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同学七年级的时候，考试得过一个3。这实在让我吃了一惊。德国的3相当于中国的七八十分，对于他来说，是创纪录的坏成绩。于是我很严肃地跟他探讨是怎么回事，他说主要是因为他们最近换了个数学老师，这个老师喜欢给大家打低分，他这个成绩在班里还算好的。我拒绝接受他的解释，说数学一是一，二是二的，你做对了题，老师有什么理由给你低分呢？
这话说了没几天，我就接到召开紧急家长会的通知。这次家长会的主题就是数学课。这样的家长会是由家长发言人召集的，家长发言人每个学期选举一次，每次选两个，一般都选那些时间比较宽裕，也比较关心学校的家长们，而这些家长的孩子一般都是功课不好的那种。或者说，就是因为自己孩子功课不好，那些家长才最关心学校的风吹草动。
家长会一开始，那几个功课不好的孩子的家长就开始向数学老师发难。听了半天我才明白，数学老师是从美国回来的，比较年轻，据说他上课时根本没有充分准备，好信口开河，而且出的考题和孩子们学的进度不一致，等等。我估计这几个家长的孩子数学成绩都不及格，所以她们都气急败坏。
被邀请列席的班主任不说话，很虚心地做着笔记，说把大家的意见都记下来，转达给数学老师。
家长会继续开下去，最终开成了一个对数学老师的声讨会。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不喜欢这个数学老师，更换老师的呼声越来越高。
其实我也有理由不喜欢这个老师，因为他给了果同学数学有史以来的最低分。可是听来听去，听得我渐渐反感起来。我想，这些家长仗着有钱有地位，明明是自己孩子功课不好，却把责任推给老师。一个年轻的、美国来的老师，对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学校来说实在是一股不可多得的新鲜力量。就是人家刚开始有点不适应，也犯不着这样穷追猛打，万事都是开头难嘛。
不知不觉中，我在心里站到了那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一边。但我也不想犯众怒，就闭上嘴巴，拿定主意不呼应这些人的意见，来个沉默对抗。就在大家一边倒的时候，很少参加家长会的果同学的德国爸爸突然站起来说，他认为这样的批评方式对一个新老师很不公平。他还说，果同学虽然也得了低分，但果同学认为数学老师上课很有意思。对待新老师，大家应该给他时间，以鼓励为主。果同学的德国爸爸从来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但他为了维护那个年轻的教师，宁可得罪在座的所有家长。那一刻我十分感动，心里真为他感到骄傲。
接着，班里最好的学生约翰·纳斯的妈妈也站起来，她是个教师，她说：作为一个教师，她认为家长们今晚的做法很不妥当。大家应该讨论的是，怎么帮助这个老师上好课，而不是吹哨子换人。
因为有了反对的声音，会议就出现了僵局。僵持到半夜，有人提议举手表决。
赞成更换老师的家长们举起了手，像森林一样黑压压一片。只有我们和约翰·纳斯的父母没有举手。这是班里功课最好的两个学生的家长，两票反对虽然无力回天，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一直默不作声做笔记的班主任突然问，她是否可以把投反对票的家长的名字转达给数学老师。我和约翰·纳斯的妈妈远远交换了一个眼色，说：拜托您一定这样做。在德国学校，家长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家长会作出的决议，学校一般都得执行。果同学的数学老师最终还是换了，换了个年纪较大的数学博士。果同学说，其实年轻的数学老师也很好，只是彼此还没有习惯而已。
我告诉他，我们在家长会上投了反对票，虽然我们是失败的少数，但这一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说：“儿子，你一定要帮我们争口气！”果同学大大咧咧地说：“你们就放心吧，哪怕每天换一个数学老师，我也一定考个前三名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