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先生明确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不过是伟人的历史。伟大的劳动者和伟大的思想家，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高尚的品格常常影响着在历史的洪流下赖以生存的千千万万的人，这些伟大的人包括杰出的领导者、国王、牧师、哲学家、政治家和爱国者，他们才是自己所在的民族里真正高贵的人。这些伟人开创了国民生活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的影响是积极主动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当然，他们的影响有时也具有相反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精神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众的精神也是他们的产物，因为他们对公众的影响不可忽视。
伟人的个人行为往往与一个时期的社会目标相等同，服务于那个时期的社会制度。于是，他们创造了光辉的思想，并使之得以广泛地传播，从而化精神为一次次具体实践。因此，早期的改革者倡导了宗教改革运动，也影响了现代的思想解放。爱默生曾经说过，每一种制度都可以被看做是一些伟人影子的延伸，诸如伊斯兰教教义是穆罕默德影子的延伸；清教徒的习俗和教义是加尔文影子的延伸；耶稣会的教义是洛约拉影子的延伸；教友派教义是福克斯影子的延伸；卫理公会派教义是韦斯利影子的延伸；奴隶制度废除论是克拉克森影子的延伸。
不仅如此，伟人的精神风貌会在他们的时代和民族身上打下烙印，就像马丁·路德在现代德国人、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人身上打下烙印一样。在卡莱尔所著的《杂集》第四卷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史料：向所有勇敢和真诚的人们致敬！向约翰·诺克斯表示永恒的敬意，他是真诚人中的真诚者！在国内发生骚乱，处于震荡和混乱之时，诺克斯为他所坚持的目标，仍然振作起来，为了生活而奋斗。诺克斯冷静地将学校老师分派到四面八方，并且嘱咐他们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让人民受到教育。”事实上，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人们发出的正确指令中必不可少的一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条。诺克斯这一指令的真正含义是：“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首先是一个人，是造物者创造出来，享有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要矢志不渝地忠诚于造物者，对造物者负责。只有做到了这样，当人们在艰难的处境中与生活搏击，而且终身不改其志地参与奋斗，那么，这些人将会得到永生……”诺克斯以一个人的声音和力量，正确地传送出一条伟大的指示，得到了一个民族的拥护与支持。诺克斯的这种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虽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他的精神会变换成其他形式，但他对这个民族的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这个国家最终走向了成熟，尽管苏格兰人民的国民性格根源于各种各样的境遇，但是那些有助于人类征服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和精神力量一直保存了下来，这其中也有撒克逊人的本质在发挥作用，但最为功不可没的要数约翰·诺克斯的长老会所信奉的信条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如果说有谁比其他任何人更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意大利人的心灵，那么这个人非阿里盖利·但丁莫属。在意大利人堕落的漫长的世纪中，但丁那充满激情的言辞对所有尚处在绝望情绪中的人来说，就是一堆营火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激情，就是一盏灯塔照亮了他们的征程。但丁成了意大利民族自由的先驱，他可以抛弃一切，为了追求自由，他勇敢地面对残害、流放和死亡。
正是他所拥有的这种优秀的道德品质，使得他成为最具有民族特性的意大利诗人，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得到了普天下广大读者的拥护。自从但丁去世之后，任何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都能十分娴熟地背诵他最有代表性的诗篇。但丁诗中的情感，鼓舞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生活，而且最终影响了意大利的民族历史。
1821年，在穆尔所著的《拜伦的一生》第8卷中，记载了拜伦评价但丁的一番言论：“意大利人谈论的是但丁，写出来的是但丁，思考着的和梦想着的也是但丁。在此时，谈及这些，或许有些过于极端，但是，但丁确实值得人们崇拜。”但丁还不仅仅是位颇有政治声望的改革家，而且还是位一呼百应的宗教改革家。在当时的政治与知识的背景下，他的家教改革运动对于整个意大利而言，提前了整整300年。他倡导神权与政权的分离，声称现世的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一种赤裸裸的篡权行为。
在《拜伦的一生》一书中，有段写于五百六十多年以前的话语，值得人们牢记。当时，但丁还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就有着过人的领悟力与敢言他人不敢言的勇敢品质，他曾指出：“每一条神的旨意都可以在《新约》或《旧约》中找到，但是，在这两本书中我都没有找到这样的条文，那就是应该对神职人员给予世俗的物质关怀。相反，我找到了这样的条文：第一批传教士被法律剥夺了世俗的物质关怀，而后来的传教士同样被基督叮嘱他的弟子们，一定要剥夺了这些传教士的世俗的物质关怀。”同样，但丁也抱着“教会改革”的信条，因此，他才奠定了后来宗教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他曾说：“在有教会之前就只有《旧约》和《新约》，但自从有了教会之后，才有了传统。那么，可以得出结论，教会的权威不是来自于传统，即便教会想混淆视听，强加这一特殊荣誉，也只不过是来自教会本身自我吹捧的传统。”
不同时期具有各种才华的人前后相继，从阿尔弗雷德到艾伯特，他们身上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共同的行为方式，即通过自己在生活中所树立的榜样作用，为英国人培养多种形式的品格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在这些人中间，最有影响的可能要数生活在伊丽莎白时期和克伦威尔时期，以及介于这两个时期的人。在这期间，涌现出的伟人不在少数，诸如莎士比亚、拉伯雷、西尼、培根、弥尔顿、赫伯特、汉普顿、比姆、艾略特、瓦纳、克伦威尔等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具有伟大的力量，另一些人则具有强烈的尊严和纯洁的品格。但是，无一例外，这些人的事迹和思想，被视为是从历史中继承来的最珍贵的遗产，他们在生活中所树立的榜样作用，已经深入到后来英国人的生活中。
华盛顿在他身后留给他的国家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一个凝聚着伟大、诚实、纯洁和高尚的品格，他被树立为一个毫无瑕疵的生活楷模，成为所有后来人在培养自己的品格时效仿的榜样。华盛顿生前，与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一样，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智力、技巧和天才，而且还在于他的荣誉、正直、忠诚和崇高的责任感，概而言之，在于他真正高贵的品格。
同华盛顿一样，拥有那样品质的伟大领袖，是他们所属的那个国家真正的力量源泉。他们通过自己在生活中所树立的道德榜样，以及自己所遗赠给后人的良好品格，支撑和鼓舞了本国的国民，强化和巩固了自己的国家，使整个国家趋向成熟，闪烁出绚丽的光辉。1863年6月出版的《布莱克伍德杂志》刊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写的一篇文章：“关于伟人的名字和回忆是一个民族的产业，即便是孤立、颠覆、被抛弃甚至推行奴隶制度，也不能剥夺她这份神圣的遗产。无论何时，一旦国民生活幸福了，这些死去的英雄就会在人们的记忆中复活，以一种庄严的旁观者和赞许者的面貌，出现在活着的人们面前。”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她的国民感觉到有这些光辉的形象在鼓舞自己、鞭策自己，她的国民就不会迷失自我。因此，这些伟人是人类社会的精英，他们虽死犹存。他们所树立的形象，经常使得有心效仿他们的人受到激励和鼓舞，因此，说这些人是整个国民的楷模，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判断一个民族的品质不仅仅要考虑伟人的品格，而且要考虑在整个国民主体中发生影响的普通人的品格。当华盛顿·埃尔文参观艾博斯福德时，瓦特·斯科特勋爵将埃尔文介绍给他的许多朋友和他所喜爱的人，这其中不仅有附近的农场主，而且还有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斯科特说：“我想让你看看那些真正优秀而又普通的苏格兰人民。一个民族的品格不是从它的优秀人才中学到的，也不是从优秀的先生和女士那里学来的，而是从这些生活在普通阶层的国民身上所学到，你若不信，你在任何地方遇到苏格兰人，你可留心观察一下，他们身上都具有同样的优秀品格。”虽然政治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思维能力，但是，那些创办工业、开辟新职业的人和那些普通的劳动群众，必然是每一个民族的主体力量；不仅如此，他们身上所拥有的优质品格常常是构成一个民族的真正的脊梁；因此，要想使得一个民族长盛不衰，这个民族必然时时从他们身上吸取新的力量和精神。
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个人一样，不但要养成良好的品格，还要善于维护自己的品格。在一个制度化的政府统治下，每一个统治阶级都要或多或少地行使自己所标榜的政治权力，但是民族的品格却不能有丝毫亏损，统治阶级只有得到了多数拥有道德品质的人的拥护，这个制度才能得以生存下去。因此，决定个人品格的道德品质，同样也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品格。如果一个民族的品格不是心胸宽阔、忠贞、诚实、善良和勇敢，或者他们的民族品格不具备尊重别人、遵纪守法、自我节制和忠于职守，那么这个民族就会被其他民族轻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变得无足轻重，甚或被其他优秀的民族所同化，他们必须具备同样的品格。同样，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感官快乐、金钱至上和物欲横流更为高尚的品性，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可怜的生物群落。哪怕是还原到荷马书中写到的有些民族对神灵的顶礼膜拜，也比一些民族追求感官、金钱和物欲要好得多，因为异教徒的神灵至少也会反映人性的美德，他们与我们追求的道德品质也有着相类似的东西，同样值得人们所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