2月，当我刚过完自己的二十一岁生日时，我们俩都病倒了。我患了胸膜炎，几乎丧命。当时我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以为自己真的快要死了，所以情绪非常低落。但就在我的身体逐渐康复时，我又反而有些失望了，因为我觉得日后迟早还得重新再经历一次死亡的痛苦。
德纳姆先生得的什么病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但他在床上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终于还是死了。他在口述中给我留下了一笔小小的遗产，以表示对我的友情。他就这么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让我再一次流浪失业，由于他的那个铺子是由他的继承人接管的，所以我和他的雇佣合同也就从此宣告结束了。
我的姐夫霍姆斯这个时候也在费城，他劝我还是做回自己的老本行。与此同时，凯默也想用高额的年薪雇佣我替他管理他的印刷所，好让他腾出手来专门照料他的文具铺。由于当年在伦敦的时候，从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朋友那里得知他的名声很坏，所以就不想和他有任何的往来。我设法想在一个商店里谋求一个雇员的职位，但是一时找不到，所以最后还是答应了凯默。
在他的印刷所里，我认识了这样一些工人：
休·梅雷迪斯，是一个威尔士籍的宾夕法尼亚人，三十岁，从小务农，为人诚实，明白事理，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也是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但喜欢喝酒。
斯蒂芬·波茨，是一个年轻的庄稼汉，天资颖悟，生性幽默，喜欢开玩笑，有点懒散。凯默跟他们约定，开始每周的工资会比较低，但随着他们技术的进步，每隔三个月他们的工资将会增加一先令，因此他们要想加工资就得好好地干活。梅雷迪斯做印刷，波茨做装订。按照合同规定，他要教他们这两种技术，虽然他自己这两种技术哪一个都不懂。
约翰，一个粗野的爱尔兰人，以前什么也没有做过，凯默从一艘船的船主那里买了他四年的雇佣期，也要让他成为一个印刷工人。
乔治·韦布，是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凯默以同样的方式也买了他四年的雇佣期，打算让他做一个排字工人，关于他的情况下面我还会提到。
还有一个乡下孩子，名叫大卫·哈里，凯默雇佣他为学徒。
我很快就意识到，凯默之所以违背了他的习惯用这么高的工资来雇用我，其目的就是想通过我来训练这些没有经验的、廉价的雇工，这些人都和他签了契约，一旦他们学会了技术，他就可以不再用我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愉快地工作着，把本来凌乱不堪的印刷所的各项事务整理得井然有序，逐步让他们的雇员们注意和改进他们的工作，而且越做越好。
说来也奇怪，一位牛津学生竟然会卖身为雇工，而且还不到十八岁。于是他向我道出了他的身世：他生于英国西部城市的格洛斯特，曾在当地的语法学校学习过，当他们在学校演戏时，他由于在表演时显露了很醒目的才华，所以在学生中很有名气，而且还参加了学校的“幽默社”，也写过一些短篇的诗歌和散文，它们曾经在格洛斯特的报纸上发表过。后来他到牛津求学，在那里待了大概有一年，但是他对这样的生活很不满意，他最希望的是到伦敦去观光和当演员。后来，当他领到三个月的学期补助金十五个金币时，他没有去偿还债务，而是把他的大学礼服藏在金雀花丛中，偷偷溜走了，步行到了伦敦。在伦敦，因为没有亲友规劝，他结识了一些坏人，很快就花完了他的金币，但还没有找到进入戏剧界的门路，于是他把衣服等东西都当出去了，但没几天又没钱买面包了。那天他空着肚子在街上闲逛，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人把一张人贩子的传单塞到他的手中，上面写着凡是愿意出卖自己到美洲去服役的人现在就可以得到饮食和奖励，于是他马上就跑了去，在定期服务契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上了船，就渡海到美洲来了。他连一个字也没有寄给他的亲友告诉他的近况。他很活泼幽默，性格温厚，谈吐风趣，但是懒惰、轻率和极度地不细心。
那个爱尔兰人约翰不久就逃跑了。我和其余的人相处得很愉快，尤其是当他们发现凯默自己不能教他们技术，而他们能够每天从我这里学到一点东西的时候，他们就都更加尊敬我了。我们在礼拜六从不工作，因为那是凯默的安息日，这样我就有两天可以读书了。凯默待我十分殷勤，至少在表面上很尊敬我，这时我心中别无牵挂，只是我欠弗农的债款，到这时我还无力偿还，因为我不善节约。但是，他很讲情义，从不提起这笔债。
我们的印刷所常常需要整套的铅字，而在美洲还没有浇铅字的人。在伦敦时我在詹姆斯的铺子里曾经见过人家浇铸铅字，可是没有十分注意烧制它的方法。但是这时我发明了一种铸模，利用我们用作打印器的字母，把铅制成铸模，这样可以很不错地满足各种需要。必要时我也雕刻几块铜板，还制造油墨，还兼顾做库房的管理员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简单地说，我差不多就是一个打杂工。
但是不管我的工作多么努力，我发现：其他工人的业务已经逐渐在提高，而我在所里的作用一天比一天显得不重要了。当凯默付了我第二季度的工资后，他明确地告诉我他觉得我的工资太高了，应该适当地降一些。他对我的态度也逐渐没有以前那么彬彬有礼了，并且还时常摆出老板的面孔，吹毛求疵，无事生非，寻找着爆发的机会。但是，我还是继续工作着，勉强忍耐，因为我觉得他向我生气的部分原因可能也是由于他的经济情况欠佳，所以不是不可原谅的。后来为了一件琐碎小事，我们的关系完全闹僵了。
有一次在法院附近传来一阵吵闹声，我把头伸出窗外，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凯默这时正在街上站着，抬头看见我，马上声色俱厉地冲我大声嚷嚷，要我别管闲事，并且还说了一些责备的话。这时所有在外面看热闹的邻居都看到了他是如何地待我的，正因为他是在当众责备我，才更加激怒了我。不仅如此，他还立即跑到楼上的印刷所来，继续跟我争吵，于是双方破口大骂。
根据合同的规定，他提醒我说要在三个月后把我解雇，不过他对我还要再待三个月才走感到非常懊悔。我告诉他懊悔是没必要的，因为我马上就离开这里。说完，我就拿着自己的帽子离开了印刷所，在楼下我碰见了梅雷迪斯，就拜托他收拾一下我留下来的东西，并把它们送到我的宿舍来。
等到晚上，梅雷迪斯来了，并就这件事我们又议论了一番。他很尊敬我，因此在我离开那个印刷所以后，他也不愿意再待在那里了。我告诉他我准备回到波士顿去，但是他却劝阻我。他提醒我说凯默所欠的债和他的资产已经差不多了，他的债主们已经开始感到不安，他把他的铺子弄得乱七八糟，为了得到现金他常常会做些并不赚钱的生意，而且还老赊卖货物，又不记账，所以断定他一定会倒闭的，只要他一倒闭，我就有可乘之机。但是我说我没有钱，他又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很信任我，在从他和他父亲的一些谈话中，他相信假如我愿意和他合伙的话，他父亲一定会投资帮我们开业的。他说：“我跟凯默的合同将在明年春天到期，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伦敦买回自己的印刷机和铅字。我知道我的技术很差，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提供技术，我可以提供资本，咱们平分赢利。”
这个建议确实让人感到激动，于是我欣然同意了，正好他父亲这时候也在城里，对我们的计划表示了认可，主要他知道我对他儿子的影响很大。因为他的儿子听了我的话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饮酒了。他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样的合作以后成为很好的朋友，能够让他的儿子彻底把这一恶习改掉。于是我开了一张清单给他的父亲，他父亲交给一个商人去订货了。在机器没有运到之前我们要严守秘密。在此期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将设法在其他印刷所找些工作干干。可是由于没有找到，就暂时闲了几天。
这时，凯默有希望获得为新泽西州印纸币的生意，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具备雕版和各式各样的铅字，而这些东西只有我能做到。同时他又担心布拉福德雇用了我会把这生意抢去，所以就给我写了一封非常谦卑的信，说多年的老朋友不应该为了几句气头上的话就分手，希望我回去。梅雷迪斯也劝我答应他的请求，因为在我平常的指导下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增进他的技术，所以我就回去了，我们相处得比以前一段时间好很多。
凯默接到了新泽西州的这笔生意，我为他设计了一部铜板印刷机，这在美洲还是第一次出现呢！为了印制钞票，我还设计了一些花纹和方格图案。我和凯默还一同到柏灵顿跑了一趟，在那里我圆满地完成了整个任务，他因此获得了一笔巨款，使他可以支撑一段时间而不致于马上破产了。
在柏灵顿，我结识了新泽西州很多重要人物。为了监督纸币印刷工作和监视纸币的印刷数目，州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认识的人中间有几个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因此，这些人经常轮流地和我们在一起，来监督印刷的人一般都要带一两个朋友来做伴。
由于我以前读了许多书，在文化修养上要比凯默高，所以他们好像更喜欢跟我聊天。他们还邀我到他们家里去，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对我十分热情友好。凯默虽然是老板，他们对他却有点冷淡。
说实话，凯默是一个很古怪的家伙，对待公共场合的事儿，他显得有点无知，喜欢粗鲁地驳斥一般人所公认的意见，衣冠不整，极度邋遢，狂信宗教上的一些教义，并且有点无赖的习气。
我在那里持续工作了将近三个月，这段时间，我认识了不少人，能当朋友的有：
法官：艾伦。
州议会秘书长：艾萨尔。
州议会议员：皮尔逊、约瑟夫·库柏，还有几个姓史密斯的人。
测量局长：萨克·迪科。迪科是一个非常机灵精明的老年人，他告诉我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干过砖匠、运送黏土等工作，在成年后才学习写字，后来为测量员背链带，从他们那里他学到了测量技术，现在他凭着自己的勤劳，已经积攒了一份很不错的家产，他说：“我觉得不久，你将会把这个人从印刷业中挤出去，你将在费城以印刷业起家。”这时候他是不知道我在费城或其他地方有开业意图的。
上面这些朋友，日后对我的事业有着很大的帮助，有时我也会偶尔帮助他们。他们在世的时候，对我始终给予关注和重视。
道德与原则
在谈到我正式开业之前，最好先让你了解一下当时我对道德伦理的看法，也就是关于道德和原则的观点。你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观点足足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我小的时候父母就对我灌输了宗教思想，并受到虔诚的新教思想的较深影响。由于我读了大量的各种不同的书籍，发现书中一些争辩的论点，因此在我不到十五岁的时候，我就产生了怀疑，甚至开始怀疑到《圣经》中的《启示录》。
我偶然还读过一些反对自然神论的书籍，据说这些书是博伊尔布道演讲时所用的。但它们对我的影响却恰好和它们的原意相反，因为为了驳斥自然神论，它们引用了自然神论信徒的论点，但是这些论点在我看来却比那些反驳它们的理论更坚强有力。简单地说，不久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信徒了。我的论点带引了一些人走上了歧途，特别是柯林斯和拉尔夫，但是这两个人后来都对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想到基斯对我的影响（他是另一个宗教上的自由思想者）以及我对弗农和里德小姐的所作所为，有时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我开始对教义有了怀疑，虽然它也许是真的，但它对人们而言并没有多少用途。1725年，我在伦敦时写的小册子里，就引用了德莱顿的诗作为箴言：
存在即是合理，
而半盲人看到的，
只是链条的一端，
最近的一环，
那权衡一切的秤杆，
他的双目视而不见。
在那本小册子里，我对上帝的本性，无限的智慧、善良与权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世间的一切全然正确，善与恶的区别纯属空谈，根本就不存在。现在看起来这篇文章并不像我过去曾经一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篇杰作。因此我猜想某些错误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论断，以致影响随之而来的全部推论，正如形而上学推理中常见的错误一样。
渐渐地我相信，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人生的幸福最重要的莫过于真实、善良和正直。我这一生定会身体力行，而且这个决心已经付诸笔端，记载我的日记里，至今仍保留着。就算是《启示录》也没有我这个决心重要。不过我仍然认为：我们禁忌的行为，未必就是坏的；我们要遵守的行为，未必就是好的。但是当我们考虑了各种情况以后，感觉到也许正因为它们不对，所以我们要禁止这些行动，或是正因为这种行动的本身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去做。这种信念，是依靠上帝或是守护天使的祝福，或是一些偶然的情形，也可能是三者合起来，保全了我，使我安全度过了青年的危险期，使我在没有父亲照顾和忠告的情况下，有时候即便陷入了困境，也没有任何故意的粗鄙的不道德或不正义行为，由于我缺乏宗教信仰，这种错误或许原本是应该出现的。我说故意的，因为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实例，由于我年轻，缺乏经验，由于别人的无赖行为，都包括一些必然性在其中。因此在开始进入社会时，我的品德还算是过得去的。我现在开始重视我这个品德，并且决心要保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