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之初伟大文学的代表会是谁？随着时间的流逝，能留在世人心中的是某个作家，还是这些作家笔下的文字？文字所承载的，又到底是什么？
谈谈这些文豪：
赫尔曼·梅尔维尔、托马斯·品钦、斯蒂芬·金、J.K.罗琳、弗朗茨·卡夫卡等。
让我们先从书开始说起。
现在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存在一定的风险：当我提出的问题得以解决之时，很可能书也就不复存在了。有人会认为，这种必然性近乎可能。但我无论如何都会从书开始谈起，原因有二。一方面，我现在所写的就是一本书，如果所有的书都消失的话，那么我的错误就不会被人发现；另一方面，我在想我们总会用“书”这个词去指代某些内容，即使所指代的新事物和我们如今所说的“书”没有任何关系可言。
语言比内容更能够久存于世。词语比含义更可以经久不衰。虽然，在2015年，黑胶唱片（Vinyl）占据音乐销售份额的6%，但是人们无论何时谈及自己所收藏的音乐时，仍旧会说自己在听唱片、听专辑，（极少数情况下）会说自己在听密纹唱片。对那些从没用过黑胶唱片进行录制的音乐来讲也是如此。直至1948年，所谓的密纹唱片才进入公众视野，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市场化，然而整个概念仍旧用“唱片”这个词来描述。由于书的历史比前者更为悠久[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就已问世]，即使将来“书”沦为一组粒状数据，直接注入人的大脑皮层，我们很可能仍旧会使用这个词。我们也有许多与“书”相关的辅助形容，比如“他只会读书”“她是个书虫”“连猪都不会放过他”[5]。许多人把纸质书当作艺术品放在家中，要想让美国国会图书馆从地球上消失，恐怕只有用原子弹才行。虽然可能在遥远的未来没有人会买书、看书，但是我们可以（暂且）假设一番：那个时代的人们至少会知道“书”为何物，即书是囊括作家所写内容的集合体。因此，即使将来的作家可能不会创作出现在意义上的书，社会仍然会用“书”去指代他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
（我想向大家保证，本书的余下内容不会像前两段那样繁杂冗长、没完没了。我相信自己不会洋洋洒洒地写下数千字仅仅为了解释为何各种名词不会在文化的碰撞中消失殆尽。很可能，从现在开始我会花200页的篇幅向大家描述“食物”为何物，向大家解释食物是一种我们放在嘴里用于驱除饥饿的东西，并且认为我们将来所说的食物和现在所说的并无二致。这点无法向大家保证。当然，值得宽慰的是，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将此书扔在一旁，而我却不得不笔耕不辍。）
在本书的前几页，我曾提到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即《白鲸》这本书，用于证明人们对书是完全存在误解的，至少在作者生前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认为这是本好书，因为确实有一些人这样认为。但这并非重点所在。这并不牵扯到个人品位问题。在1851年，人们对《白鲸》这本书的观点与现今的观点毫不相关。19世纪的评论家所犯的错误并非是没有读过这本书，而是在其他人对这本书如何评定方面产生了误解。因为，每当我们分析过去时都会提及上述内容。同时，当我提到“其他人”时，我并非特指1851年的文学领域，而是贯穿整个时间轴，包括那些1851年的评论家无法触及的读者。这就驱使我们去考虑故事结构的重要性或非重要性。
《白鲸》讲述的是一个男人捕鲸的故事。这部小说涵盖了赫尔曼·梅尔维尔在捕鲸船上工作时的亲身经历，因此有人断定，要不是梅尔维尔在船上获得了一手资料，恐怕写不出如此细致入微、入木三分的小说。然而，倘若梅尔维尔过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那会怎样呢？他会不会写一本长达900页的书，向大家讲述捕熊的故事？或者写一本关于爬山的书？抑或写一本关于男妓的书？这部小说中所蕴含的杰出的社会特征与其机械化的调查之间有多少相关性呢？
简而言之，一本小说中的特定主旨无足轻重。一条鲸、一头熊以及一座山之间的差异性微不足道。基调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创作过程中那种刹那间摆脱社会束缚的能力。
“这种想法很恐怖，”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对我说道，“那些我们一贯认为优秀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因素很可能已经缺位。当你阅读一则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好’故事时，会发现世界已经将它弃置一旁。其内部运作和所强调的重点内容已经扭曲变形，以其语调和形式所回答的问题已经不再被我们所提出。高斯曲线（Gaussian curve）[6]认为这就是事实——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安于现状，我们的所作所为会逐渐消逝，失去效力，最终沦为历史遗迹。最近，我读了不少与内战相关的历史。令我震惊的是，几乎每个人都会犯错。即使那些曾经是‘对’的人也会在事件如何寿终正寝方面偏离轨道。我们的未来难以预知、无法想象，即便对于当下绝大多数顶级思想家和作家亦是如此。”
在当下，桑德斯作品中的洞察力决定了他在此次讨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曾于2013年1月发表了一篇封面故事，其标题一目了然，即“乔治·桑德斯写了本年度你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这本名为《十二月十日》的书是一本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多则故事涉及善意的精髓与移情应用等方面的问题。虽然受到全球共同爱戴的作家根本不存在，但是桑德斯在这方面却比其他任何一个美国白人作家更进一步。他从未出版过一部官方小说，这却对他有益无害，他事业方面的洞察力并未受到任何一部特定作品的局限。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有正当理由）认为他是一个极其谦逊、格外友好的人。[7]因此，当《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这篇封面故事之时，当《十二月十日》后来成为畅销书之时，可以断言桑德斯可能、很可能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身居此位的人是位无可非议的善良之士（而不是那个我们勉强承认比一般人稍微好点的笨蛋），这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如果在21世纪之初乔治·桑德斯成为阐释美国作品的历史性人物，这样一来似乎对每位参与其中的人大有裨益。
然而，无法抗拒的是，此种观点稍纵即逝。一个做些不同寻常之事且被视为非凡之人的人要永远在文化层面占有一席之地，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艺术史从未这样运转过。事实上，似乎我们对那些令人震撼的天才的识别能力反而会使得未来群体将天才视为永恒的可能性受到局限。
“睿智、新颖或者仅仅个人化的观点处于何种（不足）阶段？”桑德斯继续说道，“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过时的内容，其自负过于扭曲，尚未对古老睿智揭竿而起，或者仅仅开始以一种自我放逐的赤诚对抗真理的内在观念。1863年的一些粗鲁之人极力重复着自吹自擂、自我保护、奸诈狡猾、迂腐老套的事情。在阅读林肯或者道格拉斯相关内容时，这些废话是多么空洞乏味。一想到这辈子我都在说些这样的话，我真的就开始担心起来。”
我想再次在此想象一下，桑德斯因其过分谦逊而受到嘉奖，我也希望他凭借自身纯喜剧天赋而获得回报。然而，我怀疑，未来并不会受到这两种品质的支配，而是会受到关乎一切、迂回演变的标准的控制。在我们为保护这些与现存群体息息相关的当代书籍所做的努力化为尘土、灰飞烟灭之时，开始思考作品自身品质已是无望之举。尽管品质在争论收尾之时举足轻重，但是在争论之初却并非如此。争论开始之时，未来世界将会是何种面貌则显得尤为重要。自那时起，你就会逆势而为。
2.
“我所能告诉你的是，百年之后的人们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选出的百位优秀作家仍旧会像我们如今所选出的那样，都是异性恋的男性白人且单一文化，对此，我深表怀疑。”这是朱诺·迪亚斯（Junot Díaz）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所说的话。迪亚斯是位美国多米尼加裔小说家，曾是2008年普利策奖以及2012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坦率地讲，由于霸权主义所造成的盲点，对于现在所创造的艺术我们知之甚少、难以衡量。鉴于此，如今我们的评判标准并不公平，偏袒白人、男性、中产阶级、异性恋者、单一文化，和白人至上主义一并堕落腐化，这对于洞察、理解该领域所发生的事情百无一用。谁能怀疑未来将对此进行改进？毫无疑问，在被认为真正文学的边缘地带，未被公认的‘卡夫卡们’正辛勤劳作。他们往往是穷人、妇女、同性恋或者有色人种。”
迪亚斯是一位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他涉猎范围广[其处女作是关于一名超重怪人的故事，名为《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是BBC评选出的21世纪最伟大的小说]。迪亚斯看待社会的方式以及其刀枪不入的论证并未出乎意料，而是他的世界观不断引人入胜：在没有触及这些特定观点的时候，你无法从宏观角度探讨文学经典。《纽约时报》公布2014年百部值得关注图书榜单时，有几个读者注意到正好有25部男性写的小说、25部女性写的小说、25部男性写的非小说书籍和25部女性写的非小说书籍。这有什么问题吗？对此我毫无疑义。但是，这反映出现代量化艺术的评判标准：评选过程的核心为要保持代表的绝对对称性。这是一种审美优先原则。的确，我们正着手处理毫无意义的抽象问题——榜单被称为“值得关注的”（这与“最佳的”截然不同），某些作者与榜单制定者间的关系使得该评选趋于政治化。每年评选所强调的书籍昙花一现，其所包含的真实价值让人一头雾水。然而，随着出版业的日益紧缩、保守孤立，《纽约时报》的“百部值得关注的”榜单仍旧成为美国集体批判性鉴赏的标准。这也是按照男女比例完美地进行25:25:25:25划分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如果表示）值得关注的小说中有26部出自女性之手，这难道就不可能吗？或者，会不会在这百部作品中有27部是男性作家写的？[8]我认为，一个客观、无性别的评判小组把2014年出版发行的所有书都看了个遍，并在《纽约时报》上得出了一致结论，这种可能性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完美的统计对称仅仅是种可能。但是，没有一位公正之士会认为确有其事。理性的人都知道这种对称只是为了良心所安，他们明白这个特定结果要么会使得榜单的真实价值稍微失效，要么会令榜单无形价值略有提高。（我认为也可能同时存在上述两种可能。）无论是哪种情况，有一件事却显而易见：对于何为经典的思考方向正在发生改变。迪亚斯曾被人感觉是“备胎”的观点如今正变得根深蒂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某些关键性的结论便不再站得住脚。
让我们来假设一番：2112年的某个人正在回首21世纪之初，试着推选出该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
让我们假设迪亚斯的关于当代文化的看法早已演化成标准观点，我们承认未来的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旧的评判标准“失之偏颇，向白人、男性、中产阶级、异性恋者、单一文化倾斜”。当这种演化逐渐蔓延之时，有一种评判结果是不可能（将来也无法）发生的：“你知道，我在浏览所有这些候选人时，便有意识地把性别、种族以及收入水平全部纳入思考范围之内。我努力采用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主导阶级享有特殊待遇的方法。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品钦（Pynchon）、德里罗（DeLillo）、弗兰岑（Franzen）这三位脱颖而出。事实上，巧合的是，他们都是白人男性作家，而且都是异性恋者。”如果你把文化多样性视为重中之重，你则无法把金字塔顶端的人视为反动分子而排除在外，即使在一些你认为的不可能事件中（因为毫无疑问这类结论都会受到一些你可能从未意识到的社会力量的影响）。以下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即某个时代[例如我们这个时代的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和J.K.罗琳（J.K.Rowling）]最成功的作家背后的纯粹商业推力被视为对其历史地位有力支持的论据。如果你接受商业市场受人为影响而变得不均衡这个观点，那么巨大成功仅仅会使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
这并非是对政治认同的批判（即使我知道人们会这么认为），这也不是试图减少那些从文化上与老作家风格迥异的新作家的作品数量（因为一切写作都具有主观性，且所有作家的重要性也都是凭主观判断的）。我并不是说这样发展下去有失公允，也不是表示不公平的新版本与旧版本相差无几。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此类过程永远都没有公平可言。这就是现实政治：出于未来意识形态重新标定且后代视其为标准规范这一原因，过往的某事某物在遥远未来举足轻重的原因与其在创造之初便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丝毫瓜葛。因为书的存在，尤其是每年有超过200万本书出版发行，这些意识形态的转变难以预测。然而，推测一下为何在更受限制的电影中上演倒是轻而易举。以《黑客帝国》（The Matrix）为例：1999年，该影片首映时，票房大获成功，获得评论家们的好评。该影片具有两大特性：技术（它以三维“子弹时间”的数字技术为主线，在荧幕上动作静止而摄像机继续围绕参演者旋转）和哲学[它作为一种观点的迷幻切入点。该观点认为，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模拟世界。这句话则直接从1981年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出版的《拟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摘录]。而绝大多数评论家都只关注其中一点。如果你现在讨论《黑客帝国》，那么很可能你仍旧会讨论这两大特性。但是，一旦技术沦为历史、哲学成为标准，这部影片又有何有趣之处呢？我做如下猜想：《黑客帝国》由沃卓斯基姐弟[9]共同编写、执导。1999年，还是称为沃卓斯基兄弟，在我写这本书时“兄弟”已经变成了“姐妹。”在《黑客帝国》上映的第二年，哥哥沃卓斯基（原名为拉里，现改名为拉娜）变性成女人。2016年春，弟弟沃卓斯基（原名为安迪，现改名为莉莉）公开宣布自己变性。在这些事件发生时，社会对变性问题的看法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要比现代社会其他任何要素的改变都要彻底。1999年，在任何大众文化领域都不可能发现变性人的案例；而到2014年时，有一部关于变性人观念的电视剧获得了最佳电视剧金球奖。在这15年间，人际文明各个方面均未发生很大变化，但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原名布鲁斯·詹纳（Bruce Jenner）]在推特上的跟帖者比总统还要多（几十年后，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将显著增强——在不久的将来有位变性美国总统诞生，这也不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因此，可以去想想那时人们对《黑客帝国》的印象会受到何种改变：在旷日持久的现实中，电影史学家将重新审视这部商业气息浓厚、由两位由男变女的变性人（那时人们对此一无所知）操刀的动作片。两个世界（一个构建的虚假世界和另一个潜藏的真实世界）的宇宙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忽然间呈现出完全崭新的含义。游走于吞一颗蓝色药丸便处于虚拟状态和吃一颗红色药丸就面对真实自我这两者之间的人物将会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隐喻。从上述预测性的优势考虑，《黑客帝国》似乎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别的突破。它的深思性远远超过了其娱乐性，这也正是某些事物会在记忆中留存而另一些则会消逝的原因所在。
每当我们试图把当前列为过去式来思考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去考虑：必须运用尚未成文的未来价值来分析当前。在我们争论如今所鉴赏的内容是否值得被未来世界纳入其中之前，应该在脑海中先构筑起未来世界。（即使借助药物麻醉自己）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它也并非最艰难之处。最困难的地方是接受那些正在构建却尚未存在的部分。
3.
历史性错误比单纯射错靶子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如果我们假设一位作家以“X”让人铭记于心，但实际上他是更有创意的同辈人“Y”……那么，这就是限定错误。这就像点了一瓶百威啤酒，拿到的却是康胜。对哪一个当代巨头将来终会自成一家进行一番争论是件极其有趣的事情，因为该争执仅仅是对关于哪部商业作品值得注意的现存争论进行再次构建。这是一种以现实为基础的假说。然而，也有其他更难以解析的可能。有的结果更奇怪些（但似乎仍具有合理性），这种结果需要一种辨别真伪的能力。
要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作家在默默无闻中孤独终老，将会怎样呢？
或者，更奇怪的是，如果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作家是位知名人物，但是没有受到任何一个活着的人（可能包括他自己）的高度重视，那又会如何呢？
4.
在对这种事情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进行解释之前，我必须意识到一种反对意见，尤其是我的观点很不正常的时候。要做到这点，我需要借用小说家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所说的话。他在随口引用毛姆的话时说道：“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Somerset Maugham）曾一针见血地评论过。在此我不打算查找出处，而是大概转述一下：‘文学后裔往往在选材时让我们大为吃惊，几乎都从他们所属年代的知名人士中选取[10]，而把不知名的排除在外。’对此，我大为赞同。”
勒瑟姆是位高产的小说家和评论家，也是位非官方馆长，提倡为菲利普·K.迪克（Philip K.Dick）编纂目录。菲利普·K.迪克是位科幻小说家，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任何一位艺术家所体现出的更为重要。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勒瑟姆认为我的预设过于守旧。可能性似乎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但是却无法忽视一种（看似）更加合理的可能，即未来的确会折射出当下的某种说法。我已经关注了梅尔维尔，而迪亚斯则提到过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但是勒瑟姆明确把这两个案例视为无意中证明该规则的例外情况。
“卡夫卡和梅尔维尔这两个例子都很反常，再次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勒瑟姆解释道，“值得弄清楚的是，梅尔维尔并非微不足道，也不是喜欢自行出版的怪人。他是畅销书作者，他的书受到广泛评论和一致认可，以至于他开始逐渐背离所处时代的阅读品位。奇怪的是，所有杰出的作品都是在他没落之后才问世。当时，他的声望大幅下降，在人们的记忆中未能有过片刻停留……卡夫卡通晓复杂的文学对话。虽然他很容易自我拆台，很少完成作品并出版发行，但是他的注意力往往会给同行敲响警钟。如果他活得再长一点，很可能会成为一位著名作家……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人物则要数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这位饱受争议的自行出版狂人了。”
勒瑟姆争论的焦点在于以下两方面。
一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除了乔伊斯、莎士比亚、荷马这样图腾式人物之外，没有谁可以真正被世人永记。
这些图腾式人物是对伟大人物的一种混乱化概括（勒瑟姆写道，“时间是个混账东西，没有人能躲得过”）。
二是即使接受确实存在文学经典这种可能，我们也是在讨论多种多样的文学经典和形色各异的子孙后代。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正是勒瑟姆所称的“竞争断言”：本质上，我们需要经典的唯一原因在于其他人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经典中作家的作品占据次要地位，因为它们现存于今仅仅是出于反驳的目的。
“请允许我试着举个例子，对当前所处情况草率地进行一番猜想。”勒瑟姆在给我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由于这是一封非常有意思的邮件，我打算保留他那些不正规的插入语和拼写）这样写道，“最著名的在世（或刚刚过世）的作家注定会在人们的思想中驻足良久。即使很少有人读这些作品。你可能认为华莱士（Wallace）、弗兰岑（Franzen）、金（King）长期活跃于世。当我们在讨论某一特定时期的法国小说时，所有人都确信司汤达（Stendhal）、巴尔扎克（Balzac）、维克托·雨果（Victor Hugo）确有其人（我确实想按照我所提到的顺序把这两类作家的声望进行一番比较）。除了巴尔扎克这种学校课外作业必读书目外，你知道有多少人可能读过这些人的作品吗？因此，当我回到‘竞争断言’这个话题时——针对那些认为上述作家属于中世纪过后没多久的法国文学的人而言，有些明智之人则会表示：‘让这些乏味的书滚到一边去，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学是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魏尔伦（Verlaine）的天下！’或者也有人会说：‘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书卖得都比这些人多，这你知道吗？’这就无异于表示，‘在千禧年之交，简·斯迈利（Jane Smiley）是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同时，还有人会说，‘我对居伊·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更感兴趣’。这就好比说，我不知道，乔治·桑德斯或者洛丽·摩尔（Lorrie Moore）。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学创作者数量急剧爆发的时代——尽管领域内数量颇丰，但仅有极少部分作品为人熟知，更别提10年、20年甚至22世纪以后了。这一切都会无情地蒸发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一去不复返。”
现在，我不太确定勒瑟姆最后所说的话是大胆推测还是抚慰人心。但从数量来看，很可能这个时代的一切都不会被后世所遗忘，我当然明白这种可能性背后所潜藏的心态。也有一些人认为我们没必要“记住”任何东西，因为互联网可以无限存储，电子书也不会绝版（完全没有必要把任何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归在比其他更重要的那类人中，因为我们都可以平等直接进入这两类目录）。这两种想法都是乐观主义、悲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奇妙混合体。但是，它们却都忽视了人性。即使因工作过剩、领域过大而难以掌控，社会仍旧会享受这个过程。实用性并非战略中的一部分。人们总是回顾过去，试图重新记起那些他们认为是真实的内容，正如我现在展望未来试着洞悉这种逆向工程如何运作一样。特定事物并不会在人间蒸发，即使这些事物不值得铭记于世。
我试着变得理性些（或者至少我脑海中对理性本应为何物的描绘应该如此）。我试图从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中推断出将要发生的事情。当然，这正是素朴实在论切中我的要害所在。我的思维已受局限。如果没有自觉关注我们已知内容的最显著一面，并且下意识地将所有知识潜能无法掌控的一切排除在外，那么我们完全无法预知未来。如果我的核心论点是最好的猜想总是最糟糕的，那么我无法描述百年后所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充足理由证明本年代最重要的作家是位（例如）尚未被认可的来自墨西哥华雷斯的爱尔兰裔亚洲人，他以反对工会的视角讲述移民者的食人行为。这甚至连论证都算不上，仅仅是一连串形容词的堆积。这是一种疯狂的自由。我无法把那些从无名小辈摇身变成重要人物的人逐一罗列，当然这基于如下前提，即该问题的最佳答案应是其他人都没有想到的。那将是疯狂之举。
然而，这种癫狂（很可能）更接近那些为人所知的内容。鉴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怀疑无论被选为21世纪之初伟大文学的代表是何方人氏，他或她在其身处年代都会是无人理会的无名小卒。
因此，在这里，我们试着回答那个原本无法解答的问题：
这个人会是谁？
5.
让我们暂且回到卡夫卡这个话题上来。勒瑟姆表示，卡夫卡获得了许多同龄人的“注意”，尤其是他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布洛德最终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在他死后将其作品出版发行。卡夫卡把他作品的阅读量限定在当地少数群体中，外界传闻这些举动异常滑稽。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刊登在小型的德国文学期刊上，在他过世之前，仅仅发行了一部小说集。这个人并非真正喝着自己的尿在洞穴中生活。但是卡夫卡并未开启过正常的文学生涯，除非你断定“正常的文学生涯”是由死于贫困、厌恶一切、憎恨自我等构成。有些天才饱受磨难、死后无名，而他代表了这种天才的柏拉图式理想。
卡夫卡极其厌恶自己所写的内容，对自己超凡才能自视甚高，这使得他麻痹自我。专横残暴的父亲是他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沉迷性爱却又缺乏安全感。他的犹太特性深深影响了他写的一切内容。1924年，年仅40岁的卡夫卡在维也纳周边的一家疗养院与世长辞。当时没有人在意（就连卡夫卡自己都认为不会声名鹊起）。有人推测90%的手稿都被卡夫卡自己付之一炬。然而，留存下来的10%则成为梦幻小说的典范，甚至他的姓氏成为描述这一特性的代名词。他的小说《审判》（The Trial）所界定的叙事情境将永久留存，贯穿从《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到《大开眼界》（Eyes Wide Shut）再到《不眠之夜》（Sleep No More）的所有类型。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把《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视为“有史以来最具有自传性质的一部小说”，该小说已经铭刻于主流意识之中，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被拍成电影并在音乐电视节目中播放。卡夫卡是经典作家的最简案例，他死时仍旧默默无名。（正如勒瑟姆所说）卡夫卡独一无二的轨迹很可能因其超凡脱俗而难以复制。但是，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在我看来，很可能本时代的所有作家都不会被后人所铭记——然而，如果有人将来受到当前尚未出世者的拥戴，那么这个人想必具有卡夫卡式的品性。当前我们尚未意识到他的存在，这也使得将来认可他的人觉得他超凡脱俗。
那么，这个人可能会是谁呢？
答案较为粗略，看似浅显易懂——“网络上的某个人”。然而，这却缺少了对比这个关键环节。传统网络是让人短期成名的绝佳之所。那些从未出版作品的作家积聚了大量社会媒体关注后必然会将这些追随者引向所出的书或所签约的电视台，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他已经小有名气。如果你深陷正常的网络文化中，那么你或多或少会受到品牌的影响（即使你有意使自己变得怪异迟钝）。就其定义而言，网络写作就是公众写作。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代的卡夫卡想必正在做些异于常人之事。当代卡夫卡应该会在媒体工作，该媒体要么因其传统保守而不受待见，要么因其标新立异而不受欢迎。一种极端是：一位隐士正用一台手动打字机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并收藏在行李箱中，这种场面过于疯狂，常人无法想象。另一个极端似乎更言之有理些，即所谓的暗网（Deep Web）。
在网络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网络（这是搜索引擎无法捕捉到的网络，99%的民众无法使用到的网络），你需要下载一个特殊的代理浏览器才能访问到它。暗网中的一切内容都被加密，浏览起来很困难。“暗网与其说是一个地方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更为贴切，”《黑暗网络》（The Dark Net）的作者杰米·巴莱特（Jamie Bartlett）这样写道，“各个网络黑社会之间彼此分离，但与我们所使用的网络世界相连接。这是个无拘无束的匿名世界，在这里，用户可以摆脱审核监管的束缚，不受社会规范的限制，畅所欲言。”此时此刻，网络沦为了特殊交易的专属场所：贩毒、枪支、卖淫以及最具问题的儿童色情（据估计，80%的暗网访问者与恋童癖密切相关，尽管该数据有虚构之嫌，却能说明真相）。暗网中最广为人知的网站名则是一家名为丝绸之路（Silk Road）的毒品交易市场，该市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于2014年关闭。这并非一般人浏览的网络领域。据我所知，我还不知道那些涉足暗网的人有谁会从新闻猎奇超脱。但是，暗网确实代表了一个可以让某个无名艺术家在其中自我绽放的区域。在这里他可以完全脱离那个可能将其作品拒之门外、嗤之以鼻的主流社会。
这和那些真的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作品的（坦诚的）作家有所不同。如果他真的如此，那么他完全可以只坐在一间黑屋里，想象自己已经截稿。即使厌恨自我的卡夫卡还是把《审判》的副本送给了布洛德并一再要求布洛德把它毁掉。但是卡夫卡也可能意识到布洛德并不会这么做。无论他们可能会做何决定，绝大多数行为失范的作家都不想让自己的作品沦为真空。他们仅仅想控制读者的构成。如果你在常规世界里工作，这样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它却可以在暗网中行得通。[11]一位默默无闻的天才能够创造出一片天地，在这里他或她对其受众有选择权，可以仅仅让那些思想相近、价值观相似的群体欣赏他或她的作品，而把余下的社会群体拒之门外（也不会存在所写内容像病毒般扩散的风险）。在隐秘的数字墙之下，我们的当代卡夫卡与当代布洛德沟通交流，事实上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种互通正在悄然进行。作品本身可能会沉寂几十年，直到暗网（最终）被技术考古学家发现才得以浮出水面。这种与世隔离确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细节。卡夫卡笔下人物K所遭遇的困惑尽管未被世人看作某种建设性的构思，却是在简单、隐秘而痛苦的生活中受困于压抑异化的一种方式。我们深知事实如下：卡夫卡的才华在其所处年代并未受到认可，这终究放大了他那种难以言表的绝望之情。我们相信，他的声音真实可信，因为他（似乎）不会别有用心。他只是落入了万丈深渊。这恰恰是在无人知晓网络版本中写作的定义所在。
故而，这里便是场地所在，我们候选人的栖身之地。
但是，那个人将会是谁呢？他会写些什么呢？
6.
在此，我们与过度思考的榔头首次交锋——根据2013年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一项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这样做事实上对精神活动起抑制作用。这确实存在收益递减的可能性。但是我想自己不得不冒着这样的风险，因为过度思考是弄清那些尚未发生之事对立面的唯一方式。朱诺·迪亚斯不是曾写过4000字的相关论证吗？他断言，我们未来文学经典正是那些我们现在把他们排除于正统之外的这类人的作品。这是会发生的。这样的演变将会出现。这种演变大势所趋，使得对假设异常值的推断雪上加霜。
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岁月中，越来越多的人（至少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秘史”是理解任何复杂事物深层本质的唯一方式：这些鲜少报道的反传统文化记录曾被墨守成规的单一文化所淹没，只有在将来回顾历史时方可重见天日。如今这些内容似乎显而易见——尼克松所推举的“南方战略”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美国中情局对时局动荡的伊朗所发挥的作用，贿赂是如何掌控调频收音机所播出的内容，美国依赖私家车而不是公共交通背后所暗藏的解释等诸如此类——这些事情在发生之际都属于边缘化的讨论范畴。那时，没有人认真看待这些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隐形想法——至少当时被证明是无可辩驳的——逐渐成为主流观点。1980年，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在《美国人民的历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就曾讲述过美国是如何被构建的，如今他所描述的内容不再与传统美国高中历史教科书相抗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不过是一本教科书。这种转变俨然成为习得一切的常规部分。在文学中，曾有一些已经构建的（白人、男性）经典，中学时代的每个人被迫承认这些经典更胜一筹。但是一旦你步入大学——尤其是如果你去了一所收费高昂的学校——你会知晓那些地位同等重要但大多数却被潜藏起来（这样做往往出于非文学方面的原因）的作品。这就是文学秘史。
但是，该过程日益消失（虽然把这一切全归因于网络未免太过简单，但是它确实是主要原因，这点毋庸置疑）。秘史仍旧不见天日的原因在于信息的日益集权化：如果某种观点没有在三家大型网站、主要日报或全国性杂志中被探讨过，那么很难吸引那些从未有意识搜寻不同观点的人的注意。如今，那样的时代一去不返。信息无法集中，因此每种思想在被分散、被接受方面具有同等潜能。搜索“9·11”世贸大楼遭遇袭击事件和吸收那些大量认为“9·11”事件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观点难易程度相当。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4年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放气门”背后并无秘史，因为在上述事件发酵之际广大受众早已公开讨论过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种情节和动机。话语的竞争模式不再“互相对抗”，它们同时并存。这同样发生在艺术界。迪亚斯认为各种文学经典不会再被逆向构建。将来我们无法回过头来重新插入那些已被权威人士忽视的边缘化作家，因为现在的当权人士是多范畴的集合体。一旦那些边缘化的作家崭露头角，就会得到认可。而且，他们边缘化地位也将是有助于其成为经典的优势。
因此，我们从中可以获得哪些关于当代卡夫卡的内容呢？
它告诉我们，当代卡夫卡会是一位完全被边缘化的人物，当前没有人会把他或她那种边缘化的想法视为切实可行的热议话题。
以印第安人所遭遇的困境为例，美国亚文化承受了哪些无法挽回的苦难？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印第安人人口已达1亿，而现在却只有300万多一点，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其中三分之二则被驱逐到50个圈定的居留地内，这些土地绝大多数都没人想要。但是，印第安人基本上都处于“失声”状态，即使在谴责缺乏少数民族代表的言论中也没有话语权。谁是最著名的印第安媒体人物和政治家呢？是薛曼·亚历斯（Sherman Alexie），是路易丝·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还是来自同一个州的汤姆·科尔（Tom Cole）和马奎恩·穆林（Markwayne Mullin）？就此而言，谁是最杰出的印第安运动员、说唱歌手、真人秀明星？可能是萨姆·布拉德福德（Sam Bradford），也可能是现年过七旬的小羽毛（Sacheen Littlefeather）。当奥斯卡评审委员会公布下一届最佳影片提名时，有多少人会不满提名中缺少反映印第安人经历的电影呢？华盛顿职业橄榄球队[12]用“红皮肤人（Redskin [13]）”命名正诠释了这种痛苦，很难发现有人谈论过印第安人所遭遇的偏见。除了《冰血暴》（Fargo）之外，你几乎在大众文化中看不到印第安的身影。每个人都承认它的存在，但这并非大众偏见（至少在那些绝大多数致力于推动印第安话题的白人自由主义者身上并非如此）。他们被边缘化、受到忽视。这也为那些才华横溢的局外人创造了肥沃的土地，这些局外人只有在死后方可获得认可。因此，纳瓦霍·卡夫卡（Navajo Kafka）[14]便是一种可能。
但是，就在这里我们体会到了克洛斯特曼剃刀定律所造成的不安定：在此情境中，我能想到的唯一事实迫使我认为这并不会发生。尽管从现存事实中便可得出合理结论，可是未来却是个十几岁的瘾君子，在前行的过程中会一直胡说八道。无所不在的现实令人不安，但凡在任何涉及代表的对话中，那些未被充分代表的亚文化甚至都没有话语权。就定义而言，他们无法量化。他们是那些（在一般现在时中）仍旧不受欢迎、受到低估、遭到忽视的人。没有人认为这些群体需要保护和支持，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嘲弄、受攻击。他们都是谁？由于这些内容已经在本段中有所陈述，因此我没有资格再说些什么。倘若我试着这样去做，我只会犯错。任何支持他们的言论都会违背我的前提条件。
思想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前许多人都没有受到我们人性化的待遇。这样的人确实存在。因此，要在自己的脑海中迅速搜索到这些人：想象某个特定种类的人、一个政治派别、一个教派、一种性取向或者一个社会团体。这些人并不存在令你心生厌恶的道德问题，但你却不会因在公开场合嘲笑他们而受到责难。
你所想象的内容无非是当代卡夫卡的潜在身份。如果你所虚构的答案似乎完全不可思议，那么这仅仅意味着你很可能回答正确。
7.
这位无法形象化的作者会写些什么呢？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位人士已经写了什么？因为只有在他（或她）匆匆离去之后才会有人对其重要性有所感、有所悟。首要线索可以从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没有国家的人》（A Man Without a Country）所写的“我认为，离开技术的小说只能歪曲生活，和抛弃性行为来曲解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一样糟糕”这句话中推断出来。这本书日复一日地出版发行，在这一背景之下，那种感觉百分之百正确无疑。但是当你试图把这种独一无二的超然之感孤立起来时，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冯内古特写作建议（几乎）无误的原因则与普遍存在的时效性神话有一定关系。有一种误入歧途的信念，这种信念时常受创造性写作项目所驱使，那就是，小说的创造与技术或大众文化过度捆绑在一起，让作品变得廉价，价值日益降低。例如，如果你以苹果平板电脑的使用作为情节转折的基础，那么一旦有新技术模式取代苹果电脑之后，（据说）你的故事也就变得无关紧要。如果你所编写的故事中有一个人物沉迷于观看重播的《欢乐喜剧》（Cheers），那么该剧一旦下架，这种迷恋（恐怕）就会人间蒸发。如果你90年代的小说充斥着莫尼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15]，那么（据说）余下的故事情节则沦为特定年代的历史小说。根据该哲学观的拥护者所言，目标在于构建一个无法追溯至当今世界的故事情节。但是，这种做法愚蠢至极，原因至少有二。一方面，倘若缺少具体特征，则难以产生逼真效果。[16]另一方面，如果你把临时世界潜藏起来，而作品却以某种方式出人意料地留存了下来，那么你曾潜藏的临时世界则成为人们关心的唯一内容。
冯内古特所提到的维多利亚时代便是个绝佳例子。简·奥斯汀（Jane Austen）（一位超越时空的永恒作家）写了关于无性世界的求偶和婚配。结果，这种难以言表的潜在性倾向成为吸引现代读者的主要因素。“当奥斯汀小说中的主人公走进一间屋子开始说话的时候，”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的学者苏珊·兹洛特尼克（Susan Zlotnick）表示，“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些词语了……而非压缩到这些词语中的层层意思。”在阅读《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的时候，读者需要对性进行剖析——如果你大爱奥斯汀，这样的剖析过程则是你深爱她的重要部分。一本书因其文本而受人欢迎，但是真正使其得以永生的则是潜台词。对真正的痴迷者而言，作家未明确表述的内容最后都成为重中之重（因为正是这些痴迷者使艺术得以延续，而他们又是规则的制定者）。以《贝奥武夫》（Beowulf）为例：尽管有关格伦德尔（Grendel）和其母亲的讨论极其有限，但是人们却在无止境地探讨九世纪的英国，故事的本质和渊源以及早期的基督徒是如何看待英雄主义和天谴的。如今，人们对《贝奥武夫》着迷的那些内容并未出现在故事之中。无论2016年有何种文本可以延续到千年之后的3016年，都会和《贝奥武夫》的处境相同。
现在，事情在此变得举步维艰。
一方面，我们必须接受冯内古特所提出的巨大论证。我们都承认的是，重要写作可以找到再现生活的正确方式，这样一来便可有意识地与有意义的时间文化融合在一块（虽然这可能也只是暂时的）。我们当前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争议性。这里有一份看似合理的清单的部分内容……
●网络对日常生活的心理影响。
●普遍接受非传统性认同。
●（似乎定期都有）手无寸铁的黑人死于白人警察之手。
●关于隐私的模棱两可定义。
●对最富有的“1%”的人产生的那种无力模糊的愤恨。
●电视的艺术升华。
●摇滚文化的衰退和嘻哈文化的兴起。
●青春期的延长和成人期的逃避。
●对客观故事的怀疑。
●“9·11”事件后，常态恢复时断时续。
我并非要表示，一部重要著作必须涵盖上述某种观点，或者必须包含一种符合上述清单的思想。但是，它需要将关乎世界的重要内容收纳其中，同时在关键时刻不得不与现代性相关。它没必要写得很好，构思巧妙。一本写得不错、构思巧妙的书绝对“伟大”，但是（在这场辩论的情境中）单有“伟大”二字还远远不够。（那些完全被遗忘的大部头清单往往比你现在读的这本书的篇幅还要长很多）为了克服重重困难，击败时间的无情摧残，这部著作必须给予更多。它必须提供一个窗口，可以通往常人无法通达的彼岸，并且受到判断的保护，即只有这部特定的作品是完成此举的最佳方式。它必须符合冯内古特的要求——反映现实。这就需要写一些关于当下的内容，即使这些内容与明天毫不相干。
但是，悖论在此出现：如果一位作家直截了当地这样做，那么根本不会奏效。
人们并非仅仅喜欢（前面所提到的）“剖析”文学。这是经典化的必经之路（不仅文学史这样，所有艺术形式均是如此）。如果一本书的意义可以从对可感知情节的基本描述中推断而出，那么这个文本的寿命也就仅仅停留在其出版期限内。历史上，杰出的艺术品往往意味着区别于其表面所呈现的内容——同时，如果未来读者无法相信他们正在汲取的这些思想比任何简单逻辑所预示的内容要隐晦，那么这本书便会消失。一根雪茄只是一根雪茄的可能性在文学批评中不起作用，同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放大。按照字面理解，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写的《悲伤的爱情故事》（Super Sad True Love Story）是一本关于媒体异化的书，但它并非真的关于媒体异化。照字面意义，乔纳森·萨弗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的《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是关于“9·11”事件的，因此它绝非真正关于“9·11”事件。当任何一本小说被重新发现并在文化层面得到提升之时，其中部分过程富有创造性：继承的一代需要自己决定更深层次且未获得上一代人广泛认可的主题内容。百年之后，很可能戈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末日危途》（The Road）是阐述媒体异化的最佳小说，然而如今却不会有人这么认为。《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则可能成为“9·11”事件的经典之作，尽管该书比“9·11”事件要早五年问世并且和纽约、恐怖分子以及全球政治关系不大。[17]我们能确信的唯一细节问题则是：对小说的（最终）解释（终究）会与其表面含义大不相同——如果没有这样，那么这本书则不会在将来被追加为经典。
因此，对那些想得以永生的作者而言，这似乎就是把金钥匙：你需要写些关于重要之事的内容，却又不是真正把它们写下来。
我意识到，这提起来像是签语饼（fortune cookie）[18]的忠告。事实上，我怀疑自己所说这些推理读起来有点像徒劳无益的谜语：“这一代最杰出的作家是位你闻所未闻的人士，代表我们甚至都无法认同的亚文化，所表述的一些观点无法预知他们看起来要表达的内容。”这有点类似于中国最好的乐师是一位从未有机会学习乐器的人——即便这是真的，没有真凭实据的理论又有何意义呢？但是，这样看待就是一种错误的方式。我的目的不是反驳传统答案“X”并用非传统答案“Y”取而代之，而是为了用我们思考过去的同样方式来深思当下，完全明白只有当我们触及不包含自己的未来之时，方能大量进行这样的思考。为什么我想这样做呢？这正是（或者说应该是）我们耗费大量时间去思考那些不重要、不切实际、没有必要的事物的原因所在。回顾以往，我们会发现有许多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是那么可笑至极，其原因在于人们下意识地推测现在我们信以为真、优先考虑的内容在将来仍会广受赞同、享有优先，尽管这些推测几乎从未成真。这样的错误一再上演。因此，虽然我们不可能预测未来的重要因素，但我们可以合理预测无论他们（在他们所处的时段）选择何种关心之事，这些事情都会转瞬即逝。这虽然不会给我们提供新的答案，但可以排除那些往往未受到我们质疑的错误回答。
8.
“我想说，本时期最伟大作家不为人知的概率为20%，”《纽约客》（New Yorker）书评家凯瑟琳·舒尔茨[19]表示，“他或她在将来被众人知晓的概率比当前受众人赏识的概率更高，大约占五成。”
舒尔茨一下就可以给出答案，完全不知道这正是我想提的问题。如果给她更多时间思考这个答案，我并不会因她给出截然不同的回答而深感诧异（事实上，在我们长达75分钟的谈话接近尾声之时，我已经感觉到她希望自己在回答问题的第一部分时所提供的数据要略低些，第二部分则高一点）。两组数据都是随意推测的，对于在小酒馆中的闲谈不足为据。但是如果你恰巧在这家假定的小酒馆里，第二部分的数据更有意思。虽然我们不清楚这个人是谁的可能性的临界值是有限的，但是推测哪位平凡艺术家比我们意识到的更为重要的幅度则是无限的。这样的推测训练是整个批判游戏的核心。2015年《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在为埃莉莎·艾伯特（Elisa Albert）的小说《出生之后》（After Birth）写评论时，曾在最后一段说过这样一句话：“毫无疑问，《出生之后》将分流至为现代文学亚经典的‘女性小说’中，但是这部小说却和《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一样举足轻重。”迄今为止，我还未读过《出生之后》这本书，因此我无法对此论断做出评判。然而，多年来我一直是一位付费的评论家，因此我深知我的同行自然而然认为有很多事物会被世人低估，因而往往对他们过高地评价。两者之间无意义地互相更替。然而，关注作品被高估、低估还是等价评估并非我的兴趣所在。我更关心那些尚未被评估的事物，尤其是那些被故意搁置不评的事物。
9.
想象一个重心过低的二维巨型金字塔[20]，每一位现存的美国作家在此都有一席之地，他们都是一块砖。
二维金字塔的顶端则是精英，他们职业生涯的长短、职业意义的共识都证明了其所处地位无可辩驳。
像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这样的作家都处于这一层。罗斯在50年的写作生涯中写了27本小说，其中大多数小说大获成功，并且都受到高度重视。当然会有人不喜欢菲利普·罗斯的观点，认为他名不副实，还会有人对他嗤之以鼻、三缄其口。然而，讨厌他的人会受到那些认为其伟大的人的公然抨击，因为这样的归类不再依附于任何人的主观臆断。这一层的非小说一侧则是像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这样的重要战术家；而威廉·T.沃尔曼（William T.Vollmann）这类作家横跨两侧，地位因其一味莽撞而得到巩固。即使出自这些作家之笔的次要书籍也会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席位，因为一旦你被贴上“伟大”[21]标签，在传记中你的失败之举也会被认为富有启发意义。
第二层是由那些广义上被分类为“伟大”的作家构成，但是这些人并没有为了证明自己地位坚不可摧而长期笔耕不辍。
这里有像詹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和唐娜·塔特（Donna Tartt）这样的作家，外加上大量像塔-内西斯·科特斯（Ta-Nehisi Coates）、乔恩·科莱考尔（Jon Krakauer）和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这样的非小说作家，他们在短期内创作出意味深长、影响深远的新闻报道。如果这些作家一直更新作品（或者碰巧英年早逝），那么他们也会跻身金字塔首层。但是（往往）出于一些自身无法掌控的原因，这鲜少发生。毕竟顶层空间有限。
第三层是一些商业作家，他们值得信赖地出版了大量或者少部分畅销书，一般人们会以他们的书销售量的多少论成败。
这些人偶尔会被认为“擅长写作”，但是很少被认为是伟大作家。他们令人羡慕的同时也会受人忽视。我称他们为“未受到口头评价”：有大量批判性思想向人们解释为何这类小说不值得深思。只有女性购买的这些书容易在这一层获得一席之地。[22]位居此层的还有法律惊悚小说、针对成人市场的青年小说、改编成动作片的恐龙小说以及那些涉及怪异性行为、吸血鬼、与吸血鬼发生怪异性行为或详细描述核潜艇的小说。
位于第四层的是每两三年写一部好作品的作家和引人注目的局外人——一本等同于“伟大”的好书取决于公众的认可度。
他们所写的书往往都是情节巧妙的小说，深入挖掘一些普遍存在却未被开发的素材。这些书遭到疯狂抢购，难免被改编成电影，进而把公众脑海里的那些小说取代。1996年，这样的事情就发生过两次，一个是亚历克斯·加兰（Alex Garland）的《海滩》（The Beach），另一个是恰克·帕拉尼克的《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最近一则案例则是2012年吉莉安·弗琳（Gillian Flynn）的《消失的爱人》（Gone Girl）。这样的好处是作家可以因此而变得富有，就可以一直按照他们选择的方式写下去。而这样的坏处则是人们会通过仅这一次的巨大成功来衡量这些作家余下的写作生涯。
第五层的作者写的好书常常大获好评，但这些书也仅仅停留在好评阶段。这样的作者甚至可能在备受瞩目之处被描述成“才华横溢之人”。
但是这些书的影响甚微，销售量不到15000本。任何感知到的成功不过是媒体的幻影罢了。在数量有限的“粉丝”中（通常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有人认为这些作家被错误地低估了，即便岁月的流逝往往证明这种想法终究会落空。这一层还有一些少数邪典作家[23]，他们只需为一小部分特定读者写书便可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这里有通俗小说家、六七个诗人、倾向关注毒品、艺术批评和阴谋论的非小说自学者以及真正的异教徒。
现在我们到达了最后一层：“评论盲区”。
绝大多数美国作家都处在此层面。出版的现实在于大多数书只是印刷成册。人们创作、编辑修改、推向市场、公开宣传——但也就仅此而已。这些书也只是在名义上受到行业刊物的评论。而只要行业刊物存在，它就专注于评论一切事物（如果这些书受到除此之外的其他关注，那么也可能是正面评价，仅仅因为对一本从未听过的书大肆批判是毫无意义可言的）。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信手拈来，但毫无必要——只要扫一眼自己的书架，就会注意到，要不是你不知何故恰巧有一本这样的书，你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大部分奇幻小说都被归为此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重要的吸血鬼小说、自费出版的回忆录、未疯狂传播的自助书、非淫秽且未经授权的传记和文学色彩很浓的小说（只有孤独的组稿编辑才会注意这些小说，而他们往往因为出版这种类型的小说而被炒鱿鱼）。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书一定糟糕至极，因为甚至都没有公开进行过这样的主观审议。这些书仅仅是书而已。人们在工厂中把这些书印刷成册，放在许多书店以供出售，（设想一下最坏的情况）至少有500个陌生人把它带回家，或者把它下载下来换钱。如果你把作者名字和书名放在一块去网上搜索，它将出现在第一个条目中。可以在一些公共图书馆中找到这些书，但并非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都有它的身影。在写作技巧和封面装订方面，这些书与《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之间的相似性要远远高于差异性，但是主要差异在于前者自出版之初就无人问津。这也使得这些书一旦被人发现闪光处就会变得特别伟大。
因此，这就是金字塔。
如果世界发展合乎逻辑，那么关于金字塔中作家的预测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也会最大可能地完好无损。当缺少其他信息时，一个赌徒不得不选择位于第一层像罗斯这样的作家，正如给今后谁将在世界联赛的100个赛季上获胜下赌注时，任何一个赌徒都会被迫选择纽约洋基队（Yankees）一样。如果你不知道明天天气如何，就会假设明天天气和今天没什么两样。但这样做需要文化停滞不前。它并非简单意味着如今我们汲取、思考罗斯的方式将会一成不变；它意味着我们重视、评定所有小说的方式将依然如故。它也意味着仙逝的罗斯在出生于其逝世之后的第一代学者重新评价中仍屹立不倒，在此种情况下，没有发展的机会，但衰退的感知却占据很大空间（将来没有反对者会公然宣称，“实际上，罗斯比他所处时代的人们认为的要优秀”，因为在那个时代罗斯被视为卓越非凡之人，对此所有人都欣然接受）。他是最保险的赌注。这也是我发现自己处于所想象金字塔的第三和第六层“评论盲区”的原因所在。作为特定案例，他们面临无限可能。但是作为同一类别，他们共享某种反常优势。一方面，他们与不断变换的成功商业概念[24]相隔绝。另一方面，被淹没、未受赏识的英雄存在一种叙事潜能。但是，至关重要的优势也往往是最显而易见的：未被评论的书是中性电荷。厚重的历史并不在那里。它们包罗万象，人们所思所想全被囊括其中，而且不会造成重塑的复杂化。
基于出色的判断力，我做出如下预测：我认为未来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将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种预测有无风险取决于时间轴长短程度。问一问现如今任何一个读《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人，问他们对这个故事有何感想，他们往往会提到这个故事有着惊人的时代感。这表明从本质而言1877年托尔斯泰（Tolstoy）所处时代与当今时代大相径庭，那些过时的细节无关紧要。内心中的一个小我深信这将总是正确无疑。但是正在写这本书的我却对此持怀疑态度。我认为2016年到2155年之间的社会差异将比1877年至2016年之间的社会差异更加深刻，正如从《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到2016年的139年之间的时间鸿沟要远远深于1738年到1877年这139年。这种差异分化的加剧是真实存在，对后代而言，他们与“古”书产生共鸣要比曾经设想的困难许多。《纠正》（The Corrections）的语言和主题将在短短的50年后变得原始且怪异，就像如今人们对《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的感觉一样：尽管这本书将来仍具有可读性，但是这种阅读体验却无法折射出书中所描述的人物经历（因为未来人类的体验截然不同）。
这正是一本处于评论盲区的书所具有的矛盾优势。我们知道《纠正》这本书会讲些什么内容，公众对这本书知识方面的记载将会与书的内容保持一致。将来会不会有某个人对其含义进行重新诠释、改写，进而使之与所处时代更加契合？当然如此。但是，如果用不含预先存在意义的文本呈现同样过程会事半功倍、别出心裁。书就是“书”：一本不受重视、被遗忘的机场畅销书、一本原先名不见经传后被重新界定为有先见之明的杰出回忆录。我们与其让现在（过去）适应将来，不如把现在（将来）塞进当下（过去）之中[25]。而且这样做也不是第一次了。
没有人会严肃对待那些被遗忘的机场畅销书，但是也不会有一本完全不为人知的回忆录，这本书可以被重新定义为卓越和有先见之明的。
与其把现在（过去）装进未来，不如让现在（将来）代替过去。
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做到了。
我确定这些将会发生吗？当然不。我站在确定的对立面，因为其动机比我刚才所表示的更为复杂（我在后面会详细介绍）。但是这种可能性由于无法忽视的缘故更令我觉得言之有理：历史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过程。或者正如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所言，“一系列谎言达成一致”。虽然世界如其所变，但是记忆之中和记忆之外均在我们的构建范围。在未来，人们最终也会这样对待我们。