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制度，不管它本身多么完美，在维持一个民族的品格水准中，它所发挥的作用仍然微乎其微。因为，决定着一个民族的道德修养，以及使一个民族保持稳定的品质，取决于无数作为民族元素的个人，他们身上所要激发的精神和品质。所以，从长远来看，政府的干涉，远远没有这个国家的人民自治要好。因此，哪个民族的人们具有良好的良心、道德和习惯，这个民族的治理就会是诚实和高尚的，这个国家也就会长治久安。相反，哪个民族的人们道德败坏、自私自利而且心地虚伪，那么，他们既不能靠真理也不能靠法律联合起来，就会使得国家治理陷入一片混乱，甚至导致无赖和幕后操纵者统治这个国家的臣民。
因此，国家要防止对公众的偏见，不管这个群体是多数公众还是少数公众，倘若这个国家想要通过专制或者独裁，来建立这个国家的屏障，那么，她就会阻碍人民的自由进步和人民品格的纯洁。倘若这个国家不觉悟，不警醒，不去拆除这个屏障，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有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这个民族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此，只要是政治权力，不管它多么广泛，它的爪牙能伸向任何一处地方，也不会使一个个体堕落的民族变得高尚。事实上，公众参政制度实施得越彻底，参政权越能得到保障，这个民族的真正品格也就会在他们的政府和法律中，反映得越彻底，这一现象与“镜子效应”有着惊人的相似，你站在那里是什么样，镜子里反射出来的你，还是什么样。
以个体的不道德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从来就不会有任何稳定的存在形式。一个品质恶劣的民族所享受的自由，不仅不会被人们承认，相反会受到人们的唾弃和鄙视。因此，他们所标榜的新闻自由，也只不过是找到了一个弹丸之地，在这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数落道德堕落的不是。
与个人一样，一个永葆长兴的民族也要从她所属的民族中吸取优秀的品格养料，从而从这种民族感情中获得支持和力量。一个优秀的民族其本身就是自身伟大的继承者，因此，她要使自己的荣耀永恒地保持下去，就必须要有值得本民族时常回顾的辉煌历史。正如阿诺德博士在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日记里的最后一段：“法兰西的‘过去’并不可爱，也不可敬，这是她的不幸，她的现在和将来不能与过去结合在一起。然而，如果她不根植于过去，现在又怎么能结出硕果，将来又怎么跻身于历史的长河中呢？”
一个民族如果有过往的污点，自然她的罪孽是深重的，但是，将那些属于过去的毫无生气的糟粕矫正，能总结历史的教训，从而时常警醒本民族的人民，避免再次踏入臭水沟，指导人们过健康向上的生活。这样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若是本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常常回顾先人经历的艰苦卓绝的磨炼和所取得的辉煌业绩，有利于指引现在的稳定生活，照亮本民族的发展之路，以及提升现在的生活价值。
民族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一样，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经验财富，这种经验财富如果能得到巧妙的运用，就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反，如果滥用或误用，就会导致空想、迷惑和失败。人的经历同民族的发展有着共同的语言，同人所经历的艰苦磨炼一样，民族的发展，也会经历懵懂时期、幼稚时期、彷徨时期，自然也会蒙受灾难，正是在这些经历中一步步总结，才使得这个民族的精神得到净化，同时变得坚不可摧。
因此，一个民族的品格得到各种各样的磨炼，往往是这个民族发展史上最为宝贵的财富，才有可能造就不朽的辉煌篇章。一个民族对自由的追求或对祖国的热爱，或许会深深地影响这个民族的品格，但是，在影响民族品格形成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她所经受的考验和磨难。
现在，许多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而大行天下的行为，包含着极端的偏激与狭隘的心胸，极大程度地表现了民族的偏见、民族的自负和民族的仇恨，这样的民族不是用自身的业绩来展现自己，而是靠自吹自擂来炫耀自己。这样的民族实际上是在绝望中哀鸣，打着挣扎的手势哀叫；他们想借用飘扬的旗帜和放声的歌唱来炫耀自己，而实际上这是在本民族陷入极度的痛苦时的呻吟声以及本民族在长期的错误中饱经折磨的喘息声，这些民族无异于在自掘坟墓，使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更让人担心的，也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倘若这些标榜自己是“爱国主义者”的人大量涌现，那么，他们将会给这个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而这份灾难会随机地降落到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不必过度恐慌，因为既然存在卑贱的“爱国主义者”，那么，也同样存在高尚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群道德高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刚毅果断、忠于职守、生活朴素、诚实、正直，总是力图抓住机遇使自己在各方面得到发展，他们会通过自己高尚的行为，使一个国家充满活力并且会提升本民族品格。
那么，怎么鉴别这两种“爱国主义者”呢？很简单，因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会时常缅怀和学习过去的伟人的优秀品质，他们会身体力行地向伟人们学习在追求目标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为自己赢得不朽的英名，同时为自己的民族赢得自由的生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
这里有种经验主义必须根除，那就是评判一个民族的优劣，不能根据它所属的疆域大小，而只能根据它的民众：“民族的成长，使人民变得高尚，而不像树木，使树干变得粗壮。”虽然疆域辽阔往往同“伟大”两字联系在一起，但是，一个民族的伟大，并不一定非疆域辽阔不可。从疆域和人口来断定一个十分庞大的民族是否具备优秀的品质，是完全没有道理可言的，不但如此，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民族，也可能毫无伟大可言。以色列民族曾经是个小民族，但是，她却产生了令世界瞠目结舌的伟大生活，她对人类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多么的深远！希腊也并不是个大国，单就阿提卡区的所有人口比南开郡的人口还要少，雅典也远不如纽约出名，然而，希腊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爱国主义方面的成就，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
当路易十四问科尔伯特：“为什么我可以主宰像法兰西这样庞大而又著名的国家，却无力征服荷兰这个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这位大臣回答说：“陛下，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是否伟大，并不取决于她的疆域大小，而是取决于她所管辖的人民的品格。正是因为荷兰人民勤劳、正直、善良，且充满活力，所以陛下您才感到她难以征服。”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雄辩家谈到了马拉松战斗，当时获胜方雅典只有192人死亡，而装备先进的现代军队，或者是在战争中使用破坏性的化学武器，几个小时就可以使50 000或更多的人死亡。其实，即使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屠杀，早已成了历史的过往云烟，被人们所遗忘，但是，马拉松战斗时，雅典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照样会彪炳史册，永存青史。
然而，雅典人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她的公民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庭，或者说她的公民没有什么家庭生活可言，因为她的奴隶数量大大超过了自由人民的数量。雅典的公职人员，在道德方面，即使不是腐败堕落的，也可以说是荒淫放荡的。还有雅典的女性，即便是最有成就的，也逃脱不了其极为放荡的龌龊行径。因此，雅典的衰落是必然的，而且她走向衰落比她走向兴盛更令人感到在情理和预料之中。
同雅典的衰落一样，罗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走向衰亡的。在罗马帝国晚期，罗马人民不再以他们伟大的先辈们所树立的美德为荣，而是已经走向了普遍的堕落，贪图享乐和安逸，他们居然大放厥词说工作仅仅是奴隶们的行为。正如老迈的伯顿所说：“这些生活奢侈而又懒散的民族，宁愿在一对一的格斗中失去一磅鲜血，也不愿在诚实的劳动中流下一滴汗。”因此，在这种缺乏奋斗、激情活力的制度下，罗马帝国走向衰落，已是历史的必然，她也必将被那些勤劳而又充满生机的民族所代替。
有一个关于斯比洛拉和里卡多的传说。1608年，西班牙国王任命一个特使团前往海牙，签订一纸谈判条约。一天，特使团的勋爵看到8～10个着装朴素的人从一只小船上下来，训练有素地坐在一块草地上，拿出面包、奶酪和啤酒，吃起了午餐。“那些旅游者是谁？”特使团的勋爵拉来一个农夫问道。农民回答说：“这是我们可敬的主人，我们国家的代表团。”随行的斯比洛拉立即对他的同伴低声耳语道：“我们必须讲和，这些人不能被征服。”
总而言之，制度的稳固必须以稳固的品格作为基础。任何堕落的个体的联合都不能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即便由这些人暂时组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民族，显得他们是高度文明的代名词，但是，只要他们面对逆境，立即就会四分五裂。因为，缺乏正直诚实的个人品格，他们就不会有真正的力量团结在一起，也不会有明正的纪律倡导团队做出公正、公开、公平的奖罚制度。他们或许会富裕，有贵族派头，但是他们缺乏一个人立足社会所要拥有的道德品质，那么，他们的团队就会陷入毁灭的边缘，其个人也就会濒临死亡。如果他们不求上进，不求改过，死到临头也不有所觉悟的话，仅仅为自己而活着，仅仅把感官快乐当作一己私利的生活目的，他们不仅会丧失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性命，同样会葬送自己的民族。
综上所述，哪一个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撑，那么，就可以认定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资本。一个国家的人民一旦热衷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感官快乐的追求，以至于抛弃荣誉、秩序、忠诚、美德和服从这些在他们眼里似乎已是过往的品质，那么，长期在这种堕落的社会风气中生活的人，就只有翘首期待那些诚实善良的人出现，或者他们通过到处碰壁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这个民族才有可能挽救。而挽救这个民族的希望，还仅仅只存在于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复，使每个个体的品格得到升华，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够得到前所未有的拯救。但是，如果这个民族的那些良好的品格无可挽回地损失了，或者那些良好的品格被这些不可一世、自以为是的人所排挤，那么，这个民族的拯救也就无济于事了，只能永远退下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