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英国作家兼物理学家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1956）以来，两种文化问题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groups）……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1]。斯诺的两种文化是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主要关注文化主体的集团化趋势。
表面上看来，两种文化问题似乎与中国无关。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的两种文化与西方两种文化相比，的确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已经卷入到了世界文化语境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主客一体化，自身并没有分化出两种异质的文化形态，所以并不存在西方历史悠久的两种文化问题。但是，近代社会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十分明显，中国的两种文化问题逐渐显现。
中国两种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两条不同的路线。人们较为熟悉的是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历史更为悠久，影响也更大。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梁启超后期的文化转向，再到新文化运动和科玄论战，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心态和意识，一直从未中断。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胡适、林语堂等。但是，还有一条路线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却存在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这条路线主要是在西方两种文化的框架下进行的，可以称之为准西方的理论路线。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有：王国维、鲁迅、郭沫若和丰子恺等。当然，科玄论战也存在这条路线的影子。而梁宗岱论两种文化可以作为对这两条路线的阶段性总结。
一、西方两种文化与中国两种文化比较
西方两种文化是其传统文化自我嬗变的历史过程。大致来说，西方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体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两种文化”的发展历程。在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学问[2]，也就是一种人文文化，那时两种文化是一体化的。人们可以得到对自然万物认识的自由，同时这种认识本身没有任何现实功利性。而后，在漫长的宗教时代，人文精神的宗教化排挤了科学理性存在的地盘，人文文化一统天下。
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两种文化又开始重温昔日的“姻缘”。这时候，西方文化哲学史上出现了著名的“笛卡儿的断裂”[3]。科学文化的话语权冲破了人文文化的包裹，两种文化的分化成了必然的历史势趋。人类认识模式的主客体分离，终结了西方两种文化的“蜜月期”。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将自己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类的文化存在也随之改变，科学文化具有了一统天下的王者之气。然而，新兴的王者（科学文化）与没落的贵族（人文文化）之间的斗争与对话，却没有因此终结。全球化时代西方两种文化的分离，逐渐演化成两种文化危机，成为了当今人类所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
而中国两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像西方两种文化的历史那样波澜壮阔，蔚为大观。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自生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基因。各种原因，众说纷纭。李约瑟从中西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比较的角度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一种类似西方的“化约”思维能力。比如，西方文化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原子论，而中国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化约不是太抽象，就是太具体。前者如阴阳之说，后者如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均不是真正的化约行为。当然，还有人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不一而尽。总之，学界一般公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家的主流文化均是与科学文化异质的文化体系。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出现类似西方两种文化的发展过程。
但是，随着西方文化尤其是科学文化涌入到中国，中国两种文化问题就难以避免。一般认为，鸦片战争之后，科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冲击才是真正的开始。然而，就像台风席卷之前往往伴随着零星的小雨，中国人一开始把科学技术误认为科学文化的中心。所以，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一开始并没有抓住西方科学文化的核心精神。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如此。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大批留学生回国之后，他们将西方两种文化的更深入认识带回中国文化界，西方文化的风暴彻底摧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防线，西方科学文化的“台风”才算是正面登陆中国广袤的文化大陆。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就是西方两种文化的“台风”中心。所以说，中国两种文化必然伴随着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路线。事实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卷入的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文化，还有西方的人文文化。理论上，中国两种文化的发展就会呈现出两条路线，即两个“ZXF”（在“准西方”和“中西方”的拼音中，声母缩写完全一样）。第一条路线是沿着西方两种文化发展的轨迹前行，可以称为准西方理论路线。但这需要深厚的西方文化修养，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王国维、鲁迅、陈独秀及丰子恺等当属此类两种文化路线的实践者。本书把第一条路线概称为王国维路线。第二条路线是西方两种文化的本土化过程，即实践路线。当西方两种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大陆的时候，中国两种文化的发展必然呈现出新的形态。因为西方两种文化在中国的命运完全不同：西方科学文化来到中国，人们虚位以待；西方人文文化来到中国却要和本土文化争夺位子。所以，第二条路线较为复杂。
由于上述原因，第二条路线较又会呈现两条不同的子路线：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的比较，梁启超、玄学派、胡适、科学派及林语堂等当属此类；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文文化的比较，梁启超和林语堂等这方面的论述较多。当然，第二条子路线常常和保守派混淆，也不构成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主流。第二条子路线的典型代表应该是梅光迪等新古典主义。本书把第二条路线统称为梁启超路线。两条子线在第二条路线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第一条子线是主线，第二条子线常常是副线。
当然，上述中国两种文化的两条路线，不过是历史脉络的梳理，不应该过于绝对化。而且，就某个人而言，也只是在其某个阶段或某个时期，他的两种文化思想的主要呈现。作为第一条路线典型代表的王国维学贯中西，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不可能仅仅局限在西方两种文化体系。只是在局部的某个阶段（30岁之前），其两种文化思想主要是沿着西方两种文化的思路前进。鲁迅也是一样，其早期的两种文化思想具有显著的西方背景。而科玄论战更是常常在两条路线之间滑动。
路线的代表梁启超也是一样。梁启超前后文化思想差别很大。人们总以为其对科学文化的态度变了。其实，与其说梁启超对科学文化的态度变了，毋宁说其对人文文化的态度不同了。其前期中西方文化比较主要是沿着第一条子路线前进，而后期主要是沿着第二条子路线前进，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当然，第二条路线的两条子路线更是相互交织的，对梁启超后期而言，有时还真的不能断定是哪条路线。因为两条子线是完全可以相互共存的。所以，我们所谓的路线往往是就某个人某个阶段文化思想的主流而言，而非全部。
二、中国两种文化的王国维路线
中国两种文化的王国维路线是中国文化先驱在对西方两种文化学习、理解与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条线形成的基础是对西方两种文化的自觉研读。西方两种文化建立其文化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科学文化的理性、客观性、物质性和规律性等，与人文文化的感性、主观性、精神性和意志性等，针锋相对。所以中国两种文化的准西方理论路线，一般都纠缠于理性与感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物质性与精神性、规律性与意志性等的二元对立。
王国维毫无疑问是中国近代对西方文化思潮尤其是哲学思潮把握最为精准的先驱，构成了中国两种文化第一条路线的萌芽。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尼采等西方近代大哲的影响。康德的三大批判、叔本华的意志论、尼采的强力意志以及其他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王国维文化思想的发展与变化。王国维的“可信”与“可爱”之辨[4]实则是文化主体的感性与理性相冲突。其论经验感知与理性逻辑之异，则集中于两种文化的思维方式。科学知识与艺术知识的区分，则在为两种文化谋求互不侵犯的地盘。而物质文明与精神追求的共存则指向人类文化的价值意义。
而科玄论战（1923）的核心主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毫无疑问，科学来自西方两种文化的阵容。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现代科学文化的基因。而人生观问题则既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也蕴含于西方人文文化。所以，在科玄论战中，中国两种文化发展的两条路线实际上同时共存，而且相互交织。一条路线是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路线，像张君劢等玄学派最为明显。另一条路线是科学文化与西方人文文化的准西方理论路线，典型的代表是陈独秀的唯物史观。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完全来自西方文化的土壤。而丁文江等科学派实际上在两条路线之间滑动，故而他们的观点也是论战双方最为松散的。问题的结症不在于丁文江等对科学文化理解不透，而是他们的人文文化立场常常在中西之间徘徊。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观显然差异甚大。
鲁迅为什么没有卷入科玄论战？这是令人费解的一个问题。最好的解释是鲁迅早期已经思考过科玄论战的主题，并且走在时代的前列。鲁迅早期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又倾心于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存在哲学。所以，鲁迅早期论两种文化延续了王国维的准西方理论路线，很少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掊物质而张灵明”[5]与王国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一样，显然跳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客体一元论思维，采取了西方两种文化的二元论立场。鲁迅早期论两种文化是中国两种文化王国维路线的继续发展。
不得不提，中国两种文化的王国维路线还存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异生形态——科学文化文学化或人文文化科学化。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与文艺主张是科学文化文学化的代表。郭沫若的科学文化成为了其诗歌创作的想象意象——把工业文明的烟囱想象成“黑牡丹”，把近代文明称作人类的“严母”[6]。郭沫若并不是西方文化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而是对科学文化的浪漫想象，充其量更像是中国传统文学的表现主义。而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和实验主义文学观，则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理论的科学化。
丰子恺论两种文化教育，是王国维关于人类文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追求的进一步发展。丰子恺的艺术“安慰”作用论，几乎和王国维的“慰藉”说如出一辙。丰子恺的“艺术救国”论，也十分近似王国维的“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7]的观点。可见，丰子恺论两种文化教育也可以视作是中国两种文化王国维路线的继续发展。
本书把梁宗岱论两种文化作为中国两种文化问题的阶段性总结，主要是出于三方面原因考虑：一是梁宗岱更多关注西方两种文化的相互促进作用（林语堂也有这方面的洞悉），“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8]。诗之真是对两种文化文化之真的综合。同时，两种文化精神是相互联系的，尤其是人文文化精神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二是梁宗岱亦坚持了中国两种文化的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当然是以肯定西方来映衬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其实，林语堂论两种文化也坚持了两条路线，甚至比梁宗岱要系统得多。但是，梁宗岱论两种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最后一条，即比英国人斯诺早十多年提出了“两种文化”问题，可以视作对中国两种文化的阶段性总结。“大体来说，我国底文科学生不独对于科学表示厌恶，就是对于音乐绘画雕刻一类的姐妹艺术也很少感兴趣；在另一方面呢，一个自命为心理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可以毫无愧赧地质问外国文学系底‘欧洲名著选读’一类的课程有什么用处，一个自命为经济学家的把研究文学的看作废物”[9]。
三、中国两种文化的梁启超路线
其实，中国两种文化的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更为明显。正是由于中国本土文化缺少科学文化的因子，所以中国两种文化必然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这就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科学文化的认识；二是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定位。尤其是前者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两种文化的发展史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后者又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中国对科学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从“技”到“道”的转变。在鸦片战争前后，人们认可科学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技术。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既有学习西方之长的自觉，又有不屑技术的传统思维。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一样，并未触及西方科学文化的核心精神。严复的“黜伪而崇真”，则逐渐把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识提升到“道”的层面上来。中国两种文化的形态开始有了萌芽之势。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彻底摧垮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将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的萌芽完全扼杀了。
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的萌芽应该是梁启超后期的文化转向。他在游历一战后的欧洲之后，发现了西方科学技术成为了人类战争的帮凶，史无前例地提高了战争的破坏力。“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10]。梁启超的科学文化“心影”逐渐破灭。他沿着第二条子路线（中西人文文化比较），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意识到其应有的文化位子。其“趣味”主义人生观完全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梁启超又在第一条子路线（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中，更加巩固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必有现代价值的信念。梁启超后期的文化思想为后来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的主张做好了铺垫，所以，胡适一直认为梁启超才是玄学派背后的“老板”。“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国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11]。
科玄论战是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的真正开端。科玄论战双方实际上都有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内在冲动。当然，两者又有区别：科学派沿着第一条子路线，认为科学文化无所不能；玄学派沿着第二条子路线，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文文化的相似性特征，坚信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文化位子。张君劢伴随着梁启超游历欧洲之后，受到了西方两种文化中人文文化局部兴起的影响，在拜访了多位西方现代文化哲人之后，逐渐坚定了“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信念。“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12]。这个在西方两种文化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仅就辩论本身而言，科学派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位子。令科学派庆幸的是，这场论战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语境弥补了他们论辩的不足。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标签之一。他沿着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第一条子路线前行，而对第二条子路线却避而不谈。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3]，践行了现代科学文化的核心精神。其实，他的全盘西化论主要是针对科学文化而言。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胡适的革命性并不如陈独秀那么彻底。他的整体文化策略是在中西方文化之间推行单向运动，即用科学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所以，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14]的文学进化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利器。而其实验主义文学观又致力于新文化的建设。两者一破一立，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路线上，呵护并孕育着中国现代文化的新生。
林语堂的“两脚踏中西文化”将中国两种文化的第二条路线，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他既有西方两种文化的视野，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通透认识。他像梁启超一样，表面上经历了对西方科学文化心态的翻转。他立足于西方两种文化批判科学文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却又并不否定其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他立足于西方的文化视野，坚持了心物二元论的立场：“肉眼看不到的，必须用心眼来看”[15]。而在意识到西方的人文文化并不足以成为控制科学文化的缰绳之后，林语堂就把这一任务又交给中国传统文化，至少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部分承担这一职责。“西方学术以物为对象，中国学术以人为对象”[16]。林语堂与其他文化哲人最大的不同，是其在西方文化世界中推广中国文化的“独特产”。所以，林语堂的两种文化路线真正实现了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双向互动，可以视为中国两种文化第二条路线的阶段性总结。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两种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但是依然是在沿着上述两条路线前行。一方面，是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遥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或者脚踏中西方文化之间，却又未能涌现出林语堂式的文化巨人。另一方面，中国两种文化的王国维路线发展十分迅速。中国文化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准西方理论路线前行，又辅以中国化的实践路线，成就斐然。同时，当国门重新打开之后，西方的哲学文化思潮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涌入中国大陆，曾经沉寂了很久的王国维路线又活跃起来了。
中国两种文化的两条路线，就像一对孪生姐妹一样，一直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文化建设不能回避的文化语境。如今生态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几乎得到了全社会的共识。而文化建设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既有立足于传统的继承，又有着眼于当下的创新，绝非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不及此”[17]。所以，中国生态文化建设应该是沿着中国两种文化两条路线的继续发展：既要跻身于西方两种文化的世界性话语之中，又要有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中国特色。两种文化下的生态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