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是世界文化名人，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伟大开拓者，也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定斗士。在他身上，诗歌和革命、创作和斗争得到了水乳交融的统一。正如波兰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卢森堡所说：“亚当·密茨凯维奇不仅是波兰最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波兰的民族和思想的历史是同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波兰，密茨凯维奇的名字意味着整整一个时代。”
我第一次看到密茨凯维奇这个名字，是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时候。大学第一年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时候我阅读了鲁迅的一些作品，其中有《摩罗诗力说》。这篇文章中，鲁迅高度赞颂了密茨凯维奇的诗歌：“诸凡诗中之声，清沏弘厉，万感悉至，直至波阑一角之天，悉满歌声，虽至今日，而影响于波阑人之心者，力犹无限。令人忆诗中所云，听者当华伊斯奇吹角久已，而尚疑其方吹未已也。密克威支（即密茨凯维奇——笔者注）者，盖即生于彼歌声反响之中，至于无尽者夫。”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中还指出：“Adam Mickiewicz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但是，当时我只留下波兰也有位和拜伦、雪莱、普希金齐名的诗人的印象而已，没有更多地去了解他的情况，也没意料到我的一生会与他结下不解之缘。
1954年，我被国家选派为留学波兰的学生，经过一年的语言培训之后，进入了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学习。到达波兰，就会感觉到密茨凯维奇的无处不在，特别是坐落在克拉科夫城郊大街中段的那座高大雄伟的雕像，和华沙大学在同一条街上，我们几乎每天上学都要从它的下面或旁边经过。
由于我是客家人，地方口音很重，不适合做口译的工作，因此从一开始我便抱定主意将来只做笔译或者其他的笔头工作，那密茨凯维奇自然地成了我最关注的对象。195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密茨凯维奇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各国都举行了纪念他的各种活动，中国也不例外，秋天，文艺界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出席的包括郭沫若、茅盾和戈宝权、孙绳武等一大批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各大报刊都发表了消息，《文艺报》《译文》还相继发表了评介文字和由孙玮（孙绳武）根据俄文翻译过来的密茨凯维奇诗作。我十分关心这些活动，从中国驻波大使馆的图书室借来了有关报刊，仔细地阅读上面的文章，还把孙译的诗篇抄在了笔记本上。
到第二年（1956—1957学年），我学的是波兰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这是波兰诗歌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当时有句谚语：“国家亡，诗歌兴。”波兰虽经俄普奥三次瓜分而灭亡，但波兰人民从不屈服，掀起一次次反抗压迫的武装斗争，应运而生的波兰浪漫派文学，把民族解放和个性解放相结合，表达了民族的心声，唱出了争自由、求解放的最强音。而且，波兰浪漫派的诗人们大多也是民族解放的战士，仅十一月起义中，投笔从戎的就有四十多位，在欧洲的浪漫派中是绝无仅有的。好几位诗人和文艺家还是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因此，在波兰的民族生活中，浪漫派的诗人们享有崇高的地位，而密茨凯维奇更是波兰浪漫派文学的开创者和主将，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被波兰人民尊称为“诗圣”“先知”。这一年当中，我读了密茨凯维奇的全部诗歌和政论文章，对他的诗和人格崇拜得五体投地，也从这个时期开始收集他的作品和有关著作。有一次在新世界大街的一家旧书店里，我看见书架上陈列着一套十六卷本的《密茨凯维奇全集》，这套全集虽然是1955年才出齐的，但很快就售完了，市面上根本见不着，只有到旧书店去碰运气，这次竟给碰着了，我心里的那种高兴劲儿就不言自明了。当时身上没带什么钱，我便请求老板先将书撤下来，免得被别人买去。我经常逛旧书店，在他那里买过好几次书，所以老板答应了我的要求。我立即赶回宿舍，取来省吃节用的助学金，再次到书店时都快关门了。老板人不错，他把书分成了两包，还用绳子绑得结结实实，好让我能双手提回去。
1956年我从国内报刊上看到出版《塔杜施先生》和《密茨凯维奇诗选》的广告，便立即托国内的朋友去买这两本书，不久朋友就把《塔杜施先生》寄来了，《诗选》却一直未买到。到1957年初，朋友告诉我，《诗选》找了很久都没有，似乎还没出版。心急的我，便给孙用先生写了一封信，由于不认识孙先生，更不知道他的通信地址，我只好碰碰运气，把信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信中，我介绍自己是个中国留学生，在华沙大学学习波兰语言文学，对密茨凯维奇十分崇敬，渴望读到您的译作，但据我朋友来信说，他找了几近一年都没有买到您译的《诗选》，不知是何缘故，因此我只好求助于您孙先生了。过了两个月，竟收到了孙先生的回信，令我喜出望外。他在信中告知，由于当时出现的一些原因，《诗选》尚未出版。他非常谦和地表示，愿和我这个小辈交往，嗣后我们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当年暑假，我有幸被准许回国休假，到北京后受邀前去拜访孙先生。那时他住在建国门内顶银胡同的一个平房院里，房子并不大，但富于书香气。孙先生身材修长，一副文雅书生气质，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谈起国内纪念密茨凯维奇逝世一百周年的盛况，和密氏作品的出版。他谈到了自己翻译密茨凯维奇的经过，这次《诗选》比起1951年的旧版，篇幅扩大了近两倍，除短诗外还增加了两首长诗，其中《康拉德·华伦洛德》是由景行先生翻译的。孙先生说，《诗选》都排印好了，因纪念日期已过，出版社也就不急于出版，何时出版还无法确定。他的态度非常和蔼和谦逊，没有一点大翻译家的架子。我向他报告了在波兰的学习情况，我对密茨凯维奇的挚爱和崇敬，也表达了我对孙先生的敬意，盼望能得到他的指教，非常想看到《诗选》的早日出版。告辞时，孙先生嘱咐我回华沙前再去他家一次。后来我按照约定，又拜访了他，这次主要谈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创作和翻译。他说自己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和波兰原文比起来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差距，要我回到华沙后，把他译过的《给波兰母亲》和《在澄澈而渺茫的湖水上》根据波兰文一字一句地直译出来，不要任何的修饰和改动，这样他才能看出之间的差别来。除此，他也要我抽出时间再翻译一些密氏的短诗，尽快将译稿寄给他，乘《诗选》还没有出版，可以把我译的诗插进去。我听了后既高兴又惶恐不安，高兴的是能得到孙老的提携、指导和帮助，不安的是自己才疏学浅，生怕有负孙老对我的期望，孙老看出我的犹豫，便再三鼓励我不要怕难，更不要怕羞，一个人不是天生就能做好一切的，都有迈出第一步的关口，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做下去，就一定会有所进步。
回到华沙后，我利用暑假最后几天，认真把孙老指定的两首诗译出来，出于对他的尊敬，我把译稿抄写得很工整。之后，我一边上课，一边挤出时间来翻译，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译出了《希维德什》《青年和姑娘》《歌》和《犹疑》这四首诗，随同《给波兰母亲》和《在澄澈而渺茫的湖水上》一并寄给了孙先生，并写了一封短信，感谢他的关心和帮助，也请求对我的译诗进行批评指教，如果不能用就不要勉强。不久就收到了回信，孙先生谦逊地向我表示感谢，说这四首诗准备插入已排好的《诗选》中。孙老先生做事特别认真负责，翌年《诗选》出版，一一按比例给了我稿费，和样书。我接到样书后，急不可耐地找自己译的四首诗先看。虽然改动处不多，但往往经孙老改动一两字便增色不少，例如《青年和姑娘》中，每一段第一节的第三句，原诗和我的译诗都是“又来了一个青年”，但孙老在前面加了“看，”，就使译文更加生动活泼，也使全诗更富于立体感。可是，我译诗的消息传到使馆管留学生的领导那里，他便把我找了去，对我的“名利思想”进行了一番严厉的批评，要我以后做什么工作必须先请示报告。
我在1960年回国，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东欧也成了小修国家，从东欧各国回来的人员往往无事可做，劳动下放的任务便常落到我们身上。我先是到涿县整社，后又到通县马驹桥公社四清。1964年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随即几乎全所人员都下到安徽寿县四清，四清回来后又被派到延庆康庄“去滚一身泥巴”。
回国之后，我立即和孙老取得了联系。那时他已搬到无量大人胡同（现红星胡同），离我工作和住宿的学部大院不远，使我能有机会常常去求教。在结婚成家之前，我几乎每个月总有一个星期天下午去拜访他。从交谈得知，他1901年出身于浙江一个贫寒家庭，中学毕业后到邮局当了检信生，后来他努力自学了世界语，英语也有很大的提高。他翻译的《勇敢的约翰》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并出钱替他出版，从此他便一边工作，一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952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鲁迅全集》的校注。他的谦虚，他的勤劳，他的儒雅真令我感动和钦佩。在这期间，孙先生还向我提出，很想把《塔杜施先生》重译成韵文，让我先根据波兰原文译出初稿，再由他和我一起修改和润色。可是我一直在农村劳动和四清，根本无法静下来从事业务，五年多的时间，在所里连续工作还不到一年半，当时因为批判人性论的需要，所里让我翻译了几万字的波兰哲学著作，同时翻译了一批波兰作家论文学的文章（其中有密茨凯维奇的《论浪漫主义诗歌》），发表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四辑上。和孙老约定的《塔杜施先生》的翻译，我利用回京的间隙时间，前前后后译出一半的初稿，便撂了下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连看看外文书都要受到批判和禁止，但心里还是憋得慌，总想做点什么，免得以后业务生疏。考虑到当时《先人祭》还没有人翻译，我决定先把它译出来，但只能偷偷地做，决不能让任何外人知道。于是我把草纸裁成两寸宽和五寸长的纸条装订成册，每本都不厚，便于藏匿，不会被人发现。就这样偷偷摸摸地，我竟把《先人祭》的第二、第四和第三部译出了草稿。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易丽君学姐译的《先人祭》第三部，虽是内部发行，但总算出版了，我为之高兴，也就将我的译稿束之高阁了。直到199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世界经典戏剧全集》，主编童道明让我负责其中的东欧卷，我选了六个剧本，把《先人祭》摆在首位。我先用了易丽君学姐译的第三部，后来得知她还译了第四部，又请她把译稿给我，因为她还没有译第二部，于是我把自己译的第二部的草稿找了出来，加以修改整理，终于使《先人祭》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应邀撰写一本密茨凯维奇的评传，虽然当时工作的头绪很多，翻译方面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显克维奇的小说上，但我还是努力阅读了密茨凯维奇的全集和有关的评论著作。由于引文需要，在准备和撰写评传的过程中，我便把密氏的许多诗译了出来。那时我并没有出单行本的考虑，一是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在1980年再版了孙用先生主译的《诗选》；二是出于对这位良师和长辈的尊敬，我也怀疑自己很难超越他的译本；三是那时还没有重译的风气。直至90年代初，我才开始有要出一本更完整的密茨凯维奇诗选的念头，尽量把他的短诗收集进去，并拟订了一份要选入的诗的目录。1994年访问波兰时，我拿这份目录征求一位波兰教授的意见，他认为，供外国一般读者看的诗选，只需选一些代表作就够了。但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中国读者一个更完整的版本，以能更好地了解这位伟大的诗人，于是参考了俄译本和英译本后，我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于是有了现在这本书的面目。其中，所选的短诗篇目几乎要比孙老先生的那部多二倍。由于我事先没有和出版社订立合同，这样就不用急着去赶任务了，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完成本书的翻译。
在这个译本中，有早期著名的《歌谣和传奇》，正是这些诗篇的出现，才使波兰文学进入了一个浪漫主义新时期。我也选了一批反抗侵略、反对封建专制、充满民主思想和爱国激情的诗篇，它们体现了鲁迅说的“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密茨凯维奇的十四行诗名闻遐迩，由《爱情十四行诗》和《克里米亚十四行诗》组成，这些玲珑剔透的短诗，特别是后者成了这种体裁的不朽之作。我还选了多首爱情诗，代表着诗人的不同风格。密茨凯维奇后期主要从事民族解放运动和政论写作，诗歌创作较少，大多短小精悍，这里也选了几首，读来另有一番滋味。
两首长诗的翻译上我所花费的功夫特别多。《格拉齐娜》是诗体故事诗，这是由英国的拜伦和司各特所创造的一种诗歌形式，它和古典叙事诗的区别在于作品的故事情节只选择几个重要场面而不强调连贯性，以及强调人物的心理描写，把多种艺术手法融为一体。为了掌握这种形式，我阅读了拜伦的所有中译长诗，对《格拉齐娜》的历史背景也进行了一番研究，尽量使我的译文能更加忠实可信，传神达意。《康拉德·华伦洛德》则特别优美也特别难译，它是历史性的，但包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号召波兰人民为祖国的自由独立而战。这部长诗不仅情节曲折，人物命运坎坷，还采用了许多倒叙和插叙的手法，设下了许多悬念，交替使用叙事诗和抒情诗的形式，把赞歌、民歌、歌谣、对话、对唱相互穿插，融多种体裁于一体。其中有的句子格律严谨，有的句子很长，韵律自由，很难驾驭，我经过反复的修改，终于让自己较为满意地译了出来。
诗歌翻译是很难的工作，要做到神形兼备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尽管五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探索和追求，但由于才疏学浅，不免有所纰漏，敬希读者和各界书友批评指正。
林洪亮
2016年7月4日于北京农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