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下面可以用更好的一句话来搭配，可是他却用了这样对句，我觉得不太合适：
因为傲慢即是愚蠢。
如果你问为什么会不太合适？那我只要重引两行诗句：
大言不惭是没有理由的，
因为傲慢即是愚蠢。
你看，“愚蠢”（这样的是人是不幸的）不正是“傲慢”的托词吗？这两行诗，如果这样写，不是更合理吗？
大言不惭，只有唯一的理由，
那就是：傲慢即是愚蠢。
但是，究竟孰是孰非，还该让智者评判。
在1720年或1721年的时候，我的哥哥开始着手创办报纸，名叫《新英格兰报》，是当时美洲殖民地发行的第二份报纸，在这之前又分《波士顿新闻报》。我记得在我哥哥的朋友中，曾有人劝阻过他，说这样的计划是很难成功的，希望他最好放弃。因为在他的朋友看来，殖民地有一份报纸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1771年），这里的报纸数已不下二十五家。但是，哥哥还是坚持按他的计划执行，当报纸排版印刷完毕后，他就派我到大街小巷把报纸送给订户。
在他的朋友中，有些人是很有聪明才智的。他们时常为报纸写一些小短文，作为消遣。这些短文使报纸大受好评，销售量也直线上升。这些朋友也常常到印刷所来访，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对我们的报纸很是肯定，我很兴奋，跃跃欲试地也想写些东西投到报馆去，但是，我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我觉得如果我哥哥知道是我写的文章，他是会反对在他的报纸上发表的。
于是我就想方设法的改变我的笔迹，写了一篇匿名文章，在夜里塞进了印刷所的门底下。第二天早上，哥哥发现了，像平时一样拿给聚会的朋友看。他们阅读的时候，我还听到他们在议论纷纷，并对文章大加赞许，还对作者进行了种种猜测，但没有一个人想到会是我，而是列举了许多他们中有学问有才华的知名人士，听到他们是这样猜测的，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现在想起来，能得到他们的赞赏，实在是我的运气，尽管他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是真正很有眼力的鉴识家。尽管如此，我还是受到了很大鼓舞，于是又接着写了好几篇文章，用同样的方式投递到报馆去，同样这些文章也都一一获得好评。我保守了这个秘密，继续玩着这个小把戏，直到我才思枯竭时才暴露了真相。
这时候，我哥哥的朋友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却感到不怎么愉快。也许他认为，那样会让我产生自负。大概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开始有点不怎么和睦了，这可能就是其中原因之一。我们虽然是兄弟，但他是师傅，我是学徒，我应该理所当然的像其他学徒一样多听他的指派。而我呢，总觉得他对我有时候是比较过分的，所以希望他能宽容，因为他有时候叫我做的事过分的降低了我身份。有时候，我们之间的争吵常常会闹到父亲那里，但父亲总是偏向我的，因为或许是我在理，也或许是我能言善辩。但是我哥哥脾气却很暴躁，经常对我动手，这让我很是气愤。我越来越觉得学徒的生活非常的枯燥乏味，因此我总是不断地寻找机会来缩短学徒期。出乎我意料的是机会终于来临了。
我们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就一些政治问题惹怒了州议会。具体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哥哥因此遭到拘捕，受到审查，还坐了一个月的班房。他之所以受到这样遭遇，大概和他没有泄露原作者姓名有关吧。
他们也逮捕了我，在会议上还审问了我，虽然我的回答没有让他们达到满意，但还是把我教训了一顿才放我走人。也许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徒的为师父保守秘密是应尽的义务吧。
尽管我和哥哥有分歧，但在哥哥拘留期间，我还是非常气愤的。我把私人恩怨完全抛在脑后，接管了报纸，发表了一些文章，大胆地对统治者进行了冷嘲热讽，我哥哥倒很支持我这么做，可别人却因此对我有一些微词，说我染上诽谤和讽刺脾气。但我哥哥被释放的时候，州议会发出了一道命令（一条非常奇怪的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我哥哥的好友们在印刷所里举行了一次聚会，商量在这种情况下哥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是最妥当的。有人建议：只要改了报纸名称就可以逃避议会的命令。但是我哥哥觉得，这样做很有可能会有许多麻烦。最后他们商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以后报纸就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进行出版。但是即便这样，报纸让他的徒弟发行，州议会责难下来还是会落在我哥哥的头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大家想出了这样一个对策，那就是在我签的合同背面写上完全解除师徒关系，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就可以拿出来证实。但是为了保障我哥哥的利益，我还得另外再和他签一份合同，表明我在学徒期限未满的时间内还得为他继续服务。这份合同只能私底下保存。虽然这份合同没有什么实质性可言，但还是很快就执行了，这样报纸在我的名义下又继续发行了几个月的时间。
后来，我和我哥哥之间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矛盾。我觉得他是没有胆量把新合同公开出来的，所以我就坚决维护我的自由。我也知道我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是很不对的，因此我把他看成是我一生中犯下的最重大的错误。但是再一想想，与哥哥的暴躁脾气，以及他经常对我出手动武相比，使我心中产生强烈的憎恨，那我这点不正当也就觉得算不上什么了。尽管他在别的方面不一定会是个性格暴躁的人，也许我那时候也确实有点鲁莽和好胜了吧。
独自闯费城
当我哥哥得知我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就想方设法地让我在镇上的任何一家印刷所无法找到工作。他每个印刷所都一一拜访，和每个老板都打好招呼，让他们不要雇佣我。那时我想到了去纽约，因为那里也有不少印刷所，而且离波士顿也比较近。其实我是非常倾向于离开波士顿的，因为我在当地显然已经成为统治集团的眼中钉，而且从议会对哥哥案件的处理中我也得知他们有多么的专横。如果我还继续待在波士顿的话，是很容易就陷入窘困境地的。再加上我在宗教方面也发表了不少比较轻率的言论，就连善良的人们也会对我感到恐惧，个个都把我看作是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当我想到这些时，我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的。
但是，我的父亲这个时候是完全站在哥哥那边的，所以如果我离开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各种办法来阻挠我。因此，我一个叫高令斯的朋友为我想了一个不错的妙计。他和纽约一艘船的船长打招呼，说我是他的一个不错的朋友，把一个不三不四的女孩子给弄怀孕了，现在那个女孩的朋友非强迫我和她结婚，因此我无法公开地露面上船，就算出走也得偷偷的，不能让人知道，所以要搭乘他的船。船长最后同意了。为了凑一点钱，我把一些书给卖了，然后悄悄地上了船。航行中一路都是顺风，所以航行了三天就到了纽约。就这样，一个年仅十七岁的我，只身一人来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介绍信，也没有多少钱，来到了这个离家有三百英里之遥的地方。
我对航海的兴趣早已没有了，要不然倒是可以满足这个愿望了。还好我学会了一门手艺，并且觉得自己应该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印刷工人，所以就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于是我到了威廉?勃拉福那里，请他收我为伙计。他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铺老板，因为和乔治?开夫发生了一些争执，所以才把印刷厂迁到纽约的。由于他自己的工厂现在处于人多事少的阶段，所以就不能再雇佣我了。不过他对我说：“我的儿子在费城，他最近正好有一个名叫阿克拉?罗斯的很得力的助手离开了他，如果你到他那里的话，很可能会雇佣你。”这儿离费城还有大概一百英里的路程，但我还是乘上了一条前往安蒲的船出发了，并从海路托运了我的箱子和行李。
当船要横渡海湾的时候，我们遭到了狂风的袭击，船帆刹那间被撕成了碎片，因此我们无法驶入基尔，任凭狂风把我们吹到长岛上去。在航行的途中，有一个荷兰乘客，他因为喝得烂醉而失足坠入海中。当他正在一点点往下沉的时候，我伸手抓住了他那乱蓬蓬的头发，把他拉了上来，让他又回到我们中间。可能是因为他从海水中上来的吧，一下子头脑好像清醒了很多，他从口袋里拿了一本书，想让我替他弄干，然后自己就去睡觉去了。我拿了一看竟然是我一直以来最喜爱的作者班扬的《天路历程》，这是荷兰文版的，纸质优良，是用铜版纸印刷的，其装帧之精美，要比我之前看到的任何一本原版书都还要好。后来我发现，这本书已经在欧洲翻译成好多种语言版本，我想除了《圣经》以外，就要属它拥有的读者最为广泛了。据我所知，把叙述和对白融为一体的写法，诚实的约翰?班扬应该是第一个人。这种写作技巧能紧扣读者的心弦，读到兴趣之处仿佛身临其境，亲自参与到讨论中一样。笛福的作品，比如《鲁滨逊漂流记》、《摩尔?富兰德尔》、《宗教求爱》、《家庭教师》以及其他一些作品，都非常成功地模仿了这种写法。还有理查孙的《帕米拉》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
在航行靠近长岛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里乱石丛生，惊涛骇浪，根本无法登陆。我们的船也抛锚了，向着岸边摇摆，岸上这时来了一个人，对着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向他呼叫喊应，但是风声和浪涛声都太大了，听不清楚对方都在说些什么，因而也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岸边有几艘小船，我们一边打手势一边呼喊他们让小船来接我们，但是他们可能是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可能是认为这样做根本就不行，所以就走了。夜幕降临了，我们除了等待飓风弱下来，别无他法。这时候，我和船老板都决定尽可能去睡会儿。海浪拍打着船头，海水溅落在我们身上。很快，我们也像那个荷兰人一样浑身都湿透了。我们就这样躺了一夜，几乎没有怎么休息。第二天，风力渐渐减弱，我们要尽可能地在天黑之前赶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在船上已经漂流了三十个小时，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只有一瓶浑浊的甜酒和咸海水。
那天晚上，我浑身无力，发了高烧，所以早早就上床睡了。我记得有本书上这么说过，大量饮用凉水可以治疗发烧。于是，我就照着这个办法做了，出了大半夜的汗，终于退烧了。第二天早上，我乘船上了岸，朝着五十英里以外的柏林敦徒步走去。因为我听说那里有船，可以送我们直接去费城。
这一天，整整下了一天的雨，我浑身都湿透了，到了中午我感到非常疲劳，所以就在一家小旅馆里住了一夜。这时我开始有点懊悔了，心想要是当初不离开家那该多好啊。我现在的样子很凄惨，要是别人问起来，可能还会怀疑我是私自逃跑出来的仆人呢，甚至还会有被抓的危险。第二天，我还是在继续赶路，到了傍晚，就在离柏林顿八到十英里的地方找了一个小客栈住宿了一晚，店主是一个叫约翰·布朗的医生。
我一边吃着点心，一边和布朗医生交谈，当他发现我读过一些书时，对我显得十分的和蔼和友好。从那时起，我们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我猜想他以前一定是个奔游四方的郎中，因为他对英国的城镇，欧洲的各个国家都没有不知道的。他有一些学问，也有一点天赋，但是对宗教却不以为然。几年以后，他戏谑性地把《圣经》加以滑稽化，改得很蹩脚，就像科顿当年改写维吉尔的诗歌那样。经他这么一改，《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变得十分荒谬，如果他的作品出版的话，很可能会使信心浅薄的人受到不良的影响，幸好从来没有出版过。
那天晚上我在他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了柏林敦，但是我很沮丧地发现在我到达前不久，定期去费城的船就已经开走了，下次的班船要等到下星期二才有，而这天才星期六。无奈，我只好返回城里，到了一位老妇人那里（我曾在她那里买过姜饼，准备带到船上），我向她请教我该怎么办。他邀请我先在他家里住下，等下一趟班船。由于我徒步辛劳，非常疲惫，所以就接受了她的邀请。当她得知我是一个印刷匠的时候，她希望我能在柏林敦安顿下来，开一家自己的印刷铺，但是她却并不知道开设一家印刷铺是多么的困难。
她很热情地招待了我，还非常善意地请我吃了一顿牛肉饭，我想回报她，她却只接受了一瓶啤酒。这样我满以为我是要在这里等到星期二才能走的了。但是，傍晚在河边散步的时候，发现不远处来了一艘船，而且正好是要去费城的。船上载了几个人，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没有风，所以我们只好一路划船前行，到了午夜，还是没有看到费城，船上就有人开始认为一定是已经过了费城，就不愿意再往前划了，其余的人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向河岸驶去，进入了一条河汊，终于在一个木围栏旁上了岸。
十月的天气已经开始冷了，尤其是在夜里。所以我们就用栏木生了火，一直待到天明。这时，船上有一个人认出了这个地方是库柏河，离费城并不远。只要过了这条河，就可以到费城了。终于，我们在周日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在市场街的码头那里上了岸。
我之所以要把我的这次经历描述的这么详细，并且还会同样地描述我刚到费城时的情景，目的就是要让你更具体想象一下，把我在刚开始的失败经历和我后来所取得的成功作一番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