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办印刷所
我们回到费城后不久，从伦敦购买的新铅字就运到了。我们跟凯默办清了手续，并得到他的同意，才离开他的店铺，这时他还不知道我们开业的计划。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房子，并租了下来，当时的租金是每年二十四英镑，现在要七十英镑了。为了节省租金，我们就和玻璃匠一家同住，他们要负担全部租金的大部分，而我们则寄食在他们家。
我们刚刚打开铅字，整理好印刷机，生意就来了，我的一个朋友乔治·豪斯带了一个乡下客户来找我们。他在街上遇见这个人的时候，他正在找印刷所。这个时候我们的现金都已经花在我们必须置办的各式各样的项目上了，所以这个乡下客户的五先令，简直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它是我们的第一笔收入，而且来得这样及时，它带给我的快乐胜过我以后所赚的任何一个五先令。我出于对豪斯的感激，常常去帮助那些年轻的刚开业的人，如果不是这件事，我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热心的。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悲观主义者，当时费城就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知名人士，表面看上去像是一个睿智的人，讲话时态度十分严肃。他的名字叫萨缪尔·米盖尔。这位先生与我素不相识，有一天突然跑到我店铺的门口，问我是不是那个新开了一家印刷所的年轻人。我回答他是的，他说他很为我惋惜，因为开一家印刷所要花很多钱，但是这笔钱注定是要亏损赔掉的。他说费城是一个已经没落了的城市，城里的市民都处在半破产状态中。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不是这样，有许多新建的大厦，而且房租也在持续不断的上涨，但他确信这是虚假的繁荣。因为这些，正是要在不久的将来把整个费城以及费城的所有店铺毁灭的原因之一。接着他这样详细地令人毛骨悚然地叙述了当时已发生的或是即将发生的灾祸。
当他离开时，我有点闷闷不乐了。如果我是在开业之前听到他说的这番话的话，可能我的店铺就永远不会开业了。这个人一直住在一所破败的房屋里，用同样的腔调对费城的所有人宣扬着这个论调，并且持续了很多年，这些年来他不肯在费城买一所房子，因为这一切马上就要毁灭了。
后来我高兴地看到，他终于买房子了，这与他高谈毁灭论调的时候相比，此时的价格是那时候的五倍。
我早应该提到这件事，就在前一年的秋天，我和我所能聚集到的大多数的有才华的朋友一起组成了一个相互切磋研究的社团，我们管它叫“密社”。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开会。我起草的章程规定每一社员须顺次提出一两篇研讨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中任何问题的论文，并在会中讨论，每隔三月要诵读本人习作一篇，题目任选。我们的讨论由会长主持，而且应当根据真诚的探求真理的精神，而不是以爱好争辩或是看重胜负的态度来进行。过了一段时间，为了防止激昂的情绪产生，一切肯定意见的表达和直接的争辩就都被禁止了，违者处以小额罚金。
这个组织的首批会员是：
约瑟夫·布伦特诺，一个公证事务所的契约誊写员，他是一个温厚、友好的中年人，酷爱读诗，遇诗即读，也能写一些还算过得去的诗，善于做一些小玩意儿，谈话很通情达理。
托马斯·戈德福莱，一个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对于他的本行有独到的研究，后来成为现在所谓的“哈德利象限仪”的发明者，但除数学以外，他一无所知，也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像我所遇到的大多数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要求每一句话都要绝对的准确，无止境地纠缠于琐碎细小的细节，妨碍整个谈话的进行。他不久就离开了我们。
尼古拉·斯格尔，一个测量员，后来做了测量局局长，喜欢读书，有时也写几行诗。
威廉·帕森斯，从事制鞋业，热爱读书，学了不少的数学，他本来是为了占星学才学数学的，以后谈起这件事他就笑了，他后来也做了测量局局长。
威廉·莫利歌德，一个细木匠，一个十分优秀的工匠，有着十分娴熟的手艺，性情也十分稳健。
休·梅雷迪斯，司蒂芬·波茨，乔治·韦伯，这几个人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罗伯特·格雷斯，一个有些财产的年轻绅士，慷慨，活泼，幽默，爱讲双关话，爱朋友。
还有威廉·科尔曼，当时是一个商店店员，好像是与我同岁，他几乎是我所认识的人中间头脑最冷静清楚、心肠最热、品行最端正的人了。他后来成为一个有名望的商人，也是我们州里的法官之一。我们的友谊毕生从未间断，前后延续了有四十多年的时间。
这个社团差不多也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是当时整个宾夕法尼亚最优秀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由于我们在讨论前的一个星期会把论文在会上宣读一遍，这就使得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细心注意到不同的题目，我们在讨论时更能讲得中肯。在这会上我们也会培养与人交流时的良好习惯。在我们的会章中我们拟订了一切可以防止相互产生争执的办法，因为这样，我们的社团才能够长期存在，关于这个社团我将在以后的机会中再提到它。
我之所以在这里叙述关于这个社团的事，目的是要指出我当时的一些伙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尽力为大伙介绍生意。特别是布莱特诺，帮我们把教友会的生意都兜揽来了，我们给他们印刷四十个印张的会史，其余部分将由凯默承印，在这宗生意上我们做得非常辛苦，因为定价很低。我们印对开本要用十二磅大号活字，附上注释用的十磅铅字，特别沉重。我每天负责排正版，梅雷迪斯就负责在印刷机上把它印出来，每天都要到夜里十一二点我才能做好第二天的拆版工作。但有时候其他朋友介绍来的零活又总是会打断我们的这个大订单。但我每天还是坚持要排完一个对开的大版。
甚至有一天夜里，当我装好了版以后，我以为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可以好好休息了，结果其中有一版一不小心给碰坏了，有两页的铅字就乱成一堆，我马上拆了版，重新排印，然后才上床睡觉。这样的勤快我们的邻居们都有目共睹，我们的名誉和声望也因此而得到提高。
有人还特意告诉我：“在每晚的商人聚会中，当有人提到这家新开的印刷所时，大家普遍地认为它必然要失败，因为在城里已经有了凯默和布拉福德的两家印刷所了。”但是贝尔德博士（许多年以后我和你曾经在他的故乡，苏格兰的圣安得路兹，见到过他）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因为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快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我从俱乐部回家时，我看见他还在工作，第二天在他的邻居们还没有起身前他又在工作了。”
这番话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不久，这些商人中的一个就提议供给我们文具，要我们代销，但我们当时还不想经营文具铺。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并如此直率地提到勤快这一点，别人可能觉得我是在自吹自擂，但我强调这一点的目的无非是：当我的后裔读到这里，当他们在这个故事里看见勤劳是怎样对我有利时，他们就能明白这一品德的可贵了。
乔治·韦伯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借给他钱让韦伯从凯默那儿把自己的四年劳役赎了回来，接着他想让我雇他。当时我们不缺人手，但是我愚蠢地告诉了他一个秘密：我计划在不久之后开办一个报纸，到那时我就可以雇用他。我告诉了他成功的希望在于：当时唯一的一家报纸是布拉福德办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经营得十分拙劣，内容又枯燥无味的报纸，但是他还能有赢利，因此我想一份优秀的报纸一定会赚钱。我请韦伯不要告诉别人，但是他竟把这事告诉了凯默。凯默为了抢在我前面，立即宣布他自己办报纸的计划，并雇用韦伯办报。我对此很愤慨。
因为当时我还不能马上办报，但为了破坏他的计划，我替布拉福德的报纸写了几篇有趣的作品，总题目是《爱管闲事的人》，后来布莱特诺又续写了几个月之久。这样广大民众的注意就被吸引到这家报纸来了，凯默的计划，经过我们的冷嘲热讽，遭到了人们的漠视，最后他虽然坚持办了报，但只办了九个月，最多的时候只有九十个订户，以后他就贱价把报纸出让给我了。我早就做好了接手这家报纸的准备，就马上把它接受过来，在几年之内，这家报纸变成了我十分赚钱的事业了。
我突然发现我一直喜欢用第一人称来说话。这时虽然我和梅雷迪斯还是合伙经营的，但是铺子里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我来负责，梅雷迪斯根本不能排字，印刷也不精通，而且难得有几天不喝醉酒。我的朋友们经常因为我和他合伙而表示惋惜，但是我也是不得已。
我们的报纸一印刷出来，人们就发现它的表面和宾夕法尼亚州以前的报纸迥然不同：不但字体清晰，而且印刷精美，当时伯内特州长和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之间正发生着争执，我在评论这件事时所说的一些激烈的言论引起了领导人的注意，使得这报纸和它的发行人常常成为他们聊天的话题，不到几个星期他们就都成为我们的订户。
于是就有很多人仿效他们，这样我们的读者就很快地增加起来，这是我会写些小文章的最开始的优势。另外一个效果是：当那些显要看到了一个能够写作的人现在控制了一家报纸时，他们就认为应当拉拢我，对我施些恩惠。布拉福德这时还在承印选举票、法律和其他公家的生意。他把州议会向州长递交的请愿书印得既粗劣又错误百出，我们把它重印了，印得既精美又准确，并给每个议员送了一份。他们清楚地看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报纸也在这些议员朋友的心中有了更高的威望。他们投票决定：把下年度的印刷工作交给我来承印。
我在州议会的朋友中，不能忘了上面提到过的汉密尔顿先生，这时他已经从英国回来了，并且当选为州议会的议员，他在这件事上大力地支持我。像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终生对我都爱护备至。
大约就在这时候，弗农提醒我该还他的欠款了，但是他并没有逼迫我。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坦诚地承认我的过失，恳请他再延缓一些时候，他也答应了。后来等到我有了些偿还能力时，就连本带息地把它付清了，并且表达了我的谢意。这样，我的一个过失在某种程度上总算得以纠正。
但是在这时，一件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按照我们原来的协议，梅雷迪斯的父亲要替我们负担印刷设备的全部费用，他已经提前交了一百英镑的现金，我们还欠设备商一半的钱。这个商人等不及了，就向法院告了我们。我们缴了保释金后，还必须很快把钱筹集到手将之还上，要不然法庭在不久之后就要宣判执行规定。我们所有美好的前程将和我们一起毁灭，因为他们要把印刷机和铅字卖了还债，很有可能还是半价出售。
就在这焦头烂额的关键时刻，我遇到了两个真正的朋友，他们的友情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而且将一生铭记。
他们双双自愿为我垫付所有款项，使我能够自己独立经营。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和梅雷迪斯继续合伙，他们说有人常看见梅雷迪斯喝醉了酒在街上行走；也有人看见他在酒馆里玩下流的赌博，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奇耻大辱。这两位朋友是威廉·克劳曼和罗伯特·格雷斯。我告诉他们只要梅雷迪斯父子还有希望能够履行他们在协定中的义务，我就不忍心提议拆伙，因为我觉得他们过去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现在还将帮我忙，我接受了他们太多的恩惠。但是如果他们始终不能履行他们的义务，我们的合作达到非解散不可的话，那到时候我就会认为我可以随意接受我友人们的协助了。
事情就这样拖了一段时间，我对我的合作伙伴说：“是不是你父亲不喜欢你和我一块合作，因此他不愿替我们两人垫付款项，如果他愿意替你一人出钱的话，请你告诉我，我将退出合伙，离开这里。”
“不，”他说，“我父亲是对我真正的感到失望了，而且他也无力垫付这笔款项了，同时我也不想使他更痛心。我现在知道我不能胜任这项印刷工作。我从小就学农，三十岁进城来，充当学徒去学了一种新的行业，实在是一件荒唐事。我们有很多威尔士人将到北卡罗来纳去殖民，因为那里土地很便宜。我想跟他们一块儿去干我的老本行。你可以找朋友来帮助你，如果你愿意承担印刷所的债务，归还我父亲所垫的一百镑，替我还清我个人的一些零星债务，再给我三十镑和一个新的马鞍，我将把我的全部产权转让给你。”
我同意他的提议，并马上写了份契约，签了字盖了印。我给了他所要求的东西，不久他就到卡罗来纳去了，第二年他从那里寄了两封长信给我，信里提到了那里的气候、土壤、农业等，都是他十分熟悉在行的。我把它们在报上发表了，读者大为满意。
他一走，我就去请求我的两位朋友提供帮助。他们两人都希望为我偿还全部的债务，但我不愿意显得厚此薄彼，就向他们每人借了一半的钱，也就是他们所提供的半数，偿清了印刷所的债务。于是，我自己独立拥有了这家印刷所，并公开宣布了合伙的解散。这是发生在1729年或是那年前后的事情。
大约在这个时候，民间发出一波增发纸币的声音，当时整个宾夕法尼亚的纸币流通额只有一万五千镑，而且就是这一数目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在不久将要减少。这是因为富裕阶层反对增发纸币，他们反对一切纸币，他们认为纸币会使货币贬值，会使他们的财富缩水，像在新英格兰发生的那样，致使债权人处于不利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密社”中曾经讨论过。当时我表示赞成增发纸币，因为我认为1723年所铸造的小量货币做了不少好事，它促进这座城市的商业繁荣，提高了居民就业机会，增加了本州居民的人口数量，所有的老房子都住满了人，许多新房子在拔地而起，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年我刚来费城吃着面包卷走在街上的时候，从胡桃街第二街到前街，这么长的一段街道上的大部分房屋都在门上贴着招租条子，在板栗街和其他街道上也是如此。当时我甚至以为费城的居民正在不断地离开这座城市呢。
我们的辩论让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把我的想法与我的朋友们的想法汇集成一本未署名的小册子，书名为《纸币的本质和必然性》。这本书很受普通百姓的欢迎，但是在有钱人那里它却受到了谴责，因为这本书让人们更加坚定的支持增加货币的举措。还好，富人这边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作家来反击这本书，因此他们反对的声音没能传得很远。这样，增发纸币的议案就在州议会中很快就通过了。我在州议会中的朋友们没有忘记我对这一议案的通过做出的贡献，就让我来承印纸币，作为酬答。这是一宗利润很丰厚的生意，对我帮助很大。这就是我会写文章给我带来的又一个好处。
经过时间的验证，纸币的效用十分巨大，在这以后很少有人还对此怀有异议。于是，不久以后纸币发行额就达到了五千镑，到1739年的时候又增加到了八万镑，在以后的战争期间超过了三十五万镑，因为商业、建筑和居民的人数都在不断地增多。现在我觉得纸币的发行额也有一定限度，过了这一限度就有可能适得其反。
不久以后，我的朋友汉密尔顿帮助我获得承印纽卡斯尔纸币的生意。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又是一宗赚钱的生意，因为对于穷人来说，一件小生意也显得很重要，它们的利润让我很是欣喜。汉密尔顿还帮我招揽了承印纽卡斯尔政府法律和选举票的生意，这宗生意到我离开印刷业之前一直在我手中。
之后我还开了小小的一家文具铺，主要经营各式各样的空白单据，在这方面靠着我的朋友布莱特诺的帮助，我们出售的单据格式在殖民地是最正确的。我的店里也备有纸张，羊皮纸，小贩的账簿等。一个叫做怀特麦的是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个排字工人，非常优秀，现在他到我这里来了，不辞劳苦地同我在一起工作，我也收了一个学徒，是阿奎拉·罗斯的儿子。
不久，我把开业时所欠下的款的还清了。作为一名商人，我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声望，我不但要真正的做到克勤克俭，并且避免一切可能导致留给别人不够勤快的印象的行为。我衣着朴素，从不在那些让人醉生梦死的娱乐场所出现，我从不出去钓鱼或打猎，是的，有时候我会旷工，有时候一本让我着迷的书会使我留在居所，但这只是偶然才发生的事，而且是隐秘的，不会张扬到要大家说闲话的程度。
为了表达我以自己的职业为荣的态度，我有时会亲自推独轮车把我在纸店里买好的纸张运回家来。这样，在大家的眼中，我成为一个勤劳上进的青年，严守信用，从不拖欠，有了良好的声誉，所以那些贩卖文具用品的商人们求我惠顾，别的商人们也提议我替他们代销书籍。
我的事业因此而一帆风顺，同时，凯默的信誉和生意却日益衰落，最后他不得不把印刷所设备都变卖来清偿债务，然后他到巴巴多斯群岛去了。在那里他度过了几年穷困潦倒的生活。
他的学徒大卫·哈里是我的老相识，以前我在凯默铺子里工作时，曾经教导过他。这时候，他购买了凯默的设备，也开了一家印刷所。
开始时，我以为哈里会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的亲戚们都很有能力，也很有势力。因此，我还建议跟他合伙经营，幸好当时他轻蔑地拒绝了我。他非常骄傲自大，穿着昂贵的服装，生活很奢侈，经常在外面寻欢作乐，荒废了业务，还背了外债。因此，他的印刷所也很快就倒闭了。无奈之下，他学了凯默的样，到巴巴多斯群岛去了，还把印刷所也搬到那里去。在那里这位大卫·哈里雇用了他过去的老板凯默作为一个职工。他们时常争吵。哈里负债越来越多了，最后他只得把设备卖了，回到宾夕法尼亚务农去了。购买印刷所设备的那个人依旧雇用了凯默来使用这些设备，但是没几年凯默就死了。
现在，在费城就只剩下布拉福德，这个多年的劲敌与我竞争了。布拉福德资金充足，生活优裕，只是偶然雇用些零工来做少量的印刷工作，但是他并不为生意清淡而担忧，因为他管理驿站，而且毫不讲情理地禁止骑师们寄递我的报纸。人们觉得他有比别人优先获得新闻的机会，因此大家认为他的报纸的广告效力比我的大，因此他的报纸的广告比我的多得多，这对我很不利。虽然我也从驿站里接收和寄发报纸，但是不为外界所知，我是通过贿赂驿站的骑师才把报纸寄往各地的，骑师们只能暗中收受寄件，因为我不能声张。布拉福德这种行为使我感到生气，也使我因此而瞧不起他，后来当我代替他接管邮局时，决心绝不学他的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