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特征，似乎有一种观点比其它所有观点更铭刻人心，令人敬畏。
就我们所知，人，是唯一在其有生之年终结后能给别人留下记忆的生物。
所有其它动物辗转猎捕、腾挪造筑，只为了一个目的：从自然界获取粗陋的可食之物和栖身之处。而人的能力除了足够实现这一目的外，还有富裕。人可以，而且常常感到有种动力，来使用富裕能力作不懈的努力，通过对外物的统筹经营，以及对思想的永恒记录，将存在于头脑中的构想、理念种种付诸实际。
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这一事实鲜明地呈现在面前。试想我们乘坐气球或其它工具升入空中以更开阔的视野俯视我们居住的地球。我们将看见成片的平原、连绵的丘陵、茬茬的森林、纵横的河流，以及所有大自然带给其子民的富庶产物。我们将看见众多的动物，成群的家畜和捕食的野兽，以及各类长有羽翼的空中宿客。但是，我们会同样会看到人类劳作的痕迹，这些一样会吸引我们的目光。我们能望见城堡与教堂，小村庄与大都市。我们会看到人类这种奇异的动物，将造化万物屈从于其意志之下。他建桥筑渠，“乘船下海”[67]，用大船小舟给海洋注入人类的色彩。升入空中的人视野宽阔宏大。在他看来，地球表面和人类智慧间似乎存在着的某种争夺：前者可以想象是存在于先，而后者却要占据并控制尽量多的土地。地球上大量的土地被我们所占有，并打下人类文明的印记。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类如何施展其力量对外物加以经营统筹。
然而，思想深邃、善于思考的人会发现，人类凭借其能力永恒地记录下自身的思想，这带来的影响异乎寻常。
所有的人类科学及文学无不起源于这种能力的发展。人类是一个奇迹，我们自己对此再清楚不过，并因之大为叹异。演说家对于人生短暂反反复复大尽其详。当人基本的欲望通过辛勤劳作得到满足时，我们就从事科学与文学的活动。我们在剩余的时间里创造了壮丽高尚的产物，筑起了永传于世的纪念物。
人类才智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我们的科学和艺术创作是何等的部类繁多、卷帙浩繁！文明社会的每一国度，都有众多的人口，而人们也往往将科学与艺术视为其从事工作的唯一追求目标。自从告别原始蒙昧、漂泊不定的生活，人类的这种生存状态便大抵如此，世代相传。
带着这样的人类历史观，我们很容易转而思考名欲的实质以及它对人类思维的影响。上文中已经讨论过，建碑立塔以遗后世是人类的一个明显特征。这起初是偶然的，并非建造者有意设计。先民起初只是搭建棚屋以躲避严寒酷暑，随后将棚屋变成宽敞一些的住宅。他起初并未想到不再拥有时其住所竟能得以留存。
也许正是这样，我们身死之后教人长相怀念的愿望以及这愿望有实现现实性的念头同时降临到我们身边。人生苦短，命多乖舛，因此必然产生这样的想法：或我们所爱之人先我们而去，或我们先他们而去。第一种情况，我们不可避免多多少少会珍存曾经所爱之人的记忆，虽然死亡已将他从我们身边夺去。第二种情况，少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回忆被尚且在世之人悉心珍藏。追求死后的尊荣，根源就这样简单。它在历史的篇章中产生着难以磨灭的影响。
然而，在进一步思考身后之名前，让我们把注意力稍转向“名望”，或者按更通常的说法“知名度”，这是少数幸运者在世时就有的好运。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即将讨论的问题，视野将更加开阔。
知名度与身后之名相比，更接近最为一般的能力，是一种获得，因此比身后之名更令人向往。它使人们的感知得到满足。掌声是好运的一种，几乎没人会对它充耳不闻。给予我们掌声的人们以赞同的微笑表达对我们的接受，对我们的追随，我们只要在他们中出现就足以让他们愉悦。他们向我们诉说着赞誉之词，并高兴地邀我们到家里做客。普通人很难理解身后之名的意义，他们不明白为何颂词和荣誉能够“抚慰死神呆滞冰冷的耳朵”[68]。但他们可以想象鼓掌的人群和雷鸣的欢呼将给人何等的满足。
知名度有很多特征，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易变性。没有人一旦有了名望便被人长久拥戴，若不遭受他的同类可以理解的非难与批评，至少也会遭受些许冷落。公众的好心和善意有着吞噬性的胃口。就如同屋檐下圈养的野兽，如不时时喂养，必反目伤害主人。
寻本触源，万物皆然——浮丽初生，世所共赞。赞誉声中，真金染尘尚不及灰土沾金。[69]
克伦威尔对这一点了然于心。据说有一次远征胜利归来，一个军事同僚让他注意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的赞美声时，他却说：“哎，朋友，不远的将来，若是有一天看到我们身赴绞刑，他们同样会欣喜于色！”
与现实或想象中的群众英雄知名度相伴发生的事情，同样发生在追求身后之名过程中。
如上所言，文明社会每一国度的众多人口使产生于人脑的科学与艺术成为他们从事工作的唯一或主要目标。
回顾欧洲中世纪，即人们通常所称的黑暗世纪，这一点能够得到最显著的体现。
就人脑的活跃性和创造性而言，若想当然地认为它已陷入深睡，直到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古希腊语书本和教师消散于欧洲才逐渐复苏，就是一个低级错误。现代发明的兴起，开始时间要早得多。封建制度，这个人类社会最为有趣的构想产物之一，产生于9世纪；而其后裔，骑士制度，则是一种11世纪的制度。我们情感的提升细化，以及慷慨大度的风范的形成，主要归因于它。在所有这些基础上，才诞生了文学创新和浪漫诗歌。
这绝不是普通的进步。但或许多年后这段遥远的时代已让后世从僧侣制和教会单身制受到最大恩惠。因为有这些制度，许多民族的人一直前后传接，从尘世中分离出来，隔断了夫妻之爱、父母之情，得到独立奋斗所需的充裕时光。我们应该感谢这些人，是他们保存下了古罗马经典和无数的先贤著作。他们不满足于人们对他们勤奋不止的赞扬。他们创造出大量后人奉为经典的著作，而若要驳倒这些经典，比较批评界得全力以赴地进行鉴别评判。在这样的追求中，这些不知疲惫献身其中的人们，甚至不为追名逐誉所激励。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持之以恒与独创精神，对他们来说，就已心满意足。
但是装点这些时代最值得怀念的群体却是经院派学者。他们可被视作逻辑之术的发现者。古之先贤虽才华横溢，但在条理化方面却乏善可陈，对于严格的精确演绎术也少有建树。他们更多是依靠灵感一现的幸运来达到真理，而非按规律通过步骤来自然达到。中世纪的学堂孕育了“不可辩驳的博士”[70]和“六翼天使博士”[71]。他们特有的精妙及其钻研的恒心毅力都是人类智力了不起的丰碑。13世纪孕育了托马斯·阿奎奈[72]、邓斯·司各脱[73]、威廉·奥克姆[74]及罗杰·培根[75]。此前一个世纪，托马斯·贝克特[76]结交了一群文人朋友，他们的书信流传至今。在他们看来，他们最引为自豪的特征就是彼此互称哲人。经院派学人常将自己困顿于毫分厘析中，常传播惊世骇俗的信条和体系。但这就是人。他持之以恒的劳作，百折不屈的勤勉，义无反顾的决心，是何等的伟大。他信心坚定，一年又一年，用一个又一个的光彩，去完成他的判断和热情告诉他应该做的事。
现在回到文学名声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上百阶层的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辛勤劳作，令人赞许，而如今却如过眼云烟，被扫进了遗忘的角落。恰如斯威夫特[77]在其《献给王子王孙》[78]一文中趣言：“殿下，我本来为您准备了无数的头衔，说明我身处的这个时代人类才智如此富有创造力：街头巷尾到处都贴有独创作品，但几个小时后回来再看，它们已被撕下，已被新作取而代之。我向读者、书商求索，却一无所获。它们已被人遗忘殆尽，无踪无迹。”
休姆[79]所言【5】甚笃：“抽像哲学理论和深刻神学体制曾盛行一个时代。在其后一段时期，它们被普遍证明是荒谬的。其它理论、体系取代了它们的位置，继而又让位于后来的理论。潮流风尚的更迭循环中，所谓科学的结论变化最快。雄辩与诗歌之美不在此例。只有情感与天性的表达，不需多时必为公众所欢迎并保持永远。亚里斯多德、柏拉图、伊壁鸠鲁和笛卡尔也许是前后相替代的，但是特伦斯[80]和维吉尔则无可争议地普遍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西塞罗的抽像哲学已荣光散却，其雄辩口才却至今令人钦佩。”
一些例子能最清楚不过地诠注名誉不常在的问题。
佩雷斯克[81]生于1580年。他博学多识，前所未有。从21岁起，便被公认为学界掌舵人物，执文学界之牛耳。在他57岁谢世时，罗马的滑稽学会[82]为他进行了至高无上的追悼，众多红衣主教参与了其葬礼悼词的写作。一部诗集以四十多种语言出版，以对他进行赞颂。
萨尔马修斯[83]被视为学术奇才。多国王子和权势人物竞相对他邀请，看谁有幸能让他驻留本国。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得到他垂青，带着独一无二的敬意对他悉心招待。萨尔马修斯在斯德哥尔摩患病卧床，女王竟执意为他亲手准备羹汤，燃旺火炉。然而，要不是他碰巧成为弥尔顿的对手，他的名字将如同佩雷斯克一般，难以为今人甚至当今学者所知。
巴特斯[84]，生活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的法国，为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诗人之一。在仅五、六年时间里，他关于世界之创造的诗就发行了多达三十版，并被译为大多数欧洲语言。一时间各类评论者甚众，盛况不亚于对荷马的评论。
在十六世纪末，邓恩[85]是最受赞誉的英国诗人之一。四、五十年后，许多继他之后的无名诗人依靠平顺的韵律、别致的构思以及文雅的风格赢得赫赫声名。邓恩则不然。他的诗自出机杼，能量充沛，激情无限。读者读邓恩，无不深有共鸣，心窍大开。即便最用心、最努力的学者也时常不得不承认自己无法完全吸收诗人头脑中的所有思绪。不论诗歌或散文，邓恩每写一句，都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仅如此，他的思维经常以诗的辞藻最高尚的意义来表达。除了弥尔顿和莎士比亚，再没有任何英国诗人能与他的篇章媲美。本·琼森曾这样预言性地评述他“不被理解的邓恩将不能长存，”所言极是。不过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如果说沃勒[86]、萨克林[87]和卡鲁[88]是牺牲一切都为优美雅致的话，邓恩则走向另一极端。除少数优美绝妙的篇章外，他的措辞和结构深奥，令人难以卒读。读诗首先为了愉悦。因此，很自然，邓诗被遗忘在了书架上、墓穴中，无人问津。甚至在文人学士中百人之中也难寻一人对他能多少作个评述，如果平时他们没有听说过他的作品的话。
提到莎士比亚的赫赫大名，没有人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但这也不尽然。当其作品的最初新颖感消失后，便很少有人问津。查理二世时期，莎士比亚只有三、四部剧是当时主要剧团的演出剧目。博蒙特[89]、弗莱彻及雪莱[90]等人的剧作被搬上剧院的次数是他的三倍。最终贝特顿[91]重新受到欢迎，因为他出色的表演，《麦克白》、《哈姆雷特》以及《李尔王》为大家所熟悉起来，直至今日。但是，麦克白重新受到欢迎是在1674年经过威廉·达文南特[92]改编并加上音乐后的事。李尔王的复兴更是在其数年之后，由那鸿·塔特[93]添加了爱情和恰当的灾难场景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在查理二世末期，德莱顿[94]，奥特韦[95]和李[96]在严肃话剧领域占有无可争议的至高地位。
这就是当时的英国公众，他们对造化及其至高使者莎士比亚已经无动于衷了。以上三人的作品中，只有《保护威尼斯》[97]至今仍在剧院演出。至于原因则很难说清，或者说难以找到一个合理而光鲜的理由。在这部作品中，所有主要人物都自甘堕落，放荡不拘。皮埃尔有一个妓女做情妇。她贪图势力，并与一个老朽之徒长期私通。皮埃尔为了她决心破坏并铲除他为之工作的共和制。一贫如洗的贾非叶过惯了奢华浪费的生活，甚至没有任何出于公共道义之类的表白就加入了这场阴谋，但旋即又背叛了，向政府告发了他的同伙。是蓓尔维德拉鼓动他背叛这场阴谋的，因为她无法容忍父亲被谋杀。她天真地认为向政府告了密，她和丈夫就能从此以后过惬意快乐的生活。然而从话剧的后几幕看来，他们爱情续延的，仅仅是空洞的夸夸其谈，毫无意义，没有相互体谅，也没有来自心灵的激情。他们爱情的荒诞性只有贾非叶无耻跪求巴结他曾经卑鄙背叛过的人并与之重归于好那一幕能够相提并论。在整个小说界，没有哪部作品比起这出戏表达更少坚毅的，甚至是持续的感情，或共同规范。这部作品中道义感的缺失很显著地反映了作品写作年代的特征。与此同时，这部戏以其丰富的韵律、诗画般的行为迷惑人，甚至赚取人们的眼泪，这些人通过眼和耳就能被打动，几乎用不着去理解思量。这类空洞的咆哮、无意义的说教在当时已足以使那些细致的人物刻画，超然的情感喷发以及完美的内心分析相形见绌，而正是这些元素使得莎翁的名著成为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的财富。
当莎士比亚被部分遗忘时，人们完全不知道的还有，他同代的作家远远超过后世剧作家。由于莎士比亚是位场景描绘的全能大师，同代作家就逊色不少。可以说莎士比亚独自置身于一个荒蛮的年代。鉴于此，他所有的生硬措辞，及其高贵典雅与滑稽荒谬的杂糅风格便都无可厚非了。
考利[98]是人们记忆深刻的声名无常的一例。他亲切友善，作品中闪烁着其性格的可爱。他的灵魂为了诗歌而生，他率真而潇洒地随意倾泻着优美的情感。他因斯图亚特王朝[99]深受其害。他当时是被放逐的女王朝廷的要员，但当国王复辟，其追随者和友人仍带着深深的情感欣赏他的诗。他是“真正的诗人”。和考利比起来，宫廷诗人微不足道。共和派弥尔顿在内战期间发表诗集，想证明自己是最为出众的诗人，然而他的诗也只能湮没在人们的记忆里。考利死于1667年。八年之后，《排演》[100]的作者，白金汉公爵[101]在国家公墓为他修建墓碑，铭刻碑文称他为“国之集品达[102]、贺拉斯与维吉尔于一身之人。时代之荣耀。斯人离逝，万世哀痛。”可是，盛名难持久。近一个世纪前，蒲柏就曾言：“有谁还在读考利？纵然愿意读，缘由因道义，并非其真意。忘记君史诗，品达之技艺。独我爱君言，发自君心里”。
正如考利是国王复辟之后杰出的皇家诗人，克里夫兰[103]在内战时期也有着同等地位。二十多年来，他的作品接连问世，一年一版甚至数版。他讽刺极为辛辣。他思维活跃，充满活力，极富气概。他言简意赅，尽得先机；思如泉涌，光彩燿人。当诗人因忠于自己的信念而身陷囫囵时，曾向英格兰护国主克伦威尔提出请愿书，体现出独一无二的男子气概，绝世独立的思想。他选择的恰当话题，就是为了唤醒自律与仁慈的感情。但除了那些以钻研被人遗忘的事物为己任的人，不必说克里夫兰现在已无人知晓。
声名易逝的例子无穷无尽。心存嫉妒者为了掩盖贤者的光芒，往往炮制出可鄙的同名作品。因此，克莱恩[104]和塞特尔[105]曾一度侵扰过德莱顿，让其不得安宁。伏尔泰说，普莱顿[106]所写的《费德拉》与拉辛[107]作品同样富有激情，但却韵律不一，词藻粗俗。普莱顿现已被遗忘，路易十四治下的奥古斯都时代[108]的所有法国诗歌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一些年里，海莉[109]被誉为蒲柏的真正接班人，而普拉特[110]的悲悯诗也发行了十二版。其后一个短时期里，几乎每个前后相继的时代都充满了才华横溢的天才。然而，他们一个接一个退出人们的视野，他们如“星宿落溅，永不复现”。很少有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创作才能，能成功驾驭所有时代的浪潮。
征服者亦然。有多少人打了多少可怕的战争，让血流成河，就是为了让自己功绩永被铭记。可是现在即使是他们的名字都难以流传下来，他们施加于人类的战争阴霾也似乎已被扫开，如同根本不曾存在。战士与诗人、制度的缔造者与哲学的启蒙者，这些人一度震撼过地球，并被人仰望，视为神祇，甚至被比作台上的演员，演绎过自己的辉煌，然后不再被人提起。
较之其它所有人类头脑和双手的产物，书籍有着其优越性。书籍可被复制，数量可以不断增加，除去疏忽所致而滋生出一些小错误外，其效果与最初的书本别无两样。与佩西斯特拉托斯[111]当初盖章定稿时相比，《伊里亚特》仍深受欢迎。古希腊游吟诗人，古斯堪的纳维亚游吟诗人，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吟游诗人，他们的歌谣曾一度被认为如同歌者的气息般容易流逝，而今天，却被人收藏在图书馆。先贤哲人的机智妙语，路德和塞尔登的《闲谈录》[112]将与读者、评家共存。
其它人类产物却有其期限。不论多么令人景仰的画卷，其寿命都只能和画的颜料和所依附材料的寿命一样长。最受喜爱的画通常也只能传世三、四百年。我们鲜有古人的画作，其雕塑也很少见。即便这寥寥幸存品种，又有相当多的是破残的或后世次等艺匠临摹仿造之作。如蒲柏所描述的那样，布佛图书馆已逝诗人的雕塑中，真品品达的头像已经掉落。
无论多么纤细或多么坚固的纪念碑都会遭受岁月的侵蚀，抑或因后世之人看法的改变或为一时之便而被拆除。埃及金字塔尚存，但是修建它的人和它所要纪念的人的名字都已一同消逝。人类安身立命的住所无法永存于世，宏伟的城市和单独的巨大建筑一样，也注定会消失。底比斯[113]、特洛伊[114]、波斯波利斯[115]和巴尔米拉[116]就从地球表面消失了。
“人类宫殿荆棘满布，它们成了蟒蛇夜莺的乐园”。[117]
但有些人类产物似乎比任何大厦更持久。这当首推人类政体模式。斯巴达[118]体制延续了七百年之久，罗马体制也差不多持续了同样久的时间。社会体制一旦根植于人们的习惯中，便世代相承，效力不减。信仰的模式有时更恒久。更不用提被我们视为秉承神意的摩西[119]及耶稣体制。穆罕默德体制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年[120]，并看起来可能还将再持续一千二百年。中华帝国的体制更是以其千年不变而闻名于世。
这很自然使人联想到自然学科的持久性。在巴伊[121]看来，早在耶稣诞生前三千多年，对太空的观察，对天体运转的计算，即天文学，便在中国和东方发展成熟；如同过去一样，天文学极有可能将与整个人类文明相伴而行。天文学后来增加的内容也许会过时并消亡，但其实质将永存。人类和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这一发现将永不过时。几何学和其它学科的基本原理也可如此断言。只要书本得以代代传承，知识的最重要的各分支就能延续下去。
因此，我们有理由带着赞赏与敬畏之情去审视人性，是人类造就了这些巨大成果。与此同时，人类单个的纪念碑会销蚀，许多时候传遍地球每个角落的盛名不过是一时现象，不能持久，这样的情况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可以平息人们喧嚣尘上的虚荣心，使我们保持有益的内敛与谦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